多重危機下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及前景

【關鍵詞】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黨??中左翼政黨

在國際金融危機、難民危機、疫情危機以及烏克蘭危機的沖擊下，歐洲經濟社會遭到重創，諸多因素同時作用導致歐洲國家多數中左翼政黨在選舉中失利、民眾支持率下降，選民流失到極左翼、極右翼或者選擇棄權，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出現明顯衰落并進入嚴重而長期的衰退階段。如何擺脫困境，是其亟待解決的課題。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衰落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是“馴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團結與平等”，主張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通過國家干預實現收入再分配，利用宏觀調控使經濟發展符合大眾利益，其主要目標之一是建設福利國家體系，使資本主義社會能更加民主、公正和團結。20世紀后半葉，西歐和北歐國家都深受社會民主主義影響，社會民主主義也因此被打上“弱勢群體代言人”的標簽。

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初，歐洲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蓬勃發展。西歐國家的中左翼政黨主動塑造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理念，推動社會改革，對資本主義的弊病進行糾偏，但也確立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改良主義政黨的政治定位。20世紀70年代中期，歐洲國家普遍陷入滯脹危機，傳統的福利國家制度也隨之陷入困境。隨著新自由主義興起，歐洲各國政治氛圍開始“右轉”，經濟政策更加側重效率，面臨選舉壓力和競爭對手挑戰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奉行實用主義，被動接受右翼陣營的部分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張，逐漸偏離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傳統和綱領目標。[1]經過變革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呈現復興之勢，一度掀起“粉紅浪潮”，歐盟15個成員國中除西班牙和愛爾蘭外均由中左翼政黨執政或聯合執政。例如，1997年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憑借“第三條道路”的主張開啟工黨連續13年的執政周期；1998年，施羅德領導的德國社民黨在聯邦議院選舉中獲勝，與綠黨組成“紅綠”聯盟聯合執政至2005年。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及全球化進程直接導致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衰落，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將歐洲社會的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現象放大，加重了底層民眾對中左翼政黨的不滿情緒。盡管2021年部分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曾一度實現“回歸”，但其勢頭在烏克蘭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難民危機的沖擊下再次中斷。歐洲國家的中左翼政黨的民眾支持率持續下降，大多在選舉中失利，其流失的選民轉而支持極左翼、極右翼政黨，部分選民甚至放棄了投票權。

歐盟大國德國、法國的中左翼政黨衰落明顯。2021年，德國社民黨雖在聯邦議院選舉中獲勝，但得票率僅為25.7%，其上一次大選獲勝還是1998年，彼時的得票率為40.9%。由于得票率較低，社民黨只能與綠黨和自民黨組成三黨聯合政府。三黨意識形態差異較大、分歧不斷，加之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對德國經濟和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德國總理朔爾茨上任后社民黨支持率一路下跌，2024年1月民調支持率僅為15%，排在中右翼聯盟黨和右翼民粹政黨德國選擇黨之后。2012年，法國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在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曾以52%支持率戰勝時任總統薩科齊，當選法國總統，但在2017年和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中，社會黨候選人阿蒙和伊達爾戈在第一輪投票中分別僅獲6.4%和1.8%支持率而遭淘汰。在2022年的國民議會選舉中，僅有個位數支持率的法國社會黨不得不與其他左翼政黨組成聯盟參選。法國中左翼政黨在移民、環境、勞動力市場和經濟政策及歐洲問題上，幾乎沒有創新思維，其衰落在很多方面都象征著歐洲范圍內左翼思想的匱乏。[2]

自2010年起，英國工黨在大選中連續4次落敗。工黨和保守黨作為議會中的兩大黨，占得民意支持的七到八成，過去十年工黨和保守黨的支持率均上下波動?！懊摎W”前后，英國工黨支持率變化明顯，近三年來工黨民意支持率不斷升高并顯著超越保守黨成為民意支持最高的政黨。為了增加吸引力，前黨首科爾賓在任時，工黨在經濟、福利、移民和外交政策等問題上保持左傾。工黨現任黨首斯塔默相對走中間路線，注重社會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務，努力打造能引起廣泛共鳴、有說服力的政黨形象，力圖在下一次大選中重新執政。

2022年1月13日，法國巴黎，巴黎市長、法國社會黨總統候選人伊達爾戈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總統競選方案。

北歐四國的中左翼政黨長期主導政壇的地位正在發生動搖。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是瑞典政壇第一大黨，累計執政長達72年，該黨在議會選舉中的民意支持率一直遙遙領先于其他政黨。然而，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后，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在2010年大選中首次被溫和聯合黨超越，其民意支持率也從之前的接近半數跌至30%以下，與溫和聯合黨和瑞典民主黨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在1999—2023年的7次議會選舉中，芬蘭社民黨有兩次得票率第一，其余5次得票率均保持前四，但該黨在關鍵議題上的掌控力下降。2006年，芬蘭社民黨候選人在總統大選中獲勝，但在此后的總統大選中該黨支持率不斷下滑，優勢喪失。21世紀以來，挪威工黨在6次議會選舉中始終保持第一大黨地位，連續執政。但自2021年以來，挪威保守黨支持率逆勢上揚，達到30%以上，而工黨支持率跌至20%以下。丹麥社民黨是歐洲中左翼政黨整體處于衰落中的一個顯著例外。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該黨分別于2011年、2019年以及2022年單獨執政或組建執政聯盟。丹麥社民黨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采取了更為中間派的立場，在移民和融合問題上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立場，以緩解民眾對移民過度享受福利和“平行社會”出現的擔憂。

在南歐國家中，希臘中左翼政黨的衰落是較為極端的例子。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在2009年大選中以43.92%的選票獲勝，成為執政黨。歐債危機爆發后，希臘債權人“三駕馬車”對希臘實施強制緊縮措施，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迅速衰落并失去執政地位，在2015年1月大選中僅獲4.68%的選票。此后其支持率有小幅回升，2023年大選獲11.46%的選票，位列第三。意大利民主黨呈穩步衰落趨勢，該黨曾在2006—2008年和2013—2018年執政，但在2018年大選中遭到反建制的“五星運動”挑戰，其在意大利南部、撒丁島和西西里島的選票幾乎完全被接管。自2008年以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衰落非常顯著，該黨在2008年西班牙議會選舉中以43.9%的支持率排名第一，而在2011年選舉中支持率下滑到了28.8%。在2019年大選中，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重回議會第一大黨的位置，但支持率只有28.7%。為保持在議會中的優勢地位，該黨聯合極端左翼政黨組建了執政聯盟。葡萄牙是南歐國家中的一個例外，葡萄牙社會黨在2012之后支持率基本上保持領先地位，其領導人科斯塔自2015年起開始執政，于2019年和2022年兩次成功連任。執政期內葡萄牙經濟增長穩定是科斯塔連選連勝的主要原因。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陷入困境的緣由

多重復雜因素造成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陷入泥潭，難以重振。這些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結構變化造成中左翼核心選民流失，多重危機引發的社會不平等和貧困嚴重削弱中左翼政黨的吸引力，偏離傳統意識形態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無法“馴服資本主義”，中左翼政黨的“職業化”造成領導層與底層產生隔閡，而卡特爾型政黨發展路線導致與其他政黨政策趨同、模糊了中左翼的標簽。

一、社會結構變化造成中左翼政黨核心選民流失

第一，工人階級的數量減少、工會衰落。傳統上，工人階級是中左翼政黨的核心支持者。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歐洲典型的藍領制造業工作崗位數量逐步減少。德國制造業經常被視為歐洲制造業的縮影，1970—2021年，德國制造業從業人員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從48.8%降至23.57%。[3]制造業從業人數減少必然帶來工會成員數量減少。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除少數國家和部門外（如公共部門），整個歐洲的工會成員數量急劇下降，工會衰落強化了工人階級的自我認同，并影響了他們的投票行為。工人階級出現萎縮后，歐洲中左翼政黨希望能夠吸引中產階級選民，但由于中產階級原本是右翼政黨的支持者，比工人階級更具異質性、流動性，其價值觀念、利益訴求、工作類型以及生活方式也更加多樣，這給中左翼政黨整合其利益關切帶來了難度。與右翼政黨搶奪選民的做法侵蝕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意識形態，中左翼政黨在爭取新支持者和維持傳統支持者時往往面臨兩難境地。有研究發現，在丹麥、瑞典和西班牙，服務業從業人員和生產工人是中左翼政黨的支持者，而在法國和瑞士，上述群體不再投票給中左翼政黨，中產階級才是中左翼政黨堅定的支持者。在德國和挪威等國，民眾沒有明確的社會民主階級意識，中左翼政黨想要同時獲得這兩個群體的支持難度是很大的。事實上，只有英國工黨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在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之間的平衡。[4]

2023年4月5日，芬蘭赫爾辛基，芬蘭總理桑娜·馬林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決定辭去社民黨主席職務。

第二，不同群體的利益對立給中左翼政黨擴大選民基礎帶來困難。吸納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推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延遲退休年齡、促進女性就業、創造多種形式的靈活就業，這一改革浪潮造成非正規就業人數大幅增加。由此，勞動力市場內存在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的“內部人”，勞動力市場外還存在長期處于失業狀態的“外部人”。同時，伴隨全球化帶來的資本自由流動以及與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相關行業生產方式的日新月異，勞動力市場的“內部人”也受到持續沖擊，6%—69%的歐洲常規職業、低技能和中等技能職業正處于急劇變化的邊緣，[5]隨時有可能從“內部人”變為“外部人”?！皟炔咳恕敝g以及“內部人”與“外部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使中左翼政黨常常陷入兩難困境。如果制定符合“內部人”利益的政策，例如實施強有力的就業保護措施，就會損害“外部人”的利益，他們就會將選票投給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或者放棄投票；反過來，如果中左翼政黨提出有利于“外部人”的政策，“內部人”就會將選票投給中右翼或者其他競爭者。[6]

二、不平等和貧困的加劇降低了中左翼政黨的吸引力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所主張的公正、平等并沒有真正實現，歐洲國家的貧富差距也沒有消失。在國際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以及難民危機的沖擊下，歐洲國家的社會不平等和貧困加劇，底層民眾是直接的受害者。

接踵而至的危機對歐洲經濟和社會造成巨大沖擊，歐洲國家勞動者的收入受到很大影響。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2008—2022年德國實際收入指數增長了6.9%，消費者價格指數卻增長了26.8%，[7]直觀地反映就是民眾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質量下降。烏克蘭危機令歐洲能源價格高企，盡管有政府補貼，但能源費用對于歐洲民眾來說依然難以負擔。據統計，2022年，有9.3%的歐盟公民陷入“能源貧困”（即無法負擔室內舒適溫度），而2021年這一比例為6.9%。[8]以英國為例，普通家庭平均一年需支付3549英鎊的能源費用，高達700萬戶家庭陷入“能源貧困”。能源價格飆升反過來造成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高企，2022年歐盟27國通貨膨脹率為9.2%。[9]根據麥肯錫的統計數據，在烏克蘭危機之前，約1/5低收入者的基本必需品支出已占其收入的73%，危機爆發之后，這項支出增加了9%。[10]新冠疫情則擴大了歐洲國家收入不平等、健康醫療不平等和教育機會不平等，導致社會矛盾升級、社會安全感受到挑戰、財富分配制度成為爭論的話題，[11]歐洲福利國家的根基被動搖。

自2015年起持續涌入歐洲的移民和難民則讓底層民眾感覺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公共資源被搶占。首先，本就在勞動力市場邊緣掙扎的弱勢群體面臨更大工資和就業壓力；其次，包括住房市場、學校教育、公共住房和醫療保健在內的公共資源更為緊缺；再次，福利國家的轉移支付面臨潛在壓力。因此，中左翼政黨較為寬容的移民和自由放任的融合政策令其失去了一些底層追隨者，特別是藍領工人對此感到失望。

生活成本上漲、生活質量下降、社會不平等加劇、自身利益受損令本就處于不穩定就業狀態的底層民眾對作為“弱勢群體”的代言人的中左翼政黨產生不滿情緒，他們認為中左翼政黨無法保障其社會權利并消除不平等，一些人轉而支持極左或極右的民粹主義政黨。

三、意識形態出現偏差

吸納新自由主義思想使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偏離了其傳統意識形態。在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其成功秘訣是依靠實行累進稅制和擴張性財政政策。20世紀70年代，西歐國家出現滯脹危機，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福利國家制度陷入危機。在低累積、低利潤的背景下，西歐國家引入新自由主義理念開辟商機，使資本能夠自由流動，這摧毀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為了在政黨競爭中取勝，20世紀末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選擇融合新自由主義理念，開辟所謂“第三條道路”。但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核心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個體競爭優于其他組織形式的競爭，與大多數工人階級偏向社群主義和支持福利國家制度的立場大相徑庭。這一政策選擇令中左翼政黨失去了部分傳統支持者和潛在選民。從某種程度上說，造成目前社會民主主義衰落的新自由主義傾向本身就是資本主義更深刻危機的體現，[12]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既沒有做到“馴服資本主義”也沒有“改良資本主義”，而是選擇與資本主義融合。

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危機，對于中左翼政黨來說，不能再通過放松市場管制來實現增長使選民受益，“第三條道路”宣告失敗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危機也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歐洲中左翼政黨的政治綱領進一步“右轉”，再次與傳統右翼政黨合流，實行削減社會福利、提高稅收的緊縮政策，將危機轉嫁給最弱勢的底層民眾。[13]新冠疫情暴發后，歐洲各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進一步加劇，緊縮政策才有所改觀。在緊縮政策下，無法進行必要的社會投資和維持良好的社會保障，引發底層民眾強烈不滿，助長了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崛起，歐洲中左翼政黨也因此在選舉中連連失利、深陷泥潭?？陀^地說，盡管資本主義危機為左翼政黨提供了“馴服資本主義”的絕佳時機，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均難以拿出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有效方案。[14]

四、內部組織層面缺陷

歐洲中左翼政黨的衰落還與其組織層面的缺陷有關。首先，現在的中左翼政黨不再與工人階級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黨內高級成員幾乎從未在工廠車間、建筑工地或者裝配線工作過，甚至從未體驗過其他任何實體行業的工作。中左翼政黨歷史上興盛之時，許多領導人都是從基層和工會中成長起來的。如今黨內高級成員更多的是大學畢業生或具有中產階級背景，他們很難接觸和動員到傳統選民，對其所代表群體的工作和生活幾乎沒有直接體驗。出身中產階級的黨內精英不了解選民的關切和需求，其政策制定與核心選民的偏好存在明顯脫節。中左翼政黨的“職業化”造成黨的高級領導層與社會底層之間出現了隔閡。[15]

其次，中左翼政黨已經從群眾性政黨演變為卡特爾型政黨，著眼于與其他建制派政黨合作。歷史上，中左翼政黨的成功得益于其階級斗爭、社會團結與公正等原則以及動員工人階級和相關社會群體的能力?？ㄌ貭栃驼h的技術官僚性質則導致中左翼政黨忽視了傳統優勢，重視政權管理的有效性，較少關注與其他政黨的政策差異，與中右翼政黨政策日漸趨同。這種主流政黨之間的合作模糊了其政治標簽，造成選民流失。[16]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前景

歐洲中左翼政黨面對曠日持久的困境顯得束手無策，他們不但遭遇了核心選民的流失，也沒有贏得新選民群體的青睞。歐洲中左翼政黨在思想意識上也沒有做好準備，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從目前看，歐洲中左翼政黨取得以往選舉成績的可能性較小，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經濟態勢限制了中左翼政黨的政策選擇。在多重危機背景下，歐洲國家經濟短期內難有起色，加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地緣政治風險加劇，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國家推行所謂“去風險”戰略，在對外經貿往來中以意識形態劃線，以安全為由對進出口貿易和雙邊投資進行規制和審查，削弱了外貿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德國作為歐洲經濟的火車頭，2023年GDP同比下降了0.3%，其經濟衰退給歐洲國家的實體經濟和進出口貿易帶來顯著負面影響。經濟增速放緩導致歐洲各國中左翼政黨所主張的福利政策難以為繼。無論中左翼政黨是否執政，民眾對不平等和貧困加劇的不滿情緒都會體現在投票選擇上。

第二，政黨格局碎片化阻止中左翼政黨重振。當前，歐洲社會利益訴求復雜化，與之相應，一些主打新議題、新面孔、新組織形式的新興政黨的建立和發展，引發歐洲政黨格局碎片化和政黨譜系多元化。同時，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正沖擊歐洲傳統主流政黨格局。在這種形勢下，陷入衰落的中左翼政黨不得不面對同時被傳統競爭對手和新興政黨分流選票的風險，想要勝選困難重重，有的政黨甚至衰落到必須與其他政黨組成聯盟參選。即使勝出，許多中左翼政黨也不得不與其他政黨聯合才能形成議會多數，進而組建多黨聯合政府。

2023年12月12日，英國倫敦，親巴勒斯坦抗議者舉行集會，呼吁工黨支持巴以?；?。

2023年11月6日，西班牙馬德里，工人社會黨總部前，抗議者舉行集會，反對代理政府對加泰羅尼亞獨立派領導人進行大赦。

第三，中左翼政黨對當前緊迫的政策挑戰缺乏令人信服的答案。福利國家早已建成，社會民主主義的下一個工程是什么？面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衰落，不同國家的中左翼政黨采取不同的策略調整自身政策綱領，包括左傾回歸傳統特色內涵、右傾向新自由主義妥協以及采取左右混合的折中策略，[17]但效果不彰?？傮w看，歐洲中左翼政黨如果在經濟社會領域特別是在公共政策領域找不到更多的立足點，拿不出具有鮮明社會民主主義特色的改進方案，將難以對民眾形成持續吸引力。同時，中左翼政黨對逆全球化、氣候變化、綠色發展、移民、難民、性別等新議題也缺少行之有效的政策主張。

結語

目前，歐洲國家政黨政治碎片化趨勢仍在繼續，中左翼政黨的意識形態空間和選票份額進一步被擠占。例如，在2023年荷蘭大選中，共有26個政黨參選（包括7個新政黨），最終150個議席被15個政黨分食。2024年初，德國出現了兩個新政黨：1月，以“經濟合理性”“社會公正性”和“和平正義性”為基本原則的“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理性與正義”從左翼黨分離出來，自成一黨；2月，宣稱將填補政治光譜中聯盟黨（基民盟與基社盟）與選擇黨之間空白的“價值觀聯盟”成立。新政黨的不斷涌現，反映出傳統政黨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面對動蕩變化的地緣政治局勢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和利益多元化訴求時難以有效應對，導致民眾不滿情緒上升并尋找新的利益代言人。

與此同時，歐洲政治出現的“右轉”趨勢會對中左翼政黨產生直接威脅。面對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歐洲主流政黨曾選擇在選舉政治中對其進行聯合抵制并拒絕與其在各級政府中聯合執政，這種做法被稱為針對極右翼的“防疫線”。但隨著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相繼崛起、政黨碎片化持續，以及民粹主義政黨所表現出的去極化傾向，這種“防疫線”在一些國家（包括意大利、瑞典、芬蘭）相繼被突破，傳統的中右翼政黨選擇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合作。[18]2024年1月，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發布報告稱，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可能導致右翼勢力急劇上升，保守黨和極右翼政黨的聯盟可能會首次出現。[19]歐盟成員國和歐洲層面的政治右轉，將損害中左翼在內政外交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并會對成員國內部和歐洲層面的政策走勢產生影響。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中德合作研究—————————

[1]?吳韻曦：《階段性陣痛還是系統性危機？?——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發展動向和現實困境》，載《科學社會主義》2021年第1期，第74頁。

[2]?Georg?Menz，?ed.，?The?Resistible?Corrosion?of?Europes?Center-Left?After?2008，?Routledge，?2023，?p.12.

[3]?作者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整理，參見：https：//www-genesis.destatis.de/genesis/online。

[4]?Achim?Hildebrandt?and?Sebastian?J?ckle，?“The?shifting?class-base?of?social?democratic?parties?in?Western?Europe，”?European?Politics?and?Society，?Vol.?23，?No.?5，?2022，?pp.579-596.

[5]?European?Commission，?“Employment?and?Social?Developments?in?Europe?2018，”?2018，?https：//ec.europa.eu/social/main.jsp？catId=738&langId=en&pubId=8110&furtherPubs=yes.

[6]?弗蘭克·班道著，趙曉慧編譯：《社會民主主義危機：研究范式與未來前景》，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2期，第171頁。

[7]?作者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整理，參見：https：//www.destatis.de/EN/Themes/Labour/Earnings/Real-Earnings-Net-Earnings/Tables/liste-development-real-earnings.html#56216。

[8]《“能源貧困”大幅上升，全球如何應對？》，國際能源網，2023年12月27日，https：//m.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29976.shtml。

[9]作者根據歐洲統計局數據整理，參見：https：//ec.europa.eu/eurostat/cache/visualisations/keyfigures。

[10]?Olivia?White，?et.?al.，?“War?in?Ukraine：?Twelve?disruptions?changing?the?world—update，”?July?28，?2023，?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war-in-ukraine-twelve-disruptions-changing-the-world-update.

[11]?楊解樸：《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國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表現、原因及影響》，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9期，第57-67頁。

[12]?同[6]，第174頁。

[13]?Bj?rn?Bremer，?Austerity?from?the?Left：?Social?Democratic?Parties?in?the?Shadow?of?the?Great?Recess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23，?pp.2-3.

[14]?伍慧萍：《歐洲社會民主政黨的生存現狀與發展前景：從整體低迷到初現起色》，載《當代世界》2019年第7期，第31頁。

[15]?同[2]，p.13。

[16]?同[6]，第175頁。

[17]?同[14]，第33-34頁。

[18]?林德山：《歐洲政黨政治的新走向與新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年12月28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2/t20231228_5723206.shtml。

[19]?Kevin?Cunningham，?Simon?Hix，?Susi?Dennison，?Imogen?Learmonth，?“A?sharp?right?turn：?A?forecast?for?the?2024?European?Parliament?elections，”?January?23，?2024，?https：//ecfr.eu/publication/a-sharp-right-turn-a-forecast-for-the-2024-european-parliament-el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