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數字化能力研究綜述

趙艷麗　楊柳

摘 要：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業態，逐漸成為經濟發展與技術變革的重要動力，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給企業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對企業自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企業數字化能力逐漸成為當前各界關注的熱點話題，但其相關研究目前仍處于初期階段?；诖?，文章通過對企業數字化能力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和評述，歸納出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數字化能力的研究現狀并對其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關鍵詞：數字經濟 數字化能力 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24）02-041-02

一、引言

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隨著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數字經濟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數字化轉型逐漸成為企業戰略變革的核心。在數字經濟時代，市場競爭日益加劇，“數據”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已經從投入階段發展到產出和分配階段，企業在復雜的、易變的、不確定的、模棱兩可的環境中如何更好地應用數字技術、如何更加合理高效地獲取、分配、整合和重構數字資源都需要其自身更深層次的能力作為支撐。企業數字化能力不僅能夠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同時也是企業在數字經濟時代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前提。因此，本文系統梳理了國內外關于企業數字化能力的一系列文獻，并對國內外現有的研究成果進行了詳細的闡述，這對于探索企業數字化能力未來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國外研究現狀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國外學者對數字化能力的概念界定以及維度劃分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在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Ceipek等（2021）提出企業需要在生產與運行過程中充分認識數字經濟的各種生產要素，從而實現企業結構與數字經濟生產要素相結合，形成企業的數字化能力。Yoo等（2010）將數字化能力的概念界定為企業運用數字工具對產品以及系統進行設計與控制的一種能力。Helfat和Raubitschek（2018）通過研究提出企業的數字化能力是對企業內部資源整合以及對外部資源合理配置的能力，有助于企業適應多變的數字經濟新環境，對企業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Warner和W？ger（2019）經過研究將數字化能力界定為一種包含數字感知、獲取以及轉化的組織能力。Rachinger等（2019）經過研究提出企業的數字化能力是一種動態屬性，即企業將數字技術引入其現有的管理系統，以提升企業產品和服務價值的能力。Thomas和Carsten（2020）以互聯網企業為研究對象，主要從戰略敏感性、改變資源基礎以及數字化檢測三個維度對數字化能力進行了探究。Ajaegbu（2020）從動態能力視角出發，認為企業的數字化能力主要由三個維度構成：數據捕獲能力、連接能力以及分析能力，數據捕獲能力使操作可見并提供有價值的數據，連接能力為服務網絡中交互伙伴的信息傳輸帶來便利，分析能力使企業相關數據和信息的處理更加便捷。Calle等（2020）從數字化能力的應用領域出發，將數字化能力劃分為產品、業務關系以及軟件開發三個維度[1]。Edu等（2020）從技術構成的視角出發，認為數字化能力包含物聯網能力、大數據分析能力和云計算能力三個維度[2]。

當前，國外學者針對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影響效應進行了研究，其研究內容主要聚焦于數字化能力對企業創新、企業績效、競爭優勢、價值共創等的影響效應方面。Drnevich和Croson（2013）經過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有助于企業降低成本，同時幫助企業提高靈活性，進而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的影響。Lenka等（2017）經過理論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能夠降低企業的成本，更好地促進企業為客戶創造更多的價值，是企業形成競爭優勢的關鍵。Gómez等（2017）以制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會通過感知機制和響應機制對企業與客戶之間的價值共創產生影響。Nambisan等（2017）提出數字化能力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動力基礎與基本條件，在提高組織效率、降低運營成本以及建立競爭優勢方面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Khin和Ho（2019）以中小型IT企業為研究對象，提出數字化能力通過正向影響企業的數字創新，進一步促進企業財務績效與非財務績效的提升。Ansong和Boateng（2019）經過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能夠為企業資源的解讀與評估提供有效的戰略支撐，進而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優勢。Annarelli等（2021）指出數字化能力具有強烈的動態特征，可以看作是一種高階的動態能力，并著重提出數字化能力有助于企業感知內外部的機會與威脅，助力數字資源與管理的重新配置。Tindara等（2022）基于動態能力理論研究發現，互聯網企業具備相關數字化功能有助于推動企業不斷優化知識管理的方式，不斷促進企業進行開放式創新，最終形成企業整體的競爭優勢。Heredia等（2022）以27個國家的企業為研究樣本，經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能力只有通過技術能力才能夠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的影響[3]。

三、國內研究現狀

隨著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革命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創新等各個環節產生的巨大影響，數字化能力的概念界定及維度劃分在國內也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能力的內涵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原來有關于IT等技術的動態能力，王強等（2020）指出數字化能力是企業數字化轉型機制的核心，結合零售企業特點，認為數字化能力的核心是數字基礎設施能力、數字化治理能力以及跨越數字鴻溝與陷阱能力。孫忠娟等（2021）基于理論研究與文獻梳理，將數字化能力界定為基于數字技術，感知并適應環境變化，整合資源的同時賦能企業創新的綜合能力，主要包括專有能力與普適能力兩個維度。王永偉等（2022）基于動態能力的視角，將數字化能力界定為企業通過應用數字技術對資源進行獲取、整合、配置以及重構并對產品與服務進行創新的能力，主要包含數字化運營能力與數字化創新能力兩個維度[4]。張忠良等（2022）通過結合制造業企業的特點，提出將企業數字化能力劃分為數字基建能力、數字互聯能力、數字感知能力以及數字分析能力四個維度。李宇和王竣鶴（2022）提出企業數字化能力的強弱是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其對企業的戰略導向非常重要。吉峰等（2022）基于扎根理論構建了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能力的結構維度，認為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能力主要包含四個維度：數字化基礎能力、數字化分析能力、數字化應用能力以及數字化發展能力。方聰聰等（2023）以制造企業為研究對象，將制造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定義為一種將數字技術深度應用于生產、研發等各個環節，通過整合、構建以及配置各種數據資源進而為企業長期創造價值的綜合能力，主要包含數字化戰略能力、數字化資源支持能力、數字化協同能力、數字化學習能力以及數字化安全能力五個維度[5]。朱國軍等（2023）將數字化動態能力劃分為三個維度：數字化機會捕獲能力、數字化生態治理能力以及數字化知識耦合能力。曹鈺華和李晶（2023）認為數字化能力是一種助力企業有效整合與應用數字資源、數字網絡關系以及數字基礎設施的能力，并以價值共創視角將其劃分為數據分析、數字智能以及數字連接三個維度。侯翠梅和蘇杭（2023）將數字化能力定義為企業擁有將新一代數字資源與企業原有資源相結合的動員、部署以及協調能力，主要包括管理數字化能力、人員數字化能力以及裝備數字化能力。

當前，國內學者針對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影響效應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培育并提升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績效、核心競爭力、競爭優勢、組織韌性等具有重要的影響。汪志紅和周建波（2022）經過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漸進性商業模式創新和顛覆性商業模式創新都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王苗和張冰超（2022）經過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能夠及時根據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企業商業模式作出調整與反饋，進而積極的促進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助力企業重塑管理運營模式，在動態環境下提高競爭優勢[6]。侯光文和劉青青（2022）以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為研究樣本，經過研究發現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易加斌等（2022）以互聯網企業為研究樣本，經過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所劃分的三個子維度數字感知能力、數字資源協同能力以及數字運營能力均對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7]。李泓頤（2022）以復雜產品制造企業為研究對象，經過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能夠有效地提高系統中各模塊的信息交流效率并縮短產品開發周期，同時降低企業的成本，進而有效提升企業的創新績效。吳群和韓天然（2023）以平臺型電商企業為研究對象，經過實證研究發現提升平臺型電商企業的數字化能力有助于提升企業經營活動的靈活性，提高企業的風險預見能力以及抗沖擊能力，進一步增強了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的韌性。黃萬穩（2023）經過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化能力是數字經濟時代提升電子商務企業核心競爭力同時促進電子商務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手段。

四、國內外研究評述

本文通過對大量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梳理與總結發現，國內外學者對于企業數字化能力的研究仍處于初期階段，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對數字化能力的概念界定以及基于不同視角的維度劃分，國內外學者普遍認同企業的數字化能力具有多維度特征，但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企業數字化能力的概念界定及維度劃分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結論，未來應進一步基于不同行業特點以及不同視角深入探究企業數字化能力的概念界定及維度劃分。

此外，國內外學者對企業數字化能力的研究還主要聚焦于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影響效應，即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績效、核心競爭力、價值共創、組織韌性以及競爭優勢等的影響，但目前國內外相關文獻數量較少，且數字化能力在不同類型企業的作用機制可能有所差異，因此，數字化能力對于企業的影響效應仍然存在較大的探索空間，未來關于數字化能力對企業的影響效應研究應從不同領域以及不同視角出發對其進行豐富與完善。

參考文獻：

[1]? Calle A D L， Freije I， Ugarte J V， et al.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capabilities on product-service innovation in Spanish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2020， 11（03）： 254-274.

[2] Edu S A， Agoyi M， Agozie D Q. Integrating digit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owards value creation： a conceptual 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0， 16（04）： 37-50.

[3] Heredia J， Castillo-Vergara M， Geldes C， et al. How do digital capabilities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normal”[J].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2022， 7（02）： 100171.

[4] 王永偉，李彬，葉錦華，等.CEO變革型領導行為、數字化能力與競爭優勢：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J].技術經濟，2022，41（05）：109-121.

[5] 方聰聰，劉韜，崔淼，等.各有所長：基于扎根理論的制造企業數字化能力的構成維度與類型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與評論，2023，16（02）：222-238.

[6] 王苗，張冰超.企業數字化能力對商業模式創新的影響——基于組織韌性和環境動蕩性視角[J].財經問題研究，2022（07）：120-129.

[7] 易加斌，張梓儀，楊小平，等.互聯網企業組織慣性、數字化能力與商業模式創新[J].南開管理評論，2022，25（05）：29-42.

[作者簡介：趙艷麗，教授，哈爾濱商業大學商務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區域創新與戰略管理；楊柳，哈爾濱商業大學商務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發展戰略與創新管理。]（責編：賈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