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禮于器：荊楚儀典器用造物研究

摘? 要：荊楚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荊楚儀典器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和視覺符號，蘊含著楚人浪漫的韻外之致。兩者代表了中華文化古代高階的倫理觀念、價值追求和審美精髓。本文從弘揚傳統文化的當代視角出發，秉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指導思想，對器物藝術價值進行剖析與提煉，提取傳統造物藝術蘊含的中國智慧，探尋符合時代要義的傳承與傳播新路徑。

關鍵詞：楚文化；儀典器用；造物精神；文化傳承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楚國禮器造物形態考譯”（SGY-202101）研究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上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根基，也是文藝創新的寶藏?！敝腥A優秀傳統文化是講好中國故事的獨特資源。荊楚儀典器源自獨有的禮樂文明體系，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符號代表，在當代具有重要的文化藝術研究價值。

本文將從荊楚儀典器用的外在表征、內在涵義、傳承創新路徑三個層面進行研究。從“藏禮于器”的概念中提取傳統文化視覺藝術代表性元素，以中國傳統儀典器用的藝術形態、文化內涵和現代屬性為藍本進行綜合研究，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力求為打造新時代中國文化價值體系之行動提供一種新的觀察角度。

一、荊楚文化塑造荊楚儀典器外在表征

由于楚人有著豐富的想象力和獨特的審美觀，傳世的楚儀典器通常造型清秀。銅器常配以精致的紋樣和精美的附飾，漆器則喜歡使用豐富的色彩和流暢的線條。楚儀典器是楚文化的載體，而從楚儀典器中提煉出的文化符號，則是楚文化精神意義的表達。楚儀典器的形制、紋樣和色彩都蘊含了楚人對生命的理解和追求，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崇道

楚儀典器展現了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節律。我們?？吹匠x典器上紋樣中多出現輕揚舒卷的云氣紋、旋轉不息的卷渦紋、昂揚向上的龍鳳紋、鳥獸紋、交錯婉轉的藤蔓紋、花葉紋和草木紋。這是因為楚人認為天地萬物都是由生命元氣凝聚而成的：氣的聚散決定了生死。老子和莊子都是楚國杰出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老子論道，認為萬物都是由道而生的。莊子在《莊子·知北游》中寫道：“人之生也，氣之聚也……故通天下一氣耳?！背送ㄟ^道氣哲學理解生命，將生命看作是不斷變化、生生不息的，這種理念使得楚儀典器與中原地區的儀典器不同，展現了一種生動感，楚人崇尚并追求著“生動”，這是他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的結果。楚儀典器的形態和紋樣再現了楚人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生活經驗、生存意志、生產意向和生活理想，以及他們與原始信仰和宇宙觀相聯系的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靈以及崇拜天象和氣象等的思想。

（二）信巫

楚儀典器展現了一種事死如生的美好希望，深受巫術文化的影響。楚儀典器是在楚地這一特定的人文地理環境中產生的，其形式和內涵都充滿了濃厚的巫術氛圍。在出土的漆儀典器中，鳳鳥紋是最常見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藝術風格。鳳鳥紋與楚人對生命的崇拜相關聯，從文化積淀上來看，楚人認為鳳鳥是永生的象征，能夠指引魂靈升仙，因此在器物制作中以此形象作為裝飾，以期展開再生、轉生的創生意象。

楚儀典器作為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溝通媒介，也是巫術祭祀禮儀中被感應的對象。因此，在楚人心中有著超過日常生活所需的功能意義。因為它們將藝術、巫術和生命聯系在一起，使得這三者成為了一體。在楚人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努力都可以歸結為對生存的努力，他們認為生命是值得尊敬和敬畏的，神秘而無法掌握，因此他們渴望再生，抑或永生。楚人關于生命的神話異常豐富，特別是對鳳的崇拜，他們認為“鳳，這只不死鳥就是再生、永生的代名詞”。這種認知在內核上與楚人對生命的意識相通，后人在考古挖掘中，可以看見鳳紋樣大量出現于楚儀典器中。

（三）飾美

楚儀典器所用的藝術表現了一種熱情浪漫的生命情懷。楚人常常認為，若想取悅神靈并且得到他們的祝福，首要條件就是滿足他們對于美的需求，以美來愉悅神靈。因此，楚人非常擅長以美為核心，以美麗的花草、動人的歌舞、美味的酒食以及精美的器物等輔助方式，構筑起一個龐大的用于供奉神靈的系統。

在追求美娛神的心理支配下，楚儀典器用的造型風格都注重裝飾，不僅形狀奇特華美，紋飾豐富繁華，顏色也絢麗多彩，給人帶來強烈的視覺刺激以及感官享受。而在制作手法上，楚人善于運用鎏金、錯銀、嵌玉、填漆等裝飾技巧以增加器物自身的美感。楚儀典器用中富有紛繁華麗的青銅器、漆木器、玉器等無一展現了楚人崇尚美的性格特點和藝術追求。

（四）自由

楚儀典器還展現了一種追求個性的生活態度。盡管深受周禮的影響，楚儀典器所匹配的形制和等級規定嚴謹，但相比于中原儀典器用，楚儀典器則多了一絲浪漫的氣息。然而，“浪漫”只是楚儀典器用以展現荊楚精神的外在特征，追求個性和自由才是其真正的精神特質。

在一些大型楚墓中出土的儀典器用組合中，幾乎都有一套或幾套青銅鐘磬，鐘磬可以說是楚人最喜愛的樂器，鐘聲雄渾嘹亮，搭配罄音的發聲方式更能表達楚人奔放不羈的天性。江陵雨臺山的楚墓所出土的一件木雕作品，名為虎座立鳳，集壯麗、美麗、奇特于一體。鳳鳥英姿勃發地站在虎座之上，展示了它背部張揚的鹿角和覆蓋天地的雙翅，輕松自如地掌控著周圍的空間。這件作品充滿了運動和流動的視覺狀態，充分展現了楚人追求個性、崇尚自由的藝術精神和對宇宙蒼穹意識的“大象無形”的追求[1]。

二、禮樂文明賦予荊楚儀典器內在涵義

儀典器用從日用器中分離出來，因其具有獨特的社會功能，不是純粹為了感官上的賞心悅目。作為禮制的載體，儀典器用被賦予“禮”的特殊意味，“藏禮于器”，儀典器用是維持“禮”運行的重要載體，儀典器用的形制、數量、使用方式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楚時的儀典器用是物化形式的“禮”，它作為楚文化的載體，自然也承擔了文化傳播、思想教化的功能使命，因此儀典器用無疑就有了“表情達意”的媒介作用和傳播功能，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實現政治教化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將神權和王權合二為一，形成了鮮明的“政教合一”的特征。

楚國政府利用儀典器用進行政治儀式傳播。首先，儀典器用是政治身份與領袖位置的正當性體現。楚人信奉巫，巫師使用儀典器用作為溝通天神的媒介，向天庭傳遞人們美好的愿望與寄托，同時也將神權統治下的政治理念傳達給民眾，將儀典器用賦予了嚴肅的政治色彩和象征含義，使舉國之力得以凝聚。其次，儀典器用實踐祭祀儀式具有“彰禮”之功能，它既是一種顯示禮制的手段，又是一種能有效提高社會教化的手段。如楚人好歌舞，于是楚國便將鐘磬作為代表儀典器用之一，以音樂的宏大效果，營造出一種莊嚴神圣的氛圍，是中華傳統禮樂文化的獨有特征。

以楚國的玉儀典器用為例，“玉”的自身內涵包括：神靈、君子高尚品格、美好事物等象征?！吨芏Y·春官·大宗伯》記載：“以玄璜禮北方?！币馑际怯耔怯糜诩漓胝票狈街竦膬x典器用。楚國的玉璜常見龍鳳形象，如春秋戰國時期出土的透雕龍鳳紋玉佩，一端作回首龍形，龍身弧曲，背穿一孔。另一端為鳳形，喙部連胸，鳳冠上翹，頸羽豐滿，作振翅欲飛狀[2]（如圖1）。龍是君子、圣人甚至君王龍德的象征，崇龍的意向，也是楚人的藝術創作中重要的標志。鳳鳥在楚文化中則象征真、善、美，在藝術創作中體現了對崇高品德的深刻信仰。這些美好的意蘊，使得民眾們在對玉的崇拜過程中，有意無意地獲得了有關道德教化的訊息，并通過對其的吸收和內化而改變自身的心態，最終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這種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教化傳播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傳播地域文化

器物的文化傳播是指某種文化與器物的深層次結合，并隨著器物的對外流通、消費而向全世界傳播。要使器物發揮文化傳承作用，應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器物作為較高認知度的某種文化載體[3]，且傳播、消費和使用的范圍很廣。

相對于以精神為載體進行的文化交流而言，以物質為載體進行的文化交流具有獨特性。本文將其歸納為“三性”，即：無所不在的滲透性、潛移默化的影響性以及對人的依附吸引力。

創作于春秋時期的“蔡侯申之用壺”（如圖2）正是這“三性”在荊楚儀典器用上的體現。蔡國是西周時期周武王之弟叔度的封國，蔡國文化具有明顯的中原文化特征。然而，在春秋中期后，楚國逐漸將蔡國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蔡國的文化面貌逐漸受到楚文化的影響，器物的造型乃至裝飾也逐步趨向楚國風格[4]。方壺的造型和裝飾基本與楚器相同，如獸形足、耳部的獸形附飾。但是其蓮瓣蓋樣式則是受到三晉風格影響的結果。在這件器物中，觀者不僅能感受楚文化獨特的地域性特征，也能體會中原文化的厚重感。

（三）傳承禮樂文明

禮制在古代儒家文化的萌芽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孔子認為，禮的實踐是行仁的基本方式。在東亞軸心文明中，以儒家思想為重要代表，在軸心時代的儒家思想可以說是與‘禮的文明聯系緊密[5]。西周時期的禮樂文明被視為儒家學說的根源，軸心時代的儒家更是以‘禮為特征，禮性精神被融入到整個社會中。楚國雖然有自己的風俗文化，乃至自詡為“蠻夷”，但是依舊尊崇周禮。

這就涉及到典故《史記·楚世家》中《左傳·宣公三年》的“楚王問鼎”。在西周時期，人們通常根據所用鼎的大小和數量來判斷貴族的身份等級?！俺鯁柖Α钡牡涔?，顯示了楚莊王覬覦周室之意，“問鼎”成了“篡奪”的替代詞。以上記錄中的對話，是政治家之間的博弈。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其實也反映出楚國向中原學習禮和文化的一種訴求，楚國在認同周禮的同時，也將其引入進自己的文化體系，禮制成為了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此觀之，禮儀器確實是一種重要文化載體和文明傳播的重要途徑。

曾仲斿父銅器群是楚青銅儀典器用的代表之一，這些出土的大小成列的九鼎代表了周朝用鼎制度的最高等級器用水平，這進一步表明了中原禮制對于楚文化的深刻影響。

儀典器用作為“禮”的載體，是禮樂文明的傳承者，被賦予了宗教、政治和文化等多種內涵，并以特定的器物來表現其內在的傳承[6]?！岸Y”是文明之本，在儀典器用中體現了文明的“基因密碼”，并展示了儀典器用的物質性、禮治性和關聯性。當一個國家的力量被凝聚起來，所有人都投身于這項繁復的工藝中，將自己的生命與信仰，都融入每一件儀典器用的制作之中了。這些基因特征或許可以凝練為：凝聚力、同化力、兼容性、和諧性、共存性、寬容性、多樣性，以及對異質文化的免疫能力。正是這一“基因密碼”，推動著中華文明在歷史上不斷地傳承、進步，不斷地向前發展，成為世界上最長久、從未間斷、始終保持并發展著自身文化傳統與特色的人文共同體。

（四）弘揚優秀品格

古人通過“禮”來闡釋世界，包括以禮行政、以禮治國；禮反映了先民對天地、宇宙的哲學思考；通過禮體現人們的修養和情感；用禮確立了自己的教育理念，確立了自己的教學方式。儀典器用指的是運載禮樂文化和禮樂制度的器物、載體，因為這些器物的作用是充當代表或象征古人希望傳達意義的某種符號[7]，具體分析楚儀典器用可以突出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的中華民族優秀品格：

1.追新逐奇，開拓創新

京山蘇家壟出土的曾仲斿父方壺多次被西方學者從藝術史角度高度評估，甚至被稱為“紀念碑式的壺”（如圖3）。曾仲斿父方壺被如此重視和稱頌的原因就在于形制和紋飾類型的獨特性。這對方壺具有兩周之際方壺的基本器形特征，但曾仲斿父方壺向上的外張力較強，且與較長的垂腹表現出的下沉感形成對比。同樣，在紋飾布局上，方壺器體飾三周波曲紋幅面較高，為主體紋飾；壺冠鏤孔的頂端也是一周波曲紋。之下又各有橫向的雙線構成較窄的帶狀隔斷，具有平行的穩定感，與四周紋形的流動感造成對比。兩類紋飾看似交錯，實則平衡，給人帶來的視覺感受就是“新的藝術生命，就要從傳統形式的束縛中脫穎而出”[8]。

2.兼收并蓄，開放融合

楚文明有一種兼容并包的博大內涵。楚人南遷，將中原文化帶到了楚地，使得中原文化和土著的楚地文化產生了碰撞與融合。這種文化磨合的結果并非中原文化對土著文化的消滅，而是形成了楚文化的主體，并在楚文化的主流和意識形態思想上占據了主導地位。而這種對文化的包容，正是楚人思想開放的最好體現，也反映在楚儀典器用上。春秋中后期楚墓所出土的四百余件青銅器物，充分證明楚國不但采用了春秋中期流行的分鑄焊接技術，而且還創造了中原從未出現過的失蠟法、漏鉛法等鑄造工藝。楚青銅儀典器以周禮為基礎，融合了揚越與華夏的青銅冶鑄技術，師法中原，外求諸人以博采眾長，內求諸己而獨創一格，發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銅體系，鑄造了楚青銅儀典器用的輝煌。

三、荊楚儀典器用造物發展路徑

相比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現代作品，中國傳統儀典器似乎能更深刻地引起現代中國人的想象和情思，探索出荊楚儀典器的傳承發展新路徑才是讓其在現代生活中繼續煥發生機的關鍵。

（一）瞄準傳統儀典器用的現代定位

儀典器的價值在于“以器明禮”。昂貴材料和莊重外觀所搭配的裝飾，和嚴格的陳設以及使用規范，這些都喚醒了使用者心中的群族認同感。這使得儀典器超脫了原始的器物功能，從而成為表達神性和“禮”性的物化載體。儀典器在造型、用材、裝飾、使用程序等方面，均以突出“禮”為特征[9]，此特征的屬性被定義為產品的儀式性。

這種儀式性在現代產品中有所傳承，表現在個體、家庭、社會團體、國家等不同層面。社會生活中，人們在歸屬感、獲得他人的尊敬等方面都具有較高的精神需求。因此，人們在各類社會交往中，對儀式感的體驗日益重視。例如在日本茶道中（如圖4），人們追求一種與茶道表演相似的形式與過程的美感。在高端社會交往、重大典禮等場合，參與者對具有儀式感的“禮”性產品要求更高；而另一方面，設計師也更加注重禮器的形式設計，以期符合隆重、莊重的禮儀需求。

（二）發揚荊楚儀典器用的特質

1.保持器物珍貴性

越是珍貴稀有的產品，越能夠在使用過程中給人帶來更加強烈的儀式感。傳統的荊楚儀典器，使用珍貴的材料和精湛的技藝，增強了使用主體的儀式性體驗。良渚文化中的禮地器物——玉琮（如圖5），材質極佳，表面上的紋飾更是繁復精致，即使用當今的機械，也很難做出如此細微的形態變化和精致的花紋。

但對于現代設計來說，還可以使用獨特的造型和裝飾搭配，通過加強專利保護等方式，對產品的產量進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夠保證其稀有性[10]，在使用產品的過程中，使用者將獲得一種超然的特別體驗，增加神圣感和儀式感。而越是稀有的商品，其價值就越高，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其消費群體也會更加貴族化。站在商業設計的立場上，我們可以認為，為了得到更高的價值認可，可以通過人為的操控來確保商品自身的稀有性[11]。但是站在設計倫理學的立場上，則不應該大力倡導以高價去追求商品的稀有性。

2.注重設計象征性

荊楚儀典器的象征性主要表現在器型和裝飾這兩個方面。儀典器在造型上蘊含“天圓地方”的概念，同時也注重對稱性。在傳統容器的設計當中也涉及到了黃金比例的考究，同時也蘊含著許多規律的幾何比例關系。在裝飾方面，還輔以饕餮紋、夔龍紋、夔鳳紋、蟠螭紋以及其他帶有圖騰含義的紋樣，更是彰顯了擁有者無上的尊貴地位。

與功能性相比，儀式性產品則更應該注重產品其自身所包含的含義，所以更需要注重的就是造型和裝飾部分的內容，同時也應該更加明確地展現出造型的符號化傾向。例如喜多俊之設計的餐具（如圖6）就十分具有啟發性，產品僅在外形輪廓上保留了三足鼎立的形質特征，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供奉”的意義，充滿了“禮”的味道，體現出一種無可比擬的儀式感。

3.注重場景秩序性

在我國古代，儀典器陳設都具有嚴謹的次序，其中既有陳列和放置次序，又有各個器物體系之間的協調性。這種秩序的產生既有宗教傳統的原因，又有內在的美學自覺。正統的西餐為了感謝上帝的恩賜，在進餐時遵循了嚴格的進餐禮節，菜肴的搭配和餐具的擺放，有著強烈的儀式感。與中餐相比較，日本料理更注重禪意的美感。日本的料理儀式中，餐具有著獨特的襯托作用，設計師在餐具的設計上較為節制，因為簡潔的風格更能夠體現菜肴的精致，而對于用餐者而言，在這種空間次序中進行用餐能得到一種“道”的獨特體驗。

通過對儀典器的材料、形態、使用程序和運用方法的學習，我們可以尋求一種更高層次的美學——也就是“儀式性”體驗?，F代設計的目的，已經從對產品功能和物質屬性的追求，逐步轉變為對用戶體驗和情感需求的追求，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喚醒沉睡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儀式性需求?！耙云髅鞫Y”的方式，凸顯了現代器物的儀式性，使其具有了更加強烈的“禮儀”屬性，并在裝飾上凸顯了象征意義。

五、結語

荊楚儀典器的造物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將文化從隱性到顯性再到隱性的過程，在儀典器誕生之初，展現出的是顯性文化特質，即根據禮的現實需要創作器物，器物是禮制的附屬品[12]。在經歷時代用途更迭后，它的文化特質轉變為隱性狀態，即所謂的“藏禮于器”，器物成為了文化的載體，器物中的造物精神逐漸內化進楚人的生產、生活中，對他們的思想與理念、行為與習慣、乃至社會風氣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了改變人民思想行動的內在力量。這種影響不僅存在于荊楚區域，更輻射融入到了長江文明中。

近年國家倡導堅定文化自信，傳播中國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荊楚儀典器用無疑有著巨大的潛質，即將藏于器中的造物精神外化為中華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在以中國器物為載體的傳播的過程中，掌握好悅耳悅目、悅心悅意、悅志悅神的基本原則，讓人們感受到接近“真”“美”“至善”的愉快和喜悅[13]，才能夠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傳播荊楚文明的聲音。

參考文獻：

[1]桂俊榮.楚漆器文化藝術特質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81-83.

[2]張法.禮：中國美學起源時期的核心[J].美育學刊，2014（2）：1-5.

[3]關長龍.禮器略說[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2）：16-25.

[4]張昌平.從曾仲斿父方壺看青銅禮器的制作理念[J].文物，2019（11）：41-47.

[5]張兵娟，劉佳靜.器以藏禮：中國玉器的傳播功能及其當代價值[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2）：25-32.

[6]易建芳，張莉娜.論中國古代設計中的“藏禮于器”[J].裝飾，2006（6）：36.

[7]劉玉堂.楚藝術的精神特質[J].理論月刊，1994（4）：48-49.

[8]劉玉堂.楚人的審美情趣[J].政策，1998（7）：58-59.

[9]王祖龍.楚風俗對楚器物造型和裝飾的影響[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5）：101-104.

[10]田云飛，童彥婷，徐錦.楚造物藝術文化的符號表達[J].設計藝術研究，2011（4）：87-97.

[11]毛峻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國家話語的對外傳播[J].廣西社會科學，2019（9）：137-140.

[12]凌繼堯，陸興忍.器物的文化傳播功能[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107-111，148.

[13]巫鴻.禮儀中的美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12-14.

作者簡介：吳寧，碩士，湖北美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藝術、人居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