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經營績效影響研究

錢鵬程，左曉慧

摘要：數字化轉型是科技與金融逐步融合發展的重要催化劑，也是商業銀行業務經營迭代發展的必然趨勢。利用文本挖掘法計算出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基于2011—2021年43家上市商業銀行的相關財務數據，建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驗證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現階段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抑制經營績效水平提升；數字化轉型對不同類型、不同規模、不同性質的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作用效應不盡相同；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可通過優化收入結構，進而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據此，應合理進行數字化轉型，更新企業數字化業務，實現企業數字化運營，進一步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

關鍵詞：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文本挖掘法；經營績效；雙向固定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2.33號文獻標識碼：ADOI：10.7535/j.issn.1671-1653.2024.01.003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Business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QIAN Pengcheng，? ZUO Xiaohui

（School of Financ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00， China）

Abstract：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catalyst for the gradual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finance， and is also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business operations.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index of commercial banks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text mining method. Based on the relevant financial data of 43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1 to 2021， the bidirectional fixed effect model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were established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is stag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of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of different types， sizes and natur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can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by optimizing the income structure. According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reasonably and digital business of enterprises should be updated， in order to realize digital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commercial banks.

Keywords：commercial ban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ext mining method; business performance; bidirectional fixed effect

數字經濟浪潮席卷全球，金融科技賦能金融產業鏈，金融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商業銀行若繼續堅持傳統的銀行業務，無疑會在數字化大潮中被淘汰。2022年，為加快國內大中小型商業銀行向數字化轉型，央行發布的《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提出要大力支持商業銀行轉型，要重視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加強對數字化建設的監管?，F階段，雖然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和總負債規模仍在增長，但增長速度正在逐漸放緩，這足以引起商業銀行業的警惕。數字化時代的到來為商業銀行實現突破發展帶來新機遇。

一、文獻綜述

數字化時代，企業應深入挖掘和利用數字資產，以獲得數字資產的商業價值，從而提高企業管理績效[1]（P34-37）。銀行業是數字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數字化是商業銀行轉型升級的必要渠道[2]（P80-87）。與此同時，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成為當務之急，其可通過構建數字化轉型的可行性方案提高自身行業競爭力[3]（P59-64），并且商業銀行的數字化轉型可以更高效、低成本、高精度地模擬現實世界，制定出智能的決策，從而提高銀行的運營和管理水平[4]（P55-56）。此外，金融業受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影響，貨幣的流動性將因電子貨幣的出現而增強，傳統銀行業也將因此受到巨大的挑戰[5]（P205-215）。而金融科技的高速發展存在利弊，其產生的積極和消極效應同時影響商業銀行的運營，并極大地影響了商業銀行的績效水平[6]（P73-78）。在全球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提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降低銀行的運營能力，從而致使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顯著下降[7]（P60-78）。

在互聯網金融的影響下，商業銀行的數字化轉型與實體經濟的服務密切相關[8]（P42-52）。商業銀行應建立新型品牌建設模式以適應數字化和網絡化轉型[9]（P49-58）。商業銀行轉型過程中，應該積極向大數據靠攏，在價值鏈的范圍內取得不可替代核心地位[10]（P141-155），從而引領傳統運營模式向數字化模式轉變。在降低客戶服務成本的同時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11]（P128-131）。同時，傳統銀行應利用創新型金融技術向數字銀行轉型，從原有的思維模式，即以產品為中心，轉變為以客戶為中心，同時樹立以靈便、創新、可發散的技術為導向的理念[12]（P1937-1956）。金融科技數字化通過影響商業銀行的外部環境和內部能力實現商業銀行數字化戰略轉型[13]（P184-192）。

數字化運營是商業銀行努力追求的目標，這要求商業銀行調整傳統的業務邏輯，重塑技術、業務和管理結構，以增強銀行競爭力，提高業務績效[14]（P58-61）。因此，商業銀行應結合自身優勢和發展導向進行戰略布局，促使大數據營運能力不斷提高。同時，注重組織結構和運營模式的創新，培養創新氛圍和數字化運營理念[15]（P56-64），抓住數字技術突破關鍵，正確認識“數字化”自身無法處理的關鍵性問題，積極面對協同高效的監管環境和持續變更的管理環境，平衡風險管理和創新發展，確保高質量數字金融服務的發展，促進數據充分發揮資產要素的價值，保持銀行高水平的經營業績[16]（P103-112）。金融技術顯著提高了銀行的盈利能力，通過提高結算效率等“節流”措施與創新商業模式等“開源”措施的綜合組合，其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從而提高商業銀行運營盈利能力水平，進而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17]（P56-68）。

綜上所述，相關文獻多集中于數字化轉型和商業銀行績效的理論研究，缺乏兩者關系的實證研究。鑒于此，本文的主要貢獻如下：一是基于數字化發展指數，構建了數字化轉型與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模型，對現有研究進行了擴展。二是基于收入結構指標，分析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影響經營績效水平提升過程中存在的中介效應，為促進商業銀行提升經營績效水平提供思路。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影響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因素很多，如銀行市場結構、金融服務多元化、技術投資、互聯網金融、收入結構、資本結構等[18]（P30-42）。金融數字化快速發展，人工智能、云計算、流程自動化等新興技術的出現，滿足了商業銀行業務場景構建的需要，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必然趨勢[19]（P29-37）。在新興技術的應用和業務場景的構建過程中，商業銀行將對信息數據采集初始模式、原有風險測度模型和投資決斷進行了一些改變[20]（P29-37）。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對于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商業銀行都需要在數字化轉型項目上投入大量的人員和財物，這將造成商業銀行運營成本壓力，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提升[21]（P89-108）。同時，不同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難以統一數字化發展水平和金融監管策略，這使得不同地區的商業銀行具有不同程度的數字化應用[22]（P56-59）。

從數字技術應用的角度來看，不同類型銀行的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如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市場份額等方面差異較大，尤其是大型商業銀行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如金融服務業務類型、資產規模、運營能力等。與小型商業銀行相比，它們對數字技術更新的反應更為靈敏[23]（P47-54）。此外，國有銀行受國家控股，受國家政策約束影響，而非國有銀行靈活性較強，敢于大膽創新，不斷提高核心競爭力。從商業銀行的運營業務類型來看，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相較于其他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和同業業務的比例往往較高。因此，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存在一定的異質性[24]（P65-66）。對于不同類型的銀行來說，數字技術的發展將增加商業銀行間的實力差距，即實力強的商業銀行的競爭力將進一步提高，而實力弱的商業銀行競爭力將相對降低[25]（P54-61）。因此，在分析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其經營業績的影響時，有必要根據其資產規模和性質對商業銀行進行分類并進行異質性分析。隨著行業間競爭日益劇增，商業銀行所面臨的經營風險將會越來越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會使得資金成本上升，利潤空間被擠壓，從而降低了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行業核心競爭力也將受到影響[26]（P1871-1880）。

據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抑制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提高。

H1（a）：相對于國有六大行，非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受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更為明顯。

H1（b）：相較于小規模商業銀行，大規模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受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更為明顯。

H1（c）：商業銀行的性質不同，數字化轉型對其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效果也存在一定差異。

在銀行收入結構的研究方面，國內學者更多是將收入結構劃分為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主要關注兩者的占比關系[27]（P75-85）。在大部分研究中，衡量收入結構主要采用非利息收入的占比，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經營績效和盈利能力等方面[28]（P74-80）。隨著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將給銀行業帶來存貸利差下行的壓力，商業銀行必須擴大經營業務范圍，豐富業務多樣性，落實數字化業務應用場景，增加對數字化轉型的投入，以摸索新的商業銀行利潤增長點，因而商業銀行向收入結構多元化發展已成為必然趨勢[29]（P30-40）。在銀行業務實踐中，發展非利息業務和收入結構多樣化已成為商業銀行應對市場沖擊和提高行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商業銀行借助發展非利息收入的相關業務，可以探索新的業務利潤增長點，減少對凈利差和資產規模的依賴，促進業務創新，改善收入結構，降低信用風險，減少經濟資本的占用，緩解流動性壓力[30]（P62-76）。因此，商業銀行促進收入結構多樣化，并將現有資源向高收益中間業務調整，旨在優化現有資源的配置，促進現有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減少商業銀行營運成本，增加經營利潤，以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31]（P89-96）。據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在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影響其經營績效水平的過程中，收入結構具有中介效應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字金融在中國的發展、商業銀行對數字化轉型的投入以及數據可用性，選取2011—2021年中國1 183家上市商業銀行為統計樣本，排除了缺少相關財務指標數據的樣本，同時，為了反映銀行的代表性，提高樣本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最終選取了43家上市商業銀行樣本（見表1），其中包括6家國有控股銀行、10家股份制銀行、27家城商行，以及農商行。樣本銀行相關財務數據利用年報和Wind數據庫篩選獲得，而相關金融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官網和Wind數據庫。

（二）變量選擇與測算

1.被解釋變量

在研究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時，熊健等[32]（P89-104）選取總資產收益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被解釋變量，而胡文濤[33]（P16-31）選擇總資產收益率（ROA）作為被解釋變量。ROA和ROE的差異在于，ROE反映的是商業銀行利用自身所擁有的資本所能夠創造出的價值，而ROA反映的是商業銀行整體運營所有資產與業務能夠帶來的利潤的情況。兩相比較可知，ROE忽略了信貸資產在商業銀行利潤創造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選取ROA作為被解釋變量研究銀行經營績效水平。

2.解釋變量

選擇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DDI）作為解釋變量。在很大程度上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代表了商業銀行數字化的發展水平，而金融科技的發展決定了數字化轉型的程度。參考吳非等[34]（P130-144，10）的做法，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可通過文本挖掘法計算得到，具體步驟如下：首先，根據銀監會對數字金融的劃分，并借鑒《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報告》與《2021中國銀行業數字化轉型研究報告》，構建原始詞庫。本文基于商業銀行數字金融應用維度對銀行業數字化水平進行測度，為了充分反映原始詞庫所能代表的數字金融發展的真實水平，將初始搜索項分為3個部分：年份、銀行名稱、關鍵詞。在此基礎上，對關鍵詞進行4個維度的設置，同時挑選出相應維度的關鍵詞（見表2）。

其次，計算原始關鍵詞頻率。根據年份、銀行名稱和關鍵詞，利用百度搜索引擎進行篩選，對含有關鍵詞的目標文章進行抓取計數，并取對數處理，進而計算出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本文構建了2011—2021年43家商業銀行的數字化發展指數，以大致反映過去11年我國商業銀行數字化水平，總體發展趨勢如圖1所示。

在圖1中，實線代表實際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走勢，虛線代表預估模型中數字化發展指數標準趨勢。由圖1可知，2011—2021年，商業銀行的數字化水平持續提高，其中2015—2016年的增長率高達18%。2016年之后我國金融科技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從圖1也可以看出有明顯的上升趨勢。然而，2013—2019年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低于預估標準，自2019年后數字化發展得到顯著提升。這表明數字化的應用和發展有助于商業銀行業績水平的不斷提升。

3.中介變量

長期以來，商業銀行的營業收入主要由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構成。非利息收入（NIIR）是銀行經營收入結構的重要組成成分，其決定著商業銀行對數字化轉型的投入力度。如果經營效益下降，銀行就需要尋找新的途徑提高經營利潤以優化其收入結構。因此，本文通過引入非利息收入占比作為代理變量來衡量收入結構，其比值越大，銀行收入結構優化程度越高，即商業銀行的數字化轉型效果顯著。

4.控制變量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選擇權益資產比（EAR）作為代理變量來衡量銀行的資本約束。權益資產比率越高，資本約束就越小。商業銀行的管理費用（AC）是商業銀行營業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管理費用高低反映了管理水平的優劣，同時，管理費用也是衡量銀行經營績效的重要指標。從銀行資產特征層面考慮，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主要受資產構成、資本情況和資產規模三方面的影響，因而選擇成本收入比（CIR）、存貸比（DPR）、不良貸款率（NPL）、信貸率（ITA）、權益乘數（EM）和資產規模（LNSIZE）作為相關控制變量。同時考慮到商業銀行經營績效也會受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有助于促進銀行經營績效的提升，因而經濟發展水平（GDPZ）用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率來衡量。所有變量選取與定義見表3。

（三）模型設定和估計方法

考慮到既存在隨個體變化的個體固定效應影響銀行績效的隨機變量，也存在隨時間變化的時間固定效應影響銀行績效的隨機變量，故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影響的總體效應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具體如模型（1）所示：

ROAi，t=α0+α1DDIit+α2CIRit+α3DPRit+

α4NPLit+α5EARit+α6LNSIZEit+

α7ITAit+α8GDPZit+α9EMit+

α10ACit+μit+δit+εit。（1）

在模型（1）中，ROA作為被解釋變量，表示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DDI作為解釋變量，表示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DPR、CIR、NPL、EAR、LNSIZE、ITA、GDPZ、EM、AC分別代表銀行的存貸比、成本收入比、不良貸款率、權益資產比、資產規模、信貸率、經濟發展水平、權益乘數、管理成本；α0為常數項，α1表示數字化水平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系數，α2-α10分別表示各個控制變量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系數；i分別表示43家上市商業銀行；t代表2011—2021年的時間維度；μit代表每家商業銀行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特征，即個體固定效應；δit代表不因銀行個體而改變的時間效應，即時間固定效應；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

如果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那么有必要設定實證檢驗模型進一步檢驗數字化轉型影響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的中介效應。具體如模型（2）和模型（3）所示：

Mi，t=α0+α1DDIit+α2CIRit+α3DPRit+

α4NPLit+α5EARit+α6LNSIZEit+

α7ITAit+α8GDPZit+α9EMit+

α10ACit+μit+δit+εit。（2）

ROAi，t=θMit+α0+α1DDIit+α2CIRit+

α3DPRit+α4NPLit+α5EARit+

α6LNSIZEit+α7ITAit+α8GDPZit+

α9EMit+α10ACit+μit+δit+εit。（3）

在模型（2）和模型（3）中，M代表中介變量，其他變量的內涵與模型（1）中相同。模型（2）用于實證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中介變量的影響。模型（3）用于實證檢驗中介變量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當模型（2）中的估計系數α1和模型（3）中的估計系數θ都顯著時，說明中介變量具有中介效應。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收集2011—2021年國內43家上市商業銀行的相關數據，對殘缺值等數據進行處理后，樣本共包含473條數據。對模型的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其中包含指標的樣本數、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和標準差。具體結果見表4。

對表4數據分析可知，樣本量均為473，數據中無缺失值存在，數據為平衡面板。在樣本期內，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ROA）平均值為96.6％，最大值為1.852，最小值為-0.578，標準差為0.295，表明不同商業銀行間經營績效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DDI）的標準差為0.405，平均值為0.512，最小值為0.010，最大值為1.291，數據差異也很大，說明數字化轉型實力領先的銀行顯示出優勢。

（二）相關性分析與多重共線性檢驗

相關性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檢驗核心變量是否具有良好的相關性，即相關系數是否過高或過低。相關分析是回歸分析的基礎，如果主要變量之間有很好的相關性，便可以建立相應的回歸分析來檢驗假設。為了防止多重共線性的發生，所有變量的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系數檢驗，相關分析結果見表5。由表5可以看出，商業銀行績效（ROA）和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DDI）之間的相關系數小于0.5，說明實證面板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基準回歸分析

表6是具體的基準回歸結果，列（1）報告了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經營績效水平的單變量回歸結果；列（2）報告了增加銀行和年份雙向固定效應后的單變量回歸結果，經營績效水平的回歸系數為-0.349，且在1%水平上顯著。從列（5）可知，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系數為-0.364，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商業銀行對數字化加大資源投入力度，數字化轉型會抑制經營績效水平提升，并且效果是非常顯著的。據此，H1得以驗證。

（四）穩健性檢驗

1.滯后效應

選擇滯后一期的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替換模型變量，再進行穩健性檢驗。表7結果顯示，滯后一期的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與前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因此，穩健性檢驗證明結論有效。

2.替換被解釋變量

采用凈資產收益率（ROE）衡量銀行經營績效，分別加入雙向固定效應進行回歸。表8是替換被解釋變量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的系數均顯著為負，和前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再次驗證結論有效。

（五）異質性分析

1.國有六大行與非國有商業銀行

按照商業銀行是否國家控股類型對所選取的樣本進行劃分歸類，大致劃分為國有六大行和非國有商業銀行，其中，國有六大行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再進行異質性分析，研究不同性質商業銀行中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差異性影響，具體異質性回歸結果見表9。從異質性回歸結果來看，非國有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的系數為-0.330，且在1%水平下顯著。同時通過Chow檢驗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就商業銀行類型而言，數字化轉型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影響存在的差異在1%水平顯著?？梢娡瑖辛笮邢噍^，非國有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作用效果更為顯著。據此，H1（a）得以驗證。

2.商業銀行資產規模

按照銀行總資產中位數對所選取的樣本進行劃分歸類，分為大規模商業銀行和小規模商業銀行，再進行異質性分析，研究不同商業銀行資產規模下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差異性影響，具體異質性回歸結果見表10。如表10所示，大規模商業銀行的數字化發展指數系數為-0.362，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同時，經過Chow檢驗，兩者之間系數差異在1%水平下顯著?？梢娡∫幠Ｉ虡I銀行相較，大規模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作用效果更顯著。據此，H1（b）得以驗證。

3.商業銀行性質

按照銀行性質對所選取的樣本進行劃分歸類，分為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再進行異質性分析，而為了便于進行實證分析，將城市商業銀行與農村商業銀行統一歸劃為其他商業銀行。探究不同銀行性質下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差異性影響，具體異質性回歸結果見表11。由表11可知，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對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效果不顯著。其他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的系數為-0.314，且在5% 的水平下顯著。同時，經過Chow檢驗，三者之間系數差異在1%水平下顯著。由此表明，對于城市商業銀行與農村商業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最顯著。據此，H1（c）得以驗證。

（六）機制識別檢驗

總體效應回歸結果顯示，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會抑制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而且該結果具有穩健性，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實證檢驗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銀行經營績效水平影響的中介效應。營業收入是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其中非利息收入在營業收入中占較大比重，故為衡量收入結構，引入非利息收入占比作為代理變量，同時利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中介效應回歸分析，以對其進行中介效應實證檢驗，具體回歸結果見表12。

表12列（1）顯示，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的估計系數為-0.364，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對經營績效水平有著顯著約束。這主要是因為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將會產生一定的營運成本，也就是說，開展數字化轉型將會消耗部分資產，進而在滿足銀行經營需求的同時會給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造成壓力。如表12列（2）所示，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的估計系數為3.261，且該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可見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有利于優化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即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對優化商業銀行的收入結構存在顯著促進作用。由表12列（3）可知，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的估計系數為-0.369，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有利于優化收入結構，但增加的收入不足以抵消所耗費的成本，進而說明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對經營績效水平有著顯著約束。非利息收入占比的估計系數為0.002，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可見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即優化收入結構對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存在促進作用。由此可見，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借助優化收入結構，有利于銀行金融業務多元化，降低業務間收入差距，減弱銀行對傳統銀行業務的依賴，為商業銀行擴大新的利潤增長業務空間，實現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穩定提高。綜上所述，收入結構在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對經營績效水平影響過程中具有中介效應。據此，驗證了H2。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法計算出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指數，然后使用2011—2021年43家商業銀行的年報數據，選取合理的量化指標來衡量上市商業銀行的數字化投入，考察了銀行數字化轉型對經營績效水平的影響作用、異質性及其中介效應。研究發現：第一，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發展抑制了經營績效水平提升。第二，異質性回歸結果表明，性質及規模不同的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對經營績效水平所產生的影響存在差異。第三，收入結構具有中介效應，即商業銀行進行數字化轉型，可通過優化收入結構，擴大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業務空間，實現銀行經營績效水平的持續穩定提高。

（二）政策建議

第一，數字化催生新利潤增長點，發展金融業務多樣化。在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模式中，商業銀行更注重滿足大客戶的需求，而忽視了小客戶的需求。由于在信息收集方面的劣勢，這種商業模式往往導致商業銀行難以聚集社會閑置資金，即難以形成更大的資產規模，從而降低了傳統商業銀行的競爭力。因此，商業銀行應利用數字技術創新和升級其原有產品、營銷模式和業務服務，搭建數字化業務場景，充分合理地利用數字技術挖掘和分析潛在信息，擴大客戶群體，打造業務多元化，加強與證券、保險和信托公司的業務聯系，提高資金運營效率，強化混合經營模式，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以提高商業銀行競爭力，進而提升自身經營績效水平。

第二，數字化改良收入結構，促進收入結構多元化。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將促進銀行收入結構的多樣化，進而分散銀行的經營風險，提高經營業績。因此，商業銀行應優化現有收入結構和資產組合配置，降低業務集中度，提高資產流動性，促進收入結構多元化，開展多樣化經營，加強非利息收入業務管理，降低經營成本，增加營業收入，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水平。

第三，數字化引領發展方向，推進數字化業務場景落地。數字化轉型是提升商業銀行業務發展水平和特色的需要，不是強行轉化自身業務發展與搭建數字化業務場景。商業銀行應根據自身經營狀況合理開展數字化轉型，科學利用金融科技，尋求適合自身發展的數字化轉型路徑，沒有必要為了跟進數字化而進行全面的數字化轉型，否則會適得其反。商業銀行應明確發展目標和數字化轉型的具體方向，構建基于數字化技術的業務場景，使技術進步和產品創新滿足現實發展的需要，從而正確利用數字化技術，促進經營績效水平的提高。

第四，加強數字化戰略導向，激勵數字化正向發展。商業銀行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商業銀行應明確數字化轉型戰略，樹立數字化思維，完善數字化體系，健全數字化人才儲備，打破數字化認識差異，統籌數字化發展方向，強化“數字興行”理念，布局數字化領域戰略。政府相關部門要打造健康的數字化生態環境，促進數字化新興技術發展，完善相關制度，降低商業銀行研發成本，鼓勵商業銀行數字化發展，為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保駕護航，促進其經營績效水平持續穩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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