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學教材探討

吳洪成，魏春玲

（河北大學教育學院, 河北保定 071002）

清代的官學教材是清代社會歷史文化嬗變的深刻寫照，或一個側面的刻畫。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前清時期，清朝官學制度大體上還是因襲明代，依舊設有中央、地方兩級之分，中央官學包括了國子監、宗學、覺羅學、旗學、算學等；地方官學則包括府、州、縣學等。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六月，鴉片戰爭爆發，兩年后中英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清王朝統治面臨西方列強和國內階級民族矛盾的多種沖擊，處于“四面楚歌”的岌岌可危之勢。官學日漸式微，面臨崩潰瓦解，西方近代工業化體制下的學制經西方傳教士、洋務派引入之后日趨盛行。因此，本文的清代官學教材主要指清代前期制度化成熟的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之教材，同時適當順延至清代后期的相關內容。至于清代各地普遍興辦的書院，雖然官學化嚴重，與官學教育差距縮小，但畢竟與官學體制不相統屬，難以相融為一體。據此，清代數量龐大的書院及其所使用的教材不屬于本文探討的范圍。

一、清代文教政策對官學教材的復雜影響

清王朝是關外崛起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統封建政權。滿清統治者在穩固政權之后，亟須在思想上征服人心，使王權適應固有的封建政治基礎，從而確立正統地位。為此，清圣祖康熙在《四書講義序》中稱：“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澜y是在，治統亦在是矣”。[1]這就是說，清王朝的建立和穩固，應以道統支持治統，以治統捍衛道統。這里的“道統”顯然是程朱理學的思想教條及清王朝的規程律法；“治統”則是清代封建政權的合法地位及統治權威的有效性。這二者相互為用，尤其傾向于以道統鞏固并加強治統。學校教育、教材及經審查或欽定的書籍傳播都是其中的有效手段和方式。

清代文教政策是對明代的繼承和發展，以維系封建統治秩序為中心，具體表現為尊崇程朱理學、推行科舉考試，以及注重文化典籍整理三個方面?？傮w來看，這些文教政策內容及活動對清代官學教材的影響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多樣的。

（一）尊崇程朱理學與官學教材

1644 年，清順治帝在給禮部的《諭令》中稱：“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薄敖裉煜聺u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盵2]3114由此確定了清代“興文教，崇經術”的文教政策。清廷作為外族統治，為了減緩漢民族的抵抗和阻力，對漢族文化予以充分地吸收利用，上尊孔孟，下崇理學?！胺恰洝?、《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盵3]“六經”是指孔子整理的《尚書》《詩經》《易經》《周禮》《春秋》《樂》；“語”，即孔子的言行錄《論語》；“孟”，指孟軻的著作集《孟子》。濂、洛、關、閩分別指宋代著名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和程頤、張載、朱熹的理學思想和學說。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等理學名臣受康熙帝詔令編撰《朱子全書》，全書66 卷。且康熙帝親自為書作“序”，可見其重視程度。

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于至善，無不開發后人，而教來者也……雖圣人復起，必不能逾此……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4]

從中可知，康熙帝對理學家朱熹的推崇達到嘆為觀止的程度。4 年之后，他又為新編的《性理精義》一書親自撰“序”，將程朱理學的宣揚傳播再次推向高潮。

“四書”“五經”作為科舉教育的基本教材，也是各級官學和書院的核心課程。這些教材與廣泛刊印發行的《性理大全》《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周易折中》相結合，彼此聯系交織、互補融通，作為國子監和府、州、縣學與各地書院辦學的教學資源和師生交流媒介，而得以流行和傳播?？滴醯墼鵀榇擞H撰“圣諭”，大力弘揚。清代繼康熙之后的帝王雍正規定《圣諭廣訓》用以管束學生。并規定，于每月初一、十五，將學生集中聚集在一起，由教官宣讀訓導，發揮政治教材的功能價值。

乾隆帝稱朱熹“于理學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圣之階梯，求道之途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為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為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于后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5]由此，程朱理學在以為政以仁、寬懷治理相標榜的乾隆王朝同樣十分盛行。但是，程朱理學自南宋確立官方思想主流地位以后，偏于精神心理的致思和探討，逐漸成為僵化的思想教條，在科舉教育和考試中不允許出現任何懷疑或創見。這必然極大地束縛了廣大士子的活力和創造性發揮，對學校教學以及社會士風人心等都產生了消極影響。

清王朝為了鞏固政權，在意識形態領域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文字獄作為一種思想鉗制手段工具，嚴格控制士人思想。據不完全統計，清代文字獄90 起，罪名包括私修明史、誹謗本朝、影射皇帝、詆毀理學，以及散播異端邪說等，巧立名目，無以復加。文字獄的消極影響，必然帶來人人自危，內心膽顫心驚，作文創作見鱔為蛇，甚至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于是，官紳士子大多潛心于所謂的文字訓詁、名物考訂的考據學，埋頭于故紙堆中，以保自身和家人的身家性命。

伴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還有“文禁”。乾隆帝以編修《四庫全書》為借口，下令通過征求、購訪等各種方式征集珍貴古今書籍，隨后又以各種名義下令禁毀所征集來的一些有違于其政治利益的典籍。清王朝詔令：“明季造野史甚多，其間必有詆毀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魇∫呀涍M到之書，見交四庫全書處（館）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撤出銷毀?！盵6]1084通過編書，將反對清朝統治或批評封建倫常的書籍加以銷毀禁止。但客觀上說，《四庫全書》又是對古籍的一次全方位、大規模的搜求和整理，對古代文獻的延續、保存和傳播有很大貢獻。其中許多著作、篇章發揮了課程教材的功能，或作為了教材學習之外的材料延伸與自學閱讀素材。

（二）科舉制度與官學教材

清代沿襲明代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學系統，官學教育與科舉制度互為一體，相輔相成，并以科舉考試的形式選拔出功名優勝者。他們大都成為官僚人選。由此可見，科舉制背后蘊藏著的是巨大的政治經濟資源，而政治官場與科舉教育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清代教育被現實功利所驅使的常態下，官學就難免成為科舉的附庸，導致官學的教學活動無法擺脫科舉制度的控制。正因為這種杠桿機制的作用，科舉考試自然也就成為官學辦學的導向路標，而課程是其中的科目設計，教材是其中的文本呈現或現實載體。

清代以“四書”“五經”和宋明理學為科舉考試核心內容，充分體現出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鮮明特色，完全服務于封建社會制度鞏固和強化的需要?？婆e考試科目內容，“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2]3147“首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臅鳌吨熳蛹ⅰ?，《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浩集說》?！稣撘坏?，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鄉、會試同”。[2]3148這里的鄉、會試是清代科舉制的主要部分，分別遴選舉人和進士功名出身。另外，為了選拔軍事人才，清代在武科考試選舉中除了《論語》和《孟子》，還將《孫子》《吳子》和《司馬兵法》作為考試內容。

清代宗學、覺羅學及為八旗子弟所特設的旗學，選拔八旗子弟給予科舉功名，造就滿蒙翻譯人才，以《四書》《四書釋義》《性理精義》《易經解義》《資治通鑒綱目》《大學衍義》《孝經衍義》《古文淵鑒》等書作為考題選擇依據或有效資源。清代各級各類的科舉考試，在程序環節明確要求，規范考試內容、考試日期、考場規則、考官任命，以及會試、殿試、朝考等考試細則，更是具體到試題紙、答題字數、避諱、字體、寫作格式等都有嚴格規定。

清代科舉考試的內容自然引導、規定官學課程教學和教材使用，即使在師生講解交流、士子拓展性理解學習中知識技能、文化思想有所拓展延伸及豐富，但科舉考試考題來源、考試要求、答題依據，乃至表達文體、寫作格式等都有明確限定。各類官學師生所能鏈接、發揮的科考框架、范圍之外的教學資源，內容是有限的，只是相當于官學正規課程教材之外的素材內容。這是在科舉教育目標指導下的充實與加強，各地存在自由度和差異性?？婆e中武科、翻譯人才選拔有其專業特性，但理學文化、八股制藝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顯然，科舉教育導向下的官學教材無論是學科門類，還是知識體系、文化思想等均有嚴格規定和精心設計。

（三）文化典籍整理與官學教材

清朝統治者對當時的圖書典籍收集、整理及編修工作十分重視?？滴鯐r編纂《明史》《大清會典》《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系列不同學科種類圖書文獻。其中《古今圖書集成》共萬卷，內容分為歷象6 篇、方輿6 篇、明倫6 篇、博物6 篇、理學6 篇、經濟6 篇。該書宏博，條理清晰，為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一部類書。乾隆年間編成《大清會典》《四庫全書》《續通志》《續通典》《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皇朝通典》等大型“叢書”。在這些文獻中，以《四庫全書》為代表。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由于其編輯體例按隋文帝楊堅時期所確立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故得名。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乾隆皇帝親自主持，命紀昀等360 余位官宦名流及學者文人參與編撰，收集各類圖書3 503 種，89 000 多卷，裝訂成36 000 余冊。

為了保障《四庫全書》編修工程的完成，清高宗乾隆帝下旨廣征天下遺書。書籍來源有4 種：一是官方藏本，二是清代皇帝的著作和奉皇命修撰的書籍，三是各省官員、私人進呈和書肄市場通行的書籍，四是從明《永樂大典》中輯錄的佚書。此外，還收錄了一些歐洲傳教士在明清時期來華傳教的自然科學譯著，如意大利利瑪竇（Matteo Ricci）的《乾坤體義》及其與中國學者徐光啟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葡萄牙人陽瑪諾（Emmanuel Diaz）的《天問論》等。與此有別的是，他們所傳來的天主教教義典籍則未予收錄。

以《四庫全書》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叢書文獻編修，突出了儒家文獻的高占有率，尤其是理學思想主流的地位；與此相應，那些批評儒家禮教或揭露理學思想流弊的著作，則被視為禁書，且在《四庫全書》的“存目”中大加詆毀，表明清統治者對那些帶有貶損理學價值觀的作品是采取嚴格剔除、罷斥態度的。而這恰與科舉教育導向下的官學教材主體內容的思想意識相合拍，并十分吻合。

以康熙、乾隆王朝為集中期，清代統治者組織如此浩大編纂文獻工程，其動機固然并非全在于保存文化典籍、整理歷史資源，而是有其政治治理動因，但是，這些大型圖書的問世，確實保存和豐富了古代中國歷史文化的浩瀚博大內容，而且是“康乾盛世”時代清政府尚文重教的反映。這種情形表明清代雖創新性疲弱，但屬于文教領域綜合化及聚集性的集大成時期是當之無愧的。

從清代官學教材的視角分析，這些圖籍著作或文獻匯編是重要作品，且符合統治者教育化民、培育人才的道德意識和價值要求。因此，其中大量的篇目、選材、文章，甚至是部分著作，都必然作為官學課程教學的教材資源或課外閱讀、課文及單元教學拓展鏈接選項。也就是說，除了許多直接選用或采納為文學、哲學、圖情、語言、歷史、醫藥、天文數學，乃至經濟、法律、軍事、教育等諸多學科的教材之外，也有部分會發揮教學中辭典或工具書的功能。這在清代官學教材史上所產生的實際作用是廣泛、復雜而多元的，與上述所論文化背景中專制與高壓文教政策以及科舉八股取仕限制教材的多元和創新性相對比，其積極意義更為突出。對此，我們不能進行簡單化的否定。

二、清代官學教育目的與官學教材

清代的教育制度建立于順治至康熙年間（1644—1722 年），形成了從國子監、滿族官學、地方官學、書院到蒙學、社會教育的寶塔型教育系統。毫無疑問，官學是該教育系統的核心部分，其教育目的的社會政治功能最為明顯。

清代官學的設學取向及功能發揮是多層面的，養士育才以適應政治需要是其中的直接目的。官學教育圍繞科舉選仕，展開其各項活動，同時也力圖通過官學開辦為地方造就賢達紳士，并借以教化民眾，以鞏固封建政治統治基礎。這一多元而一貫化的教育目的貫徹清代至鴉片戰爭以后官學辦學的始終。

清代官學為了實現上述教育目的，通過縣試、府試、院試與月課、歲考具體環節，實施教學過程，調整教學計劃及教學方式。

官學以儒家經典、理學著作和清代律例為主的考試內容，即為官學教學課程及教材的主體。由于清代官學成為應試教育的典范，科舉考試盡管不屬于學校體制中的任何部分，但成為官學教材的制衡力量。清代較諸之前的封建王朝對科舉制度尤為重視?！坝星逡淮孛髦?，二百余年，雖有以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盵2]3099眾所周知，科舉考試的首要功能是選拔官吏，但官吏的選拔內容及質量要求是與學校教育難以脫鉤的。換言之，人才的選拔首先有賴于人才的培養，而學校教育則是養成人才的根本。

據文獻記載：“學校之制，與選舉相表里。后世選舉與古異，故學校之教亦異。唐、宋、元、明選舉之法又微異，故學校之教從而亦微異?！槲渲龍鲅貫榻耋w，其選舉之法即學校之教矣?！盵7]也就是說，學校的教育目的是為了考取科舉功名服務。學校的教育活動必然是順著科舉制度的變遷而變化的。而統治者則借助科舉考試的引導功能，對學校教育的內容和方向進行調整，從而掌握教育的主導權，以實現其培養后備官僚和教化的目的。正如清高宗乾隆反復強調的：“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圣賢之言體圣賢之心，正欲使之為圣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8]因此，清代教育成了科舉教育，以維護皇權專制為終極目標。

清代對官學的教學內容沒有統一規定，而是以科舉考試入仕的科目為依據，設置相應的課程教材方案，以“四書”“五經”《大清律例》為主，輔以文學詩賦、歷史典章，以及其他相關學科內容或素材資源。順治九年（1652 年）下詔：“爾部傳諭直隸學臣，訓督士子，凡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研求淹貫?！盵2]3114以后清代諸帝也多以此諭令禮部及各行省學政，切實擔負教育職責，要求生員誦習“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鑒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等典籍，以實現有效發揮官學教材的科舉選仕社會政治功能。

清代沿明制，地方設官學，稱儒學，設儒學必同設文廟祀先師孔子，以表尊師重道之意。儒學和文廟合稱學宮。由州、縣辦的儒學稱州縣儒學，由府設的儒學稱府儒學，簡稱州學、縣學、府學。士子參加科舉考試首先要經過童試取得生員資格后方得進州縣學或府學深造。

按照《清史稿·選舉志一·學校上》所述：清代府州縣學儒童人學考試內容為“四書”文和《孝經》論各1 篇，并參以《性理》《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命題。上述規定可以看作是清代地方官學人學前預備教育的主修教材。在雍正時期，科舉考試增加了經文和策論的內容。而乾隆朝則增考《小學論》、書藝、經藝、五言六韻詩。地方官學教材選用與中央官學有所相似，更多差別只是降低難度。當然，各地辦學也表現出差異及實施過程中的靈活多樣性，而在教學中的內容選擇、難易程度或水平要求等方面，則肯定具有教師與學生協作發揮的校本課程教材開發的意義。

清朝是繼元代蒙古族之后第二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中央的政權，又是建立封建大一統統治的最后一個王朝。清代和元代一樣，在竭力穩固民族特性的同時，主動采取漢化政策，尊孔崇儒。這種復雜多變的思想文化觀念，也反映在官學制度及課程的設置上，而課程與教材是密不可分，甚至是相互交錯結合的。因此，清代官學教材不僅成為清代官學制度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官學教育服務科舉選士，造就社會賢才，以及教化民眾諸多目標達成的重要條件。

三、清代中央官學的教材

清代中央官學以國子監為代表，此外還有算學館以及其他滿族貴族子弟入學受教的系列學校。不同種類中央官學所采用的教材有很大差異。

（一）國子監的教材

清代國子監始設于順治元年（1644 年），既是清代的最高學府，又是管理全國學校的最高行政機關。國子監主要采用“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性理精義》《資治通鑒綱目》等作為必修教材，此外還根據監生的資質和興趣愛好，研讀“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每日臨摹晉唐兩代的名家名帖數百字。乾隆朝，在國子監祭酒趙國麟的奏議下，《欽定四書文》被頒布于大堂，并令諸生誦讀研習。

《性理大全》由明代胡廣等于明永樂十三年（1415 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編撰，共70 卷。作者推崇孔孟圣道，認為周敦頤、程頤、程灝諸儒使“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唯孔孟的“仁義”學說能“盡人之道”，官學教學應以《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書”中的義理來涵養品性，倡導致知、力行、持敬、主靜的讀書方法。書成印行，即作為明代欽定教材，清朝沿用不衰，與《四書五經大全》同頒于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全國府州縣地方學校。因《性理大全》內容龐雜無緒，清代康熙帝命福建名儒、理學家李光地等“擷其精華”，將其節編為12 卷。這就配生出了以下《性理精義》官學教材。

《性理精義》，亦稱《御纂性理精義》，封建倫理道德思想體系的綱要性讀本。清大學士李光地等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奉詔編輯，為《性理大全》的精選本，卷帙僅及原書七分之一，為清代學校、書院的重要教材。其中“學類”分小學、總論、為學之方、立志、存養、致知、力行、人倫等科目，突出封建倫理道德的理想人格；“性命類”分性命、心性、情、五常諸類，強調封建綱常名教的規范條規；“治道類”重在治道、君道、臣道、用人，確立上自封建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的行為方式。

《欽定四書文》是一部以八股文為代表的清代官定選本。清代方苞于乾隆元年（1736 年）奉敕編，從明迄清，共收錄了271 位作家的783 篇八股文，共41卷。方苞編選此書直接原因在于順應科舉之需。士子競習八股文，但八股時文選本，汗牛充棟，為此迫切需要一部標準教材，“以為士林之標準”。編者自詡此書“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圣人之教思無窮，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9]260作為官修時文選本，《欽定四書文》自編選頒行后，迅速頒發到全國各地的學宮，定為官修古文科舉范本，被天下士子所追崇。書中所收錄的名家八股文數量龐大，又極富價值，為研究明清八股文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編者是清代早期理學大家，也是桐城派文宗的開山祖師，他所標榜的“清真雅正”之宗旨，折射出當時朝廷對科舉文風的規范和理念訴求。

經學在清代官學教育的課程教學中占居顯著地位?！稓J定國子監則例》卷16 載：國子監貢生、監生通曉“十三經”“二十一史”，“博極群書者”，允其選學課程的某種自由度和差異性發展，即“隨資學所詣”?！胺擦靡迾I生，所習“五經”，于會講之期，隨時挑背，驗其生熟?！庇纱丝梢妵颖O對經學的重視。同上書卷34 中記載，國子監學生還須學習清朝有關詔、誥、表、策論、八股文、判等公文知識和寫作技巧。

《清史稿·選舉一》中對國子監的教學和教材內容有如下表述：“月朔，望釋奠畢，博士廳集諸生，講解經書?！眹颖O的教學即每月初一、十五在博士廳聚集生源，向生員講解誦讀經書典籍?！凹谰萍究?，司業月課，皆用‘四書’‘五經’文，并詔、誥、表、策論判”。國子監的教材則以“四書”“五經”為主，并加入詔、誥、表、策?！霸滤?，在博士廳課經文、經解及策論。月三日，助教課；十八日，學正、學錄課，各試‘四書’文一，詩一，經文或策一?！庇謸肚逦墨I通考·學?？既酚涊d：監生在“聽講書后，習讀講章。有未能通曉者，即赴講官處講解，或赴兩廂質問”。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監生們到國子監隨祭酒、司業行釋奠禮，后聽六堂官講解“四書”《性理》《通鑒》等書籍，聽博士講解“五經”。隨后，監生各自研讀課文、復述課文、復背課文。如若仍有未能通曉者，再到講官處詳細講解。由此可知，國子監利用教材開展教學活動，所實踐的教學組織注意師生合作互動，既有教師的講授，又有學生自學和質疑討論。

這里的《通鑒》是指《資治通鑒綱要》，由南宋理學教育集大成者、著名思想家朱熹完成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年），共59 卷，附例1 卷。朱熹認為司馬光《資治通鑒》294 卷史實太詳，不便閱讀，因而從《資治通鑒》中節取史實，仿照《春秋左傳》的“經”“傳”形式，重新編撰成書。該書體例設計采用綱、目結合結構?！熬V”相當于《春秋左傳》中的《春秋》經，用大字書寫，概括史實；“目”相當于《春秋左傳》中的左丘明傳，用小字分注，詳敘細節。

作為一部史學教材，《資治通鑒綱目》因其史事簡明，條理清晰，因此所創立的綱目體裁，為后世所效仿，流傳極廣。同時，又因其突出儒學倫理綱常正統，也就有了經學教育價值。該書的編纂方式，每一論事又皆以“凡”字發之，以模擬《左傳》“五十發凡”。據朱熹所撰《自序》所述：“使夫歲月之久遠，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备嬷蹇滴趸实塾衷凇熬V目”之上加有御批，稱為《御批通鑒綱目》，突出了著作的教育意義，使其官學教材的地位更加提高，成為清代官學通用的教材。

國子監在教學活動中，主要采用講授法、討論法、自學法等教學方法，實施規定的課程，并采用相應的教材。乾隆二年（1737 年），據刑部尚書兼管理監事大臣孫嘉淦的提議，仿照宋代胡瑗的“蘇湖教學法”實施“經義、治事分齋”的分齋教學制度。明經者，或治一經，或兼治數經，明其源流利弊，并能達到通經致用；“其治事者，如歷代典禮、賦役、律令、邊防、水利、天官、河梁，算法之類，或專治一事，或兼治數事”。[10]232

清代國子監至乾嘉時期（1735—1820 年）已經達到全盛。而且這種情形還表明清代國子監為了應對正崛起于西方的工業化國家所構成的威脅，以及受到啟蒙思想和實學教育思潮的洗禮，已經適當融入科技知識和民生經濟的實學內容。這必定會反映在教材的講解與學習的各種活動或環節之中，從而在一些環節或組織機構局部突破程理學控制以及科舉考試的束縛。乾隆四年（1739 年）在國子監附設算學館，又簡稱國子監算學。滿族和漢族學生各12 人，蒙古、漢軍（清制以八旗遼東人為漢軍）學生各6 人，續設漢肄業生24人。將《數理精蘊》定為教本，分線、面、體3 部分，限于1 年內掌握。同時研習七政（指日、月、五星，即天文學），將其推廣到春夏秋冬4 季、天文、地理、天象的確定，限2 年內通曉。這更是在課程教材的計劃中改變了理學教義、八股時文的壟斷地位?？梢钥隙ǖ卣f，數學教學在中央官學代表的國子監實施，是一種社會轉型變革引發教材調整的風向標。

（二）算學館的教材

除了國子監附設算學館之外，算學館也作為清代官學獨立辦學機構存在，并彰顯其地位。早在清康熙九年（1670 年）就在八旗官學附設算學館?？滴跷迨辏?713 年），又于暢春園之蒙養齋開設算學館，令精于數學的大臣官員者司其事，特命皇子親王主持政務，選拔八旗世家子弟學習算法。有教習16 人，算學生30 余人，從每旗官學中挑選資質聰明者充任，學時規定為“未時起，申時止，學習算法”，即中午13~15 時起床，開始學習算法，一直學到15~17 時。

出于新設算學館開展具體教學亟需適用課本的實情，康熙帝命著名歷算學家、數學家梅文鼎之子梅榖成編纂《數理精蘊》作為新建算學館的欽定教科書。該書介紹了1685 年后傳入中國的西方數學知識內容，上編“立綱明體”，包括《幾何原本》3 卷、《算法原本》1 卷；下編“分條致用”，共有40 卷，涵蓋了算數、代數、平面幾何、平面三角、立體幾何等數學原理和知識，并附有素數、對數和三角函數等常用數學工具圖表。其基本內容除了傳統數理和明清之際由歐洲天主教傳教士明末傳入的西方數學外，還包括清代初期從西歐引入的借根方比例、“連比例”法、橢圓面積與橢球體積，以及計算尺等，是一部較為全面的數學百科全書。

該數學名著“上編”最具特色，揭示并陳述了數理的思想和理論要義。故此處對此簡介：卷1 為“數理原本”《河圖》《洛書》《周髀經解》，主要論述數學起源的觀點；卷2 至卷4 為“幾何原本”，大體內容相當歐幾里得《原本》；卷5 為“算法原本”，則揭示基礎數學的理論基礎，討論自然數的性質，包括自然數的相乘積、公約數、公倍數、比例、等差級數、等比級數等的內容和方法。因此，該書于1773 年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為清代西學東漸第一個時期“引進的西方數學教科書”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編寫，“貫通中西之異同，辯訂古今之長短”，并達到“融會古今中外數學成就”的一部數理教材。[11]9

《數理精蘊》是在康熙皇帝的主持下完成的，故有“御制”“ 敇編”的稱謂，對清代官學數學教材影響很大，也是研究中外數學交流史的重要著作。除了被上述算學館、國子監使用作教材之外，地方官學教學中更為多見。

（三）貴族學校

清代的中央官學，除國子監外，京城內還有為貴族功臣子弟設立的學校，包括有宗學、覺羅學、旗學。宗學與覺羅學是宗人府分別為宗室和覺羅子弟設立的貴族學校。順治九年（1652 年），每旗均設一所宗學。凡是未被冊封的皇族子弟，只要年齡超過10 歲，就可以進入宗學，教習清書，其漢書聽自延師教習?？滴跏辏?673 年）及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規定宗學課程教材：初入學者分班學習滿文、漢文，兼學騎射，其后再學經史，每月考試經義、翻譯和騎射。

雍正七年（1729 年）奉上諭：“每旗各立一衙門，管轄覺羅?！似煊X羅內，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讀書”[12]。覺羅學者的年齡、待遇及課程與宗學相差無幾，分為清書、漢書及騎射三科，并實施嚴格考核。覺羅學，又稱八旗官學，“先實行而后文藝……以經世致用為要，以弧矢之利威天下”[17]247。順治元年（1641 年），“每佐領下取官學生一名，以十名習漢書，余習滿書”。乾隆初，“定八旗官學生肄業，以十年為率，三年內講誦經書，監臣考驗材資聰穎有志力學者，歸漢文班，年長愿學翻譯者，歸滿文班”。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于每旗百名內裁十名，選取經書熟文理優者二十人，加給膏火以資鼓勵”。[2]3111

顯然，這些貴族官學與一般國子監的教材有所不同，其中“漢書”“滿書”“讀書學射”“騎射”“文藝”以及“滿漢兼習”等具體所指課程及教材名目、內容已在上文有所述及，至于其更為明晰包括哪些方面，文獻記錄并不具體確切，頗引人思量，難以索解。

清代還有俄羅斯學館、琉球學館。雍正六年（1728年），俄羅斯遣使子弟魯喀、佛多德、宣晥等人赴京，懇請肄業。清廷即在北京國子監下設立“俄羅斯學館”，選派漢滿教師，教授其學習漢滿語文，“四書”“五經”《資治通鑒》《本草綱目》，以及其他中國歷史、地理等方面知識。琉球學館初設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時有琉球國子弟梁成楫、鄭秉均等四人來京留學，國子監內附設學館。此后，雍、乾、嘉、道各朝均連續辦學。琉球學館教材以儒學經史、理學精義為主，其有余力且好學詩文者，各就資性所近，指授文學、歷史等科目講讀，研習探討。教學中要求學生依章肆業求學，不得曠課，虛度光陰。

清代俄羅斯學館、琉球學館的課程設置及教材使用與國子監及其他官學相比，有明顯特征：教材內容及教學更加靈活多樣，受八股文為題材科舉取士的束縛極少；以儒學經典、理學著作及其他漢籍文本作為教材除了自身的教學意義之外，還發揮了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功能。

四、清代地方官學的教材

清代地方官學建置依其行政區劃設有府學、州學、縣學，又稱“儒學”，其職責是為國子監輸送貢生，為科舉鄉試提供考生。此外，一些基礎地方設有官學性質的社學。這些可統一概括為地方官學，以下探討其所使用的具體教材。

（一）府、州、縣學的教材

府學、州學與縣學，名雖為學校，實則僅為科舉考試的預備場所。在地方官學中，教官除了擇日招集諸生講解八股課試，“四書”“五經”等科舉科目課程以及試題范文之外，不重其他學業課程講解和教授，士子不重廣泛求學，僅為進身之階。清朝對地方官學教育除圍繞科舉外，著重于政治和法律勸誘和規訓。乾隆九年（1744 年）對地方官常規教學活動有所規定，教師月課時，教學檢查，并督促學業?！八煤蟾鲗W教官，訓迪士子，每日照例面課四書文外，即于赴課時，將士子專經令其分寫誦習，綱目必分年詳解，面加諄勸，務期實力講貫?；蜷g月，或每季，試以本經疑義及史策，并二場表判?！盵14]這里表述了理學著述、歷史典籍在地方官學中用作教材，以及怎樣組織教學的具體情形?！罢b習”“詳解”“諄勸”“講貫”，以及“表判”，都是以教材為媒體，開展教學活動的具體方式方法。

清朝官學教育的推行，一是靠考試的導向，選用有效的教材，二是靠規程頒發與推行的書籍，同時也發揮其作為教材的功能。為了控制生員學習的內容和抵制官方認為的“不正統”書籍，清朝向各地學宮頒發書籍。順治九年（1652 年）首次對各地官學的課程內容設置作出了規定：“今后直省學政，將《四子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鑒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等書，責成提調、教官，課令生儒誦習講解，務俾淹貫三場，通曉古今，適于世用?！盵8]

地方儒學所規定的學科教材，據《大清會典》所載為：《御纂經解》《性理》《詩》《古文辭》及校訂“十三經”“二十二史”“三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書，又據《皇朝文獻通考》所載則為：“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鑒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古文淵鑒》《古文觀止》《欽定四書文》《御制律學淵源》等。

《古文觀止》是清康熙年間（1662—1722 年）吳楚材、吳調侯叔侄編選的散文選集，被地方官學選用為教材，亦流行于書院、私學和家學的語文教育中。該書多選取千古傳誦、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打破歷代文章選本不收經、史之舊例，取材廣泛，體裁、風格多樣。同時，在所選文章之后，附有簡明扼要的注釋和評論。為防止冗長枯燥的文章消磨青年學子誦讀熱情，作者編選的古文作品，盡量以短篇為主，采擷歷代名作、名家及名篇加以編排。名作如《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名家如書法家王羲之，詩人陶淵明、李白，以及唐宋八大家之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詢、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等；名篇如《曹劌論戰》《鄒忌諷齊王納諫》《出師表》《桃花源記》《陳情表》《蘭亭集序》《滕王閣序》《陋室銘》《阿房宮賦》《岳陽樓記》等。這些古文精華，歷經千百年滄桑而經久不衰，其中的文化意蘊和語言文字精華值得細細體悟。

上述不同文獻中所述地方官學所用教材具體書目名稱、內容有所差別，但可作補充合并理解。因為各時期各地地方官學的教材在課內外或必修、選修的具體選用情形，必然是存在差異的?？傊?，地方官學教學中使用的不外乎儒家經典、宋明理學家著述文稿以及文史、辭賦、法律規章等一系列的教材。地方官學教材與中央官學多有雷同，但其中的內容難度和程度水平是有差異的。中央官學教材的難度高于地方官學教材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可視為自然之義。這類書籍均為政府所頒發，并容許書賈刻版流傳。至于其他非規定的書，絕對不許官學教學講讀記誦，即所謂的“若非圣賢之書，一家之言，不立于學官者，士子不得誦習”。[15]203-205

清代地方官學學生還須學習《圣諭十六條》《御制訓飭士子文》《御制臥碑文》《圣諭廣訓》和《大清律例》等，這些規程、法典是規范、管理書院、官學，以及其他教育類型機構的具體要求，其中內容涵蓋了儒家經典、宋儒學說和法學條例。因清代科舉考試盛行，學寫八股文，即所謂的制藝時文的程式規定，也成為地方官學的教學內容，發揮著教材教學傳承、認識體驗的作用。

《大清律例》于清高宗乾隆五年（1740 年）編成，頒行全國。1746 年要求條例5 年做小修改、10 年做大修改，試圖通過律法統一，取得吏治清明，緩和社會矛盾的效果。全書在形式結構上與《大明律》相同，仍以刑名、法例為體例，置于篇首，隨后是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等7 篇，律文436 條，律文之后附有條例1 409 則。這部法規明確了完整的審判制度，包括審判官回避、秋審，以及朝審等諸多方面，較之以往的法律更體現了封建專制統治的性質。例如，其中對“謀反”“大逆”處以極刑，同時又言明高層封建官吏享有“八議”特權；滿族旗人犯罪由特定的司法機關審理，并享有“減等”“換刑”的優待。作為清代官學的主要教材之一，《大清律例》為清王朝維持封建秩序統治社會各階層民眾發揮法律工具作用。清代官學，乃至一些規模較大、影響力較大的書院、私學中都將之列為課程教導學生學習，以封建法律條文控制士人思想，并發揮訓練道德規范的作用。這些學校往往將教育法規選錄部分刻寫于地方教育機構明倫堂或各學堂正門院內照壁、石碑上，供學生觀瞻學習。

各地州縣儒學學宮刊立“臥碑文”，對生員垂以明訓“學為忠臣、清官”，“上報國恩，下立人品”，約以條文。其中銘刻清政府對地方官學及書院辦學宗旨、生員學習目的，以及行為規范的要求。如《增修萬縣志》卷7“地理志·學?！彼d：建于順治九年（1652年）的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儒學，“題準刊立臥碑置于明倫堂之左，曉示生員。道光間（1821—1850年），訓導鐘崇盛重刊。清咸豐五年（1855 年），訓導范泰衡謹書石，儒學弟子員重刊”。清順治九年（1652 年），清世祖頒示的《御制曉示生員臥碑》，要求立于直省儒學明倫堂，臥碑開門見山指出政府設學育才的目的：“朝廷建立學校，選舉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辈⒃敿氁幎ā吧鷨T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等8 條規范要求，其內容的核心在于要求生員“立志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跡，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做利國愛民之事，并用天命論誘惑學子：“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盵8]

清康熙九年（1670 年）頒布《上諭十六條》，概括了封建國家對安分守己的“良民”的基本要求，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實為宣揚三綱五常、倫理道德的規范教材，其中有些條款又體現農耕社會的生活及心理精神狀態。如“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警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8]

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清政府欽頒《上諭十六條》于直省學官：“直省奉有欽頒《上諭十六條》，每月朔望, 地方官宣讀講說，化導百姓……發直省學宮，每月朔望，令儒學教官傳集該學生員，宣讀訓飭，務必遵守?！盵5]從中可知，《圣諭十六條》作為教材的作用對象，于官學已不限于學生，而是波及社會民眾，功能范圍也就突破學校院墻，而深入民間的社區村寨、城鎮集市。

雍正二年（1724禛年），清世宗胤 為了更好地宣揚封建道德思想，并以此對百姓進行教育，故于《圣諭十六條》每條加以注釋，命名為《圣諭廣訓》；并親制“序文”，獨立成篇《御制圣諭廣訓序文》頒行天下，將其定為科舉考試內容、各地教化的教本。又詔令各府州縣學官，每月朔望兩日，擇地聚集士庶，宣讀條文。在鄉村，除宣讀外，還要用通俗語言講說，以便能做到家喻戶曉?！妒ブI廣訓》實為維護封建綱常倫理秩序的工具和規范學校師生，乃至社會士人的精神教條，規條在各地學宮作為政治或道德教材普遍推行，甚至在鄉村學館私塾中貫徹。如道光年間（1821—1850 年），重慶府南川縣邑令魏崧為使“圣諭”家喻戶曉，下令鄉學館師，每逢朔望（即農歷每月初一、十五日），輪赴場市、鄉村宣講圣諭，以使“鄉愚心解神移，感恩效法”。凡館師宣講勤明、訓課認真、查有實效者，免其一年一考，并準于次年加修接請。同時，子弟啟蒙，館師必考《圣諭十六條》。凡子弟初入學，南川知縣要召集生員先謁孔廟，拜孔子；次謁學師，跪著聽讀《御制臥碑》和《圣諭十六條》。[16]53

上述學校管理規章作為學校教材的資源與其他教育活動及內容相結合，服務教育的目標需求。清代的學校教育，不論私塾、學館、書院、儒學，對學生的教育，無一不是為了培養忠君、尊孔的封建社會適用人才這個總目標而進行。通過課堂及課外的教學組織活動，達到教育、教學目的的具體要求。其中，教材的使用及開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甚至是貫穿始終的。地方官學把日常生活及節慶儀式也寓于教學之中，發揮潛在課程的教材價值，與顯性、規范的課程、教材協調統一，發揮出彼此間互動合力的作用。諸如每逢節日活動，師生的衣著穿戴、舉止言笑，均要合乎封建禮儀規范。每年的孔子誕辰之日，師生都要到所在地學宮文廟參加隆重紀念典禮，頂禮膜拜。無法前去的，也要在學堂內專設孔子牌位，舉行祭祀活動。清乾隆十九年（1754 年)重慶市江北廳建有孔廟每月“朔望”，縣城學校師生都要去孔廟行跪拜升降禮儀，同時向學生宣講“臥碑文”教條，以此加深尊孔觀念。每年學校都會在萬壽圣節、皇后千秋節之際開展慶賀活動，以此增強忠君意識。

(五)從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視角看，要求社會治理先行先試、加速轉型。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是實現“中國夢”的內在要求。社會現代化作為社會發展、社會轉型和區域社會競賽的交集，具有長期性、曲折性、復雜性等特征。當前，社會治理創新總體上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社會轉型的疊加效應以及“先成長先煩惱”的現實境遇，使社會治理壓力表現得更為突出。所以，要以追求整個社會治理系統運行成本的最小化和運行效率的最大化為根本目標，以治理功能的均衡發展和政策與民眾行為的有效銜接為基本要求，以先進的科技信息技術為重要手段，積極穩妥推進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清朝是塞外游牧民族滿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統封建王朝，非常重視騎射。地方官學也與八旗貴族官學相類似，開設相應課程來訓練儒生習騎射，理論教材主要是《武經七書》《百將傳》等。其中以《武經七書》最有代表性。這部軍事教材由北宋福建浦城人何去非輯，又名《武學七書)，簡稱《七書》，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 年）始選為武學教材，以后各代沿用。該書收《孫子》3 卷、《吳子》2 卷、《六韜》6卷、《司馬法》3 卷、《三略》3 卷、《尉繚子》5 卷、《李衛公問對》3 卷，計有7 種25 卷。

清代地方官學就表現出教材的多學科特點，其中，醫、數、武以及文學詩賦的偏向較為普遍?！稊道砭N》主要為地方府學、州學、縣學教學服務。

（二）社學

社學萌芽于元代，廣泛推廣于明清兩代，是鄉鎮基層普遍設立的學校機構。但社學辦學主體的屬性前后卻有變化。大體而言，元代至清代初期主要屬官學性質，由封建地方政府投資設學；而清代中后期以后，社學逐漸演化為由民間私人、家庭及其他團體捐資或集資辦學，主要歸屬于民間社會私學的一種類型?？滴醯坌钤?670 年，就曾令各省設社學，并設置社師?！胺哺菘h每鄉置社學一，選擇文藝通曉、行誼謹厚者，考充社師。免其徭役，給餼廩優膳”。[17]挑選文采出眾之人參加考試進入社學。社學的教師與生員的待遇相同，免除差役、領取糧餉。學校教學成績卓著者會得到地方官員的保薦，以議敘的方式入仕為官。清代早期社學主要學習內容是“四書”“五經”及政法條規、史籍詩文、掌故格言等知識內容，社學學生的管理納入官學的統一管理體制中，社學考生考列第一等者，可以升入州、縣官學，取得廩生資格。廩生無缺額，則以增廣生員的資格入學，待廩生有出學者遞補；增廣生員無缺額者，以附學生員資格入學，依次遞補。從社學設計的課程分析，教學中所試用教材，與地方官學、州、縣學相類，大概教學程度更低，難度要求下調。其具體教材情形此處從略，不作細描。

此外，清代設有大量的義學，如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胤禛曾“命各省改生祠、書院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17]但此類義學除少量附屬于州、縣學及官辦書院者之外，絕大多數應屬私學初等教育階段，其教材教法及教學組織方式應與清代以私塾為主的蒙學教育無多少區別。

當然，在清代統一文教政策和科舉考試制度的導向下，私學辦學也會選擇和官學類似的教材，只是私學的靈活性、多樣性更為明顯。還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官學使用的教材遠不止上述內容。而且在實際教學中，師生互動交流，協作配合，會在具體教學中生成、構建或開發出許多新的教學資源，發揮著教學教材的實際功能。

五、清代官學教材之主要認識

在社會歷史不斷變易和積淀深厚的背景下，清代官學教材體現了清代統治者與精英知識分子不同教育觀的博弈，折射出清代近300 年教育的歷史軌跡。從清代教育史視域考究，清代官學教材在總體上發揮的作用是正向積極的，但也存在局限和不足，需要加以歷史反思。

（一）官學教材種類多樣化

清代封建政治統一，經濟恢復，并達到“康乾盛世”的高度。這些都為其教育與科舉制度的推行奠定了基礎，也為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扶持與經濟支撐。清代統治者十分注重教育，清代官學教育更加制度化，官學教材更是分門別類，種類多樣。其中有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倫理哲學的教材，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大學衍義》《資治通鑒綱目》《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等，體現了封建王朝加強政治統治和精神價值統一取向的真實意圖；有規范行為習慣及法律的教材，如《圣諭十六條》《御制訓飭士子文》《圣諭廣訓》及《大清律例》等，展示出政府對官學教育管理和學生約束的精心設計；有數學、天文、地理等科技方面的教材，如《數理精蘊》《九章算術》《農政全書》等，說明了清代官學人才培養具有科技實用的素質要求；有武學教材，比如《孫子》《吳子》以及《司馬兵法》等，反映了清代統治者對國內外矛盾與挑戰的局部認識；有經學研究教材，比如《四書釋義》《易經解義》《孝經衍義》《古文淵鑒》等，從中可以看出經學教育不僅是學術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科舉應試的必備內容；有醫學類教材《黃帝內經》《針灸甲乙經》《醫林改錯》《醫宗金鑒》等，從而呈現出醫學專業知識技術的社會廣泛需求。清代著名醫學家王清任（1768—1831 年），字助豆，又名全任，直隸玉田（今屬河北省玉田縣）人，入縣學攻克儒經、研習八股時文，然而其志向并不在此。他提倡解剖學，精心觀察人體的構造井把觀察的結果繪制成圖形。嘉慶二年（1797 年），游灤州，在糾正前人錯誤的基礎上，寫成了被譽為稀世之寶的《醫林改錯》，強調“活血化瘀”，創制了很多具體的方劑，在臨床治療上具有較廣泛的實用價值，對中國的解剖學作出了重大貢獻，該書被廣泛采用為官學醫學教材。此外，還有文學藝術類教材，如《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古文約選》《唐宋文醇》《唐宋詩醇》《古文淵鑒》等，由此獲悉清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作品的受眾面仍然是極具市場活力，并具有廣泛影響的。官學教材的多樣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化學術的多樣性，維系了清代文化廣博綿延和豐富多彩的實況。

（二）官學科技教材價值多元化

在明末清初的學術文化中，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即西學東漸產生的多元文化教育價值。自明萬歷年間起步，西方耶穌會傳教士陸續來華。他們在傳教的同時，譯介了天文、數學、地理、化學、火器等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對當時的社會生產、生活、思想及教育等各方面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沖擊及挑戰。這不僅大大豐富了科學技術知識，也促進了科技教材的整體進步。清圣祖康熙好自然科學，曾學習幾何學，后又學習測量、天文、物理和醫學。在他的詔令下，組織學者編寫數理科學教材，《數理精蘊》就是其中的代表。該教材的問世，以前所未有的勢頭推動了西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對轉變社會重義輕利、空疏無實的傳統價值觀，開闊世人知識視野具有解放和促進意義。又如乾隆年間，由政府組織編寫的大型醫學叢書《醫宗金鑒》是第一部官修醫學教材。該書內容豐富完備，敘述精練得當，突出各科醫法要義，以歌訣體概括各類疾病的臨床表現及辯證施治，見解精辟，切合醫療實際?！夺t宗金鑒》成為學習中醫的必讀教材，備受推崇，促進了清代醫學教育的提高，同時對后世中醫藥學科技的發展有著顯著的價值。

（三）官學教材社會教化有效化

社會教育是面向大眾的教育類型，古代稱之為教化。清代社會教育的最大特點是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立全國統一的鄉規民約教育方式。封建統治者親自制訂教化教材《圣諭廣訓》《御制訓飭士子文》等，在用作地方官學教材的同時頒發于城鄉各地。上施下效，不僅是學校教育的規章約束，而且滲透到民間社會，影響民眾的行為方式及心理精神。這些教材每月固定時間由專人進行宣講，普及道德和法律知識。同時，輔以“旌表”“鄉飲酒禮”等其他教化手段，力求通過教化，使百姓文明懂法，維護地方穩定。官學教材中體現出的種種教化思想，將社會道德、法律、風尚促成的教化內在訴求融為一體，同時與科舉考試相勾連，與人才選拔互通，形成一套較為嚴謹的倫理觀念體系，有效地熏陶了清代士人及民眾的思想道德。這些教化思想時至今日，仍然對當代公平、民主、和諧及正義教育制度改革和和諧社會的建立具有某種程度的啟迪價值。

《古文觀止》蘊含著豐富而深厚的關于家庭教育的智慧，尤其是在家風塑造、先人德行功業頌揚、家族成員行為規范等多個方面都給予了鼓勵和期待，同時還提出了修身立德、尊老孝慈思想和行為的規范要求。其中以《馬援戒兄子嚴敦書》《三槐堂銘》《瀧岡阡表》，以及《敬姜論勞逸》等為典型的課文，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古人的家教理念和實踐，堪為活生生的家教范例資源。

（四）官學教材海外影響深遠化

在官學教育興辦的盛況下，外國來華留學態勢也有新的展現。作為清代的最高學府，國子監設有留學生教育分支機構，開辦俄羅斯學館和琉球學館，其課程內容“以講讀經史為主，其有余力，愿學詩古文者，各就其資性所遷，指授所讀書，時為講解，毋得曠業”。[18]實際上，國子監的留學教育，極大地溝通了中國與俄羅斯、琉球的文化交流，廣泛地傳播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此同時，中國教育也日漸受到外來文化的熏陶。在不斷繼承、融合、發揚自身獨特的優勢的背景下，官學教材為我國古代中外教育交流史寫下了夕陽般絢麗的篇章?！八臅薄拔褰洝薄稊道砭N》《資治通鑒綱要》等官學教材都翻譯了俄文、英文及日文版，流傳海外，影響深遠。

及今觀之，清代官學教材也存在問題或局限，這同樣需要我們加以清醒理解和反思。清代封建中央集權制高度集中，極端管控的文教政策與八股取士、政教合一，導致官學教材成為科舉的附庸?？婆e考試發展至清代已淪為應試教育的代表，教材編寫的標準化完全跟隨科舉考試內容及方式方法。以科舉考試為走向的官學教育教學及管理均表現出僵化刻板之嫌隙與困頓。由此，清代官學教學活動中教材運用的過程就呈現出了一幅學子士人搖頭晃腦、咬文嚼字的圖譜，師生雙方的教學活動過程演繹為在八股文中討生活的經歷體驗。

然而，回歸歷史，又應認識到清代官學教材衍生于2 000 多年的封建社會末世，積淀了豐富的精神財富和歷史素材。換言之，清代官學教材是清代社會思想觀念、知識文化、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情感態度的集中表達，涉足廣泛的教育心理、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人文學術等諸多領域學科內容、知識技能及社會人生百態。所有這些，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和教育思想內涵，值得我們加以汲取，而其中所蘊涵的歷史經驗教訓、利弊得失更值得我們作深刻的分析解讀和鑒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