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生成*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生產中的地方和世界知識

■余 昕

［內容提要］當下中國社會方興未艾的生態農業被視為一場“自然的發現”的意識覺醒，但這里的“自然”內涵充斥著地方與全球、特殊性與普世性知識的張力。這與20 世紀80 年代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浪潮中凸顯的何為“自然”及我們如何切近和認識它的爭論如出一轍。究其根源，上述張力源于一套割裂自然與政治，并立足于探索超越經驗的本性／本源的認識論，這種“自然的政治”集中體現在“綠色革命”所代表的技術與政治的關系認知中。在新中國“科學種田”的認識論及實踐啟發下，我們或許可以探索以地方主體的知識動態生成為核心的思想，即以“地方求知”取代“地方性知識”，重新審視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認識論遺產。

一、前言

一位20 世紀70 年代就開始在中國臺灣和福建省進行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魏樂博（Robert Weller），在回顧學術生涯和地方歷史進程時驚訝地發現，70 年代臺北附近的鄉村，雖然由于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已經面臨包括污水處理、垃圾排放等各種環境問題，但在人們的口中和視野中卻很少出現“自然”“環境”“生態”等詞匯。不過十余年后，即80 年代中期，人們仿佛一夜之間“發現”了“自然”：環保運動和抗爭新聞幾乎每日都會出現在各地報刊的重要位置，一系列關于環境保護的法令相繼出臺，臺灣省政府的環保部門也在1987 年成立，與此相應，數個“國家自然公園”在短時間內突然出現，以“自然”為主題的雜志和書籍亦大量涌現（Weller，2006：1-2）。

這一觀念轉變，在2000 年前后，以類似的方式在中國大陸各地展開。以中國社會“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為例，從1998 年的《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到《2007 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十年間公眾環境知識水平從“相當低的層次”提升到“環保認知程度總體呈現高知曉率”（閆國東等，2010）。海峽兩岸雖有差異，卻共同經歷了一場似乎以“自然的發現”（Weller，2006：2）為核心的社會運動，即公眾從對日常生活其間的生態環境之視而不見，到將之作為一個對象進行思考、欣賞和保護的意識轉變。到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生態農業、鄉村建設、自然教育、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運動的蓬勃發展均表明，“自然的發現”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社會蔚為大觀的景象。其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最為緊密的是農業領域，尤其是被稱為生態或有機農業的發展。2000年—2006 年，中國有機農業耕地面積從世界第45位躍升到世界第二，2005 年—2006 年為世界有機農業耕地面積貢獻了12%的增長量，占據了世界年均增長量的63%，到2008 年，中國有機農業耕地面積占世界的11%（Paull，2008：260）。

在被冠以生態、綠色、天然的農業和鄉村發展中，可以辨析出兩種潮流：一方面，“有機”“綠色”“環?！弊鳛橐环N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在當下中國日益普及；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農業遺產的懷舊式情緒又不斷推動著人們回溯自身傳統。表面上，兩者代表了“全球”和“地方”兩種勢力的互動與合謀，前者指普世性的自然和生態觀念及其保護理念與實踐的全球傳播，后者指源于本土思想和地方性知識的重生（Weller，2004）。

但是，“全球-地方”的解釋無法回答一些顯而易見的矛盾，在傳統-現代和中-西的框架中，作為“東亞傳統”的農業遺產的內在矛盾顯而易見：一方面，中國人視自然為某種超然之力而推崇“道法自然”；另一方面，我們馴化、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在近代世界無出其右（伊懋可，2019：335-336）。并且，反觀當下“自然的發現”中最突出的部分，即被稱為“生態農業”的觀念和實踐，與其說是“東亞傳統”的延續或復興，不如說是一場源于18 世紀—19 世紀英國、比利時和德國的反現代運動（沃斯特，1999）。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地方”視野下獲致的理解似乎忽略了20世紀后半葉復雜的思想和社會變遷，具體而言，當我們在當下的語境中將“綠色”和“生態”視為同義詞時，卻忘記了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中心輸出的“綠色革命”恰恰是針對“紅色革命”可能帶來威脅的對抗策略。

“全球-地方”視野更深層的問題是關于何為“自然”及我們如何切近和認識它的爭論。以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運動對此進行說明。最初，這一運動的核心理念是將“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視為與現代科學對等的“民族科學”，并將其作為生態保護的知識寶庫及發展的指引（Nazarea，2006）。但是，這一立場很快遭到后現代主義傾向研究的批判，后者認為“民族科學”的提法將知識本質化和靜態化，從而將之閹割為服務于西方世界生態保護的工具。他們認為，所謂“地方性知識”，是超越地方語境、權力結構，在內外力量的影響下生成并不斷轉化的（Ellen，et al.，2000；Escobar，1998）。具體表現是，地方所謂的生態理念可能不過是歐美消費者對健康食品的需求轉化成世貿協議、進口標準的嚴格要求后，生產國的適應性調整（Fischer，2006），也可能是國內公眾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及其延伸問題的合理反應（郭于華，2020）。

知識的全球化和傳統的復興兩種觀點交鋒激烈，卻無意共享了同一套預設。前者將“地方性知識”與科學知識進行比較并將之合法化，其根本預設是，無論是民族科學還是現代科學，不過是逼近同一個外在于人類世界的“自然”的不同路徑，為便于討論，我們暫且稱這種路徑為知識的本質論。后者雖然表面上將“地方性知識”從科學的合法性問題中解放出來，強調知識-權力的面向，但它預設了一個先驗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傳統，堅稱在我們能夠開始談論“自然”之前，必須撕開權力的面紗。與此同時，這種路徑又將“自然”問題徹底擱置，或化約為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的砝碼（Nazarea，2006）。這種知識的建構論和權力論的觀點，仍然沒有觸及何為“自然”的問題本身，且過快接受了一個普世性的力量——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全球化——及它們建基其上的關于物質和自然、技術和經濟的客觀性預設（Mitchell，2002：2-3）。

在關于地方性知識的本質論和權力論的爭論中，不難發現作為普世性代表的“全球”“自然”“知識”和代表特殊性的“地方”“文化”“經驗”之間的對立傾向。下文在簡要考察這一傾向的西方思想源流和深遠影響后，嘗試探索破解之道。那就是，在認識層面將“自然的政治”置于反思的起點，并將“知識”作為以地方為主體的動態的、不斷生成的過程。實踐方面，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科學種田”運動中，我們發現已經存在著破解的線索。

在現代歐洲語言中，“自然”（nature）指自然事物的總和，即“大自然”，該含義出現得非常晚近，該詞的原義指一種原則、本源或本性（柯林伍德，2019）。正如亞里士多德筆下的“physis”，指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內在原因和變動不居狀態中的持久在場者，在古希臘哲學家這里，“自然的發現”是對事物不變的本質的追問，而非對其流變和多樣性的記錄?；蛘哒f，“自然”不在生長著的、運動變化著的感性世界，而在一個永恒、靜態的彼岸世界?！皃hysis”或“自然”（本性的王國）不是指物質，而是處在只能由神學、本體論、第一哲學來研究的理念世界。在西方思想傳統中，“自然的發現”，即本質的探索，繼而成為自然哲學、科學、唯理論的先驅（吳國盛，2008）。

古希臘的自然觀確定了西方思想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即任何變動不居的、特殊的、偶然的地方經驗，都要服從某一個“本性”，感官服從理念、經驗服從理論的預設由此開啟。并且因為順應本性，自然為自己立法。在現代歐洲思想家談論物的“本性”、國家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和“自然法”時（李猛，2015：50），他們探究的是“那種開端性地作為存在者之存在而被籌劃出來的‘physis’的一種十分虛弱的和無法辨認的余音”，另外，浪漫派詩人和現代綠色運動訴諸“回歸自然”，也是這種隱蔽力量的明證（吳國盛，2008）。

“本性的政治”也意味著認識論的斷裂，即我們仍然在洞穴隱喻的規定性中認識科學與社會（拉圖爾，2016：3）。從《理想國》開始，人類獲得世界真理的唯一途徑，就是離開黑暗的洞穴——擺脫社會維度、公共生活、主觀感受——上升到真理界。在此，人類世界與無可辯駁的客觀規律及真理之間，“實際上”的事物與人類對它們的表征之間并沒有連續性。也恰是基于這種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的分野，科學和社會、自然和文化才得以分而治之（拉圖爾，2016：19-22）。面對喋喋不休地對自然的表征和緘默不語的現實之間的斷裂，洞穴的光明唯有依賴哲人和科學家的來回穿梭和代言。17 世紀，自然世界即普世的共同世界，和人類心靈的特性、語言和文化世界之間的分野愈發嚴重，多元文化論不過是在這一分野的基礎上將人們之間的差別歸為基于共同單一的自然之上的多元文化（拉圖爾，2016：93-94）。

在這個意義上，上述關于地方性知識的爭論并未對這種斷裂加以彌合。一方面“地方性知識”被認為是建立在地方特殊性上的知識，但另一方面關于作為唯一真理的“自然”及其知識的獲得又需要徹底擺脫地方情景和經驗束縛，因其永恒地處于一個靜態的有待到達的理念天國。由此，如果我們需要嚴肅地對待地方性知識，那也只能或多或少地把它“下降”到文化與政治的領域。在此，洞穴與理念天國之間的區分，自然和文化的兩院制憲政仍然堅挺（拉圖爾，2010）。這同樣意味著，知識代言者在兩個世界之間穿梭時，其歸根結底還是外在于地方，時刻準備啟蒙和教化地方。

知識作為“本性”的表征和知識代言者的權威這兩個傾向，進一步妨礙了我們理解“地方”在獲取知識過程中的地位。在這里，知識是認識和探索這個動作的結果或者對象，絕非動作本身或生成的過程；“地方”絕不可能成為認識的主體，而只是知識的容器。這樣的討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自然的政治”中所存在的張力在20 世紀后半葉美國輸出的“綠色革命”中并未消失，并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的自我感知。

二、“綠色革命”和自然的發現

關于“綠色革命”，通常的敘述如下：1941 年，洛克菲勒基金派了一支專家隊伍調查墨西哥農業之后，與墨西哥政府合作設立了墨西哥農業項目，正是該項目雇用了一位后來成為“綠色革命”之父的年輕生物學者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1950 年—1960 年間，在美國政府的扶持下，洛克菲勒基金將布勞格培育出的“神奇小麥”及其他高產作物推廣到世界各地。1970 年，布勞格本人也因這項成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Patel，2013）。在這樣的敘事中，“綠色革命”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農業技術革命，它通過培育對化肥與農藥具有高度耐受力和接受度的高產雜交種子，發掘基因潛力，打破了既有的自然界限，使全世界免于饑荒和由此帶來的戰爭（Borlaug，2007）。

“綠色”就此深入人心，成為農作物的欣欣向榮和世界和平繁榮的象征，但這并非該詞的本義。1968 年，時任美國國際開發署①主任的威廉·高德（William Gaud）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發展學會上的發言首次提到了“綠色革命”一詞，表明了公眾想象與技術的政治性之間的落差。高德在總結了美國及其慈善機構的援助后坦言：

這些（指化肥、灌溉、雜交種子——引者注）在農業領域的發展意味著一次全新的革命。這不是一場蘇聯式的紅色革命，也不是一場伊朗式的白色革命。我稱之為“綠色革命”。②

如何理解這里被區分的“綠色革命”“白色革命”和“紅色革命”？首先需要回到“綠色革命”得以產生的歷史語境之中，尤其是20 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建基其上的生命政治。

18 世紀誕生于英國的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形塑了美國學界關于人口和資源的認知。到了20世紀初期，美國的新馬爾薩斯主義（neo-Malthusianism）學者已經將這一理論改造為認識國際競爭，以及人口與生態資源消耗之間負向關系的理論，其中，人口、農業產量、土壤肥力、食物營養③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戰略意義（Georges，2017），突出代表就是人口-國家安全理論（population-national security theory）。該理論將過度的人口增長及其帶來的資源枯竭、食物短缺視為威脅國家和國際安全的首要因素，將人口規模、人口增長、食物供應以及不穩定的經濟視為分析國家戰略的重要指標，堅信基因科學、生物科學是政治和經濟災難的解藥。與此相應，該理論堅信國際和平有賴于人口增長與資源消耗的平衡，例如東亞戰后和平取決于美國是否正視中國和日本龐大的人口對自身的資源產生的巨大壓力（Perkins，1997：121-124）。20 世紀30 年代，諸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機構不僅開始資助美國境內的人口學研究，還主導了美國南部推廣的農業實驗和墨西哥的農業革命，并成為以美國為中心的、以特定的知識和價值體系為標準的“非正式帝國”的推手（Nally &Taylor，2015）。在這個帝國中，解決貧困帶來的暴動問題要么訴諸武力，要么向工業落后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技術援助，墨西哥即成為技術援助的典范。

關于“綠色革命”技術及其專家對地方知識、經驗和狀況的忽視，以及“綠色革命”的發展對地方生態多樣性的破壞等研究已經非常充分，本文不認為還能為這些卓越的研究增添任何新知，而僅希望指出，“綠色革命”與其說代表了技術的發展，毋寧說代表了20 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生命政治，或關于本性之“自然政治”的全球擴張。其基本預設是，如果飽受饑寒之苦的農民能夠用技術提高農業產量，那么他們就不太可能訴諸政治運動和政治革命。這一生命政治的預設以普世知識和價值的面目推動著“綠色革命”理念和實踐的全球傳播。在墨西哥獲得成功過后，“神奇種子”繼而進入包括印度、菲律賓在內的后工業化國家。農業技術，尤其是育種技術，成為農業援助的核心，進而成為美國在冷戰后捍衛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要工具。育種的意識形態意義亦因此不再簡單地等同于“進步”，而代表了“通往自由的戰爭”（Perkins，1997：137-141）。

在“綠色革命”中，本土民眾的需求、知識與經驗并未占據結構性的核心位置。地方性知識之所以被認為不值得尊重，是因為它被視為對自然、人類、經濟本質的發現和開發的誤解和阻礙——洛克菲勒基金會官員就在日記中將墨西哥現代農業障礙歸結為政治腐敗和被“印第安人”控制的農業生產（Perkin，1990）。而外來的技術援助之所以必要，恰在于填補民眾農業知識的空白，或者說，掃除貧困首先意味著“教育”與“開化”（Georges，2017）。在此過程中，墨西哥農業的現代化實際上是當地政府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聯手改造和驅逐傳統農民及其知識，進而推行墨西哥政府孜孜以求的民主資本主義的過程（Perkins，1997：115；Patel，2013）。在美國技術專家的主導下，田間地頭只是新技術的觀察室。在1941 年和1944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組建的兩個土壤學家、植物育種家、植物病理學家、畜牧專家的工作組中，墨西哥的地方專家并不在此列。被稱為“神奇種子”的矮化品種小麥的育種首先在日本和美國的科學家網絡中完成，繼而從封閉的實驗室推廣至田間。一份1976 年的印度政府報告指出，農業技術的田間實驗已經成為一種表演，因為研究者不愿將自己的工作置于農民日常經驗的檢視之下（Madhumita&Schmalzer，2016）。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綠色革命”根源于一種將人口與饑餓、匱乏與暴力聯系在一起的知識生產方式，企圖通過技術創造富裕來實現和平，依賴技術和專家知識解決政治問題，是將政治議題隱藏在技術議題下的技術治理術（technocratic）（Patel，2013）。因此，我們對“綠色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不應該將地方性知識視作超越具體歷史語境的無時間性的本質化基準，也不應該按照知識的權力論觀點，將其簡單地視為一場帝國主義政治壓倒地方性知識帶來的浩劫，并由此追求技術的去政治化。

當下，中國社會關于“自然的發現”的解釋中仍然沒有擺脫地方性知識的本質論和權力論的陷阱。在一種視角看來，公眾對“生態”“綠色”的重視是一場生態“啟蒙”：首先將新中國初期的農業發展視為一場政治壓倒技術的荒唐之舉，繼而將20 世紀末對農業科學和技術專家的尊重視為回到尊重科學規律和技術中性化的“撥亂反正”。在另一種視角看來，當下中國“自然的發現”是一場“生態革命”，延續后殖民理論的批判，這一視角將新中國時期的“科學種田”等同于曾給全世界的前殖民地帶來生態浩劫的“綠色革命”（Cabral，2022；Santos，2011；Harrell，2021），其中西方化和現代化的知識壓倒了傳統中國農業的地方性知識和智慧，后者直到20 世紀末期開啟的上述“自然的發現”中才被重新發掘和重視。

對于上述知識生產方式的批判，已經在新中國六七十年代倡導的“科學種田”及其農業技術改革中展開。下文將細致地審視這一改革中“老農”和“洋專家”以實驗、樣板田為手段，對農業技術共同求知的過程。這一改革堅持將技術作為政治議題，展現了地方專家和外來專家合作對于知識生產過程的決定性意義。這一知識生產，進一步指向一種替代性的“自然的政治”和地方-世界的關系圖景。

三、新中國初期的“科學種田”

1973 年，美國本土一個名為“為了人民的科學”（Science for the People，SFTP）的民間組織派出由科學家、工程師、醫生等專業人員組成的代表團訪華。在中國的一個月期間，代表團參觀了農田、工廠、實驗室、大學、醫院和人民公社以及城市單位。此行的目的是觀察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發展狀況及特征——這是眾多美國訪問團中唯一聚焦科學與技術的。④回國后，他們出版了《中國：兩條腿走路的科學》。⑤此書標題借用中國的自我表述，表達了代表團看到和理解的社會主義科學的面貌：“一條腿”，是以學院式教育、專業和專家知識為代表的精英科學；“另一條腿”，是以地方、群眾、本土知識為代表的群眾科學?！皟蓷l腿走路”的要義，并不在于精英科學相較群眾科學的權威，而是指在自力更生，革命性地改變社會關系以及服務和改造人民生活方面，雙腿的協調與配合。

有學者對這些歷史記錄的可靠性提出質疑，⑥但近年來多部著作印證了類似的觀察（Schmalzer，2019；Gross，2016；Fang，2012），而更為重要的是正視，任何技術革命都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知識的生成和傳播過程（Haraway，1984）。這種知識體現為被集體擁有，公開表現出的“社會技術想象”，是對社會生活和社會秩序形式的共同理解，往往通過科技實踐而內化成人們的共識（Jasanof，2015：322）。如上所述，無論是美國本土還是“綠色革命”技術援助所到之處，科學與技術背后隱含的是一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政治議程。所以，雖然在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或許會對技術和思想領域的國家代理人角色保持警惕，但其實任何政治體制都不能豁免技術所具有的政治意涵的分析。而在中美的跨文化社會比較視野中，我們可以借助“我看人看我”的視角，穿透和審視自身的歷史和當下處境，并挖掘歷史的遺產以及警惕當下方興未艾的“生態”運動中潛在的意識形態陷阱。

下文將要表明的即是“科學種田”如何凸顯了與“綠色革命”不同的技術-政治關系。筆者將利用報刊文章和重要講話對“科學種田”中獨特的認識論及實踐進行勾勒。關于材料的選擇需要說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絕大多數資料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由國家制作的，除了明顯具有宣傳和政治導向的類別，即便是技術手冊，或由科技工作者撰寫的期刊文章也都有政策制定的痕跡。但是，首先在認識論的意義上，這些材料恰好代表了國家當時對于技術與政治的看法，它們表達了挑戰資本主義主導觀點的科學愿景，并在全球范圍內作為靈感激發著各類社會實踐。其次，材料中的事件和人物是以真實民眾的預期反應為基礎呈現的，而民眾經常以這些材料中出現的角色和事例為榜樣。并且，結合現有其他研究和對材料的細節分析，仍然可能提供關于實際人民的經驗、地方生活的線索（Schmalzer，2019：14-16）。意識形態在塑造生活的同時也在對它進行模仿，二者并不總是處于對抗關系。這涉及第三個觀點——權力和生命互構，即無需將“反抗”浪漫和理想化，假定反抗權力的愿望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實上，普通人經常以積極的方式擁抱國家的愿景和權力，這對他們來說是有意義的，并能賦予他們力量，因為權力和生命通過日常實踐生成、維持和協商（Farquhar &Zhang，2005）。因此，“科學種田”不僅是意識形態宣傳和科學愿景，它完全也可以成為一種政治實踐，動員民眾進行自我革命、認識革命和社會革命并喚起積極的力量。我們將看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業科技方面，理論與應用，理念和經驗，專家知識和地方知識，乃至自然科學和“紅色革命”，都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下重新定義和生成。

1969 年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將“綠色革命”與印度“反動政府”相聯系，呼應了高德將“紅色革命”“綠色革命”對立的姿態：

……在蓬勃發展的印度人民革命武裝斗爭的沖擊下，代表印度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大黨的統治越來越動蕩不穩……糧食和農業部長拉姆驚呼：“綠色革命”（即印度反動政府用來欺騙人民的所謂“農業革命”）如果不能成功，將要引起紅色革命……⑦

需要說明的是，當《人民日報》將“綠色革命”視為“反動”時，它并非在反對農業的現代化、機械化，新種子培育及化肥和殺蟲劑的使用。粗略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業技術，就能發現非?；祀s的情況：首先，對于貫穿中華帝國晚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家從上而下的技術推廣，地方農民并不陌生（Schmalzer，2019：13，32；Bray，2012）。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水利和人工灌溉設施的修建規模及速度超過了之前所有時代，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勞動力組織的改造同步進行。1967 年，中國從菲律賓進口了福特基金會項目培育的代號為“IR8”的“神奇種子”。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化肥的使用一直呈上升狀態，1973年中國還與美國、日本和荷蘭的三家公司簽訂了修建大型化肥廠的協議（Schmalzer，2019：10-12）。但另一方面，在冷戰的背景下，中國又始終對“神奇種子”保持疑慮，并將育種視為重點工作，分別在1956年和1959年培育了“矮腳南特”“廣場矮”。⑧農業現代化初期，千家萬戶的后院中制造的農家肥和小型土家肥工坊彌補了大量的化肥短缺，集約化農業的覆蓋面遠不及大部分地區延續的傳統混種制度。

上述混雜固然出于實際的需求，即技術封鎖和原料稀缺讓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業生產必須竭盡所能利用現有資源。另外，通過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方式，以人力解決生產力問題，亦是延續了20 世紀革命運動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不過，這種混雜或許有更深層的政治意義——《人民日報》對“綠色革命”的批判核心在于反對它所代表的技術-政治關系。問題與其說在于“綠色革命”所推崇的現代化農業發展，不如說是其背后關于技術之非政治性的預設，乃至其使用技術壓制社會和政治運動的企圖（Schmalzer，2019：4）。

恰因如此，我們不應該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科學種田”運動視為一場技術主導的農業革命，也不應該將其視為回歸以農家肥、混種制度、集體勞動為代表的傳統農耕方法的本真性訴求。這里重要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語境下，農業的現代化意在建立一個全新的、繁榮的鄉村，而傳統農耕智慧的重要性在于將廣袤的農村和廣大的農民群眾置于農業現代化的主體地位（Schmalzer，2019：7）。在保證這一主體地位的基礎上，諸如“兩條腿走路”和知識生產中的“群眾路線”的原則，將科學家和農民、理論和經驗、科學和技術視為交互生成的統一體，其目標指向“自力更生”所代表的世界想象，其核心關乎知識的生成與傳播方式，及在這一過程中農民與技術專家的地位。正是這種對技術與政治關系的理解構成了“綠色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的“科學種田”的區別，在后者的構想中，科學和技術、現代化與革命難分難解，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是同等重要、相輔相成的三大革命運動。

“科學種田”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科學能不能走群眾路線”或者“群眾能否搞科學”的問題。1958 年8 月，聶榮臻在題為《全黨抓科學技術工作，實現技術革命》的講話中，一方面將“群眾性的改良工具和技術革新運動”和“群眾在生產實踐中的發明創造”視為群眾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的體現和結果，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敦促繼續對現有科學技術人員進行思想改造，延續整風運動中對個人主義、以權威自居、脫離生產和脫離實際風氣的革除，這兩者統一的關鍵，在于黨的群眾路線。在講話中，聶榮臻專門以“科學本身就是群眾智慧的總結”駁斥了“有人認為科學技術工作比較專門，似乎就不可以走群眾路線”的觀點，并指出只有依賴群眾路線，“科學技術才能迅速發展、技術革命才能實現”。⑨這段講話的內在邏輯，并非將“群眾路線”單純視為調動群眾積極性以配合領導的手段，而是將其視為“技術革命”的內在前提和關鍵保證。也就是說，科學探索、技術革命的充分開展，必須結構性地通過群眾參與、創造和鑒定來完成。而知識分子需要完成思想改造，不斷深入地結合生產和“實際”，才能實現科學和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在此之前，他們并不獨享認定“實際”的權力。

農業生產或許是最能體現和貫徹“技術革命走群眾路線”的領域。似乎是預示著這一講話，1957 年年底，《人民日報》對湖北省紅安縣的“干部培育試驗田”連續進行了兩次報道。紅安縣委書記程鵬、技術干部祝翼鴻和幾個老農搞了一塊花生試驗地試種本地花生品種，試驗中他們采納富裕中農的意見，突破當地常規，采取新的技術措施——施底肥、根瘤菌拌種、密植的方式，取得了顯著成果，引來本鄉其他干部和各區指導組干部的興趣，繼而在全縣推廣花生試驗地。在這一過程中，各地干部亦培養出對農村的深厚感情，每每在機關一開完會，就迫不及待地想下鄉或者打聽試驗田的情況。⑩基于這次經驗，中共中央在1958 年2 月發布了《關于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把“種植試驗田”提煉成徹底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使干部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的道路。?在此后兩年，全國各地都開啟了以“試驗田”為主的農業科技工作方式，不斷豐富群眾路線式的知識生產內涵，而其中要害被強調為“研究當地農活中的主要問題”和讓試驗田“為群眾所關心”。?在這一過程中，試驗田不僅成為領導方式，更成為解決問題，爭論，集聚人心和人力，進行農業科技的試驗、科研、推廣和示范的焦點。

“科學種田”涉及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經驗、感知和傳統在知識獲得過程中的位置，或者說經驗與理論的關系問題。在對紅安縣的報道和分析中特別突出的是，領導、技術骨干、老農的“三結合”及其施展，似乎并不排斥富裕中農的豐產經驗，也不墨守當地的主流成規。其次，試驗田的推廣被認為不能孤立地以試驗田為標準并展示先進經驗，更為關鍵的是“以點帶面”。這里的“點”和“面”的關系不是工業生產中標準化的復制，也不是以點“套”面，?而是先“研究農活中的主要問題”以及農民對待新種子、土壤條件的疑慮，這一疑慮引導著農業生產以試驗的方式進行在地化的深入探索，只有在獲得成效后才能夠組織參觀、評比、推廣，這樣才能通達群眾的內心。這種思路因為將地方視為知識生產的主體，所以并未預先賦予傳統經驗或者科學理論先天的合法性，而是預先承認任何知識都必經在地化的檢驗，并且能夠回應當地的問題。紅安縣之外，基于農民需求和老農質疑，從老農那里得到啟發而推動科研往“實事求是”方向發展的事例比比皆是，脫離地方情況和群眾訴求甚或被視為科研的阻礙。?

1960 年農業部《關于全國農業科學研究工作會議的報告》，以及1963 年譚震林、聶榮臻《關于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的報告》，在對前一階段某些趨勢糾偏的同時，并沒有取消“三結合”原則。1960 年全國農業科學研究工作會議進一步倡導將“試驗田”擴展為一個以人民公社為基礎的遍及全國的農業科學研究網，進一步強化了將政治掛帥、群眾路線、為生產服務置于科學探索內在過程的傾向。1963 年的會議報告則首次提到了“樣板”的作用，在后續的文件和報道中，“樣板田”成為農業科學發展的焦點，?“樣板田上出科學”的提法被反復討論。這些討論的核心在于駁斥將樣板田視為推廣工具的觀念，而在“理論聯系實際”“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中，將其作為科學知識的發生之處。?例如，樣板田被視為“以空間換時間”的科研方式，這是因為，如果遵循以往以“推廣”為主的方式，實驗室和田間地頭處于時間的先后順序中，唯有經過實驗室的充分研究，才能到田間地頭推廣。然而，“樣板田出科學”讓樣板田成為多點試驗的方法，?科學研究可以同時在實驗室小田和多塊大田中完成，使得和群眾一起育種、選種的試點數量驟增。?在樣板田中，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再次得到確證。

福建省閩侯縣南通公社從1958 年至1966 年的經驗充分說明了在“科學種田”和農業技術革命過程中，各種思想和知識的沖突，以及以地方為主體的知識生成過程。1958 年—1961 年，公社出于“求穩”的想法按照老習慣、老辦法種田，卻一直未解決內澇、種子、肥料等根本問題，遠遠落后于臨近的公社。隨后，公社干部意識到，“因循守舊的穩是缺乏革命精神的表現”，遂開始依賴群眾，充分調用起1962 年就成立的“老農顧問委員會”，而在此之前，公社對其作用的定位是“參謀參謀”“顧問顧問”。1962 年春，“老農顧問”張祥灶?參加了閩侯縣科學技術協會召開的農學組會議，要來20 斤“矮腳南特”號良種試種，結果畝產高出既有品種一倍。?當時的報道充分說明了“老農”的轉變：

這件事讓公社開始將“老農”作為開展群眾性科學實驗活動的骨干力量。老農對科學種田的認識也有了改變：過去老農對科學有神秘感，和技術干部有隔膜，認為“你是洋的，我是土的”，現在老農和技術干部一樣是農學組成員，大家共聚一堂，交流經驗，相互討論，暢所欲言，真正地做到了干部、老農、技術人員三結合；過去老農只是談老經驗，現在老農，通過搞科學實驗，有所創造了，開會時也能談新的東西了。?

20 世紀60 年代的新中國涌現了一批農民育種家，他們刊登在報刊的多篇總結不斷提到以閱讀《愚公移山》《實踐論》《矛盾論》等方式來指導生產，例如農民育種家曾敘創表明，自己通過不斷閱讀這些著作，“對于書本上和生產上沒有的東西，我們用‘試’的辦法去解決，通過多次的‘試’不斷思索總結，原來沒有的東西，就會被創造出來”。?農民作為知識生產者的主體地位，更表現在“三結合”擴展到高校和科研機構，“農民育種家”“土專家”從田間走向了象牙塔。例如被譽為“南中國生物防治之父”的昆蟲學家蒲蟄龍和防治白蟻技術的農民李始美的長期深入合作，促使后者成為中山大學的生物學教授。在蒲蟄龍眼中，“李始美非常有經驗，也有能力，因為他的農民出身，很有經驗，所以聘請農民專家來搞研究”（施邁茨，2017）。雖然在21 世紀的語境下，一些歷史學者對李始美的“科研水平”評價不高，?但本文認為這里值得重視的是，李始美的“經驗”能夠打通田間和高?？蒲袡C構的壁壘，而沒有被畫地為牢地視為地方的感性認識或原始資料。

李始美的案例表明，在20 世紀60 年代至70年代以“科學種田”為代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中，經驗和理論、實踐和科研，構成了可以相互貫通的整體，而它們之所以可以貫通，是因為群眾的經驗、感性認識是科學理論必然發生的土壤，唯有經過對感性認識的總結和提升，才能“出科學”。歸根結底，不僅干部和科研人員應該“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科學的認識論也被認為應遵循這條法則。

1965 年吉林省農業科學院在總結勞動模范崔竹松水稻高產經驗時，最初想采用訪問座談的形式，始終未能如愿。后來改變方式，堅持蹲點三年，和崔竹松同吃、同住、同勞動，才最終得以完整總結了高產經驗。?正如上文所述，崔竹松的經驗也面臨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即樣板的作用不僅在于普及，而在于普及過程中不斷總結、提高。?這個案例凸顯的另一個重點是，經驗的獲得和總結唯有通過和崔竹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里涉及對實踐和理論之關系的主張，實踐和理論處于相互生成的辯證關系中，理論不來自先驗的理念王國，而來源于社會實踐?！豆饷魅請蟆返囊黄缯撁鞔_反對從“書本中”“天才的腦袋中”來的認識，因為這“否認了認識和實踐這一認識過程中的基本矛盾，而主張認識論上的形而上學”，而提倡“實踐-認識-實踐”的循環往復。?在總結崔竹松經驗的過程中，甚至不能通過談訪和書面總結的方式獲得認識，而必經親身參與。

在這里比“實踐”更為具體的要求是“感性認識”，如同群眾智慧一樣，感性認識非但不是理論竭力超越和拋棄的阻礙，而是通達理論的必經之路，例如一些育種工作者本想在實驗室栽培出放之四海皆準的狀元品種，后來經過對各個自然區推廣品種的感性認識，重新研究農家種特點，逐漸培育成幾個適合不同條件下栽培的新品種。?又如農民用肉眼看作物長相，用手腳來判斷土性，被視為科研工作的基本功。?感性認識亦不限于群眾，“到群眾中去”的要求意味著，科學也需要通過以感覺、物質為中心的感性認識，被群眾全心全意地接受。

1964 年，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育種研究所的曾道孝到北京郊區農村推廣播種技術時，經過對兩個生產隊的調查后決定嘗試用機器播種，但一個生產隊對此方式有所顧慮，曾孝道遂讓另一隊先行嘗試，小麥一周后“又齊又壯”，顧慮被消除。接著，曾孝道提倡給返青小麥追肥，因不符合當地習慣難以推行，于是他在大塊試驗地中選出一畦在小麥返青起身時不施肥，和其他施肥田塊進行對比。一周后，不施肥的小麥“又黃又瘦”，讓農民嘆服。在北京通縣（今通州區），農民因為不相信麥穗在小麥返青后就開始迅速生長，所以不習慣給返青小麥松土，提高地溫。為了說服農民，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王世之調來一臺顯微鏡，在生產隊長、老農、公社干部面前剝開返青小麥麥穗葉片，“一個個米粒頭般大小、通體透亮的麥穗生長錐果然清晰地呈現在大家眼下了”，讓農民發現：“小麥起身就懷胎啦！”隨后，全縣又調集二十多架顯微鏡，出動大批技術員，帶上介紹摟麥、施肥技術的掛圖在各處地頭向社員傳授經驗。王世之和通縣副縣長也拿了顯微鏡和掛圖到各處轉了三天，開了十三處地頭會，邊看、邊講、邊操作表演。終于讓農民“打開了眼界、明白了道理”，接受返青后松土，提高地溫的栽培方法。?

上述事例表明，試驗田中的“科學”，唯有通過經驗和感性認識，才能為農民接受和信服。在肉眼可見的小麥長勢“又齊又壯”或“又黃又瘦”，顯微鏡下展示的小麥“起身就懷胎”的感官震撼中，經驗和理論，感性和理念，構成了一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循環往復的整體。至此，我們可以開始討論在“科學種田”中的技術與政治的關系或“政治掛帥”議題。在上述福建省閩侯縣南通公社農民試驗搞成功后，不僅公社開始堅信“科學來自生產實踐，農民群眾完全可以成為農業科學的主人……少數人壟斷科學的時代開始過去”，也讓農民群眾的心態和積極性開始改變，甚至涌現出眾多“科學迷”，自掏腰包搞實驗、找對比的案例比比皆是。?

導致這些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公社認為是“改變了人們的主觀世界，也就改變了南通公社的客觀世界”。?這樣的表述呈現出對主觀和客觀世界的獨特看法。改變之前的主觀世界包括因循守舊，或是科學只能掌握在專家和讀書人手中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構成了公社發展的阻礙。在經過“革命種田”“科學種田”的主觀世界改造之后，農民意識到自身是具有非凡創造力的知識主體，此主體能夠打破既有“地方性知識”，不斷實踐和探索開辟全新的客觀世界。誠如齊澤克（S.Zizek）的觀察，毛澤東思想的關鍵貢獻在于強調實踐和理論的辯證關系，并將通常被劃歸為“上層建筑”的理論視為政治斗爭中與“物質基礎”同等堅實和具有決定性的因素（Zizek，2017：7）。這樣的格局意味著主體改造和技術生成是同一個難分難解的過程：

……建設樣板的過程，決不單純是推廣先進技術和發展生產的過程……必須突出政治，抓住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的綱，才能帶動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發展……?

在這里，“才能”二字表明，“政治”“兩條道路斗爭”是“生產”“科學實驗發展”的先決條件。正是主觀世界在主-客辯證關系中的決定性地位，給予了生產乃至創造全新知識的可能，并賦予了實踐以革命性甚至破壞性。也恰恰是在共同參與的探索、失敗、再探索和不斷創造中，“三結合”“群眾路線”才真正將不同的群體連接成一個不僅在知識上，也是在情感上的共同體，作為反例的“脫離群眾”，并非指不接觸群眾、不利用群眾，而是不相信群眾和樣板田中能夠出科學，而將之下降到理論的執行者的地位。例如在一篇《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報道中，山東省東河縣農技站最初僅僅“抽勞力搞實驗”，還擔心群眾“弄壞”“搞亂”試驗，最后發現相信、提高、依靠才是真正的“三結合”路線。?在這一過程中，群眾不僅要參觀，還要鑒定、試種。?這種心心相通的方式注重的不僅僅是某一具體實踐方案是否可行和參與者的干勁問題，還特別關注如何讓這一具體實踐過程成為參與者共和意愿、共和能力的養成所。由是，群眾路線不僅有助于正確領導的形成，領導者、組織者、精英認識與群眾認識的充分聯通，還將有助于工作與身心、個人與公共、當下和人民共和理想充分實現的中國未來之間的有效聯通（賀照田，2022：490-491）。在此，“知識”和“知心”都在同一過程中生成。

四、結論：“科學種田”中的“地方求知”

無論是“樣板田中出科學”的科學研究路徑，還是經驗與理論的辯證法，乃至“政治掛帥”的技術路線，均是對“綠色革命”中的生命政治和技術治理術的潛在批評。1957 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宣言“向自然界開戰”，并非指用技術手段征服或者奪取自然的秘密，而是在馬克思的意義上，改造自然的同時意味著改造人自身，反之亦然（朱羽，2018：2-3），因為“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毛澤東，1999：325）。階級斗爭是關于本性和世界觀的斗爭，也是一套自我革命。具體在新中國的語境下，“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關鍵是“階級覺悟”，即以“自覺”的革命觀念一方面改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一方面改造“小農”的自我。而這一層覺悟，既是激勵群眾主人翁式的主體性，也指思想的解放（李放春，2010），同樣也是一種關于自然世界的全新的認識論改革。因此，這涉及一種新的人性的生成，新的“心物”關系的塑成。由此，改造自然始終貫穿于毛澤東的“三大革命運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之中（朱羽，2018：4-5）。也是在這一意義上，“自然”是知識、技術與政治的統一體。

“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發展主義”三要素的交織、互動與沖突貫穿了20 世紀（朱羽，2018：16），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在既有的自然中，同步發生改造自然和生成自然的事業，這里的自然，既指需要改造和征服的外在自然，也指不同政治傳統中的人性信仰，既指傳統風俗，也指革命主體性。在何為“自然”的斗爭中，文藝、科技、經濟等領域無疑成為焦點。本文對20 世紀60 年代至70年代新中國的農業科學技術實踐的討論希望說明，首先，在新中國的語境下，無論是風俗還是既有的人性，都不代表源于事物本性、超越現實狀況的權威，也并非一成不變的靜態標準——這恰恰是“綠色革命”建基其上的自然的政治的信仰，也是“科學種田”批評的對象。進而，正是因為風俗和人性的可塑性和開放性，它們需要充分地與革命進程辯證地相互生成、重構、轉化，內化成革命性的自然。而其生成，非得依賴“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線。換言之，如果承認地方人群是中國現代化的主體而非改造對象，如果承認他們作為主體能夠進行自我革命而不必等待啟蒙，那么一套符合日常生活常識，來自感性認識的科學認識論，是唯一可靠的路徑。

這樣的認識論并不為新中國的經驗獨占，而具有更為廣泛的世界意義。在此，我們或許可以借鑒人類學已經比較充分的對認識論的討論并與之對話。面對本文批評的“本性的政治”及其帶來的認識論斷裂，拉圖爾提醒道：“我們不需要以洞穴為開端！實際上，政治的理想與自然的觀念始終成雙成對，從來沒有超越自然政治的任何其他政治”（拉圖爾，2016：58）。這里，每一個關于本性及其認識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這不僅因為“表象”（representation）生產了一個事實的秩序（米切爾，2022：Ⅳ-Ⅴ），更因為任何政治議題都建立在何為“本性”與本性如何生成和認識的信念之上。

接著，知識并非永恒地處于一個理念天國，它不存在于任何既定之處。關于“本性”的想法，帶來了關于知識場所的根深蒂固的偏見，這種視野要求知識的獲得需要不斷地從具體的“地方”（place）上升到抽象的“空間”（space）（Ingold，2011：146、153）。這是英德格爾（T.Ingold）筆下的“現代主義觀念中的傳統知識”，它類似于系譜（genealogical model），被認為擁有本質性特征，內在于人們的頭腦中，并且可以世代傳遞和習得、傳播，“事實”因為預先存在，所以需要被挖掘。在這里，地方主體不能從自己對地方的切身體驗中獲得任何真知，因為地方環境只是無足輕重的背景甚至障礙（Ingold，2011：154、157）。

與之相對的“地方觀念中的傳統知識”。它與其說具有傳播、傳遞、繼承的實體和內在特性，不如說是在實踐的技藝中，在環境之中，在關系之中動態生成的過程。在這樣的視野下，所謂“地方性知識”不是某種本質而是一個過程，地方也不再是知識的容器，而是知識必經其發生之依據，“事實”不能預先存在，它只能發生（occur）（Ingold，2011：154）。在這個意義上，不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技藝和實踐不應該被下降為知識的具體化體現或在地化實施，“自然”及其知識也不應該是客觀存在的穩定對象，而是在地方風土、人類活動中不斷生成（Ingold，2004：307-309）。拉圖爾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自然及其知識的存在方式不在于其客觀性，而在于其在關系的世界中不確定的、不間斷的生成特性（拉圖爾，2016：5）。人類學發現，這種關系性的社會世界無處不在，當我們說非西方人不愛護自然時，那是因為他們未將自然“純化”，“自然”從來不是一個思考的范疇和可資利用的對象——差異不在于他們是否善待自然，而在于他們根本就沒有在“對待”它（拉圖爾，2016：85-87）。恰恰在知識的生成過程和關系特性之中，地方和歷史情景不再構成知識的外在背景，而成為知識必要的構成部分。

本文試圖以作為動作的“地方求知”（local knowing）取代作為名詞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以“世界”取代“全球”（globe），意在否認知識來源于傳統或理念天國的迷信，由此避免將“地方”視為傳統文化的容器，而將“自然”讓渡給科學的領域，同時，也拒絕將“地方性知識”視為“世界知識”的干擾，由此避免在知識生成與獲得過程中，地方和世界的潛在沖突?！暗胤角笾辈粌H試圖以此將不斷生成的、具體的、特殊的、地方性的求知過程置于知識生產的主體地位，還試圖反對以抽象的空間為核心意象的“全球化”。由此，或許可以用基于地方的多重世界想象取代單一全球秩序圖景，并且避免諸如地方與世界、傳統與現代、文化與自然的沖突。

同樣重要的是，“地方求知”的視角也將知識代言者、科學家和地方人士置于同樣的知識生產者的地位。套用英德格爾的話，地方及科學的研究應該是“與人們一起研究”（study from and with people）而不是“對人們進行研究”（study of people）（Ingold，2013：2-3），這是一種“從社會出發”（賀照田，2018）的知識和知識生產者，他們不占有世界，也不占有地方，而是在具體的地方情景中，開放和不確定地合力產生一套對于自然的認知。

帶著這些全新的洞見，我們或許可以正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科學種田”中不斷生成著源于地方群體經驗的世界知識，這種知識生成或求知過程也意味著自我的革命，將自我作為主體進而展開行動。這種別樣知識的世界性意義，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在新中國初期農業科技實踐的“自力更生”之中——對于新中國時期從地方到國家的發展，“自力更生”不僅意圖解決資源短缺的現實問題，也意圖為“第三世界”提供一套在帝國主義和冷戰格局中的替代性世界圖景和方法論（Schmalzer，2019：141）。

這樣的立場與20 世紀末期的思想狀況極為不同。在啟蒙話語再次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識之時，新中國六七十年代的歷史被打包理解為“反現代運動”。此時的地方及其民眾被認為唯有再次被“啟蒙”脫胎換骨，才能真的肩負起把中國順利帶至現代化的理想之境（賀照田，2016：65）。由是，“新啟蒙”的核心任務是反封建而非毛澤東時代的批判資本主義，是大大增強有利于破壞小生產者前現代性的商品經濟，以及將科學和技術解放出政治的桎梏，而非思考毛澤東時代在技術領域政治掛帥的顛覆性含義。

讓人慨嘆的是，20 世紀70 年代中美恢復邦交關系后，一支由西方石油公司高管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在驚嘆中國的育種成就之余，他們還制作了一部名為《中土花園》的紀錄片。在片中，伴隨著《春江花月夜》片頭曲，出現在觀眾視線的第一個場景是在身穿汗衫、頭戴草帽的農夫驅使下，耕牛在一望無際的水田中艱難前行。如果說這一景象符合中國傳統繪畫中耕織圖的意象，那么隨后頭挽發髻的農村老人用竹編蒸籠烹飪的景象，更是強化了影片東方學式的異域想象。在這樣的基調中，袁隆平的創舉，被視為某個綿延千年的靜態文化遺產的結果。?將近半個世紀之后，當中國大陸的“生態農業”方興未艾之時，類似的“東亞農耕傳統”似乎也被很多生態農業推崇者奉為圭臬。此時或許需要被提及的，恰恰是新中國初期發生的轟轟烈烈的“科學種田”。

注釋：

①英文全稱為“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

②此為高德于1968 年3 月在國際發展協會（The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會議上發表的公開演講，參見W.Gaud,“The Green Revolution：Accomplishments and Apprehensions,” https://www.agbioworld.org/biotechinfo/topics/borlaug/borlaug-green.html，訪問時間：2023 年11月23日。

③例如，“卡路里”在19 世紀90 年代被發現后，逐漸成為衡量食物攝入量的指標，進而與優生學和人口學一道成為國際政治的重點領域。

④2021 年，SFTP 組織了一次對《中國：兩條腿走路的科學》的閱讀和討論，包括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在內的五位學者或訪問過中國的親歷者參與了討論，并將討論結集成題為“重讀《中國：兩條腿走路的科學》”（Sepcial Collection 2021: RereadingChina: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的系列文章，發表在SFTP 網站上。此處參見S.Schmalzer,“Introduction,” https://magazine.scienceforthepeople.org/rereading-china/introduction/，訪問時間：2023年4月23日。

⑤Science for the People,China: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New York:Avon Books,1974.

⑥Zuoyue Wang,“Commentary on Science for the People,China: 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 https://magazine.scienceforthepeople.org/rereading-china/commentary/.

⑦《印度國大黨內狗咬狗爭斗越來越尖銳》，載《人民日報》1969年10月25日，第5版。

⑧“IR8”是由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于20 世紀60 年代在菲律賓利用雜交技術培育的常規水稻品種，“矮腳南特”“廣場矮”均為20 世紀50 年代在廣東培育的高產穩產的早秈矮稈品種。

⑨聶榮臻：《全黨抓科學技術工作，實現技術革命》（1958 年8 月2 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336頁。⑩古維進：《參加和領導生產的好辦法——培育試驗田——記湖北紅安縣干部培育試驗田的經過》，載《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第2版。

?《中共中央關于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1958 年2 月14 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150—151頁。

?曾惇：《向紅安縣學習什么？》，載《人民日報》1958 年4月18日，第2版。

?江渭清：《運用樣板，推動全盤，是領導農業生產的好方法》，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2期，第1—11頁。

?吉林師范大學生物系草原研究室：《不要迷信書本知識》，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 年第4 期，第40 頁；江蘇省徐州專區農業科學研究所：《打破洋框框，培育棉花新品種》，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 年第5 期，第3—6 頁；福建省龍溪專區農科所：《發展科學研究工作的障礙是什么？》，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 年第2 期，第43—44 頁；鄧炎棠：《樹立為革命育種的世界觀》，載《作物學報》1966年第2期，第143—146頁。

?農業部黨組：《關于全國農業科學研究工作會議的報告》（1960 年2 月2 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45—51 頁；譚震林、聶榮臻：《關于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的報告》（1963 年4 月30 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4—167頁。

?例如，《還是要從思想談起》，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3期，第49頁。

?《作物學報》編輯部：《打破舊框框，多快好省地培育新品種》，載《作物學報》1966年第2期，第154—161頁。? 四川省萬縣專區農業科學研究所：《加強實踐觀點，減少盲目性——小麥育種工作初步總結》，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 年第5 期，第12—15 頁；山東省農科院植保所、昌濰專區農科所安丘南部樣板田工作組：《為生產而試驗，在生產中找課題》，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3期，第47—48頁。

?后被譽為農民育種家。

?《農民自覺掌握農業科學的時代開始了——福建省閩侯縣南通公社的群眾性科學實驗活動》，載《人民日報》1966年5月18日，第4版。

?同上。

?曾敘創：《從育種實踐中學習育種》，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5期，第20頁。

?薛攀皋：《對土專家進中國科學院當研究員的反思》，載薛攀皋：《科苑前塵往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朱德海：《廣泛開展群眾性的農業科學實驗活動，促進農業生產新高潮》，載《人民日報》1965 年1 月31 日，第5版。

?吉林省農業科學院新豐水稻樣板工作組：《在樣板田上開展科學研究的過程就是兩種思想、兩種方法斗爭的過程》，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 年第4 期，第34—37頁。

?《光明日報》社論：《改變兩個公式——世界觀上的革命——三論知識分子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轉引自《中國農業科學》1966 年第4 期，第7—9 頁。另可參見《一條農業科學實驗的正確道路》，載《人民日報》1963年7月23日，第1版。

?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克山農業科學研究所：《為人民服務，為生產育種——春小麥雜交育種的經驗》，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5期，第7—11頁。

?江西省紅壤試驗站：《樣板田可以出高產，也可以出科學》，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2期，第38—41頁。

?高潔、于英士：《把科學技術獻給農業——記北京小麥科學工作者的田間實驗活動》，載《人民日報》1964 年6月22日，第2版。

?同注?。

?同上。

?同注?。

?于克林：《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載《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5期，第35—36頁。

?同注?。

?參見紀錄片《中土花園：中國雜交水稻的故事》（From the Garden of Middle Kingdom:The Story of Chinese Hybrid Rice），https://vimeo.com/14743373，訪問時間：2023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