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業銀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來自準自然實驗的證據

陳陽 黃雅妮

[摘 要]基于中國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2004—2020年的數據，以城市商業銀行的設立為一個準自然實驗，構建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檢驗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表明：第一，城商行設立顯著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尤其對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企業的促進作用更強。第二，城商行設立通過提高地區信貸規模與FDI流入、促進制造業企業的投資水平與創新水平，推動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第三，城商行設立帶來的積極效應集中在地區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制造業企業，以及中小規模、與銀行關系密切的制造業企業。因此，城市應充分利用城商行帶來的優質資源，促進制造業企業的投資與創新，實現地方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城市商業銀行；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多期雙重差分模型；融資約束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24）01-0035-13

The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CHEN Yang，HUANG Ya-n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20，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CCB）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CB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first，the establishment of CCB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especially for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second，the establishment of CCB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regional credit scale and FDI inflow，promoting the investment level and innovation level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ird，the positive effects brought by the CCB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degree，as well 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banks. Therefore，citie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high-quality resources brought by CCB，and promote th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so as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Key words：City Commercial Banks；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financing constraints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盵1]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主體，一直被視為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也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中之重。2010—2022年，我國制造業發展規模持續穩居世界第一，然而，我國制造業的發展依然存在諸多問題。2017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盵2]但近年來融資約束依然是我國制造業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之一[3-4]。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占制造業企業的比重在90%以上，因而以扶持地方經濟與服務中小企業為宗旨的地區金融機構的發展對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城商行”）是地區金融機構的典型代表。我國城商行的組建工作始于1995年，于2004年逐漸步入正軌。2021年，我國城商行的總資產規模達到45.1萬億元，是2004年的26.5倍。同時，城商行的發展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東部地區13個城市城商行的數量就占據全國總數的54%。各地區城商行的設立能否促進當地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問題值得深究，本文基于城商行設立的準自然實驗，采用多期雙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伴隨城商行的陸續設立和不斷發展，近年來對其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加。學者們對于城商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從宏觀層面考察城商行設立對整體區域經濟的促進作用[5]，特別是對地區就業規模[6]、資本配置效率[7]以及銀行信貸行為的正向影響[8]，而城商行的兼并重組也可能會削弱城商行設立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9]；二是從微觀層面探究城商行對于企業發展的具體影響，相關研究集中于城商行對當地中小企業融資的促進作用，解決當地中小企業融資難[10]、投融資期限錯配等問題[11]，以及城商行設立對僵尸企業的影響等[12]。以上研究為探討城商行設立對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提供了雙重視角。

制造業企業的發展問題一直備受國內外學者重視，隨著高質量發展概念的提出，部分學者對應分析了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測度方法[13-14]。還有部分學者通過理論或實證方法探究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提升路徑，認為諸如普惠金融、銀行信貸、數字經濟等是重要影響因素[15-17]。更多學者則聚焦于制造業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金融發展對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近年來的相關研究表明，金融市場化改革可有效緩解制造業企業融資約束[18]。中小銀行、金融科技的發展則對提高中小企業的貸款可得性具有重要作用[19-20]。與銀行關系密切同樣可以提高企業長期貸款的可得性，促進企業的創新產出[21]。城商行的定位是“服務于地方經濟與中小企業”，其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金融發展水平，同時以上研究意味著城商行設立對于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存在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就城商行設立這一準自然實驗構建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探討城商行設立對我國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研究目的主要包括：第一，擴展和豐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相關研究，聚焦制造業企業，剖析地區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發展間的密切聯系；第二，將城市宏觀數據與企業微觀數據相結合，并從宏觀與微觀兩個視角出發，以融資環境與融資約束為切入點，分析城商行設立影響我國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第三，考察城商行設立對我國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的異質性，細致剖析異質性的原因，為城商行設立效應的提升提供更充實的理論依據。

二、研究背景與理論假設

（一）研究背景

城商行是在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在逐步完成股份制改革后，已然成為我國金融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世紀80年代，為給城市中小企業等提供金融服務，城市信用社開始在大中型城市迅速發展起來，至1995年全國城市信用社數量高達5279家。城市信用社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資產質量低、經營效益差、內部控制不足等問題，導致整體金融風險不斷積聚，隨后各地開始集中整頓城市信用社。1995年，為響應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風險的管控，規范金融秩序，在地方政府的引領下，城市合作銀行開始“接盤”城市信用社的不良資產，三年后，城市合作銀行更名為城市商業銀行，城商行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地區經濟發展，特別是地區中小企業發展提供金融服務。進入21世紀，地方政府持續推進城市信用社的改組工作，城商行逐步走向規范化、商業化的經營道路，其數量和總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如表1）。

城商行的經營與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相較更具靈活性與地緣優勢，業務范圍正逐步擴大，成為我國商業銀行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城商行的設立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除直轄市外，東部地區成立城商行的數量較多（如圖1），但主要集中在遼寧、山東、浙江、河北四個省份；在中西部地區，四川省有12家城商行，其余省份大多僅擁有2家或以下。城商行設立的時間與區域差異性也為本文利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創造了條件。

（二）理論假設

推動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首要考慮的是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融資約束的存在會嚴重阻礙企業經營業績的提升，因此，解決融資約束問題可以有效改善企業經營情況[22]，而城商行的設立與發展可改善企業的融資環境，提高企業的貸款可得性，推動制造業企業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宏觀效應”與“微觀效應”兩方面。

1. 城商行設立的“宏觀效應”

“宏觀效應”表現在城商行可通過優化地區信貸規模與促進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流入來助力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城商行自身可為當地企業提供更為豐富的金融資源，在利用地緣優勢實現差異化服務后，能夠削弱國有商業銀行在當地的壟斷地位，明顯提高銀行業的競爭水平[23]。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意愿傾向于抵押品質量高、有政府信用擔保等條件的企業[24]。而相較于國有商業銀行，城商行的資金規模普遍較小，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更為靈活[25]。對于制造業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制造業企業而言，資金需求量大且抵押品不足的問題普遍存在，城商行的發展優化了銀行信貸配置，增加了制造業企業獲取貸款的機遇，不僅能滿足企業日常經營的需要，還能緩解制造業企業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成本上升等壓力。

另一方面，在各地招商引資競爭中，金融資源和融資能力正是核心競爭力之一。城商行的設立反映了地區金融制度在不斷完善，可為FDI帶來的技術以及管理經驗的擴散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和便利的融資環境，進一步促進地區FDI的流入[26]。這不僅為制造業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而且會帶動企業逐步走向國際市場，增強地方制造業企業的綜合實力。我國制造業在勞動生產率、產出專利等方面，與美國、日本這些實施全球制造業技術引領戰略的國家相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高端和優質產品自給程度不高[27]；同時，制造業需要引進高端機械設備等資本品，外匯需求量相應增加。外商投資的擴大可以彌補制造業企業的資金短缺，有效緩解我國制造業企業普遍面臨的生產效率低下、外匯短缺等壓力。

2. 城商行設立的“微觀效應”

“微觀效應”表現在城商行可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制造業企業的投資水平與創新水平，從而推動地方制造業企業趨于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投資活動作為企業日?；顒又?，對企業績效的提升起到關鍵作用[28]。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會抑制企業投資水平的提高[29]，而銀行分支機構的增加可顯著提高非國有企業投資水平[30]。銀行的規模結構與企業的規模相匹配可以更好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促進實體企業發展[31]。大型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復雜，搜集與處理信息成本較高，因而對于企業軟信息的獲取較為困難[32]。相比之下，城商行憑借地緣優勢更易與當地企業實現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因此，城商行的設立可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制造業企業投資水平穩步提升，為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我國制造業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創新能力不強，高端、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難以滿足我國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這對制造業實現轉型升級及高質量發展造成極大阻礙。我國制造業企業的研發活動普遍受到融資約束的影響，外源融資渠道的擴張可有效緩解融資約束，促進制造業企業的創新研發活動[33-34]。特別是地方制造業企業，創新積極性的提升是促進其高質量發展的關鍵[35]。而城商行的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特別是中小制造業企業的資金支持，為這些企業提升創新能力，走上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提供了可能。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城商行設立有利于地方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

3. 城商行設立影響機制的異質性

第一，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會因地區市場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城商行大多是在原有城市合作社的基礎上合并重組而成的，且一般由政府作為第一大持股人，其成立、經營與發展都會受到當地政府的控制和干預，因此城商行在地方政府的干預下為特定企業提供信貸支持成為普遍情況[36]。從市場化程度來看，地方政府的過度干預意味著市場發展不成熟。當地區市場化程度較低時，地方政府更有可能會直接參與城商行的人事任免、信貸發放等活動，這將扭曲地區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減少城商行提供給正常發展企業的信貸規模，總體上抑制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第二，制造業企業存在的規模差異，以及組織結構、經營方式、資源稟賦等的不同[37]，會影響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效果。大型商業銀行與城商行相比，在資本規模、技術創新、風險管控等方面具有很大優勢，對企業申請貸款應提供的抵押品要求也高，因此中小企業從大型商業銀行獲取信貸的成本過高。大型制造業企業更易受到大型商業銀行的信貸支持，城商行對于中小制造業企業的發展能發揮更大的助力。地區金融機構發展越快，對中小規模的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越強。

第三，銀企關系的優劣可能影響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程度。信息不對稱是中小企業獲取外源融資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小企業面對過高的信息披露成本，沒有能力在大型銀行借貸。而城商行的地緣優勢可減少銀企間的信息不對稱[38]，加強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了解與聯系，不僅使金融資源流向發展前景更好的企業，也使得城商行更易識別高效率經營的企業，有效避免僵尸企業等持續占據銀行信貸資源。因此，城商行設立對與銀行關系較好的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會因城商行所在地區的發展環境和企業自身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異。

按照上述理論假設與分析，本文構建了以下理論框架圖：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2004年初，銀監會提出重組和改造城商行的基本思路與原則，我國城商行發展進入新的時期，之后城商行數量快速上升。因此選取2004—2020年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匹配我國城商行設立的數據展開研究。數據來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上市公司的基本情況與財務報表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與Wind數據庫，據此計算出核心變量、控制變量等相關指標，并剔除在樣本期內的ST、*ST企業與主要變量嚴重缺失的企業；城商行數據，來源于中國銀保監會官網以及各城商行官網；我國地區宏觀數據，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各地區統計官網收集整理所得。對數據進行匹配后共獲得10336個樣本點。

（二）研究方法與模型設定

雙重差分模型常用于公共政策或項目實施對于經濟個體的效果研究。由于此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策評估中的內生性問題，近年來在學術研究中的應用日益廣泛[39-41]。這一模型將研究樣本分成有政策實施的處理組和沒有政策實施的對照組，并通過比較兩組之間的回歸結果差異，評估政策實施的效果。而在更多的情況下，“先試點，后推廣”已成為我國推進改革、實施政策的一個重要方法，此時，研究樣本的處理組會出現時間差異，可通過多期雙重差分模型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

研究城商行設立是否能夠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同樣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展開。具體原因如下：第一，1995年《國務院關于組建城市合作銀行的通知》中指出：“城商行的組建工作要分期分批進行，條件成熟一個，批準一個?！背巧绦械慕M建首先在我國35個大中型城市推開。第二，我國大多數城商行是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兼并重組而成的，城市信用社本身存在業務范圍狹小、資產質量低、信貸資金管理不足、市場定位模糊等問題，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對于是否設立城商行持保留態度。換言之，城商行的設立符合“時間和地點隨機性”?；诖?，構建以下基準回歸模型：

公式（1）中，i表示企業，t表示年份，c表示制造業企業所在城市。TFPit 為以全要素生產率表征的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水平。Bankc t 表示制造業企業所在城市c在第t年是否設立城商行，設立城商行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β1 反映城商行設立對于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若β1 系數為正，則說明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反之則說明有抑制作用。Xit 為一系列控制變量，Ci 和Yt 分別為企業和年份固定效應，εit 為隨機擾動項。

為進一步明確城商行設立對于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本文將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展開機制分析，并參考江艇對中介效應分析的操作建議[42]，在公式（1）的基礎上構建以下兩個模型，識別城商行設立與中介變量的因果關系。

公式（2）中，宏觀中介變量Mech1c t 指城市層面的中介變量，包括c城市在第t年銀行信貸規模和地區FDI。其他變量與式（1）相同。公式（3）中，微觀中介變量Mech2it 指企業層面的中介變量，包括制造業企業投資水平與創新水平。其他變量與式（1）相同。

（三）變量測度與描述性統計

1. 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測度方法主要有兩種：單一指標替代法與多指標評價法。單一指標替代法主要以經濟增加值、全要素生產率、總資產周轉率、勞動生產率等作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替代變量。相較于主觀性強、結果差異大的多指標評價法，具有客觀性、統一性的單一指標替代法應用范圍更廣[43-44]。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盵1]全要素生產率包含信息全面、綜合性強，能夠體現企業的產品質量、技術進步、產業技術鏈上所處位置等多方面變化，因此，遵循陳昭等的做法，采用制造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替代變量[35]。按照國民經濟行業的分類標準，將制造業分為31個細分行業，并參考陽立高等的相關研究，將31個細分行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三大類① [45]。

參考魯曉東等的相關研究，在估計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之前，需設定生產函數[46]：

公式（4）中，Yit 表示產出，Lit 為勞動投入，Kit 為資本投入，Ait ?表示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應估計法（FE）、Blundell and Bond法（GMM）以及兩種半參數估計法Olley-Pakes法（OP）與Levinsohn-Petrin法（LP）。OP法在企業投資額數據缺失過多時會使結果出現偏差，FE法與GMM法也分別因忽略時間變化信息、需處理大量滯后值而應用受限，而LP法不僅可以克服OLS法存在的樣本內生性，也能獲得完整數據以保證結果的有效性，因此選取LP法測算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LP [47]。同時，采用OLS法測算TFPOLS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在考慮中間品投入并將公式（4）取對數處理后，構建以下函數：

公式（5）中，Yit 為企業產出，以企業營業收入作為代理變量；Lit 為勞動力規模，用企業在職員工數量度量；Mit 為中間品投入，以“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為代理變量；Kit 為企業固定資產，用年末固定資產凈值衡量；殘差項εit 包含了公式（4）中Ait 對數形式的相關信息。

2. 城商行的設立

考慮城商行在設立之初可能會對制造業企業發展造成影響，利用城商行初始成立的時間為基準，參考熊家財等的相關研究，將城商行設立作為一個準自然實驗[11]，即核心解釋變量為城商行的設立（Bank），城市在當年存在城商行取值為“1”，不存在城商行取值為“0”。

3. 控制變量

參考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既有研究，選取以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企業年齡（Age）、勞動力規模（Lab）、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收益率（ROA）、企業成長性（Growth）、股權集中度（Top1）、產權性質（State）。此外，進一步控制企業（code）和年度（year）固定效應。

4. 中介變量

宏觀層面的中介變量包括當地銀行的信貸規模（Credit）與FDI流入（FDI），分別采用地區金融機構年末的貸款余額、地區外商直接投資額的自然對數來度量。微觀層面的中介變量包括制造業企業的投資水平（Inv）和創新水平（RD）。制造業企業投資水平參考李志生等的做法，采用企業當年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的增量來衡量，并用總資產進行標準化處理[30]；制造業企業創新水平采用“研發投入金額的自然對數”來計算。制造業企業的研發投入情況在2011年之前只有少數企業在財報中披露，而在2007年《企業會計準則》頒布后有少量企業陸續披露研發情況，直至2011年披露研發投入的企業數量才明顯增多。因此，參考劉詩源等對于企業研發支出的處理[48]，在進行機制檢驗時，保留2004—2011年的觀測值，但將2011年以前未對外披露研發投入的樣本設置為缺失值，2011年以后未公布的取值為“0”。以上變量的具體定義及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由表2中被解釋變量的最大、最小值可見制造業企業之間的全要素生產率存在較大差異，這意味著城商行設立很有可能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及分析

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對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行回歸分析，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如表3列（1）所示，在控制企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的情況下，Bank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城商行設立能夠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在列（2）中控制影響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其他因素后，Bank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系數略增至0.074；從列（3）—（5）三大類制造業企業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城商行設立對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尤其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的促進作用更強，而對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并無促進作用。

首先，我國大部分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仍處于基礎設施建設階段，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長，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要素價格也在逐漸上升，因此需要更多的資金來滿足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城商行的發展可以為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有效助力。其次，城商行設立帶來的豐富的信貸資源，可以大大緩解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資金約束，滿足企業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引入的外商投資可緩解制造業的外匯壓力。最后，城商行設立對于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并不具有促進作用。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城商行給地方制造業企業提供的更多是信貸資源，而非直接提供技術，且外商直接參與企業投資更看重我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二是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主要集中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更加注重外商投資的質量而非數量。綜上所述，城商行設立對于我國制造業總體上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二）穩健性檢驗

1. 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的前提是處理組和對照組的核心變量在政策發生前滿足“具有相同的發展趨勢”；反之，若處理組和對照組在政策實施前就具有一定差異性，則無法反映真實的政策效果，所得結論不具有穩健性。為檢驗多期雙重差分模型的適用性，設置如下回歸方程：

公式（6）中，Bankc t 表示制造業企業所在地區城商行設立時間的虛擬變量。k表示城商行設立的相對時間，以城商行設立的當年作為基準年份，γk衡量特定年份處理組與對照組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差異，γ0為城商行設立當期效果，γ-5至γ-1為城商行設立之前1—5期效果，γ1至γ9為城商行設立之后1—9期效果，考慮樣本量、時間跨度等問題，當k<-5時取值為-5，k>9時取值為9。通過檢驗γk 的大小與顯著性即可檢驗城商行設立之前的平行趨勢以及設立之后的動態效果（見圖3）。

如圖3所示，在城商行設立之前，平行趨勢檢驗系數值在0左右，即處理組與對照組的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均未受到城商行設立的影響，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通過了平行趨勢檢驗。在城商行設立之后的第三年（k=3），處理組和對照組的政策效果開始出現差異，且此后大多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城商行設立對于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具有持續性。因此本文適合通過多期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2. 替換被解釋變量

為保證上述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采用OLS法重新計算制造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4列（1）（2）所示，與前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再次說明城商行設立會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推動作用。

3. 考慮地區特征因素及地區特征趨勢

由于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可能會受到企業所在地區特征因素的影響，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地區特征因素，即城市固定效應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列（3）所示，此回歸結果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一些地區特征因素可能會受到時間變化的影響，例如地區經濟波動、地區人口數量變化等，為控制受時間變化影響而形成的地區特征趨勢，進一步引入城市與時間的交互固定效應進行穩健性檢驗。表5列（4）結果表明，在控制地區特征趨勢后，實證結果在5%水平上依然穩健。

4. 處理連續變量異常值

考慮變量存在異常值的情況，對回歸樣本中的各連續變量在1%與99%分位處進行縮尾處理，結果如表4列（5）所示。在加入控制變量、企業和年份固定效應后，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依然顯著。

5. 時間安慰劑檢驗

考慮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可能因時間變化或其他非政策因素產生差異，將政策發生時間前置進行安慰劑檢驗。根據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將城商行設立時間的提前3年和4年，分別表示為Bank-3、Bank-4。檢驗結果如表5列（1）（2）所示，在加入控制變量、企業與年份固定效應的情況下，提前3年、4年設立城商行對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6. 利用傾向得分匹配（PSM）修正樣本偏差問題

PSM有助于修正樣本偏差的問題[49]，故運用傾向得分匹配與雙重差分相結合（PSM-DID）的方法以更準確地估計城商行設立與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間的因果聯系。采用Logit模型，協變量為企業年齡、勞動力規模、資產負債率、總資產收益率、企業成長性、股權集中度、產權性質等，按照1：3進行最近相鄰匹配。結果如表5列（3）所示，Bank的估計結果依然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城商設立行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是正向的。H1得到驗證。

五、機制檢驗與異質性分析

（一）機制檢驗分析

1.“宏觀效應”檢驗

從宏觀層面考慮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地區金融機構在1%的水平上顯著促進銀行信貸規模擴張與地區FDI流入，進而推動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城商行設立會引發當地銀行的競爭加劇，優化當地銀行信貸資源配置與信貸規模，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緩解融資約束，城商行提供的信貸資源更好地滿足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資金需求。銀行信貸規模擴張對于制造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正向影響[50]，尤其對于規模較小以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影響更大。故城商行可通過擴大信貸規模影響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另一方面，我國的中小制造業企業依然存在產品技術含量低、市場競爭力弱等問題，嚴重阻礙企業自身的發展。城商行的設立會促進當地FDI流入，地區吸引外資能力增強，可為當地企業發展提供資金與管理技能。我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具有勞動力優勢，這也為吸引外商投資提供了更多可能。此外，FDI流入可為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帶來更多接觸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機會，對企業的出口競爭力提高與技術進步產生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FDI流入總量的增加能促進制造業升級[51]，且對于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企業升級的推動作用尤為明顯，進而總體上會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2.“微觀效應”檢驗

城商行設立可助推制造業企業投資水平與創新水平的提高。城商行的設立及引起的銀行業競爭與資源流入可以緩解中小制造業企業的融資約束，而制造業企業在融資約束得到有效緩解后，會通過提高企業的投資水平和創新水平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這一機制檢驗結果如表6列（3）（4）所示。制造業企業進行固定資產與無形資產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自有資金與自籌資金，這一資金來源方式進一步限制了企業自身的投資能力，制造業企業的投資不足進而會影響自身價值、限制自身發展。提高貸款的可獲得性對于提升制造業企業投資水平和投資增長速度尤為重要，城商行的發展拓寬了制造業企業，尤其是抵押品不足的中小制造業企業的資金來源渠道，進而提高了企業的投資水平，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

此外，制造業企業的創新研發活動需要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其中融資約束和資金壓力會阻礙制造業企業的技術創新，尤其對于電子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型行業，資金與技術都必不可少。因此，城商行設立可以讓地方制造業企業獲得充足資金以保障創新研發活動順利進行，而制造業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會促使自身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異質性分析

1. 市場化程度異質性分析

城商行設立可能會為發展停滯不前且受到地方政府強制干預的企業提供融資便利，進而搶占市場信貸額度，對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制造業企業的發展造成阻礙。因此，參考樊綱等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的計算方法，用市場化指數衡量地區的市場化程度[52]，按地區市場化程度對樣本進行分類回歸?；貧w結果如表7列（1）（2）所示，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越低，地方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越大，制造業企業融資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商關系，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因而城商行設立對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明顯。而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銀行的信貸配置效率高，更多地將金融資源提供給具有發展前景的制造業企業，利用市場機制淘汰缺乏自生能力的制造業企業，尤其是僅靠政府補助和銀行信貸維持經營的僵尸企業。因此城商行設立可進一步促進成長性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

2. 企業規模異質性分析

根據制造業企業規模，即制造業企業的員工數量，按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分別進行回歸?；貧w結果如表7列（3）（4）所示，城商行設立對中小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而對大型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正向推動作用并不顯著。相較于大型商業銀行，城商行的經營規模普遍較小，且受到資金規模、業務能力的制約，在與大型商業銀行的競爭中處于劣勢，但與中小型制造業企業資金需求少且頻率高的特點相匹配。因此城商行多為中小制造業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并推動中小制造業企業進行創新與投資活動，中小制造業企業也更依賴城商行的信貸支持。

3. 銀企關系異質性分析

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銀企信息不對稱。銀行對企業有一定的了解可以提高銀行的放貸意愿，降低放貸風險。因此，進一步將樣本分為“銀企關系好”和“銀企關系差”兩組進行分析對比，其中的銀企關系采用制造業企業的分析師關注度來衡量，回歸結果如表7列（5）（6）所示。城商行設立對于與銀行關系密切的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系數為0.109。相較于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城商行具有與地方經濟發展相交融的地緣性優勢，更有利于獲取當地制造業企業的相關信息，推進銀企關系的良好發展。此外，銀行業的競爭加劇也會促使銀行積極了解企業的真實情況。由此可見，城商行設立會促使信貸資源向銀企關系密切的制造業企業流動，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推動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H2得到驗證。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城商行的設立為準自然實驗，采用2004—2020年制造業企業相關的樣本數據，通過構建多期雙重差分模型，探究城商行設立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內在的影響機制，及其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存在的異質性。

（一）主要結論

第一，城商行設立總體上能促進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顯著促進了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

第二，城商行設立可通過“宏觀效應”與“微觀效應”影響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昂暧^效應”表現在城商行通過促進地區的銀行信貸規模擴張與外商投資流入，正向影響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微觀效應”表現在城商行通過緩解制造業企業的融資約束，為企業的投資活動與創新活動提供信貸支持，推動制造業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三，地區市場化程度高會加大城商行對地方制造業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與銀行關系密切的中小規模制造業企業受到城商行設立的正向影響較大。

（二）政策啟示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城商行應完善對于制造業企業的信貸發放管理制度，充分滿足制造業企業，尤其是中小制造業企業的融資需求。首先，城商行可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提高對制造業企業的信貸審批效率，盡快完善信貸風險預警機制，對一些經營不善的企業適量減少信貸，嚴格把控信貸發放業務。同時加強貸后管理，提高對制造業企業貸款后的服務意識。其次，城商行應從制度體系建設、執行力建設、員工思想教育等方面著手，加強內部管理，降低信息成本與服務成本，為制造業企業提供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務，創造對制造業企業，尤其是對中小制造業企業申請貸款的有利條件。最后，制造業企業應充分了解城商行的信貸風險狀況，并及時向城商行提供真實準確的資料，加快貸款審批速度。

第二，重視城商行的持續經營管理，著力提升城市的市場化水平。降低地方政府對城商行的持股比例，減少地方政府對城商行的人事任免、信貸發放等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城商行信貸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地區的市場化水平，加強城商行與制造業企業之間的聯系與溝通。同時城商行需堅持將中小企業作為主要服務對象，根據自身的資產規模和風險管控能力規劃發展路線，與大型國有銀行開展“錯位競爭”，實現特色化發展。

第三，充分利用城商行引入的優質資源，提升制造業企業的投資與創新能力。地方政府應積極引導資源流入與配置，激勵制造業企業的投資與創新活力。制造業企業應合理利用資源，對投資項目進行詳細調研，對項目實施進度與資金使用情況制定完善的監督管理機制；增加及提高研發基礎設施與技術人才的數量及質量，提高創新成果轉化。通過以上措施，最終達成提高制造業企業的投資與創新水平，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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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