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FIC模型的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協同治理研究

婁自強　王建偉　劉鑫

摘 要：高校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完善高校內部治理對提高辦學水平、提升辦學質量、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學生是高校內部治理的重要參與主體，研究基于SFIC協同治理模型，選取山東省部分高校作為樣本，對調查數據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和PA-LV路徑分析，從啟動條件、催化領導、制度設計和協同過程等方面提出優化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協同治理的建議，為提高新時代高校治理能力提供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SFIC模型；大學生；高校內部治理；協同治理

中圖分類號：G4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24）03-0093-06

高校作為社會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引領和示范作用。一流高校建設需要一流的高校內部治理［1］。大學生是高校內部治理重要參與主體，調動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促使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完善制度建設，對提高高校內部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基于SFIC模型探究影響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協同治理的因素，著力提升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協同治理的水平，助力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

一、SFIC模型及其內涵

SFIC模型即協同治理模型，該模型是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者克里斯·安塞爾（Chris Ansell）和艾利森·蓋什（Alison Gash）所創，他們通過對137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政策領域的協同治理案例進行分析后提出該模型［2］。模型由“啟動條件”“催化領導”“制度設計”和“協同過程”四個核心變量及其從屬細分因子構成。其中，“協同過程”是模型的核心，“協同過程”在其他三個變量背景及影響下進行，各要素彼此聯系、相互作用，最終在四大變量的綜合作用下導出協同結果。模型構建過程充分考慮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良好的適用性，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多個不同領域的研究。本研究嘗試在高等教育領域運用SFIC模型分析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協同治理問題。

二、研究設計與假設

（一）研究設計

SFIC模型涉及“啟動條件”“催化領導”“制度設計”和“協同過程”四個部分，本研究從協同治理的視角出發將SFIC模型涉及的四個部分預設相應的“變量組”，將協同效果作為“因變量組”，分別提出假設條件。本研究以山東省部分高校在校大學生作為調查對象，獲取相關支持數據，基于假設及數據分析探討大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影響因素，并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優化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協同治理的建議。

（二）研究假設

針對“變量組”和“因變量組”的關系，本研究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假設。

H1 大學生參與治理的“啟動條件”越好，則其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治理效果”就越好。

H2 高校治理“催化領導”越成功，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治理效果”就越好。

H3 高校治理相關“制度設計”越合理，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治理效果”就越好。

H4 高校治理“協同過程”越好，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治理效果”就越好。

具體題目設計與解釋如下［3］。

1.“啟動條件”問題設計與分析

“啟動條件”，指促成或阻礙利益相關方達成合作的影響因素，包括權利或資源失衡、參與協同動機、合作或糾紛史三個變量。在調查中，該變量組設計的問題如下。

QD1 你對學校的治理措施非常了解。各方參與協同治理的信息掌握情況。按照SFIC的理論，“啟動條件”的首要因素是權力、資源和知識的不對稱性。參與協同治理的不對稱性越強，意味著各方在協同過程中的地位越不平等。

QD2 你會積極配合學校對相關事務的治理。各方參與協同治理的動機，包含：各方參與協同治理的意愿以及當出現矛盾時各方友好協商的意愿；各方對協同治理效果的預期，良好的預期有助于提高參與者的熱情；各方對于實現目標依賴于協同治理的認可等方面的內容。參與動機越強越有利于協同治理過程的推進。

QD3 你曾與學校管理部門因治理發生過矛盾。各方合作與沖突的歷史。良好的合作歷史，有利于各方對協同的成果預期向好。反之，若各方曾出現過沖突，則可能會導致協同合作的意愿降低。

2.“催化領導”問題設計與分析

“催化領導”，指推動協同成果產生的機制。當各方協同動機弱、權力與資源不平等、前期合作不足時，領導力被廣泛認為是將各方帶到談判桌前，引導克服協同過程中諸多困難的關鍵因素。在調查中，該變量組設計的問題如下。

CH1 學校管理層應該在學校內部治理中承擔主要角色。高校領導在治理過程中的主導權。

CH2 對學生相關事務，學校管理層應盡可能少地進行干預。要增大學生在切身事務中的管理權限，就要避免高校領導層的過度干預，協同治理涉及各方權利的讓渡。

CH3 你會積極向學校管理層就學校治理提供建議。需要檢驗協同過程中領導層的引導效果。

CH4 學校樂于采納學生的意見和建議。高校在催化領導過程中的態度、能力和效果，可以從高校管理層對待大學生意見和建議的狀況進行衡量。

優秀的領導能力是協同治理過程中度過艱難時刻的關鍵因素。在參與動機薄弱、權力和資源分配不均、對立情緒很高的地方，領導力就變得更加重要。結合我國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實際，以及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設計，在“協同過程”中需要強調學校領導層的主導地位。

3.“制度設計”問題設計與分析

“制度設計”，指協同過程中程序合法性至關重要的基本協議與規則。在調查中，該變量組設計的問題如下。

ZD1 你是否經常參與學校組織的治理制度研討。制度設計的包容性體現在制度設計過程中有沒有遵循民主參與的原則，是否積極廣泛吸納學生的意見，可以通過研討會或聽證會進行。

ZD2 學校當前的內部治理制度基本合理。規范合理的基本制度是協同治理過程中各方積極參與的重要前提，如不合理會直接失去各方加強協同的可能。

ZD3 學校在治理過程中能做到公開透明。明確和一貫適用的基本規則使利益相關者確信該過程是公開、公平、公正的。流程透明意味著利益相關者可以確信溝通是“真實的”。

ZD4 治理過程中出現問題必須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解決。解決渠道的排他性體現在協同治理過程中出現問題要借助于基本規則進行處理。這就需要有合理的制度規則。

4.“協同過程”問題設計與分析

“協同過程”，指在前述三大變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整個內部協同步驟。在調查中，該變量組設計的問題如下。

XT1 學校與學生的共同利益非常緊密。協同過程的首要因素是各方對共同利益達成共識。無論是高校管理層還是在校學生，只有當各方把消除分歧、合作共贏作為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各方才會誠意合作。

XT2 學校在學生相關事務治理方面有明確目標。為實現共同的利益，各方需要確定共同的努力目標，唯有如此各方才能擰成一股繩，有效推動高校內部治理的進程。

XT3 當前學校在與學生相關事務治理已經步入正軌。協同治理的成果是檢驗過程科學性、有效性的重要參考。

XT4 學生有與學校加強溝通合作的意愿。

XT5 學校與學生進行了誠意的溝通。主要是高校管理層與學生的誠意溝通。同時，根據SFIC模型協同治理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5.“治理效果”問題設計與分析

對“治理效果”Ansell和Gash沒有給出具體的參考指標，本研究用XG1、XG2、XG3三個指標衡量協同治理效果。在調查中，該變量組設計的問題如下。

XG1 高校學生相關事務的治理情況良好。學生對高校治理現狀的評價能夠體現出當前高校治理的效果。

XG2 高校對學生相關事務的治理將會越來越好。檢驗治理效果是否有延續性。

XG3 你會繼續并長期參與學校內部治理。學生是否會長期參與學校治理是內部協同治理效果的直觀度量。

三、數據來源與檢驗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線上發布問卷的方式，樣本涉及駐青島高校2所、駐濟南高校1所、駐濰坊高校1所、駐棗莊高校1所、駐臨沂高校1所。學生籍貫覆蓋我國除西藏、臺灣之外的所有省級區域。剔除明顯無效的答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527份，參與調查學生情況如表1所示。

（二）題項設計的檢驗

為了測試各因子與測度項之間的關系是否符合SFIC的關系，本研究使用SPSS Amos軟件對數據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以此驗證問卷各組題目設計是否合理。

經分析CH2需要被剔除，最終結果如圖1所示。從結果看，整體模型適配度主要指標均符合要求，說明從整體上看題項設計合理?！爸贫仍O計”所設計的4個題目主要適配度指標：x2/df=1.632［<5］、GFI=0.997［>0.9］、CFI=0.998［>0.9］、RMSEA=0.035，均符合要求?！皡f同過程”所設計的5個題目主要適配度指標：x2/df=4.394［<5］、GFI=0.987［>0.9］、CFI=0.993［>0.9］、RMSEA=0.080，均符合要求。通過檢驗表明：研究設計的整體結構和各量表題目設計是合理的，符合SFIC模型基本結構。

（三）學生的評分差異分析

將各組變量求和獲得SFIC模型中各組成部分的綜合得分，然后進行方差分析或T檢驗得到結果匯總如表2、表3（見下頁）所示。

表2從方差分析的結果看，學生的不同身份和生源地不會對評分產生顯著影響。而性別對“啟動條件”、年級對“協同過程”和“成果”存在顯著影響。對“啟動條件”的綜合評分，男生為11.95，女生為12.39。

表3從年級對協同過程和治理效果的綜合評分影響分析，不同年級對協同過程和治理效果的評分順序一致，大一最高，其次是大三、大二，最低的是大四。存在顯著差異的環節，在協同治理時應具體分析其原因。

四、路徑分析結果及結論

（一）路徑分析結果

由于QD3數值越大表示“啟動條件”中矛盾越大，因此在路徑分析前進行逆向處理，設為QD3_2。然后使用SPSS Amos軟件依據SFIC模型構造各因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最終其PA-LV路徑分析標準化結果如圖2所示。

（二）路徑分析結論

1.研究假設成立

通過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各主要參考指標均符合要求?！皢訔l件”“催化領導”“制度設計”三者與“協同過程”之間的影響系數均為正值，“協同過程”與“治理效果”之間的影響系數也為正值，意味著本研究預設的四個研究假設均被驗證為成立，這一結果表明模型與研究結論之間關系是可靠的。

2.“啟動條件”“催化領導”“制度設計”三者相關性顯著

通過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啟動條件”與“催化領導”“制度設計”之間的相關系數R=0.77，為顯著正相關；“催化領導”與“制度設計”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4，為高度正相關。表明“啟動條件”“催化領導”“制度設計”三者之間均存在較大的相關性，這表明三者的關系符合SFIC模型所要求的假設條件之間的關系。

3.“制度設計”對治理效果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從影響系數看，“啟動條件”對“協同過程”的影響系數為0.16，“催化領導”對“協同過程”的影響系數為0.11，“制度設計”對“協同過程”的影響系數為0.69。由此可見，“協同過程”更多取決于“制度設計”?！皡f同過程”與“治理效果”之間標準化影響系數高達0.94，表明“協同過程”可以決定“治理效果”的絕大部分。由以上分析可知，“協同過程”是影響“治理效果”的決定性因素，而“協同過程”更多的決定于“制度設計”，這表明“制度設計”對“治理效果”有較大的間接影響（0.65）。此外，“制度設計”與“催化領導”之間存在強相關關系（0.94），這表明良好的制度環境是保障“制度設計”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良好的“制度設計”與“催化領導”要求：一方面高校管理層要廣泛吸納大學生的意見，合理制定相應規章制度；另一方面大學生也應積極表達意見，從而保障“協同過程”順利進行。

4.“啟動條件”并非影響治理效果的關鍵因素

“啟動條件”對“協同過程”的影響較?。?.16），同時對“治理效果”的影響也很?。?.15）?！按呋I導”對“協同過程”的影響很弱（0.11）而與“制度設計”的相關性極強，這可能是由于“領導催化”成功與否表現在是否形成了良好的“制度設計”。這表明協同治理前的初始條件并不是最終治理效果的決定性因素，只要啟動協同治理，做好“制度設計”和“催化領導”，在“協同過程”中處理好不同因素和環節的關系是可以取得良好協同治理效果的。

五、優化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協同治理的建議

（一）完善“制度設計”

“制度設計”是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的前提。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手段。我國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國情，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大學治理體系不能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必須立足中國實際，探索符合中國特色、教育規律和時代要求的路徑。大學生參與高校內部治理必須以國家的法律、制度、規范為依據，在此基礎上建立高校內部治理制度體系。大學章程是高校治理制度體系中的“根本大法”，確立了高校治理發展的基本規則和改革創新的根本依據。高校應當以章程為依據，制定內部管理制度及規范性文件、實施辦學和管理活動、開展社會合作。高校要依法按照章程建立和完善學生參與管理的組織形式，支持和保障學生依法、依章程參與學校管理。

（二）重視“協同過程”

“協同過程”是學生參與學校內部治理的關鍵。在協同治理過程的各環節中需要精誠合作，良好的正向溝通是協同治理中各利益相關方之間建立信任的基礎。高校章程具有概括性，不能對所有事務進行全面的規定，所以高校需要不斷改進和完善內部規章制度設計，從而使學生有明確的行為預期，保障學生有序和規范化參與學校內部治理［4］。因此，在章程的修訂過程中，高校要切實發揮學生群體的作用，采用學生代表或全員調查的形式，了解學生的訴求以及其對學校治理的意見，基于對學生利益和高校利益的客觀分析，經誠意溝通解決發展中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5］。這要求高校領導層正視學生的訴求，真正俯下身來與學生進行誠意的溝通，而不是浮于表面走過場。特別是在完善高校內部管理制度、提高高校管理服務水平等方面，傾聽學生的聲音顯得尤為重要。

（三）鼓勵“催化領導”

按照《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教育部令第31號）要求，章程應當依照法律及其他有關規定，健全中國共產黨高等學?；鶎游瘑T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具體實施規則、實施意見，規范學校黨委集體領導的議事規則、決策程序，明確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的制度規范。良好的制度，離不開扎實的落實。大學生參與高校協同管理的制度需要在個人行為與學校的活動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鼓勵“催化領導”，高校管理層依法依規落實章程，深化民主管理，拓展民主管理和監督渠道，充分發揮教職工代表大會、民主黨派等群團組織在學校組織、管理、決策、監督等方面的作用，深入推進黨務校務公開和信息公開，確保師生對高校管理的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推進高校各項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6］。

（四）正視“啟動條件”

學生是大學的主體之一，同時也是大學的基礎。大學治理要為學生服務，讓學生獲得更好發展，因此更要確認學生的主體角色，這意味著學生的身份由純粹的受教育者向兼具治理者轉變［7］。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高校要從協同治理的角度出發，適應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要求，著力加強內部協同治理體系建設。高校要廣泛吸納師生參與學校內部治理：一方面要完善組織建設，如教職工代表大會、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學生會等，使師生擁有相對穩定和可靠的組織依托；另一方面要拓展參與渠道，可以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增設民主參與平臺，積極主動征求廣大師生的意見和建議。高校要明確學生主體角色，賦予充分權利；完善學生組織，提升參與合力；構建制度體系，提供合法性保障；應用智能技術，打造智慧參與平臺［8］。這有利于充分發揮大學生在改善高校內部治理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是正視“啟動條件”的表現。

總之，高校治理水平的提升是一個系統工程。一方面，大學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治理現代化既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大學治理提出的目標要求，也是扎根中國大地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的根本保障［9］。伴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研究的不斷深化，高校治理必將實現新的跨越。但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通過實證量化衡量影響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相關研究極少。另一方面，受限于作者的水平，本研究嘗試性地提出假設，采用量化分析的形式探討學生參與高校治理的影響因素及路徑，在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還有很多問題亟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首先，SFIC權變模型沒有考慮外部環境對“協同過程”的影響，而高校作為非完全開放的單位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其次，盡管模型的創造者已經意識到“協同過程”各個環節之間很可能存在著非線性關系，但模型對“協同過程”的分析沒有擺脫線性模型的束縛。最后，本研究的設計有待進一步完善，雖然參考了相關的研究成果，但從PA-LV模型結果可以看出，隱變量“啟動條件”和“催化領導”對個別觀測變量的解釋能力偏弱。這些限制需要在后續的研究中進一步突破。此外，由于受到樣本制約，對研究結論的普適性和可推廣性也有一定局限。

參考文獻

［1］王曉茜，姚昊.大學生參與大學內部治理行為的影響因素［J］.高教發展與評估，2022，38（4）：53-62+121-122.

［2］彭艷，丁曉瑩，王繼笛，等.基于SFIC模型的云南省跨境經濟合作區協同治理研究［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9（4）：125-130.

［3］趙錦.中國網約車服務業的協同治理研究：以SFIC模型為分析框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6.

［4］吉明明，馬金平.學生參與大學內部治理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J］.黑龍江高教研究，2020（10）：40-45.

［5］陳瞳.學生參與大學內部治理行為影響因素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22.

［6］郭華橋.把準中國特色現代大學治理體系的內涵［N］.中國教育報，2023-10-30（6）.

［7］王璐.大學生參與大學內部治理的意愿、行為及影響因素研究［D］.青島：青島大學，2023.

［8］駱聘三.積極促進學生參與大學治理共同體建設［EB/OL］.（2023-11-23）［2023-12-02］.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11/t20231123_5698454.shtml.

［9］王曉茜，姚昊.大學生參與大學內部治理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的實證分析［J］.重慶高教研究，2022，10（2）：49-59.

注：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山東省高校治理現代化指標體系構建與監測研究”（20CPYJ39）、山東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課題“分類管理視角下民辦高校高質量發展對策研究”（2020ZC321）、山東省本科高校教學改革研究項目“山東省民辦高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與實踐”（2016M081）的研究成果。

（責編 雷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