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價值行動、治理限度與策略選擇

詹國輝　魏海濤

〔摘要〕政府治理現代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一環，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已然型塑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過程中的重要現實課題之一。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實質上映射出“高效化、科學化、智能化以及精細化”等四維特征。本體性視角觀之，數字賦能行動內生出多重價值行動，讓政府治理更精準高效，讓公共服務更便捷可及，讓公共安全防線更加堅固，讓數字經濟更活力迸發。但在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地方性實踐中，存在數治體系融合不暢、數治場景應用不足、數治人才缺口凸顯、數治風險激增等多維制約因素，引致了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實踐限度。對此，通過構建“數智融合”的三維體系，構筑數字治理多元化場景，培育數治現代化高素質人才隊伍，完善保障機制，以期構建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體系，旨在推進政府治理的全面現代化。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政府治理現代化；數字賦能；數字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24）02-0047-09

一、研究緣起

當今中國正處于數字化的大變革與大發展時代，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巨大躍升帶來了強大動力。正是數字技術的廣泛嵌入，為重塑政府治理的理念、制度與運作方式提供了行動可能。由此而來的網絡社會治理、數據治理、數字治理、數字政府等領域的實踐愈發顯現出磅礴的學術生機?？v觀世界場域會發現，許多發達國家正在加速推進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塑造國家競爭新的非對稱優勢。因此，通過數字技術賦能政府治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與政府治理效能，最終得以實現政府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亦是我國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保持競爭力和穩定性的重要抓手之一。傳統意蘊的觀點認為，政府主體總是呈現出理性保守的邏輯，因而其治理行動往往顯現出惰性和路徑依賴的特征，而非權變主義變革。依托于數字技術推動政府組織架構的有效重塑，這既需大量的財政資金投入，又需對以往制度安排進行解構，再得以重構。由此看出，地方政府的數字化轉型本身就是一個高風險、高成本的治理行動?？陀^來說，正是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經濟社會更加充滿了諸多靈動性，自然就會延展出社會民眾的多樣化訴求。但因數字技術的異化，使得基層政府監管機制不健全、數字利維坦等問題日益顯現。由此，在政府數字化轉型進程中，如何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課題之一。

在面向數字時代，關于數字政府的研究逐漸映入人們的討論視野中。對此，學者們主要從如下多重視角得以開展研討，具體來說：一是技術治理視角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數據的治理〔1〕；數字用戶的素養提升〔2〕；應用場景的開發與限度〔3〕等議題。二是公共政策視角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政府內容在各國之間的差異〔4〕；數字政府政策創新擴散機制〔5〕；數字政府政策執行過程〔6〕；數字政府政策評估〔7〕等議題。三是組織運行視角的研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數字技術對組織結構的影響〔8〕；差異化的數據治理機構在推動數字政府戰略上的績效差異〔9〕等方面的研究。盡管對數字政府既有研究較為繁復，然其未能系統性闡釋數字政府面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應該呈現何種現實樣態以及所面臨的治理限度。

基于上述實踐與理論背景，那么問題得以顯見，何謂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其內在有何價值行動？在推進數字政府治理現代化實踐中，面臨何種治理限度？對此，本研究嘗試回應上述追問，希冀通過厘清數字賦能政府現代化的多重內涵和價值行動，并進一步探究數字賦能政府現代化實踐中所面臨的治理限度，旨在構建多維路徑體系，以最大化促成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二、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一個概念譜系的延展

從辯證唯物主義視角觀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顯然是一對互構關系。正因如此，數字技術籍此重塑數據的收集、傳遞和處理方式，從而促使數字生產力的轉型，并進一步催生了原先治理體系中所構建的多元組織形態與組織關系的斷裂與重塑。事實上，將數字技術嵌入到國家治理行動中，有助于把治理行動演化為一個服務增量的過程?！?0〕這就意味著“數據是技術治理的生命”，因而如何夯實數字賦能行動的根基就顯得尤為關鍵。在此之中，跨層級、跨部門、跨行業的數據的歸集、交換、共享等互構行動，是促成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驅動力之一。換言之，構建數字政務應用平臺必然是實現政府的“以數據促對話、以數據促管理、以數據促決策、以數據促創新”的現實邏輯，進而得以促成政府治理現代化能力體系的整體性構建〔11〕。由此可見，通過架構數字平臺，以數據為治理媒介，推動治理主體間的有效共享與協調，實現整體智治〔12〕。

事實上，國家治理現代化本質上就需要整體性促進國家和社會上的各項事務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進而得以型塑出集成式的治理體系。這就客觀層面上要求國家主體尤其是政府層面應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有效治理效能。對此，以系統論視角觀之，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顯然是一個以智能化實驗為主體邏輯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對國家與社會的互構生成與發展的影響亦呈現出系統性效應。由此可見，依托于數字技術，進一步重構出新的治理技術，尤其是要推動治理的轉向，逐漸轉到“以數據為基礎、以算法為核心、以算力為支撐”的新型治理形態。在構筑治理形態的基礎上，強化數字賦能效應，力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促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全面實現?！?3〕在此之中，應當言明數字賦能政府現代化的特征（見圖1），詮釋其內涵。

其一，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高效化”。要促成政府治理的現代化，顯然需嵌入數字技術，并有效地激發出治理主體的活力，從而使數字賦能政府治理效能得到有序提升。由此應當看到的是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高效化特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數字賦能多主體的高效互動。面向數字社會，強調各級政府職能的數字化轉變，這不但有效增進了頂層設計（中央政府層面）與在地化實踐（地方政府層面）的雙向互動，而且最大化增強了企業的自主權和市場的活力?！?4〕正因如此，其更有助于實現數字賦能多主體的高效互動。二是數字賦能體制機制安排的高效協同?；跀底终闹厮芘c制度再設計，使得一系列資源（人、財、物），以及要素（數據、技術、流程、組織等）能夠型構為一個整體治理單元，進而達成統籌協調、協同創新和優化配置等共同再生產的行動，意在實現數字賦能體制機制安排的高效協同。三是賦能行動能力的高效治理。在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實踐進程中，凸顯數字技術功能（數據挖掘、機器學習、可視化預測、廣義診斷）的廣泛應用，力圖促進政府的有效決策分析（收益分析、成本分析以及風險分析）行動能力，這無疑從全局觀念為政府治理在多元行動目標中探尋動態平衡的科學決策支持，最終得以數字賦能行動能力的高效治理。

其二，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科學化”。伴隨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主的數字技術迭新，尤其是以ChatGPT為代表的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突破性進展，進一步促進數字技術分析能力有序提升。其中內含了自然語言處理、視頻圖像解析、數據挖掘分析、數據融合計算等多元化功能。正因其數字技術的智能化治理方案得以構建，進一步有效表征出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科學化。首先，健全數據支持技術賦能政府決策的科學化。以大數據監測分析為基礎，提高數據的整合匯集以及分析能力，以便于保障數據監測與預警能力，進一步全面提升算力的準確性和及時性，旨在數字賦能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其次，優化數字手段賦能監管機制的科學化。通過數字化追溯手段，進一步構建出政府監管的新型機制，實現政府治理全領域的全過程監管（事前—事中—事后），力圖全面且廣泛地提升政府監管機制的科學化能力?！?5〕最后，搭建數字創新平臺賦能政府治理流程的科學化。通過搭建全國數字政務服務一體化的廣義創新平臺，有序地推進政務服務數據全域且有序的流動，意在發揮出高效共享效應，從而使得其能更好地高質量賦能政府治理流程。

其三，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智能化”。當前，數字治理的三要素即為數據、算法、算力，由此得以促成政府治理行動的智能化。首先，要“以數據為基礎”賦能政府治理的智能化行動。夯實數據為基礎的底層邏輯，強化采集、存儲、處理和分析等大數據技術效能，使得其更廣域地滿足政府治理的即時需求，在此中獲取大樣本的有效數據，并從中挖掘用于政府治理任務所內嵌的多元化信息。其次，要“以算法為核心”賦能政府治理的智能化行動。依托于算法，型塑出數字技術的強學習效應，且這種學習多顯現在無監督情境之中，進而培育出一種自主行為能力，使之優化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提升政府治理的效能。最后，要“以算力為支撐”賦能政府治理的智能化行動。正是得益于數據和算法的技術優勢，得以型構出強大計算能力的支撐效應，進一步以實現快速、準確、自動地完成對政府治理過程中海量數據的處理與分析，以便能從其中提取出一系列有效數據來輔助政府治理任務的完成。

其四，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精細化”。在“海量數據”基礎上的數字技術驅動下，有助于實現主體間數據的有效調配和廣泛使用，從而提升其他主體在治理行動中的主動性與精準回應性，尤其是實現了各方主體的多向度互動，最終促成精細化治理能力的有序提升?！?6〕由此可以認為，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又一特征顯現為“精細化”。這就要求，一方面，“推進高效的人機協同治理”，以達到賦能政府治理的精細化行動。數字技術在社會大樣本場域空間中的智能化應用，無疑有助于構建出高效的人機協同治理體系，實現治理體系的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域的綜合效應，從而達成政府治理的精細化行動。另一方面，“深入融合各領域的治理事項”，以達到賦能政府治理的精細化行動。通過構筑出全面、全量、實時的多源大數據為基礎的數字底座技術，強化在教育、房產、醫療、人口、交通、生態、文化、城鄉關系以及社區治理等多維領域的深入融合，力圖促成各領域的精細化治理邏輯，持續推進政府有效治理。

三、數字賦能行動內生出的多重價值行動

面向數智時代，數字技術正以全新模式進駐到社會生活與生產的各個場域空間中，植根于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行動，得以構筑為政府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必要構件之一。對此，各級地方政府立足本地實際的資源稟賦，聚焦“政府治理、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數字經濟”的四維領域，依托智慧城市運行體系，為打造“整體協同、敏捷高效、智能精準、開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數字治理現代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撐。

（一）數字賦能行動，讓政府治理更加精準高效

事實上，政府治理水平直接關系社會公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數字賦能效應的發揮，無疑可以促成政府治理更加精準和高效。其一，高效“處置一件事”。依托智慧城市的運行管理體系——“三級平臺、五級應用”，通過構筑出市域數字感知平臺，廣域地接入寬口徑的感知源，從而構建出市級部門內蘊的數萬項海量異構數據資源網絡，型塑出全域覆蓋的城市“一件事”的高效處置體系，以便于快速精準地實現“一屏觀樣態、一網管全城”?！?7〕其二，高效“辦成一件事”。通過以“12345”為政務事項的基礎牽引，專線專班夯實功能基座，構建市域政務事項云平臺，深化多客戶端的持續應用，尤其建立健全城市通辦事項的標準體系，力圖促成政務服務的標準化、規范化、便利化的集成改革，為地方政府改革減負增效。

（二）數字賦能行動，讓公共服務更便捷可及

人是城市的尺度，是數字政府建設的主客體。凸顯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人民性”，客觀上要讓公共服務供給變得更便捷與可及，從而提升人民滿意度。由此，著重于“數字普惠、場景營造、模式創新”上用功，有序提升數字賦能政府治理行動的內在價值。具體來看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顯在“普惠服務”。依托于“12345”熱線，進一步挖掘其內在的數據價值，從而在最大范圍上繪制出社會民眾的“訴求地圖”“訴求畫像”等，力圖能夠高效地實現人民訴求和服務資源的有機鏈接，直接促成“接訴即辦”向“未訴先辦”的快速轉變。除此之外，在部分區域地方政府還面向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推進適應性的數字化改造，盡最大范圍地讓市民均等化享受“普惠服務”所衍生的“數字紅利”。二是強在“場景營造”。一個場景的營造無疑有助于提升人民群眾享受公共服務的便捷程度與體驗度。在新技術的加持下，構筑出新的制度供給和公共服務形態，從而搭建出諸如數字醫院、數字校園、智慧家居、數字交通、數字農業等一系列數字化的應用場景，引領促進公共服務（公共衛生、健康、教育、就業、社保等）更精準、更充分。

（三）數字賦能行動，讓公共安全防線更堅固

依托于數字賦能行動，使得技術賦能效應得到有力發揮，使得基層治理更加的敏捷且科學，尤其提升安全治理效能，讓公共安全的防線更為堅固，并進一步夯實地方政府的安全治理體系。一方面，強化“城市智理”。依托于“城市大腦”，著眼于疏通城市治理末端的“神經”，同時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地圖，以及城市信息模型（CIM）平臺，有助于型構出人、物、財等多位一體的數據立方體，進而得以促成對市域范圍內的精準感知，最終實現“城市智理”。另一方面，強化“應急智理”。面向不確定的突發公共事件，建立在大數據輔助和智能算法支持的技術基礎之上，從而綜合研判突發公共事件的風險及其發展態勢，以便于從整體層面上制定出應急處置的措施、動態優化突發應對的調度，最大程度地型塑出突發公共風險的“發現、解決、評估到反饋”的全過程閉環應急體系，最終構筑出數字驅動的應急治理“事前預防”模式?！?8〕此外，還應強化“數智治理”，有序構筑社會治安的智慧化防控體系，以便于廣泛地提升各類突發公共風險的預測預警預防能力。

（四）數字賦能行動，讓數字經濟更活力迸發

通過數字賦能行動，讓數字經濟更具有活力，這也是高質量發展目標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其內在關鍵在于：其一，激發數據市場活力。依托于數據要素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嘗試構建出數據資源的確權、流通以及交易規則，從而優化數據市場化機制和運營流程。其二，強化產業數字化。堅持產業數字化，推動有條件的地方超算中心納入國家超算網絡工程之中，以便于構建出工業數字化平臺體系，同時實施企業“云上賦智”行動，推動數字信息制造業集群、區塊鏈創新應用等集成試點。其三，夯實數字產業化。充分依托數字經濟的各試驗區，積極構建數實融合的平臺應用場景，強調現代服務業的線上線下（O2O）的深度耦合發展，有力探索傳統優勢行業的數字化轉型。

四、數字賦能政府治理實踐中的治理限度

數字技術體系本身顯現為一種高效的治理工具。一旦其賦能于政府治理的實踐，無疑會快速推動現行政府治理體系的變革。在地方性治理的實踐中，雖然凸顯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顯著效能，但仍然還存在一定的治理限度，制約了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進程。

（一）數治體系融合不暢

數字技術有效驅動了政府治理體系的快速轉型，但是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不暢，進而影響到其他領域的治理現代化進程。其一，政府與數實經濟的融合偏弱。當前政務服務與政務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仍然處在初步階段，數實經濟的融合難度偏低，甚至造成部分數字企業“望而生畏”，限制了經濟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發展水平。其二，政企數據的開放共享水平偏低。應然意義下的數據開放與共享，有助于提高政企各環節各部門之間的協同與合作行動質量。然而，在實踐中，往往由于有的層級行政壁壘的存在，導致了部分地方政府、數字技術類企業的數據開放性不足，難以形成高水平的數據共享行動，大大增加了數據體系的治理難度?！?9〕其三，與治理實踐的需求非均衡匹配。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搭建出數字化辦公平臺，為人民群眾辦事或業務提供了極大便利。但面對充斥不確定性的突發應急事件之時，亦因某些行政壁壘和協同惰性而顯現出系統分隔、“信息孤島”、業務區隔管理等諸多難題，與數字治理實踐邏輯（精準識別、按需管控、靶向治理）要求仍然存有一定的偏差。

（二）數治場景應用不足

事實上，伴隨著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在政府治理應用不斷加深，其內在的治理場景仍亟待拓展。其一，“數字法治”場景亟待拓展。一方面，數字證據的合法性和可信度難以保障，難以確保數字證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且不容易規范數字證據的收集、存儲和使用，以及在某種程度上降低數字證據在法律訴訟中的采信度。另一方面，難以型塑出法律規范效應。其難以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和隱私，數字版權難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無法有效型塑出數字法治的規范效應。其二，“數據治理”場景亟待拓展。相較于傳統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展現了部分排他性、非競爭性以及非稀缺性等獨特性質。這些特性導致傳統治理模式無法有效應對，進而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如數據資產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數據共享遭遇重重障礙，以及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體系的不完善等。其三，“數字風險治理”場景應用不足。網絡社會作為數字時代最顯著的特征，與傳統社會形態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這一轉型也伴隨著一系列挑戰，如大數據殺熟、算法歧視和數字鴻溝等問題，這些問題所蘊含的風險不僅多維度交織，還在多個領域產生疊加效應。

（三）數治人才缺口凸顯

隨著數字中國戰略的深入推進，技術型、管理型和復合型人才的供給嚴重不足，這已成為制約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實踐與發展的主要瓶頸。首先，新興技術人才的匱乏尤為突出。以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興數字技術持續涌現，但掌握這些技術的人才供應卻遠不能滿足需求。其次，復合型高端人才的不足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政府治理現代化需要融合多學科知識，如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同時還需要具備數字技術相關的專業技能，如計算機編程、數理統計、數據分析等。然而，目前能夠同時掌握這些知識和技能的復合型高端人才非常匱乏，這已成為制約數字技術與政府治理深度融合的關鍵因素。最后，技術型政府管理人才的短缺也不容忽視。數字技術在政府治理中的應用，要求政府管理人才具備一定的技術邏輯思維和判斷能力。然而，我們在這方面的人才儲備仍然不足，這已經成為推進政府管理現代化進程中的又一重要障礙。

（四）數治復雜風險激增

數字技術在深度塑造政府治理形態的同時，亦衍生出治理的復雜性難題，進一步致使政府治理復雜風險激增。首先，數字技術的邊界模糊與動態性。數字技術的研發、數字產業鏈的形成以及數據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跨越了傳統的地域和行業界限，這導致司法管轄和執法權力在數字領域出現碰撞。數字政府的界限也因此變得模糊和重疊，增加了治理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0〕同時，數字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和相互聯系，使得數字安全問題呈現出動態的復雜性和深度的耦合性，這對政府治理現代化構成了潛在風險。其次，數字治理力量的不對稱和競爭性。在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各個行動主體存在流散的趨勢。個別政府機構出于本地化和區域化保護主義的考慮，限制了數據的跨區域流通，多采用數據本地化戰略。這種不平衡的競爭環境使得數字技術力量在結構上更容易表現出一種“主宰”的態勢，對政府治理水平提出了挑戰。最后，政府治理體系中的技術和算法公平問題。在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的過程中，工作人員容易形成對數字技術和數據的依賴，這可能導致人淪為機器算法的工具。同時，部分利益機構或群體的主觀偏見和利益訴求也可能通過各種方式融入機器算法之中，由此引發嚴重的算法公平問題，進一步可能導致群體歧視、信息繭房等現象的出現，為政府治理帶來諸多風險和挑戰。

五、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策略選擇

在推動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實踐過程中，面臨著技術和治理的雙重挑戰。為了有效應對這些挑戰，需要構建有效路徑體系。

（一）構建“數智融合”的三維體系

為了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需要構建“數智融合”的三維治理體系，從而實現“善治”與“善智”的互構。首先，要加強技術支撐能力體系建設。數字治理是基于信息技術的治理新模式，因此我們需要持續提高科技支撐能力，提升數字治理的知識供給能力，加強數據搜集分析力度。同時，要推動科技治理體系建設，加深數字治理與科技治理的融合，保證數據的客觀準確，減少數據使用風險。此外，還要重視技術的韌性，正確處理“人治”與“技治”的關系，實現相互賦能〔21〕。其次，要構建安全的基層數據開放共享體系。數據是智慧治理的關鍵，因此我們需要打破數據割據狀態，釋放基層數字紅利。要推動基層數據精準鏈接，減少數據“結節”，加速推動數據資源作為治理措施的科學依據。同時，要搭建基層信息整合與多元交互的數字治理平臺，從“碎片化”的基層治理轉向“整體性”的基層數字治理。此外，還要通過制度約束和社會監督降低科技風險，保證數據資源的準確性與客觀性。最后，要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有溫度的數字治理體系”。我們要重視“人技共生”的生態建設，重塑技術作為基層數字治理的規則和價值取向的工具定位。要將“以人為本”理念貫穿于數字治理的頂層設計中，注重“人技共治”的重要價值內核。同時，要充分調動社群成員的積極性，利用新興技術破除信息傳播邊界，建立共同信仰，推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數字治理新局面。

（二）構筑數字治理的多元化場景

為了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支撐作用，需要打造多元化數字治理場景，并鞏固發展數字技術底座。其一，拓寬數字治理空間與應用場景?；谡卫淼闹攸c領域需求，積極拓寬數字治理空間與應用場景。聚焦司法、醫療、科技、應急管理、網絡社會等技術驅動效應強的典型治理領域，深入梳理各領域信息技術支撐政府治理現代化的發展情況。通過從技術可行性、治理效果、技術風險與社會風險等多角度進行分析與梳理，明確信息技術支撐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應用場景需求。其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依托典型應用場景需求，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針對政府治理現代化面臨的技術挑戰，集中力量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提升數字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其三，鞏固發展數字技術底座。綜合考慮政府治理在態勢感知、數據匯聚、智能研判、輔助決策、數據安全等方面的技術需求，鞏固發展數字技術底座。一方面，鞏固人工智能、云計算、超算等優勢數字技術，持續提升其在政府治理領域的應用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發展邊緣計算、先進計算、自主系統、人機交互、數據加密等前瞻數字技術，為政府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技術支撐。其四，構建覆蓋數據全鏈條的數字技術體系。以提高數據治理技術突破和迭代速度為目標，構建覆蓋數據采集、存儲、加工、服務、安全等數據應用全鏈條的數字技術體系?！?2〕通過優化數據治理流程、提升數據處理效率、保障數據安全可控等措施，推動數字應用場景的高效運轉和持續創新。同時，加強數據治理技術與政府治理需求的對接，推動數據治理技術在政府治理領域的深入應用。

（三）培育數治現代化高素質人才隊伍

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數字化治理已成為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而要實現數字化治理的高效運作，關鍵在于擁有一支高素質的數字化治理人才隊伍。因此，培育數治現代化人才隊伍顯得尤為重要。其一，擴大高質量數字化治理人才供給。為了增加數字化治理人才的供給，我們需要從多個方面入手。一方面，在教育領域，應通過專業設置、招生人數、經費劃撥、學科評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勵數字科技與政府治理相關專業的發展。這包括加強數字技術、數據科學、網絡安全等相關專業的建設，培養具備數字技能和政府治理知識的研究型人才。另一方面，面向政府部門、企業、高校院所及公眾的數據治理實踐需求，開展針對性的數字技能培訓。這些培訓應涵蓋數據采集、數據管理、數據使用、數據保護等方面的內容，提升多元治理主體的數字素養和治理能力。其二，推動數字化人才與政府治理需求精準匹配。為了確保數字化人才能夠更好地服務于政府治理需求，我們需要建立有效的匹配機制。一是可以建立數字技術支撐政府治理現代化人才庫，通過人才管理平臺實時發布政府治理需求與數字化人才信息。如此，政府部門、企業、高校院所等治理主體可以更加方便地查尋到符合需求的數字化人才。二是應提高對數字化治理人才的實時感知、追蹤監測、智能管理水平。通過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對數字化人才的能力、特長、經驗等進行全面評估和分析，為其提供更加精準的職業規劃和發展建議。同時可以及時發現和挖掘潛在的數字化治理人才，為政府治理現代化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持。

（四）完善三重保障機制

在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如何統籌效率、公平與安全等多元價值成為政府治理現代化面臨的實踐命題。對此，亟需從協調機制、倫理治理和風險監管等三重機制入手。其一，建立數字賦能的統一協調機制。數字技術支撐政府治理現代化涉及多個部門和領域，需要建立統一協調機制以實現對資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首先，應完善數字經濟部際聯席會議等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各部門在政策制定、執行和監管過程中的密切合作與有效溝通?！?3〕其次，要統籌不同政府部門資源，研判數據技術支撐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戰略優先事項，確保各項工作有序推進。最后，要通過破解政府治理現代化面臨的部門分割、響應不及時、信息泄露等問題，推動“整體智治”，提高政府治理體系整體效能。其二，加強數字技術發展的倫理治理體系建設。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其對社會倫理道德的影響也日益凸顯。為確保數字技術的健康發展，應堅持以人為本、包容、可持續的數字化發展理念，制定數字技術支撐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倫理治理原則?！?4〕這些原則應涵蓋數據隱私保護、算法公正性、技術可及性等方面，確保數字技術在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同時，不損害公眾利益和社會公正。此外，還應增強公眾對數字技術發展的信任，通過加強科普宣傳和教育培訓，提高公眾的數字素養和倫理意識，實現人、技術、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其三，推進數字技術風險監管體系建設。數字技術帶來的風險不容忽視，需要構建完善的風險監管體系以防范潛在威脅。在政務、科技、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應構建面向多維度、多尺度數據的風險感知平臺，實時監測和預警可能出現的風險?！?5〕同時，要守住數字賦能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安全底線，確保數字技術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時，不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此外，還應強化數字經濟安全風險綜合研判，通過建立跨部門、跨領域的安全風險研判機制，及時發現和應對各類風險疊加可能引發的經濟風險、技術風險和社會安全問題。

〔參考文獻〕

〔1〕吳楊.大數據政策文本與現實的偏差及完善路徑研究〔J〕.公共管理學報，2020，（1）.

〔2〕張紅春，楊歡. 數字政府背景下的公務員數字素養框架：一個概念模型〔J〕.電子政務，2023，（1）.

〔3〕王英，魏姝，吳少微. “數據飛輪效應”：數字政府建設實現整體智治的內在機理〔J〕.中國行政管理，2023，（6）.

〔4〕李振東，陳勁，王偉楠. 國家數字化發展戰略路徑、理論框架與邏輯探析〔J〕.科研管理，2023，（7）.

〔5〕趙娟，楊澤森，張小勁. 趨同性與多樣性：數字政府政策擴散模式與影響機制——一個事件史分析〔J〕.公共管理學報，2023，（4）.

〔6〕張鵬，高奇琦. 區域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政策執行為何受阻——基于長三角地區的案例研究〔J〕.求實，2024，（1）.

〔7〕杜寶貴，房海旭. 數字政府低績效問題的構型分析——基于省級層面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J〕.黨政研究，2023，（4）.

〔8〕于君博，戴鵬飛. 中國地方政府數字治理的“過程”與“組織”〔J〕.公共管理學報，2023，（1）.

〔9〕馬亮. 數字政府建設：文獻述評與研究展望〔J〕.黨政研究，2021，（3）.

〔10〕張鴻. 數字治理〔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3：14.

〔11〕竺乾威.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政府職能轉變〔J〕. 求索，2023，（4）.

〔12〕馮奎，唐鵬，郭巍. 數字治理：中國城市視角〔M〕. 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21：94.

〔13〕王維國. 新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道德維度〔J〕. 山東社會科學，2023，（2）.

〔14〕張成福. 論政府治理現代化〔J〕. 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3，（1）.

〔15〕張賢明，張力偉. 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原則遵循、結構調適與職責優化〔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4）.

〔16〕周志忍. 政府治理現代化的管理維度〔J〕. 中國行政管理，2021，（12）.

〔17〕魏華. 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治理現代化〔J〕. 理論視野，2022，（10）.

〔18〕劉家明，李潔瑩. 治理能力現代化視野下數字政府升級的向度、邏輯與路徑〔J〕. 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22，（5）.

〔19〕李鋒. 政治引領與技術賦能：以數字黨建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J〕. 貴州社會科學，2022，（7）.

〔20〕詹國輝. “碼上商量”：大數據賦能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地方性實踐——基于鹽城經驗的案例闡釋〔J〕.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23，（1）.

〔21〕劉瓊蓮. 社會治理共同體高質量發展的三重邏輯、推進重點與創新路徑〔J〕. 天津社會科學，2023，（6）.

〔22〕劉偉，何頔. 國家自主性視角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J〕. 學習與實踐，2023，（9）.

〔23〕張波，徐曉楠. 鄉村治理現代化中的數字賦能及實現路徑〔J〕. 學習與探索，2023，（9）.

〔24〕向玉瓊. 數字治理等同于清晰治理嗎？——審視數字治理中的清晰與模糊〔J〕. 天津社會科學，2023，（3）.

〔25〕王志立，劉祺. 數字賦能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邏輯與路徑〔J〕. 中州學刊，2023，（2）.

【責任編輯：歐 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數字官僚主義及其治理機制研究”（22CGL036）

〔作者簡介〕詹國輝，南京財經大學政府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碩士生導師；魏海濤，南京財經大學政府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江蘇 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