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之同情”之后:趙翼《甌北詩話》論杜甫內容辨析*

李煜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古代注杜、編杜、論杜的成果蔚為大觀。古人占據時代優勢,提出了大量的創見,奠定了后人對杜甫的基本認知。學界善于分析、評點這些創見,但對古人杜詩學的另一面——古人論杜也存在相當的疏失,則大多一筆帶過、未加重視。實際上,這些具體的疏失或導致這些疏失產生的方法與觀念,常作為暗線被承襲下來,深刻影響了今日的研究。因此,實有必要正面檢討古人的疏失問題。

趙翼是清代乾嘉時期重要的文人,在史學和文學上均有卓越成就,前者之代表是《廿二史札記》,后者則可舉《甌北詩話》。趙翼論詩頗具特色,蔣寅稱趙翼為“一位詩歌研究者”,認為“他從事的是詩人兼史學家式的詩歌研究,他的詩學顯示了乾隆實證學風在詩學領域的影響”[1]。學界已圍繞《甌北詩話》展開了多層次的研究,總結出趙翼詩學思想主要在創新、愛古不薄今以及史與詩結合三個方面[2]1-7,其詩歌創作也實踐著這些方面[3]?！懂T北詩話》大體以詩人為目展開,針對其中涉及的人物如李白、韓愈、元好問等的論說[4-6],學界也有分析?！懂T北詩話》卷二專論杜甫,吳中勝指出趙翼論杜的重心一是在肯定杜甫的創新,二是通過比較凸顯杜甫的特色。[7-8]張東艷在清代“性靈派”的視角下分析了趙翼論杜的“創新”“天才”“獨尊”“考證”等方向,在大量列舉《甌北詩話》原文的基礎上,指出趙翼有明顯的尊杜學杜傾向。[9]程蒙對趙翼的杜詩接受及其意義做了考索,其中涉及趙翼詩話中的杜甫,認為趙翼論杜的特色在于采取史家的眼光,并力主杜甫超拔卓絕,充分闡述了杜詩的創新意義。[10]

《甌北詩話》論杜的內容的確頗有創見。如《甌北詩話》卷二第15條以獨有的史家眼光,對涉及杜甫的小說逸聞加以分析,探查史料的來源,辨析記載的真偽與可能性;第17條跳出詩學觀念,對所謂的“窮而后工”之說進行反思;第16條對杜甫的干謁行為也有著“了解之同情”。這些創見,學者已多有標舉,說明學界對于趙翼論杜的成就已有充分了解。不過,《甌北詩話》論杜內容存在的疏漏和舛誤尚未得到重視。由《甌北詩話》之疏失,亦可得見古人論杜時的局限性,警醒今日之研究者。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非“苛求”古人——我們固然不能以今日之學術標準要求古人,但在“了解之同情”之后,今日在利用古人之論為己張目時,倘若不檢討古人的論據、論點和論證過程,在不知不覺中承襲古人之謬,將難免導致結論瑕疵或甚至存在“潰于蟻穴”之虞。徹底地對古人之論進行辨析與反思,實乃今日研究題中應有之義。

一、趙翼杜詩編年論的問題

杜詩學研究的基礎工作也是重點工作在于杜詩與杜甫行止的系年。在北宋,隨著杜詩搜佚編集的完成,為杜詩編年和撰作杜甫年譜日漸興盛。北宋末至南宋,出現了力圖將所有杜詩一一精確編年甚至系月的杜集。

《甌北詩話》中對這些編年行為和成果有所反思,認為“北宋諸公,搜羅掇拾,匯為全編。呂汲公因之作年譜,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頗得大概。黃鶴、魯訔之徒,乃又為之年經月緯,一若親從少陵游歷者,則未免穿鑿附會”[2]40。趙翼所提及的人物中,呂汲公即呂大防,他編纂了目前可知的第一部杜甫年譜;魯訔、黃鶴則都是力圖將所有杜詩精確編年之人。趙翼的批評確實符合我們現在對杜詩編年的大致認知。杜甫短暫停留(一年之內)之地所作之詩,如秦州詩、同谷詩確實可以精確系年。但是,誠如謝思煒所言:“約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作品只能大概確定作于某一時期,前后可能有一兩年或兩三年出入,長安、成都、夔州、湖湘等地有不少作品即是如此?！盵11]前言6杜甫生前名聲不顯,缺乏可供分析行止的外部佐證,導致杜詩既是編年對象,又是編年所能依據的最重要的材料,其早年行跡特別是天寶九載(750)以前,更是因留存杜詩較少而存在相當的模糊空間,強為編年難免穿鑿附會。不過,接下來趙翼的分析則凸顯了他對杜詩認知的局限性。

《甌北詩話》云:

然常熟本開卷即以《贈韋左丞》為第一首,謂“此首布置最得正體,前賢皆錄為壓卷”云。然此詩乃詣京師考試報罷,將出都之作,則天寶六七載事也。王洙本則以《游龍門奉先寺》為首。龍門在河南,公游東都,在開元之末,則此詩自在前。然公先在其父閑兗州官舍,有《登兗州城樓》詩,云“東郡趨庭日”,則又在游東都之前,自應列在卷首;而以《望岳》《游南池》《宴歷亭》諸詩次之。今王洙本亦仍在《奉先寺》后。又《前出塞》為秦隴兵赴交河而作,尚是開元中事?！逗蟪鋈窞闁|都兵赴薊門而作,末章明言安祿山將反,先脫身逃歸,則是天寶十四載之事,此當在首卷《兵車行》之后。而王洙本及常熟本皆入秦州詩內,謂在秦州時追述者。此有何據耶?皆編次之誤也。[2]40-41

這一段的主旨在于批評“王洙本”和“常熟本”(錢謙益《錢注杜詩》)的杜詩編年,并對一些詩作的編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趙翼看似舉證充分和邏輯順暢的論述,實則問題重重,可以從文獻、邏輯和理解三個層面加以辨析。

在文獻方面,趙翼對“王洙本”和《錢注杜詩》的編年把握不足,存在誤解。趙翼稱“王洙本則以《游龍門奉先寺》為首”。首先要辨明的是趙翼所稱的“王洙本”究竟為何。

“王洙本”本質上應指由王洙在北宋寶元二年(1039)搜集編纂完成的杜集,被視作目前所有杜集的祖本?！巴蹁ū尽蓖瓿珊蟛⑽纯?至嘉祐四年(1059)由王琪進一步?？碧幚砗蟛派习蹇?。學界或將由王洙、王琪先后處理的版本稱作“二王本”,或籠統地稱作“王洙本”?！岸醣尽苯褚褵o完本,不過上海圖書館藏的所謂宋本《杜工部集》,當是由南宋初期翻刻的“二王本”與另一種本子(疑似南宋吳若本的翻刻本)拼合而成,盡管在異文和卷內細目上需要謹慎對待[12-13],但編次與二本編次一致[14]24-34。據宋本《杜工部集》可知,集中第一首為《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并不是趙翼所說的《游龍門奉先寺》。

《甌北詩話校注》稱“今傳四部叢刊景宋刊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二十五卷題為王洙集注,開篇為《初月》,非甌北所云之《游龍門奉先寺》,當為不同版本”[2]42。校注者是將趙翼所謂的“王洙本”理解為某種由王洙所注的杜集版本,并認為實質上是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首先要明確的是王洙未曾注杜,“王洙注”實為“偽王注”[15]。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可知《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只是將“王洙注”作為“集注”之一種,“集注”的工作并非由王洙完成,也無所謂“題為王洙集注”的情況,循理不可能將此種杜集理解為“王洙本”。同時,《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并非系年編次,而是分門別類,第一類即月類,故以《初月》為首章。該書卷九錄《游龍門奉先寺》時也未點出“王洙”將此詩定為首章。因此,即便趙翼是以《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為“王洙本”,也不可能據此判斷系年。無論如何,趙翼所謂的“王洙本”都不應是指《分門集注杜工部詩》。

在目前存留的可以上溯到宋代的杜集版本中,以《游龍門奉先寺》為杜詩首章且具有編年意義的,當屬趙次公《杜詩趙次公先后解》和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不過,《杜詩趙次公先后解》在清代已呈散佚狀態,趙翼未必能參考?！抖殴げ坎萏迷姽{》是題“嘉興魯訔編次,建安蔡夢弼會箋”,也未見得多引“王洙注”。今已不存的能夠與王洙發生關聯的乃《王內翰注杜工部集》,此即偽王注之本,也早在趙翼之前亡佚。因此,趙翼所謂的具有編年性質的“王洙本”實不能明確。不過在排查了上述諸多版本后可以定論的是,無論是真正的王洙本,還是存有較多偽王注之本,都不是以《游龍門奉先寺》為首章。

由于趙翼對“王洙本”和王洙注的把握不清,他依據“王洙本”對錢謙益《錢注杜詩》的批判便成了無的放矢。更何況《錢注杜詩》的編次本身,也并非依時間順序展開。學者指出:“《錢注杜詩》號稱承襲吳若本而來,其實暗地里已依據宋人魯訔編次與黃鶴系年,對吳若本原編次有極大改動?！盵14]24吳若本的編次與“二王本”一致,錢謙益雖然對底本編次進行了改動,但也有相當程度的保留,卷一開頭的諸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送高三十五書記》《贈李白》《游龍門奉先寺》《望岳》便仍是維持了“二王本”編次。從這一角度來說,《錢注杜詩》還是繼承了“二王本”,而不是刻意地違背系年順序。

邏輯方面的問題體現在趙翼對時間意義上的杜詩首章的考察。關于現存杜詩在時間意義上的首章,學界焦點在《望岳》《游龍門奉先寺》《夜宴左氏莊》三詩(1)近年學界相關討論參見以下諸文:袁書會、管莉莉《也談〈游龍門奉先寺〉為杜詩第一首》,《杜甫研究學刊》2019年第2期第9～15頁;李煜東《杜甫〈夜宴左氏莊〉系年新考》,《中國韻文學刊》2019年第3期第88～91頁;劉澤華《試論〈游龍門奉先寺〉的編次問題——兼談對該詩的理解》,《中國韻文學刊》2020年第3期第36～41頁。,由于缺乏決定性證據而無法定論。因此,從事實的角度上無法斷言趙翼的分析,從邏輯的角度則可辨析。一是《游龍門奉先寺》的系年。趙翼判定《游龍門奉先寺》早于《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依據是“龍門在河南,公游東都,在開元之末,則此詩自在前”[2]40。事實上,杜甫本就居于洛陽和偃師,更有別莊在洛南陸渾[16],他隨時可游龍門奉先寺,從杜詩《龍門》“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來看,他的確多次從龍門往返,而且杜甫在天寶中后期仍曾返回洛陽、偃師;所以趙翼的這一邏輯不能成立。二是《登兗州城樓》的系年。趙翼進一步說《登兗州城樓》“又在游東都之前,自應列在卷首;而以《望岳》《游南池》《宴歷亭》諸詩次之”[2]41。然而,何以判定游兗州諸詩當“在游東都之前”?孰謂《游龍門奉先寺》不能是杜甫在前往兗州之前所寫?因此從邏輯上看,趙翼對《登兗州城樓》的判斷亦存在問題。

趙翼對杜詩的理解問題,主要是讀詩不精導致的。一方面是未能充分把握詩作涉及的人物并循舊注而導致的系年舛誤。趙翼認為《登兗州城樓》應列在卷首,并“以《望岳》《游南池》《宴歷亭》諸詩次之”。這四首詩是杜甫漫游齊趙的作品:《登兗州城樓》《望岳》《與任城許主簿游南池》作于杜甫開元二十三年(735)下第后漫游齊趙時,《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則作于李邕天寶初改任北海太守之后。因為開元末天寶初杜甫一度返回偃師居住,所以這些詩作顯然并非完成于同一連續的時段,不能相次編排。自宋人為杜詩編年和編纂杜甫年譜起,便有不少重要的成果誤將杜甫兩游齊趙之事混作一事,源頭或在當時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趙次公《杜詩趙次公先后解》和魯訔《杜工部詩年譜》上[17]。不過,趙翼在此段中著力批評的《錢注杜詩》實際上已經將杜甫的兩游齊趙區別開來,不知何故趙翼并未借鑒。

另一方面是未能通會全詩而導致的系年舛誤。趙翼對《前出塞》《后出塞》組詩的系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并非如錢謙益所言作于乾元時期,而是作于開元、天寶年間?！肚俺鋈肪攀灼湟淮_實提到了赴交河之事,但其九卻云“從軍十年余,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茍得,欲語羞雷同。中原有斗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11]459,落腳在“中原有斗爭”上,當指安史之亂。而至于《后出塞》,更是明言“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11]471,是安祿山已反而非趙翼所說的“言安祿山將反”。因此,這兩組詩都應系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后。

綜上可見,在《甌北詩話》中,對《錢注杜詩》等有關杜詩系年的評判分析,幾乎每一處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問題。趙翼對詩法的分析或有他的獨到之處,但就杜詩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而言,則頗不精密。

二、“詩史”與“無一字無來處”論的束縛

“詩史”與“無一字無來處”是杜詩學中兩個重要且影響很大的概念。自五代孟啟《本事詩》總結杜詩具有的“詩史”特性后,這一稱號為杜甫和杜詩贏得了廣泛的聲譽,也構筑了更深刻理解杜甫和杜詩的橋梁。古往今來,關于杜詩“詩史”的論說汗牛充棟、面向復雜,但其核心一直都是強調杜詩與歷史的緊密貼合。不過有時過猶不及,僵化地將杜詩的記載視作絕對精確,一定反映了某種歷史事件、現象,就會導致爭議的產生,如著名的杜詩記錄成都武侯祠樹木寬高及唐代酒價的問題[18]便是代表。認為杜詩句句寫實,本質是抹殺了詩歌的文學特質。

“無一字無來處”源自黃庭堅“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19]之語。謝思煒近來指出,在黃庭堅的本意中,“來處”包括了前代文獻中有用例的各類詞語,并非特指典故。[20]不過,理論的后續發展往往不受理論提出者的控制,強調“來處”與典故關聯,是宋以后論杜者普遍的理解。這些典故既可以是文獻中的舊典,也可以是當朝的新事,由此便與“詩史”說相結合。然而,此種結合帶來了不少牽強附會的解讀。退一步而言,即便認為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也不能由“無一字無來處”反推事事都應該呈現在杜詩之中。

趙翼身處古代杜詩學的洪流中,且他本身在史學、文學兩方面有很深的造詣,他的論杜就深受“詩史”與“無一字無來處”的束縛[21]?！懂T北詩話》卷二第9條在論及杜詩《杜鵑》時稱:

集中詠杜鵑共有三首,其編在入蜀后者,王洙及常熟本,皆以為感明皇被李輔國遷居西內而作。其曰:“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蹦┰?“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固似為明皇而發。而夔州以后又有《杜鵑》二首,亦道其前為帝王,死后魂化為鳥,生子不自哺,寄百鳥巢,百鳥猶為哺之,而嘆其昔年曾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之紅,與前一首同一意也。此已在大歷年間,明皇崩已久,豈又為之寄慨耶?說詩者未可逞己意而好為議論也。[2]60

趙翼在此體現了他克制的一面,認為將杜甫夔州時期的《杜鵑》二首視作與唐玄宗有關的傳統觀點過于牽強。不過,他仍是在是否與唐玄宗有關這一框架下來辨別杜甫的多首《杜鵑》詩,未能邁出“詩史”說,而且接下來,由于受到“詩史”與“無一字無來處”的束縛,《甌北詩話》出現了不夠克制的論說。

杜甫《八哀詩》中有一首哀“故右仆射相國張公九齡”?！懂T北詩話》卷二第10條評此詩云:“但言其立朝孤介,及出鎮荊州以后,專以風雅為后進領袖,而不及其他?！边@里的“其他”專指安祿山早年在張守珪帳下時,張九齡便識破其反相之“功績”,“不知杜詩中何以遺之”[2]62?！栋税г姟窞楹尾挥洿耸碌木売蔁o法得知,但趙翼此論其實隱含了要求杜詩事事記錄的先決觀念,犯了自己所反對的“說詩者逞己意而好為議論”的毛病。

類似的束縛還體現在《甌北詩話》卷二第18條:

杜詩:“蹉跎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而笑,王母不肯收?！卑?唐人陸勛《集異志》:“高宗患頭風,莫能療。有宮人陳姓者,世業其術,帝令其合藥。方置藥爐,忽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于苑池?！薄都愔尽繁拘≌f家,而少陵用之,想是事實?？梢娞迫诵≌f,非盡無稽。[2]78

趙翼所引詩句出自《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唯個別字詞略有不同:“坡陁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盵11]138注家學者分析此句時多附會玄宗、貴妃之事,但他們所依據的材料內容又與詩句敘述不太相合。那么趙翼所舉《集異志》之事是否相符呢?趙翼時代能看到的《集異志》恐為偽書[22],類似的故事可見于與原本《集異記》編纂時間相近的《瀟湘錄》?！稙t湘錄》在“帝命放于苑池”后續云:

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于上,上惡之,以為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其夜,其修藥宮人與宦者皆無疾而卒。后武后竟革命。[23]

然而此事頗怪異,且與杜詩所敘不甚相合。故事的主角是高宗而非玄宗,發生之地也與“湯東靈湫”驪山并沒有關系。就具體內容而言,高宗將“金色蝦蟆”的出現視為不祥之兆,沒有發生“至尊顧之笑”的情景,還被后世看作武后革命的先兆。另外,這首詩乃奉和之作,“郭納亦為朝中顯宦,此奉和之作固不應橫生枝蔓”[11]144?！霸娛贰焙汀盁o一字無來處”的理論內在要求著注家尋找更為貼合的故事,并加以引申,但有些本事可能早就無法判別。趙翼充分展現了他的史學功夫,在文獻上找到了一處淵源,但其實仍是此種桎梏的產物。

三、余論:“了解之同情”之后

與其他詩話相比,《甌北詩話》的確風格不同,頗有歷史考據的味道。蔣寅甚至使用了劉知幾提出的史才、史學、史識這一“史家三長”概念加以稱贊?！懂T北詩話》卷二論杜甫的18條表現了趙翼對唐史和各類文獻的熟悉程度,也展現了他的文才與史才。耐人尋味的是,以史學考據和分析見長者在處理材料時本應更加謹慎,尤其是作為晚年的沉淀之作,但在實際呈現中并非如此。趙翼論杜,在涉及杜詩系年時不僅在文獻和邏輯上均存在一定問題,而且并未通讀所利用的杜詩便加以分析;同時又反受史學的影響,延續了舊日杜詩學在方法上的問題,未能從“詩史”和“無一字無來處”的桎梏中掙脫出來。

趙翼論杜中出現的問題,有一些是時代本身的局限性,如考古資料。趙翼認為《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當是天寶六載至七載(747—748)所作,這是古代注家學者普遍的觀點,顯然是源自《舊唐書·韋濟傳》“天寶七載,又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的記載。實際上,根據二十世紀所出《韋濟墓志》,韋濟天寶七載任河南尹,九載(750)才遷尚書左丞[24],此詩最早也就只能作于天寶九載——實際上當在十一載(752)[25]。但更多的問題還是其在具體分析時不夠全面、精當所致。

趙翼論杜所出現的問題提示我們,在進行杜甫、杜詩研究時應著重注意以下方面:文獻上,需要明確底本問題,并明了各本淵源;邏輯上,論證過程需要考慮各種潛在的可能性;理解上,應該通會杜詩,不僅是對個別作品或組詩,而且需要融匯整部杜集;理論上,既需要聯系杜詩學的傳統,也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在討論古人之成就與疏失時,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常被引用,乃至成了為古人辯護或不得“妄議”古人的“護身符”:

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26]

實際上,陳寅恪此說主要是針對哲學史,大有側重于思想方面的傾向。思想具有主觀性,且必然與時代環境、個人經歷密切相關,故而必須對思想的提出者作“了解之同情”。至于存在一定客觀標準的內容,就如本文所論的杜集版本、推理邏輯,則可有更為客觀的評判標準。況且,陳寅恪也并非認為古人之說不可批判,他接下來就說:“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盵26]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提出疑問、明確問題、警醒當下,才能推動研究的進步。

本文指出趙翼論杜存在的問題,并非要否認趙翼“才學識兼備”的特點,也不是要否定《甌北詩話》;而是因論者往往著重于《甌北詩話》的貢獻,不闡明其疏漏,這既不利于加深對趙翼本身的理解與研究,也不利于杜詩學的發展。趙翼論杜的一面是在錢謙益的延長線上,繼承《錢注杜詩》對宋人注杜編杜的批判。但這種對前人的反思,又因為對杜甫、杜詩把握不足而產生謬誤,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明了其疏失之處方能使后人更加警醒,而且趙翼論杜時出現的這些問題也并非他所獨有,亦可為我們進一步反思古人論杜奠定基礎。我們固然不能以今天的學術標準要求古人,但在利用這些脫離了現代學術標準而產生的結論時,必須仔細檢討其論據、論點和過程,避免那些“不可為”的方向[27],不再重蹈古人之“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