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城市創新能力與商業經濟韌性

唐紅濤 陳珍平 吳忠才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重點項目“數字經濟提升城市經濟韌性的內在機理與實現路徑研究”（21A0382）；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鄉村振興的湖南實踐研究”（22ZDAJ013）；長沙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基于夜經濟的長沙消費活力城市建設路徑與優化對策研究”（2023CSSKKT94）。

作者簡介：唐紅濤，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商業經濟；陳珍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吳忠才，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商業地理。摘要：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戰略性經濟發展范式，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創新驅動作用。本文基于2015—2021年196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及城市創新能力在其中的調節效應。研究發現：（1）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從城市級別層面來看，省會城市中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2）城市創新能力中科技創新資源、環境和成果能夠緩解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不利效應。因此，必須深刻把握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促進作用，重視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從而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實現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關鍵詞：數字經濟；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城市創新能力；熵權TOPSIS

一、引言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提出要建設“韌性城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城市商業承擔“驚險的跳躍”角色，反映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受新冠疫情和動蕩的國際環境影響，傳統商業模式發展受挫，導致我國商業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城市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以電商平臺為主的新商業模式應運而生，成為商業發展的新增長點，為我國商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減緩了外部因素帶來的劇烈沖擊。2022年我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19642億元，比上年增長6.2%，表明在互聯網數字化技術的賦能下，城市商業經濟逆勢增長，使我國城市商業經濟韌性不斷增強。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新技術給傳統線下商業模式帶來了巨大沖擊，在一定程度上給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帶來負面效應。

數字化技術在商業領域的實踐應用，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共同發展并反哺商業經濟，同時創新性地注入傳統商業模式，為我國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未來數字經濟如何有效賦能城市商業經濟，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為我國新發展格局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仍是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整體而言，我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但具體到我國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和活力怎樣？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是否具有推動作用？城市創新能力在其中起到怎樣的作用？要想客觀回答上述問題，必須深入探究數字經濟、城市創新能力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之間的作用機制，為制定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策略提供理論依據。

二、文獻綜述

在新冠疫情和復雜的國際環境等眾多沖擊因素的影響下，學者對經濟韌性相關的研究逐步重視?；诰庹撘暯?，經濟韌性是指區域抵抗危機并從中恢復的能力（Martin和Sunley，2015）；而從演化論視角，經濟韌性是經濟系統適應沖擊，實現新的穩態均衡的能力（Simmie和Martin，2010；Boschma，2015）。前者側重于研究經濟系統短期在遭受沖擊后從適應到恢復的動態過程，而后者更注重長期經濟系統維持運轉的能力。

近年來大量學者就數字經濟或數字金融、創新能力與城市經濟韌性之間的關系進行許多研究。學界對數字經濟顯著提升城市經濟韌性已達成較廣泛的共識。魏峰等（2023）、陳叢波等（2021）以及張亞麗和項本武（2023）認為，數字經濟通過增強創新活躍度、提升創新能力來間接影響城市經濟韌性。應對沖擊時，數字經濟從加速信息傳遞、優化資源配置和促進顛覆性創新等方面（劉莉和陸森，2023）直接作用于經濟韌性，同時通過增加金融業服務受眾（崔耕瑞，2021），擴大金融業規模和促進金融體系多樣化，進而提高資金流動性，提升經濟發展效率，實現經濟韌性的強化。在區域異質性方面，大部分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劉莉和陸森（2023）研究分析出數字經濟對經濟韌性的正向影響在東部城市和城市群城市中更為強勁。

中國證券期貨2024年4月第2期數字經濟、城市創新能力與商業經濟韌性現有研究表明數字經濟會直接或間接顯著影響城市經濟韌性，但數字經濟是否會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產生影響？城市創新能力是否存在調節效應？是否存在區域或城市差異？尚未有學者進行實證檢驗。因此本文擬通過使用地級市面板數據著重分析數字經濟作用于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具體機制，探究城市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

以往學者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研究尚停留在定性研究，且已有相關文獻尚未明確分析出數字經濟作用于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具體機制?；诖?，本文擬在已有文獻基礎上深入探索，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一是科學合理構建城市商業經濟韌性評價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測算地級市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綜合指標；二是從理論機制和經驗數據實證分析兩個方面詳細論證數字經濟與城市創新能力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為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提升、實現商貿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三、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基本機制

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經濟發展方式，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資源配置效應

運用數字技術搭建相關平臺，創新商業模式，顯著提高商貿企業的信息化和數字化能力，有效整合商業組成要素，同時合理運用閑置資源，促進要素的高效流通，提高商業運行效率，從而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一方面，數字經濟賦能商業供需雙方，改變雙方交易環境，打破時空的界限，最大限度地提升商品交易速度，同時在應對未預期沖擊因素時，供需雙方可以迅速調整各自行為。另一方面，基于大數據，商業平臺商家充分利用銷售數據，通過改變商品庫存量實現供需關系平衡，同時在對接生產端時進行定制化和個性化生產，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增強了市場反應能力。

2.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跨界融合效應

數字平臺打造生態型的商業模式發展，行業的商業邊界愈加模糊，使得無邊界性交易現象比比皆是?？珙I域融合發展提高了商業市場中產品的環境適應力，同時能夠延長消費者對產品和新事物接受適應的時間。例如，通過知名品牌帶動新生品牌聯合營銷等手段來提升消費者對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數字經濟通過跨領域協作使得行業之間商業聯系更加緊密，從而在應對外部不確定性時，城市商業經濟系統出現“1+1>2”的規模效應，進而得以強化。

3.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信息溢出效應

傳統商業貿易中信息不對稱極為常見。以數字平臺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極大地緩解或消除了商業經濟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現象，打破了商業往來壁壘，提高了商業貿易的市場透明度，為商業運轉提供了相對公平安全的市場經營環境。一方面，數字經濟時代的共享共建平臺數據資源豐富，信息不定向地高速流動，打破信息不對稱的壁壘，提高企業經濟決策正確性和效率。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快速革新，搭建起共創平臺，消費者主動參與到產品的創造中，商業環境由傳統的生產者主導變為供需雙方共同創造價值，參與主體由于數字平臺變為“零距離”，實現信息互通。

此外，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可能存在異質性。由于政策傾斜、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等因素，以及各城市的經濟發展側重點不同，導致各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城市商業韌性的發展存在非均衡性，同時各城市商業經濟對數字技術等的吸收和適應能力可能也會存在差異。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1。

H1：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且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存在異質性影響。

（二）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

數字經濟顯然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巨大的推進作用，但不可忽視的是，在數字經濟進入商業系統的初期，對原有傳統的商業模式的摧毀和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城市商業經濟韌性。而城市創新能力是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在數字經濟影響城市商業經濟韌性進程中起到重要調節作用。

1.科技創新資源的人力資本調節效應

科技創新資源可以彌補城市基礎資源匱乏，從根本上突破技術壁壘，有效彌補城市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先天條件欠缺等問題，從而實現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大跨步?？萍紕撔沦Y源直接關系到信息技術人才的培養能力，人才是第一資源，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離不開高質量人力資源。此外，科技創新資源推進勞動者知識進步，訓練其商業思維，使其能夠迅速了解市場的需求和趨勢，制定有效的市場推廣策略，為城市商業提供商業人力資源，進而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

2.科技創新環境的主體融通調節效應

科技創新環境反映創新主體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從資金、人力資本等社會要素上投入研發設計等環節影響新領域發展的創新氛圍。通過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各類創新要素之間的融通，突破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卡脖子”核心技術。同時，科技創新主體作為商業經濟鏈條的生產端，其創新程度直接作用于商業產品對象，影響商業競爭力。在數字化背景下，科技創新環境融通生產端企業和商業主體，將市場需求與企業供給有效對接，從而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

3.科技創新成果的要素優化調節效應

科技創新成果應用于數字化產業中，科技創新成果推廣和商業化有利于推動商業組成要素高級化，深化分工的專業性，改變企業原有的商業模式，優化要素組合方式，提升商業運行效率。商業組成要素配置優化有利于增強城市商業經濟的抵御能力，在外部環境多變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快速配置資源來維持競爭優勢，降低面對沖擊時的脆弱性。據此提出假設2。

H2：創新能力可以緩解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不利效應。

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基本機制及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的示意圖如圖1所示。

圖1理論機制

四、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構建

本文構建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影響的基本模型，如公式（1）所示。

resit=β0+β1digit+β2conit+εit（1）

式中，res為被解釋變量城市商業經濟韌性，i表示我國各地級市，t=1，…，7，分別表示2015—2021年各年份；dig表示地級市i第t年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ε為隨機擾動項；β0為常數項，β1為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β2為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

為驗證調節效應，構建調節效應模型，如公式（2）所示：

resit=β0+β1digit+β2tjit+β3tjit×

digit+β4conit+εit（2）

其中，用調節變量（tjit）與解釋變量（digit）的交互項來衡量城市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β3加以衡量城市創新能力調節效應的大??；conit為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econo）、城鎮化水平（urban）以及公路客運量（hpt）。

（二）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1.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綜合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測度

本文借鑒張淑麗等、丁亮的研究，采用數字覆蓋廣度、數字產業發展以及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三個維度對中國各地級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衡量，具體測度綜合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跀底纸洕C合指標體系，采用熵權TOPSIS法得到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dig），以此作為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2.城市商業經濟韌性（res）綜合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測度

經濟韌性的測度目前分為單指標和綜合指標兩個方面，單指標的主要代理變量有就業率（Martin和Sunley，2015）、生產總值（徐媛媛和王琛，2017）、增長率（蘇任剛和趙湘蓮，2020；朱嵐田和葛揚，2023）等。采用就業率測度經濟韌性，是基于勞動力生產要素能夠客觀反映經濟波動的考量，而生產總值和增長率是國際公認的經濟度量指標。綜合指標方面，何劍和張夢婷（2017）基于經濟韌性的實質從經濟數量、結構以及質量發展三個維度來衡量經濟韌性，該視角充分考慮經濟系統的穩定性，但尚未考慮經濟與社會人文領域的融合，因此在此基礎上，陳奕瑋和丁關良（2020）增加了貧富差距、城市經濟的敏感度兩個維度，使經濟韌性的衡量趨于合理化。本文根據唐紅濤等（2021）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定義，著重考察整個商業經濟系統，并依據指標選取的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原則，從地級市角度出發借鑒國內外學者對于城市經濟韌性實證研究常用的指標體系構建方法，結合商業特性以及城市實際情況確定指標。此外，從經濟系統面對外部沖擊表現出的能力視角，經濟體在應對外來非預期沖擊因素時，表現出抵抗力、適應力和轉型力（龔勤林和張冰冰，2023）三種能力，本文基于現有對經濟韌性的研究以及商業系統的高敏感性，確定從抵抗力、恢復力、適應力以及轉型力四個維度測度城市商業經濟韌性，通過熵權TOPSIS法賦予指標不同權重，構建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指數（見表2）。

從時間維度來看，2015年我國整體商業經濟韌性低于中位數0.0311，商業韌性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數量較少，表現為中低水平，此時的韌性強度源于固有的傳統商業系統的穩定性。2015—2021年各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水平變化明顯，數字經濟的強勢來襲，使得部分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水平逐年上升，同時部分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呈現下降的變化趨勢，原因在于各城市商業體系對數字經濟的適應和接受應用能力存在差異，從而出現不同的韌性趨勢。從空間維度來看，2015—2021年我國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有了較大的提升，東中部沿海地區城市由低于上分位數0.0182逐步提升至中位數0.0311，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強且提升速度快，西部地區城市商業經濟韌性較弱且提升速度較慢，可見地理位置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較為明顯。整體來看，2015年之后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持續增強，主要表現為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大幅增加，東中部地區城市的商業經濟韌性地理優勢持續凸顯，但全國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差距進一步縮小。

3.控制變量

為減輕其他因素的干擾，選取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和公路客運量作為控制變量加入實證模型中，以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經濟發展水平（econo）以城市GDP的對數（lngdp）衡量；城鎮化水平（urban）用城市建設用地占市區面積比重（csjszd）來表示；公路客運量（hpt）用城市公路客運量的對數（lnglkyl）來衡量。

4.調節變量

城市創新能力在數字經濟賦能城市商業經濟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故選取城市創新能力作為調節變量。參考周子鈺的做法，將城市創新能力分為科技創新資源（resource）、科技創新環境（environment）以及科技創新成果（outcome）三個方面進行測度（見表3）。

outcome居民平均工資元0.0148專利申請數件0.0055專利授權數件0.4009發明專利授權數件0.5789本文以我國196個地級市為樣本，樣本區間為2015—2021年?？紤]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未包含西藏、港、澳、臺的樣本數據，此外由于部分年份統計標準不同，剔除部分指標嚴重缺失的城市。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他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EPS數據庫以及各地級市歷年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補全。

五、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所選取變量經標準化處理后，結果較為理想。由表4可知，被解釋變量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和解釋變量數字經濟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存在較大差異，表明各個城市之間的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標準差較小，同時對比均值、最大值以及最小值，表明我國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分布比較集中，但也存在少數城市具備較突出的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和數字經濟水平?？刂谱兞拷洕l展水平、城鎮化水平以及公路客運量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較大，表明各個城市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調節變量科技創新資源、科技創新環境、科技創新成果標準差均較小，比較最大值、最小值及均值，發現我國整體創新能力較低，但部分城市具有突出的創新能力?？傮w而言，本文選取的變量相對穩定集中，數據間差異較小，具備一定的研究價值。

（二）基準回歸分析

由Hausman檢驗結果，本文選擇時間空間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紤]到控制變量對模型結果的影響，依次加入控制變量，考察控制變量對模型結果是否會產生影響。由表5結果可知，未加入控制變量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系數為0.0179，在1%的水平下顯著；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系數為0.0178，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估計系數前后相差不大，且均顯著為正，表明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H1得以驗證。對于控制變量而言，變量lngdp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促進商業經濟韌性水平的提升，因為較高的城市經濟水平將提高該城市的商業信用融資水平，打通商業系統構建的各方面堵點，為商業經濟發展保駕護航。而變量csjszd和lnglkyl的影響不顯著，顯示城鎮化水平和公路客運量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不顯著。

（三）調節效應分析

本文選取城市創新能力作為調節變量。由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在全市口徑下的專利申請數以及R&D人員等指標只在2017—2021年有統計，故本文城市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檢驗僅限于2017—2021年。在表6列（1）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直接影響作用的系數為-0.4997，且通過10%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會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產生顯著的負向作用，而科技創新資源（resource）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交互項系數為2.8413，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科技創新資源會緩解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不利效應。同樣，列（2）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科技創新環境的交互項系數為3.1987，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科技創新環境能夠緩解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不利效應。列（3）數字經濟與科技創新成果的交互項系數為0.7446，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科技創新成果能夠緩解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不利效應?？偠灾?，城市創新能力能夠緩解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不利效應，H2得以驗證。圖2省會城市與其他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和數字經濟差異對比表6城市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

（四）異質性分析

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存在異質性。中國城市之間發展差異較大，發達城市具備完善的基礎設施，商貿流通業發展相對較成熟，同時在技術、資本、人才等要素方面，發達城市的要素資源更加集聚，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本文從行政等級角度，探討省會城市與其他城市的城市商業經濟韌性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如圖2可知，省會城市的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明顯高于其他城市，整體上省會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其他城市，但2016年其他城市數字經濟得到明顯提升，超越省會城市，此后省會城市始終高于其他城市，特別是2018年省會城市數字經濟取得爆發式增長，說明省會城市之間的城市商業經濟韌性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本文認為這與省會城市的地理位置、產業結構以及區位優勢等方面有關。

在將城市劃分為省會城市與其他城市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不同城市類別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效果。異質性檢驗如表7所示，省會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系數為0.032，而其他城市的系數為0.010，從結果分析，省會城市相對于其他城市，數字經濟賦能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效果較強，產生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省會城市具有一定的政策優勢，資源相對集聚，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從而更好地賦能城市商業經濟韌性。但省會城市的擬合函數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究其原因，可能是樣本量較少，或者存在其他現實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

（五）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①替換解釋變量。本文采用替換解釋變量的方法對模型進行檢驗，以數字金融普惠發展（finance）表7異質性分析

代替數字經濟綜合指數，結果如表8列（1），替換變量（finance）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回歸系數為0.116，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表明原基準回歸結果具備一定穩健性。②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紤]到數字經濟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之間的影響存在滯后性，本文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結果如表8列（2），滯后一期的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回歸系數為0.008，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影響不存在滯后性。③更換估計方法。鑒于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導致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故本文引入被解釋變量城市商業經濟韌性一階滯后項形成動態面板數據，進行系統GMM估計，結果如表8列（3）所示。滯后一期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084，數字經濟的回歸系數為0.257，均通過顯著性水平，表明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發展存在路徑依賴，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與原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通過穩健性檢驗。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在研讀和梳理現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首先從抵抗力、恢復力、適應力以及轉型力四個方面系統測度了我國各城市的商業經濟韌性，收集相關數據測度我國196個地級城市2015—2021年城市商業經濟韌性水平，從時空維度剖析我國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發展特征；其次從數字覆蓋廣度、數字產業發展以及數字普惠經濟三個維度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運用熵權TOPSIS法構建數字經濟水平綜合指數；最后詳細論證理論基礎分析數字經濟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影響的理論機制，探究城市創新能力的調節效應，從數據角度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數字經濟通過促進商業模式轉型升級、跨領域協調發展、緩解信息不對稱等方面直接促進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提升。

（2）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對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負向作用在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會得到緩解。數字經濟強勢進入商業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傳統商業發展模式，但在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中，通過人力資本積累、主體融通和要素優化效應，能夠扭轉不利效應。

（3）省會城市相對于其他城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商業經濟韌性較高，且數字經濟賦能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強度更大。省會城市具備地理區位優勢、政策紅利等有利于城市數字經濟、創新能力與商業經濟協同發展的資源，存在規模經濟效應，從而比其他城市發展相對較快。

（二）政策建議

1.推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強化數字經濟賦能城市商業

數字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首先，應當繼續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大力度建設高水平的信息基礎設施，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好賦能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從而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其次，挖掘城市當地數字經濟發展潛力，持續鞏固和釋放數字經濟發展紅利。各城市應因地制宜，尋找適合本土發展的數字化發展道路，打通與城市商業良性互動的進路，從而更好提升城市商業經濟韌性。

2.加強城市間合作與聯系，實現均衡發展

城市之間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存在較大的差距。首先，發展數字經濟產業集群，構建以城市群為核心的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單元，以其輻射并帶動周邊城市的協同發展，加強城市的經濟聯動發展，維持區域內城市的經濟系統穩定持續運行。其次，將中心城市經濟韌性較強的優勢向周邊輻射，以點帶面，促進區域內城市經濟系統的聯動發展，為經濟穩定運行提供充足的資源，實現區域內各城市商業經濟韌性共同增強。

3.注重提高城市創新能力，加大對創新能力的支持力度

創新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實現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保持城市商業經濟韌性的重要路徑。政府需要加強在創新能力方面的支持力度，為持續的創新活動提供制度性保障，保證持續有效的創新要素的投入。商務部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快數字商務建設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通知》指出，要“加快數字化轉型賦能與數字商務服務”。要實現數字經濟和城市商業的深度融合，需要更多的技術創新。因此，可以通過共享技術平臺、儀器設備、科技文獻、專家人才等資源，實現科技資源的開放整合與高效利用，提升城市整體創新能力。還可以舉辦各種專業論壇，開展科技宣傳、咨詢、培訓等活動，促進科技資源的交流與合作，推動科技成果應用到實際商業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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