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與漢語史研究方法的有機統一
——《南北朝譯經疑問句研究》評介

于峻嶸

(河北工業大學 人文與法律學院/河北省語言文化創新發展研究基地,天津 300401)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我國,由此產生了傳教的載體——漢譯佛經。自此,佛教和漢譯佛經給漢語的發展帶來了不小的影響。20世紀40年代,學者如呂叔湘、周一良、蔣禮鴻、王力等先生開始了對漢譯佛經的研究。80年代初,呂叔湘先生《語文常談》指出:“白話的興起跟佛教大有關系?！薄白诮淌且匀罕姙閷ο蟮?所以佛經的文字也包含較多的口語成分?！盵1]到了90年代,朱慶之先生在他的著作《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匯研究》中談道:“中古時期漢文佛典的語言一般說來比同時代的任何中土傳統文獻的語言都更接近口語,又由于其內容廣泛、數量巨大,故使人們有可能在現有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從中了解到當時口語的概貌,并從中發現語言發展變化的原因、過程和規律?！盵2]除了強調漢譯佛經的口語性之外,研究還提到了譯經的數量巨大,這對漢語史尤其中古漢語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在當時,大家多認為中古漢語時期中土文獻保留下來的比較少,作為漢語史研究的優質語料就更少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據呂徵《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所收今存譯本統計,保留至今的漢譯佛典大約有1482部,總計約5702卷、4600萬字,是一個巨大的漢語史口語語料庫。正因為漢譯佛經的口語性的突出特征和所存數量巨大,吸引著更多的學者投入到這一研究中來。進入新世紀,朱慶之《佛教混合漢語初論》把漢譯佛經的語言研究又推進了一步,闡釋了漢譯佛經的語言性質——漢語與大量原典語言成分、文言文與大量口語俗語和不規范成分并存,并且提出了“佛教混合漢語”這一新術語,其成果為漢譯佛經研究開啟了新視野[3]。

2010年,學術新秀黃娜與石彥霞博士出于對譯經研究的共同志趣,不畏以性質復雜的漢譯佛經為對象,決定聯袂進行南北朝譯經疑問句句類專題研究?？谡Z成分以“不規范”為特質,使用規律難以被發現,而既然發掘這一規律是所有工作的基礎,就一定要扎扎實實地完成。事實上,甄別和把握語料中口語與書面成分這一任務也切實地印證了課題的大體量與高難度。因為疑問句所在語境是口語成分最為集中的區域,研究定名為“南北朝譯經疑問句研究”,最后撰寫成書。兩人以歷史觀為指導,傳承漢語史傳統研究方法,對疑問句的構成、類型、功能展開挖掘,有不少新的發現。研究指出,疑問句不盡然用于真實的疑問,而是在表示“問”的功能外還負載了批評、祈使等意向,分析了實現這些意向的典型方式。

一、始終以歷史觀為指導

漢語史的研究分為斷代研究和發展演變研究,本選題基本屬于斷代研究,但要同時具備歷史發展演變的視角。在歷史觀指導下,《南北朝譯經疑問句研究》首先對疑問句的分類做了探討。對于疑問句來說,說者想使聽者受到發問的影響并相信自己所問,會借助哪些疑問手段以打動和引導聽者思考與回饋,這些疑問手段可以幫助判定疑問句的類別;而在一個句子中表達疑問的手段不是單一的,更有可能是多手段的層疊,有時多個疑問手段之間的區別性并不顯著。例如呂叔湘先生就把抉擇問句(也即選擇問句)看作是非問句的一種特殊形式,還認為,“這類問句(即反復問句,筆者注),從形式上看,是抉擇問句”,“(但)就意義而論,這類問句和單純是非問句沒有分別”[4]?，F代漢語研究中,范繼淹先生指出,從語言的交際功能即說話人的意圖和聽話人的回答看,“現代漢語是非問句是選擇問句的一種特殊形式”[5]?！赌媳背g經疑問句研究》對這一現象做了新的解釋。從漢語史上看,目前最早的選擇問句出現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的選擇問句是由兩個帶語氣詞的是非問句組合而成的,而反復問句又是一種特殊的選擇問句,是由選擇問句派生而來的,漢語史上還有反復問句演變成是非問句的例子。歷史上,是非問句、選擇問句和反復問句一度縱橫交錯,難以區分。著作中,諸如此類層疊性的問題都在歷史觀的指導下得到了深入的探索和有理據的解答。

在南北朝譯經疑問句總體規律的研究上,著作自始至終踐行了歷史觀。其以南北朝譯經中的疑問標記定性和定量考察為基礎,以時間為線索,探求這些對象在漢語史中土文獻和譯經文獻中的出現和使用情況,對南北朝譯經疑問句中的外來成分、文言、白話及不規范成分條分縷析。例如,經過全面的歷史考察后,作者把首見于譯經、中土文獻中沒有類似的用法確立為判定是譯經外來詞的必要條件。詢問原因、目的的“何緣”“何因緣”“何以故”這幾個外來成分就是這樣被甄選出來的。這幾個疑問詞語的出現情況略有不同?！昂尉墶痹谥型廖墨I中首見于戰國時期,譯經文獻中最早出現在東漢譯經,這引起了著者探討的興趣。在細考這兩種“何緣”的性質和用法之后發現,二者的性質有介賓詞組和偏正詞組的不同[6]118?！昂我蚓墶钡那闆r不這么復雜,它最早出現在東漢道教文獻《太平經》中,但由于《太平經》與佛教關系密切,所以可能是佛家用語。著者考察指出,“何以故”首見于東漢時期的譯經文獻。著作對這些微觀對象性質的確定始終以歷史觀為指導,尋找它們在文獻中最早出現的時間點和文獻類型,細致考察它們的用法,得到最恰當的結論。同樣地,著者對譯經中不規范成分的確定也遵循著歷史的觀念。比如詢問時間的“何”,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但用例不多,而且之后很長時間里也沒有,直到南北朝譯經中出現了僅有的一例。研究指出,“何”的這種用法是不符合詢問時間的疑問詞語的發展規律的,而且是孤例,這就說明,在南北朝譯經中“何”用于詢問時間的是偶然的現象,是不規范成分[6]124。

在微觀問題的分析上,也以歷史觀為指導。如指出,譯經疑問句的疑問標記是一個整體,反映的是所在時期句類內部的依存與競爭?！耙来妗敝傅氖悄媳背g經疑問標記的功能各不相同,“競爭”指的是有功能同近的標記最后是“存”或“汰”不同的結果。兩者中,相對凸顯的是“競爭”。例如“何”“云何”“何等”“何所”等,它們從上古到南北朝的顯著的語義分布變化就體現了“競爭”。最典型的是“何”,它把自己的原用法“問人”讓渡給“何+者/人”,本意是要改變多“責”的狀態,但它讓最重要的用法消弭了。只有審慎地考察大量的用例并且細微辨析到極致才能發現這個有趣的軌跡。同時,為了確保解釋符合漢語發展的動態,著者也以歷史觀指導具體詞例的研究,把對象置于所在語義域,總體考察功能近似的詞,例如“誰”和“孰”功能相似,都是問人的疑問代詞,但著者從歷時的角度發現了二者的競爭與淘汰關系。具體是說,“孰”和“誰”相比,在先秦,前者運用廣泛,南北朝譯經中情況發生了轉換。(法)貝羅貝、吳福祥根據東漢時期的注釋文獻推斷,“孰”在當時的實際口語中已經不存在了[7]。至于“孰”為什么被淘汰,著者指出語料事實是“孰”表抉擇的功能被“何者”“何如”取代了?？梢?這部著作專注于語言事實,從歷史的角度細致考察功能相似的詞的區別,從而得出了可信的觀點。

二、運用漢語史研究方法

《南北朝譯經疑問句研究》注重漢語史理論論證方法的傳承,運用了多元的方法,善于對語料做共時比較與歷時比較,并科學地借鑒了現代語言學的理論。

一是傳承共時與歷時比較研究方法。共時比較方面。著作中對南北朝譯經地域分布特點的分析細致精當。當時南與北長時間分裂割據,由此形成了譯經的南之建業與北之洛陽兩個中心,南北朝譯經是反映語言南北不同的特殊語料,要分析的差異問題極其細微。著者提取南北朝譯經律藏部分二十三部佛典兩朝譯經篇目作比較,發現了南朝和北朝譯經各自的特殊疑問詞語。南朝譯經的如“若”(問事物)“孰”(問人物)“何物”(問情狀)“幾日”“何當”(問時間)“大小”(問數量),北朝譯經的如“誰”(問事物),結合與南北朝其他譯經、中土文獻作比較所發現的新證據,得出了結論:南朝譯經較多使用新的疑問詞語,語言的時代更新是顯見的;北朝譯經更習慣使用可以稱為舊語的成分,面貌上保守了一些。同樣,歷時研究方面也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結合,保障了論證的可信性。例如,在大量調查先秦至魏晉南北朝語料的基礎上,著作運用歷時比較法完成了個例和類例的研究。例如對特指疑問詞語“何”“云何”“誰”“何等”“何所”與疑問副詞“豈”“寧”“頗”等的分析、對“VP不”“VP未”“VP無”式反復問句的考察等,揭示了南北朝譯經特指疑問詞語系統、是非問句與選擇問句的各自的特征。

二是借鑒現代語言學研究方法。漢語史研究中,方法的傳承還體現在現代語言學方法的借鑒上?！赌媳背g經疑問句研究》在發現問題、收集證據及變量,將問題轉變為可被觀察的形式以確定適當的方法,拓寬資料范疇并依據分析進行觀點預測等方面都展現了自己對漢語言文字學學科的獨特理解,在若干文獻之間進行關聯,發掘出了語料的價值,同時貫通古今,結合現代語言學理論客觀地分析古今關系,逐步完善所得出的階段認識。

首先是借鑒了語言接觸理論。東漢末年到南北朝時期,西域、中土的僧人漢譯的佛典含有原典語言的影子,提示引入語言接觸的視角來做漢語史研究。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在佛典漢譯中,遇到漢語沒有的概念時,譯者會創造新的詞或賦予已有的漢語詞一個新義。例如,早在戰國時期漢語就有“何緣”的用例,“緣”為動詞性成分,譯者借用“緣”表示“引發結果的次要條件”,指中土文獻中“依據……”這一意義。對于“何緣”而言就有了一個新意義,原典語言的影響下,它獲得了“……的次要條件”這一新的結構義[6]118。又如“何以故”。與“何緣”不同,“何以故”首見于東漢譯經,它應該是“譯”的產物。中土文獻中詢問原因和目的一般用“何以”“何故”,“何以故”與一般的表達習慣不符。那么它是如何產生的呢?高列過先生的說法是,正常語序應不是“何以故”,而是“何故以”[8]。黃娜、石彥霞提出了新的推測,認為“何以故”是“何以”和“何故”的雜糅,并給出了“何所處”等其他的雜糅之例來佐證存在這種現象[6]122。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充分考慮了漢譯佛典的表達習慣。比較遺憾的是,著者對原典語言沒有研究,不能從語言翻譯的角度更詳細地解答其中機理,這也是后續要努力補進的。

其次是借鑒了語法化理論。南北朝譯經的范疇不限于名稱代言的內容,而是向前溯至先秦,向后延至隋唐,軌跡描寫還需要倚重語法化理論。如對疑問副詞“寧”的研究。共時層面上看,它在譯經中的用法多樣,考察用法之間有無聯系、聯系是什么,用法出現的先后等都需要縱向對比更多的文獻,求獲詞的來源及形成機制。南北朝譯經中,疑問副詞“寧”可用于選擇問句和是非問句,按照用法的出現先后,它有①表抉擇、②表反詰、③表推度語氣等用法?！赌媳背g經疑問句研究》首次對這三種用法的出現先后進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的主觀化“移情”過程,是創新的發現。

同時也借鑒了語義場理論。南北朝譯經疑問句系統同一語義場內有多個詞語,這就涉及它們的競爭問題?！罢l”和“孰”就是同一語義場內功能相近的詞,它們在先秦時期都可以用來問人、問物、表示抉擇,可以作主語、賓語、定語和謂語。著者考察了它們從先秦到南北朝的用例與趨勢,發現“孰”在東漢時漸被淘汰,只余下“誰”。這印證了沈家煊先生提出的語法化中的“擇一原則”,是說“能表達同一語法功能的多種并存形式經過篩選和淘汰,最后縮減到一、二種……古漢語中許多并存的同義虛詞到現代漢語也所剩無幾了”[9]。

還有對認知語言學的借鑒。例如“何等”最初用于詢問事物,后來發展出了詢問情狀的功能。它的功能為什么會從問事物遷移到問情狀?認知語言學認為,人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從人本身出發,然后引申到事物,再引申到空間、時間、性質等[10]。漢語常有超出人的認知投射規律之外的用例,“何等”這個詞在東漢譯經中新增了詢問人物的功能,與認知規律不符。著者指出,與之同時期的中土文獻沒有任何同樣情況的用例,可以推議,“何等”詢問人物是根據“何”可以用于詢問人物而發生了錯誤的類推。著者借鑒理論而不拘于理論,勇于嘗試解釋超出認知規律的現象,所說合理,見出功力。

綜合上述,著者基于漢語史學科形成選題和研究方法,同時借鑒現代語言學語言接觸等經典理論,在歷史觀的指導下撰寫的《南北朝譯經疑問句研究》做到了對研究對象的多域面透視與實踐,描寫有細度,論證有精度,結論有信度,邏輯嚴謹,論理清晰。未來的研究中,希望著者能夠繼續提升原典解釋力量,將原典語言對漢譯佛經的影響研究推向深入,為漢語史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