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所陷陰陵大澤考

[摘要]公元前202年，楚王項羽在與漢王劉邦的垓下會戰失敗后，深夜潰圍南馳，欲渡烏江退保江東以圖再起。不料途中被田父騙入陰陵大澤延誤時機，而被漢騎追及?？梢?，陰陵大澤是導致項王東渡烏江計劃失敗的關鍵地點。然而秦楚之際陰陵大澤的確切方位，《史記》三家注未著一字，南宋以前的輿地志書亦無記錄。南宋末年王象之始主在歷陽陰陵山旁；但此說與《史記》所敘項羽南馳行程背戾，顯系附會。令人則指認古陰陵縣西的高塘湖即陰陵大澤；但此湖20世紀中葉方逐漸成形，故此說亦屬無根。秦楚之際陰陵大澤的實際方位，根據《梁書·韋睿列傳》及《資治通鑒·粱紀二》的明確記載，當處在合肥與鐘離(今安徽省鳳陽縣東北)的南北連線上，值古東城縣邑西北、陰陵縣邑東南，約在今安徽省定遠縣城西西卅店迤南一帶。

[關鍵詞]項羽陰陵大澤陰陵山紅草湖高塘湖

[作者簡介]袁傳璋(1940－)，男，安徽省當涂縣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先秦漢魏六朝文學、司馬遷與《史記》的教學與研究。

[中圖分類號]K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9)03—0115—07

陰陵大澤，這片首見于《史記·項羽本紀》的古老湖沼，盡管在那里曾發生過項王因迷途身陷其中的故事，卻并未引起《史記》注家和讀者的多大關注。2007年，馮其庸教授提出多種論據，而考出秦漢之際的陰陵大澤即古陰陵城址以西的高塘湖。然有學者對高塘湖即古陰陵大澤的新解不以為然。根據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和明、清《直隸和州志》的相關記載，認為古陰陵大澤即今安徽省和縣東北陰陵山旁的紅草湖。如此看來，秦楚之際的陰陵大澤，舊說在江之北的歷陽紅草湖，新解在淮之南的陰陵高塘湖，南北懸隔，孰是孰非?抑或根本是另有其地?陰陵大澤實際方位的確定，對于厘清項王垓下突圍南馳烏江的史實又有何價值?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一、陰陵大澤是導致項羽東渡烏江退保江東計劃失敗的關鍵地點

漢四年(公元前203年)，楚漢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西楚霸王項羽(公元前232—前202)因為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錯誤，已由優勢轉為劣勢，“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項王不得已于此年八月間與漢王劉邦(公元前256—前195)簽定和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九月，項王如約遣返前年俘獲留作人質的“漢王父母妻子”，解除與漢王的戰爭狀態，引兵東歸。漢王劉邦采納謀臣張良、陳平建議，趁“楚兵罷食絕”之機，引兵追擊項王。于是在漢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楚漢雙方在垓下(今安徽省靈璧縣東南五十里沱河北岸)展開最后決戰。會戰前，項王的西楚王國所統九郡中的陳郡、泗水郡、東?？?、東陽郡、東郡、薛郡、碭郡以及楚都彭城已被齊王韓信、魏相國彭越攻占，為項王鎮守壽春的大司馬周殷也已叛楚投漢。唯余九江郡東南部數縣及江東的鄣郡與會稽郡未易漢幟。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對垓下戰役僅略作提點，而在《高祖本紀》中運用互見法予以詳敘：

[漢]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搓幒顚⑷f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后，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后。項羽之卒可十萬?；搓幭群?，不利，卻?？讓④?、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

垓下會戰，漢王劉邦及齊、梁等諸侯集結的總兵力將近百萬，而項羽之卒只“可十萬”。韓信指揮漢軍大敗楚師。項羽損失慘重，無力組織反攻，不得不收縮殘部退入垓下，憑借有利地形固守壁壘。

項王夜聞四面楚歌，心知淮海地區包括楚都彭城已盡入漢手，在此無法立足，唯有退保江東或可再度崛起。故決心“潰圍南出”。項王由垓下南走江東，本有東西兩條路線。東路取道東陽(今江蘇省盱眙縣東南)南下，由廣陵(今江蘇揚州)渡江，經丹徒(今江蘇鎮江)至吳中。對項王來說，東路既熟又近。這是八年前他與季父項梁率江東八千子弟開赴江西反秦主戰場時所經路徑。不同的是當年自東而西，而今則將自西而東。但在漢四年，東線所經城邑直至江濱的廣陵，已被齊王韓信麾下騎將灌嬰攻取，此路不通。當下南走路徑只剩西路，即取道鐘離(今安省徽鳳陽縣東)渡淮，南下東城，由烏江浦(今安徽省和縣東北)渡江，經牛渚(今安徽省馬鞍山市采石磯)、丹陽，沿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會稽的馳道至吳中。對項王來說，西路既生且長，但除此別無選擇：

于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余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余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

司馬遷所下“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八字，表明項王對突圍的時機、方向與軍行路線的正確決策，已為后文“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張本?！爸币埂迸c“平明”兩個時間詞值得關注?！妒酚洝ろ椨鸨炯o》“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漢書·項籍傳》作“夜直潰圍南出馳”?？芍耙怪薄迸c“直夜”同義?！墩f文》云：“直，正見也?！庇纱艘?，“直”有端正不偏之義。故《廣雅·釋詁一》云：“直。正也?！薄爸币埂被颉耙怪薄闭?，即正夜或夜正也。周秦又稱“夜半”，漢武帝太初改歷后則稱“子夜”，相當現代的零時左右，即俗稱半夜三更之時?！捌矫鳌庇址Q“平旦”?！盾髯印ぐЧ?，“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劉向《新序·雜事四》引作“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芍捌矫鳌迸c“平旦”同義。在時辰上晚于“雞鳴”而早于“日出”?！稜栄拧め屧b下》：“平，成也?！逼矫髡?，成明也。周秦又稱“平旦”，為東方既白日將出未出之時。漢武帝太初改歷后則稱“寅時”。相當于現代時計的凌晨三至五時。季冬夜長，平明當在五時稍后。由“直夜”到“平明”，項王較漢追騎占有五六小時的先機。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漢騎是不可能“追及”的。自垓下至烏江，全程四百三十華里，憑借項王“日行千里”的騅馬和麾下八百壯士的精騎的腳力，以均速每小時四十至五十華里計，扣除渡淮與進食飲水的時間，項王南走可在午后未時(下午二三點鐘)從容抵達烏江渡口(見附論一)。然而意外頻生：一是渡淮舟楫不足，二是至陰陵因迷失道，三是受給陷入大澤。

項王統率麾下八百壯士，直夜潰圍，南馳烏江，必自鐘離北岸渡淮。百里行程，“雞鳴”即至。面對阻斷南北的淮水，舟楫不足當即成為難以克服的難題。據《梁書·韋睿列傳》及《資洽通鑒·梁紀二》的記載，鐘離東北十八里的淮水中有邵陽洲與道人洲兩大洲渚，皆可屯兵十數萬。足見古時淮水鐘離段河面遠較近代為寬，即使隆冬枯水季節，濟渡亦非易事。鐘離渡口用于日常濟渡的公船原本不多，深夜也無從征集民船助渡。秦朝縣屬“公船”定制僅長秦

度三丈三尺(合今制7.4米)，最多能載兩騎。在河寬船少的情勢下雞鳴始渡，直至日出，渡過者不過百余騎。情況緊急，項王不能坐待騎從全渡，在鐘離城下集結“騎能屬者百余人”便匆匆南馳。僅僅因為渡準舟楫不足，非經戰斗便減員十分之八。

項王率領百余騎壯士沿濠水東岸急馳七十里，穿越縣域界山山口，進入陰陵縣境。原本順暢的南行征程陡生變故。隆冬臘月，黃淮流域辰時(七八點鐘)常起的濃霧，極有可能與項王不期而遇，軍無向導，遂“迷，失道”。輾轉徘徊，無法前行。良久，幸遇一位田父，向他打探南行道路。田父指曰“左”。項王一行遵示在濃霧中向“左”(實為向西)奔馳，“乃陷大澤中”。等到發現上當，不少馬匹與騎士在草甸泥淖中已陷滅頂之災。掙扎到午前濃霧漸消，方向已明，項王引導僥倬脫險的二十八騎折而向東，馳入東城縣境。

項王在天時上遭遇冬霧迷失道路，在人和上受田父之紿，在地利上陷入陰陵大澤僅余二十八騎。天時、地利、人和全失，原來較漢騎所占的五六小時先機，至此喪失殆盡，敗局業已注定。半天之內，項王連遭三次意外挫折，而非以拔山蓋世自負的他所可抗御，不得不承認這是他的宿命：“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心靈深處已植下在烏江臨舟不渡的根苗。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之中，冬霧失路、田父紿指是因，深陷大澤造成“漢追及之”是果?？梢婈幜甏鬂墒菍е马椡跄像Y烏江退保江東計劃失敗的關鍵地點。

至于漢軍騎將灌嬰，平明方受命追項，日出到達淮濱，他可以勝利者的威權征調淮上數十里內所有舟船搭建浮橋以濟車騎。渡淮后，軍有向導，不愁冬霧障目迷途，更不會迂道向西陷入陰陵大澤。他原先缺少的五六小時先機，在天時、地利、人和上得到補償，因此項王一行二十八騎在東城縣域被他“追及”。并不為奇。

二、歷陽紅草湖并非陰陵大澤

項羽東渡計劃之所以失敗，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被田父所紿陷入陰陵大澤而被漢騎追及。然而陰陵大澤的確切方位，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均未出注?，F存南宋以前頗具權威的輿地志書，如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記》、北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王存撰《元豐九域志》以及歐陽忞撰《輿地廣志》，也無陰陵大澤的只字片語。

北宋以后、明清以前的輿地志書，著錄“項王迷失道處”的是“陰陵山”，而不是“陰陵大澤”。始見于南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紀勝》撰成于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付梓于宋理宗紹定(1228—1233)初年。其書卷四十八《淮南西路·和州·景物上》記載：

陰陵山，在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即項羽迷失道處。

初刻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祝穆所撰《方輿勝覽》，卷四十九《淮西路·和州·山川》有相同的記載。以后，明朝李賢等奉敕編纂的《大明一統志》和清代官修《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的《和州·山川》對“陰陵山”的著錄，均沿襲南宋王象之的說法，都用“即”肯定和州陰陵山為“項羽迷失道處”。

將和州(歷陽)陰陵山與陰陵大澤聯為一體，始于明、清兩代的和州地方志。清末高照纂修、光緒十四年(1888年)付梓的《直隸和州志》，大體沿襲明刻《直隸和州志》舊文，其書卷四《輿地志·山川》著錄“陰陵山”，除采南宋王象之的說法外，又踵事生華：

陰陵山，州北八十里，項王迷道處，上有刺槍坑，為項王立槍地。旁有澤，名紅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漲發，彌漫無際，即陰陵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項王失路于澤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為名。

清末歷陽人陳廷桂纂輯《歷陽典錄》四十卷，梓刻于同治六年(1867年)，其書卷四《山川二》，輯錄明修《和州志》關于陰陵山的敘文，并將《和州志》對《述異記》的暗引轉為明引以作書證：

陰陵山州北八十里。旁有澤，名紅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漲發，彌漫無際，所謂陰陵大澤者也?！妒霎愑洝罚骸瓣幜昃徘鷿?，澤中有項王村。項王失路于澤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為名?！碑敿创说?。

陳廷桂認為和州北境的紅草湖，即“所謂陰陵大澤”，亦即《述異記》的“陰陵九曲澤”。近時有學者堅執今和縣東北的紅草湖“即項羽迷失道處”的陰陵大澤，其據在此。

但將和州歷陽紅草湖認定為項王當年受紿陷入的陰陵大澤，根據似嫌不足。首先，與《史記》違戾?！俄椨鸨炯o》歷述項王自垓下南馳烏江征程所經，先后為：垓下潰圍南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被紿陷入陰陵大澤→出澤引而東，至東城縣境→快戰四隤山(此依《漢書·項籍傳》說)→南馳烏江亭，臨江拒渡，步戰自刎?！俄椉o》中的“陰陵”是縣而非山，在淮水之南，東城縣西北?！稘h書·地理志》有明確著錄，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于“項王至陰陵”句下更引唐初李泰《括地志》，“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點明陰陵縣故城在唐代的具體方位。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認為和州陰陵山“即項羽迷失道處”，是將《史記》所敘項羽行程完全弄顛倒了?！吨彪`和州志》、《歷陽典錄》不過是承襲其誤而已。

其次，《歷陽典錄》所引書證出自任昉《述異記》(見附論二)，但與原著嚴重差異?！妒霎愑洝范淼淖髡呷螘P(460—508)，樂安博昌(今山東博興縣)人。曾任南朝梁代御史中丞、秘書監、掌著作，校定秘閣四部篇卷，是齊、梁間與沈約齊名的文學家兼學者，《梁書》有傳。所撰雜傳、地志、文章五百余卷，“盛行于世”?！妒霎愑洝范碜诹何涞厶毂O七年(508年)以前，其書卷下涉及項羽事跡二則，前后相聯。其一為“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騅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待項王處”。此則《太平御覽》之“地部三九·塘”全文征引。其二曰：

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于澤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為澤名。

古地志中所稱“故城”，與“故縣”相當。秦漢以郡統縣?！稘h書·地理志》著例為：某郡，縣若干。如：“河內郡，縣十八”；而《后漢書·郡國志》著例則為：某郡，領若干城。如：“河內郡，十八城?！笔恰逗鬂h志》所稱之“城”，即《前漢志》之“縣”。故所謂“陰陵故城九曲澤”，即“陰陵故縣九曲澤”?！妒霎愑洝吩瓡鞔_指出項王迷失道處在陰陵故縣九曲澤。而《歷陽典錄》征引時，刪去原著“陰陵故城九曲澤”句中“故城”二字，遂將淮南的陰陵縣曲解為近江的陰陵山，進而誤會陰陵山旁的紅草湖為“陰陵大澤”。這與《述異記》的本意是南轅北轍了。

最后，清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手定原稿本對和州陰陵山即項王迷失道處的說法不予采信。其書卷二九《南直十一·和州》：

陰陵山在州北八十里，山小多石。俗以為項王迷道處。

他用“俗以為”三字與前此諸書的用“即”劃清界線。而在卷二一《南直三·鳳陽府·定遠縣》下著錄：

陰陵城，在縣西北六十里。故楚邑。即項

王敗至陰陵迷失道處也。

則用“即”字肯定定遠縣境的故“陰陵城”方是真正的項王迷失道處。

三、陰陵大澤亦非今淮南高塘湖

陰陵大澤的地理方位最近有了新的“發現”。著名“紅學”家馮其庸教授于2007年第二輯《中華文史論叢》發表鴻文《項羽不死于烏江考》，說他“從1982年起，開始調查《項羽本紀》的一些史跡和地理位置?！?986年我又兩次調查垓下、靈璧和定遠的東城、陰陵、虞姬墓，又到烏江作了調查。2005年11月14日，我再次到定遠調查了東城、陰陵、大澤等遺址，二十年前調查過的古城遺址，現在都已立了碑記”。

關于陰陵大澤的地理位置，他是這么說的：我曾兩次到陰陵調查，第二次就是今年(筆者按：指2005年)十一月十六日，今陰陵城址尚在，已立有文物保護碑，老百姓叫此處為古城村?！缃駨墓懦谴逑蛭?，便是一片大澤，其最低洼處至今仍是一片茫茫無際的湖泊，水面上有長數公里的窯河大橋。項羽因為陷入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從文中提及的“窯河大橋”，可以確知此橋在淮南市通往合(肥)徐(州)高速公路的連接線上。橋下“茫茫無際的湖泊”，便是南北狹長20多公里，東西寬為2～3公里的高塘湖，因為它的北端有上窯鎮，故又名窯湖，位于安徽淮南市與鳳陽、定遠兩縣交界處，古代地屬壽春。馮教授告訴人們，這片位于古陰陵邑西的湖泊，便是二千二百多年前項王受田父之紿陷入的陰陵大澤!“至今”仍是茫茫無際的湖泊，兩千年前自必更為廣闊，難怪項王陷入其中，久久不能脫身，而被“漢追及之”。

馮教授“兩次到陰陵調查”，“發現”了自南朝劉宋裴駟作《史記集解》以來一千五百年間文獻少有記載的陰陵大澤的地理位置，而主流媒體對馮先生“實地調查精神”的高調抬舉，更增添了馮氏新說的可信度。

實地調查自是獲取真知的良方之一，但前提是這種調查務須切實審慎，切忌浮光掠影道聽途說。馮教授在《項羽不死于烏江考》的姐妹篇《千百年來一座有名無實的九頭山》里也特別強調“在史地學的范圍里，必須大力提倡求真求實，提倡實地調查的精神”。以此檢核馮教授關于陰陵大澤“實地調查”的結果，卻頗令人生疑。毋庸諱言，馮先生將今日淮南市東的高塘湖認作二千年前項王陷入其中的“陰陵大澤”，是犯了不應發生的常識性錯誤。秦漢之際的陰陵城在莫邪山南麓。周邊一二十里范圍內地勢高敞，根本不存在形成大澤的自然條件。而被馮教授認做“陰陵大澤”的高塘湖的前世，本是條流淌了千百年的河流，古名洛澗，今喚青洛河，源出安徽定遠縣狼窩山，西北流至淮南市東入準。高塘湖的今生，湖齡不超過半個世紀。1938年，黃河在鄭州花園口決口以后，青洛河受黃泛及黃河奪淮入海的影響，下游泥沙淤積，河床抬升，水流不暢，中游多年壅堵積水，匯為巨浸，漸漸演變為“茫茫無際”的高塘湖。20世紀中葉以前，如今高塘湖所在及其周邊，既無澤更無湖存在，何來“陰陵大澤”?1998年出版的《淮南市志·地理編》，對高塘湖形成的歷史有明確記載，一查便知。若向高塘湖周邊原住民中任何一位花甲老者請教，也會立見分曉?？上яT教授失去了這兩種并不難得的機會，胸懷項羽不可能到北距東城縣邑二百四十里的烏江自刎的先人之見，在窯河大橋上驅車一過，見到橋下茫茫水域，便宣稱二千多年前的“陰陵大澤”就在這里。他說“如今從古城村向西，便是一片大澤”。其實高塘湖東距陰陵城遺址的古城村有20多公里，哪里是“向西便是”!馮教授兩次到陰陵實地調查，卻得出如此與事實相違的調查結論，委實令人吃驚。這不禁提醒人們，對某些宣布的“實地調查結論”，真的需要重新作一番切實認真的實地調查進行驗證。

四、陰陵大澤在合肥與鐘離南北連線上

既然將歷陽陰陵山認作項羽迷失道處、紅草湖為項王陷入的陰陵大澤，出自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以來的附會之說；而今人馮其庸教授將半個世紀之前方逐漸成形的高塘湖考證為二千多年前的陰陵大澤，同為無根之談，那么，秦漢之際的陰陵大澤，又在何方?根據筆者有限的知見，正史中似乎并非一無線索可尋。

唐初姚思廉撰《梁書》卷十二《韋睿列傳》記載，梁武帝天監二年(503年)，韋睿自京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出為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天監四年(505年)，梁師北伐后魏，韋睿受命都督諸軍，進討合肥。合肥既平，韋睿遷豫州治所于合肥。天監五年(506年)歲末，后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鐘離(今安徽鳳陽縣東北臨淮關)，眾號百萬，連城四十余。次年二月，梁武帝詔命韋睿率豫州之眾往救。由合肥馳救鐘離，有東、西兩條縣際官道可供選擇。東路自合肥東北行，經豐城縣城(原東城縣，梁天監三年更名)，再北上鐘離。西路自合肥北行，取道陰陵縣城，再沿莫耶山南麓東北行至鐘離。這兩條官道均迂遠而非直達，而當時鐘離守城梁軍僅有三千，軍情異常危急。韋睿毅然決然選定直趨鐘離的中道?！读簳ろf睿列傳》稱：“睿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避囻Y卒奔，旬日而至。三月，大破魏軍于鐘離。司馬光撰字書《類篇·辵部》：“逕，直也?！卑矗骸读簳匪Q的“逕道”，義即直道。故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卷一四六《梁紀二》著錄韋睿馳救鐘離之役，即書為：“睿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睆摹叭≈钡?，由陰陵大澤行”的敘文可知，陰陵大澤當大致在合肥與鐘離(梁朝北徐州刺史治所)的南北連線上。這就排除了陰陵大澤在合肥東南二百余里的和州陰陵山旁紅草湖及在陰陵縣邑之西的高塘湖兩種可能性。真正的陰陵大澤當在古東城縣邑(遺址在今安徽省定遠縣城東南五十里大橋鄉三官集)西北、古陰陵縣邑(遺址在定遠縣城西北六十里靠山鄉古城村)東南，約在今定遠城西西卅店迤南一帶。西卅店南部東西各一二十里范圍內地勢低洼且地形復雜。陰陵大澤蓋為古濠水、古洛澗、古池水等水系及莫耶山南麓花水在低洼處匯聚而成的沼澤。這片當年令項羽迷途陷入其中從而喪失烏江東渡先機的陰陵大澤，歷經歲月滄桑，逐漸萎縮淤塞。在項王身后七百多年，韋睿在初春時分已可率軍冒險從其中通過，而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殺青的《史記正義》于陰陵大澤已不著一字。張守節長于地理之學，他常以唐時地名對釋《史記》中的古地名，《史記正義》不為“陰陵大澤”設注，可能其時陰陵大澤已湮為桑田了。但殘跡尚存。清雍正六年(1728年)刊印的《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之《職方典》八二九卷《鳳陽府部·定遠縣》有如下記載：“石塘湖在縣西十五里”、“秦塘、胡迤塘、濟明塘，俱在縣西南二十里”、“馬長澗在縣西二十五里”、“白澗在縣西三十五里”、“清流塘在縣西三十里”、“關塘在縣西南四十里”。這些塘口及山澗均在古陰陵大澤范圍之內。有些塘口如今已改建成小型水庫。

筆者敢于做上述的論判，因為有韋睿和昌義之

為證。韋睿任梁豫州刺史，同時兼領歷陽太守。如果歷陽陰陵山旁的紅草湖就是陰陵大澤，那么他受命北上馳救鐘離，“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則將是北其轅而南其轍直趨江東了。韋容馳救的對象昌義之，也是是梁朝名將，《梁書》卷十八有傳：“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毂O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鐘離?！弊鳛闅v陽烏江人，自然更清楚他的家鄉并無“陰陵大澤”；而韋睿自合肥北上所經的“陰陵大澤”，正在昌義之北徐州防區之內。韋睿與昌義之對陰陵大澤的認知，與韋、昌同為梁朝大臣的任昉在所撰《述異記》中明確說“陰陵大澤”是“今陰陵故城九曲澤”，若合符契。

附論一：中國史記研究會曾于2008年8月19日至25日組織專家考察組，以《史記》、《漢書》關于項羽自垓下南馳烏江的記敘為根本依據，參考歷代輿地志書的相關記載，配合衛星遙感地圖提供的山水，道路形態，輔之以與當地名宿長老的座談與采訪，對項羽自垓下突圍南馳烏江的經行路線進行全程田野踏勘，并形成《項羽垓下突圍南馳烏江路線考察報告》。根據《考察報告》提供的信息，項羽自垓下突圍渡淮后，由鐘離南下東城直趨烏江渡口，必須由清流關隘口穿越江淮分水嶺，最合理亦最可能的路徑，是走明代鳳陽府(古鐘離縣)至京師南京的驛道。雖說是明代的驛道，其實也是千百年來無數官商軍旅車行馬走形成的由淮南通向江東的孔道。此道由滁州清流關過山，從江浦縣渡江至南京，據《明史·地理志一》的記載，全程三百三十里。而到烏江渡口，則從清流關分道南下全椒，過滁河，經四隤山到烏江亭，全程亦為三百三十里。垓下至烏江，男加垓下至鐘離的一百里，全程為四百三十里。項王一行能否在一日之內連續奔馳五百里并抵達烏江亭，西漢的兩則史料可作參證?！妒酚洝⒕词鍖O通列傳》載，“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鼻刂?，即涇渭平原?！稘h書·王吉傳》載，王吉為昌邑國中尉。昌邑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蓖跫鲜鑴裰G云：“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秦、漢一里。等于417.5米，合0.84今里。匈奴輕騎可連續奔馳“七百里”(合585今里)，昌邑王兩個多時辰也可驅馳“二百里”(合170今里)。而項王與其騎從的馬騎當更進于此。項王對亭長稱騅馬“嘗一日行千里”(合835今里。)這里的“一日”僅指白天。故古有千里馬日行一千夜行八百之說。項王“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余人”，當系項王的近衛將士，其乘騎之駿良自不待說。項王與其騎從自垓下突圍，南馳烏江，四百三十里行程，扣除渡淮及進食飲水的時間，若非遇非常變故，以奔馳均時速四十至五十里計，至日仄未時(下午二三點鐘)，應可從容抵達烏江浦。

附論二：正史著錄的《述異記》共有兩部，一為祖沖之(429—500)撰《述異記》十卷，一為任昉(460—508)撰《述異記》二卷。祖沖之為南朝宋、齊間學者，職任宋南徐州從事?！端螘窡o傳，唯《宋書·律歷志下》詳載其表上所創“大明歷”以及與戴法興往復辯難之詞。祖沖之撰《述異記》十卷，《隋書·經籍志》列入“史部·雜傳類”，其內容當如《隋志·史部雜傳類后序》所言，多“序鬼物奇怪之事，……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杜f唐書·經籍志》因之，亦歸入“乙部史錄·雜傳類”，為“鬼神二十六家”之一?！缎绿茣に囄闹尽肥紝⒆孀妒霎愑洝犯牧小氨孔愉洝ば≌f家類”。北宋初葉李昉等奉敕編纂《太平御覽》，征引至為浩博，但未將祖撰《述異記》列入卷首《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征引書目)，《宋史·藝文志》亦未加著錄?？赡芤延谔颇┪宕H亡佚。任昉為南朝齊、梁間著名作家兼學者，《梁書》有傳。梁武帝天監(502—519)初年，任御史中丞、秘書監，手定秘閣紛雜的四部篇卷，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余卷，率多異本，且有秘閣所無者。防善屬文。尤長載筆，當世王公表奏莫不出自昉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蕭統《文選》收錄任昉文章多達十九篇?！妒霎愑洝范?，并非學術著作，亦無嚴整編次，所錄系從群書采輯先世故事，亦記“今”時異聞，以備屬文用事之需。書中極少神鬼怪誕之事，與祖沖之《述異記》不同，《太平御覽》卷九七○《果部七·梅》下，先引“《述異記》曰：嘉興縣”云云，緊隨其后又引“任昉《述異記》曰：邯鄲有”云云；卷九七八《菜茹部三·瓜》下先引“《述異記》豫章郡”云云，緊隨其后又引“任昉《述異記》曰：漢章帝”云云，顯然任昉《述異記》與祖沖之《述異記》為同名異書。任防《述異記》二卷。雖然《宋史·藝文志·小說類》方見著錄，但北宋初葉的《太平御覽》卷首征引書目已列入“任昉《述異記》”，書中并以“任昉《述異記》曰”方式大量征引。南宋之初，晁公武《郡齋讀書記》為任昉《述異記》特立專目評述考證。明代新安程榮編刻《漢魏叢書》，據北宋慶歷四年刊本收入任防《述異記》，流傳至今?！端膸烊珪偰俊芬浴读簳啡螘P本傳所記著作篇目“不及此書”、下卷“地生毛”條為任昉卒后之事，遂斷署名任昉的《述異記》為“后人依托，蓋無疑義”，理據似嫌不足?！杜f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的“丙部子錄·雜家”，并著錄任昉撰《文章始》一卷，而本傳亦“不及此書”；又《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錄·雜傳記類”著錄任昉撰《荊揚二州遷代記》四卷，本傳亦“不及此書”，豈能輕易定為“后人依托”?至于《述異記》下卷羼入數則任昉身后的記事，亦為書鈔類古籍在板刻之前傳鈔中有后人附益的常事，連《史記》都不例外。清人以此作為辨偽的要件并不科學。被清人定為“偽書”的古籍，近年常為地下考古發現證明為真，例多不備舉。再者，正史之經籍志或藝文志，僅為當朝皇家秘閣書目，當朝散處民間的典籍，往往被后世右文的皇朝征集入藏秘閣，而被著錄在后世正史的藝文志?！端问贰に囄闹尽分芯陀胁簧贋樗?、唐經籍志未曾著錄的隋、唐以前的典籍，因此并不能輕易認定后朝正史藝文志著錄了前朝正史藝文志未有之書即為“偽托”。即使承認《四庫全書總目》斷定今傳任昉《述異記》“或后人雜采類書所引《述異記》，益以他書雜記，足成卷帙”，不無道理，也不能改變書中所有條目出自唐代以前的事實，而非唐以后人所可偽造。因此，筆者以為今傳任昉《述異記》下卷中兩則關涉到項羽自垓下南馳烏江的材料可信并可征引以作佐證。

(責任鳊輯：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