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語詞語的文字理據性看外來詞的譯介過程

楊延龍　曹　勇

摘要：與以英語為代表的表音文字相比，漢語詞語在構詞方式和語義特征上具有很獨特的文字理據性。這種文字理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漢語對待外來詞的態度和采取的吸收方式。本文從漢語詞語文字理據性的角度出發，分析探討了語音轉寫、語義擺布和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等外來詞的不同譯介過程，進而指出外來詞的翻譯是與語言文化因素緊密相關的，不論采取何種方法，都應視具體情況，力求既要體現異域特色又要遵守漢語文字理據性的特點。

關鍵詞：外來詞；理據性；語音轉寫；語義擺布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5544(2009)03-0100-04

一、引言

任何類型的文字都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語言是音義結合的詞匯語法體系。用文字來記錄語言，就是使文字符號和語言成分建立聯系。從音義結合的角度來看，這種聯系是任意的、無理據的，而從詞義形成的角度來看，這種聯系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理據的。詞的理據性和任意性就是這樣矛盾地統一在一起。在具體詞語的構造過程中，可以說，每個詞都有來歷，每個詞的構成都有一定的理據。關于詞的理據性概念，許多學者都有所定義?！霸~的理據指的是事物和現象獲得名稱的依據，說明詞義與事物或現象之間的關系”(陸國強1983：67)?！八^詞義的理據，是指詞義形成的緣由，它是從發生學角度來探求詞義的來源的”(曹煒2001：54)?！霸~的表達形式與詞義之間有時具有某種內在聯系，我們可以從這些表達形式中推斷出詞的含義，這就是所謂的詞的理據性”(許余龍2002：123)。學者們對詞的理據性的概念表述不一，但都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詞的構成形式與意義之間的內在必然聯系。因此，研究詞的理據，可以闡明事物或現象為什么獲得這樣或那樣的名稱，有助于認識詞義演變和詞義發展的規律，理解詞形與詞義之間的聯系，還有助于合理地吸收外來詞語。與以英語為代表的表音文字相比，漢語詞語的文字理據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主要源于漢語獨特的書寫形式——漢字，“漢字是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字形和意義有密切的關系”(王力1980：143)。漢字的這一“形義結合”的特征同西方文字“記音表義”不同，它不僅使得漢字單個語素本身具有理據性，而且還為多音節詞語的理據性提供了充分的依據。漢語詞語的文字理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漢語對待外來詞的態度和采取的吸收方式。本文擬從漢語詞語文字理據性的角度出發，分析探討外來詞的譯介過程。

二、漢語詞語的文字理據

由于人類原始思維模式的同一性所致，象形文字成了人類語言文字的共同起點，是一切文字發生的通例，盡管在文字發展的過程中世界絕大多數文字都走上了表音的道路(黃巽齋2003：45)。也就是說表音的英語與表意的漢語的文字應該都是從象形文字發展過來的。因此都是有理據的，只不過是理據的類型不同及不同類型理據性強弱存在差異而已。Stephen Ullmann(1962：57)認為詞的理據主要有三類，即語音理據、形態理據和語義理據。很多學者都贊同Ullmann的這種分類。但是我們知道，詞是音義結合的統一體，有著外在形式和內在意義兩個方面。詞的外部形式指詞的語音及書寫形式；詞的內部形式指詞的語法結構和語義結構。因此，許余龍(2002：123)認為從文字書寫形式與語義聯系的角度來看，還應有一種理據，即文字理據。詞匯的文字理據表現為詞的文字書寫形式與詞義之間的聯系，即從一個詞的文字書寫形式上可以推斷該詞的詞義。世界上語言的文字書寫形式大致有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兩種。每一種語言都有一個由若干音素、音節組成的語音系統和由語素、詞構成的詞匯系統，四者都可以用符號記錄。表音文字是用數目不多的符號表示一種語言里有限的音素或音節，作為標記詞語聲音的字母，盡管一些字母最初是表意的，如字母A最初是牛頭形，表示牛，但是后來只用作表音符號，逐漸失去了表意功能，所以，一般來說表音文字不具有文字理據性。表意文字是用成千上萬個符號去表示或區別不同的語素、詞的意義，“這些符號雖然經過歷史演變，與詞義的直觀聯系逐漸模糊了，但多少還留下一點理據性的痕跡”(許余龍20Y2：124)。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漢字的表意功能通過部首體現在全部的漢字當中，這是由于漢字的部件都是有意義的。由構字部件合成的字既有這個部件字的字形，又有該構件字的意義，結果有相同構詞部件的字獲得了共同的意義范疇。在漢字大系統中，部首字的意義大致規定了所屬字的義類、范疇，如從“足”字多與腳有關，從“手”字多與手有關，從“草”、從“木”字多與植物有關，從“蟲”、從“魚”字多與動物有關，從“金”字多與金屬有關。一個部類就是一個義場，一個部類就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意義圈。漢字的形義特征不僅使得其單個語素本身具有理據性，而且還在此基礎上為多音節詞語的理據性提供了充分的依據。由于在多音節復合詞中，充當語素或記錄的字往往是曾經是或同時仍可以當單音詞用的字，都是有義可尋的，因此，對多音節復合詞也像對漢字一樣，可以“由形及義”，由剖析它們的內部構成部件和關系來分析它們的意義形成，因為多音節復合詞的形成過程中充盈著一種理據性。

漢語詞匯在構詞方式和語義特征上具有極強的理據性，由此也決定了漢語對待外來語的態度和處理方法。以英語為代表的西方語言由于屬于表音文字，文字理據性較弱，所以對待外來詞兼收并蓄，大多是囫圇吞棗的語音轉寫。屬于表意體系的漢語具有很強的文字理據性，“見字知義”是漢民族一種普遍的語言認知心理，人們在對待外來詞時，總是要探究其中“字”的含義，因為漢字不僅是漢語的書寫形式，而且是漢語語義、漢語理據的積極表現手段。

三、外來詞的譯介過程及其理據性

關于外來詞的定義及內涵，語言學界歷來都有分歧。其實，判斷一個詞是否為外來詞，關鍵在于其表示的概念是來自本族語還是外族語。一般而言，由于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差異，當某一語言詞匯所表示的概念移植到另一語言時，常常會出現詞匯空缺現象，即另一語言中沒有相應的詞匯表達同一概念。這時，人們常常采用某種翻譯方法將該概念移植過來，其移植的結果便是外來詞。

外來詞進入漢語的詞匯系統時，要受到漢語語言內部規律的制約，必須接受漢語的語音、語法和構詞規則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漢語的發音習慣、語法和詞匯規則。漢語的單音節、象形方塊文字的特點等，使漢語對外來詞的改造要比西方語言間的詞語借用顯得復雜，卻又別具一格，更富于創造性。概括起來，漢語對外來詞所采用的吸收方式主要有語音轉寫、語義擺布、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三種形式：

1，語音轉寫

語音轉寫是最簡單最省時的外來詞翻譯方法，是用與外來詞的語音對應或近似的漢字將外來詞的語音移植過來。在民族交流接觸的過程中，當大量反映外來新生事

物的概念和外來詞語涌來時，人們難以很快了解外來事物的本質并找出一個貼切的詞語去指稱，這時，人們往往采取“拿來主義”，從實用角度出發先行語音轉寫。語音轉寫方法的使用由來已久，早在漢代，就有眾多西域動植物名稱和佛教詞匯經語音轉寫的途徑進入漢語，其中有些一直延續使用至今，例如：苜蓿、駱駝、羅漢、懺悔等。近現代，隨著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更是有大量的語音轉寫詞出現，像“圖騰(totem)、尼龍(nylon)、邏輯(logio)、幽默(humor)”等已經融入我們的語言文化。

語音轉寫有記音和諧音之分。記音是指用于語音轉寫的漢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語音和書寫形式。這種只取其音、不取其義的翻譯方法的優點在于能夠迅速吸收外來詞，并從語音上準確地接受它。不足之處是漢字成了完全的記音符號，“原詞的內部形式在從原語言到漢語言的翻譯過程中喪失殆盡，成為一種無內部形式的詞”，“我們無法對之作語法結構和語義結構的切分，也就是說我們已無法從形式上看到它們‘概念的構成和其內部的‘言語組合規律”(王艾錄、司富珍2002：309)，這樣通過記音而來的詞就喪失了漢語言由形觀義的文字理據性特點。由于漢民族具有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民族心理，他們極不喜歡那些與字義脫節的因而起不到任何聽音知義、見字知義作用的無意義非語素音節(字)(王艾錄、司富珍2002：314))。所以按照漢民族的具象思維習慣，當看到“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民主)、“煙里士批純”(aspiration靈感)或“斐洛蘇菲”(philosophy哲學)這樣由意義上毫無關聯的漢字堆砌起來的譯詞時，就會感到雜亂無章、沒有理據。

諧音不追求字音和語言單位實際音值的嚴格對應，在譯音的同時，采用既接近外來詞的發音又盡量表達原詞意義的漢字，所選用的漢字往往摻合了對所指事物的認識、評價和審美情趣。盡管這類諧音轉寫的詞的內涵與其相對應的外來詞意義不盡相同，但所組合的音節可以同時暗示詞義，使人讀后產生相關聯想，符合中國人顧名思義的民族心理。如：safeguard(香皂)舒膚佳，給人一種使皮膚舒服佳美的聯想；Benz(汽車)奔馳，給人產生奔跑速度極快的印象；Coca-Cola(飲料)可口可樂，使人一看就能產生美在口中、樂在心中的聯想，進而產生購買暢飲的欲望；TOEFL(外語考試)托福，會使人產生考試取得成功而交好運的感覺。諧音雖然也是原詞發音的轉寫，但漢字的意義在轉寫時沒有完全消失，還在起作用，容易引發人們聯想和回昧，比較符合中國人的民族心態和漢語文字理據性特點。目前人們在詞語使用上正形成一種趨新、求雅、尚異的社會心理，這與諧音轉寫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2，語義擺布

擺布理論是翻譯研究學派的核心理論，它認為任何翻譯都經過了譯者某種程度的擺布，擺布就是一種重寫過程(Lefevere，Andre 2004：11))。語義擺布是以重寫外來詞詞匯概念或其構成要素內涵的方式，將其語義吸收到漢語中來，即按照原語語義用恰當的漢字表達出來，構成新詞。語義擺布包括兩種，一種是將外來詞匯構成要素的內涵逐一重寫，其組成成分的排列順序和組合方式與外來詞匯相同。如：blackboard黑板(black“黑色”，board“木板”)、football足球(foot“腳”，ball“球”)、democracy民主(demo意為“民眾”，cracy意為“統治”)、hotbed溫床(hot“熱”，bed“床”)、background背景(baek“背面”，ground“底子”)、cold War冷戰(cold“寒冷”，wars“戰爭”)、soft landing軟著陸(soft“柔軟”，landing“著陸”)。另一種則是重寫外來詞匯概念的關鍵義素，如：president總統、fallacy謬論、authority權威、inflation通貨膨脹等。

一般說來，漢語外來詞最初大多通過語音轉寫的途徑進入漢語語言體系，當這些詞使用了一段時期之后，人們逐漸了解它不能反映出原詞的概念或內涵，同時也發現某些語音轉寫詞尤其是記音轉寫的詞未能體現漢語的文字理據性，人們就常常運用語義擺布的方法，盡可能使外來詞字面意化，讓意義進入構詞成分，以合乎漢民族思維習慣、造詞心理和語言規則。同語音轉寫相比，語義擺布有一定的優越性。語義擺布關注的是目的語文本及其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地位，以及那些影響目的語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發揮作用的種種因素(王巍2005：79-82)，所以往往比語音轉寫更容易理解，如：ultimatum譯為“哀的美敦書”，讀者非得通過注釋方能看明白，而翻譯成“最后通碟”卻令人一目了然；語義擺布比語音轉寫簡潔明快，有些詞語的語音轉寫用詞冗長，讀起來拗口，記起來費勁，而通過語義擺布翻譯就簡單明了，如：president譯為“伯里璽天德”，而今卻翻譯為“總統”，形式言簡意賅，讀音上口；語義擺布比語音轉寫歧義少，有的語音轉寫而來的譯詞本身不含意義，只是讀音而已，但有時卻引起必然的聯想，極易導致讀者誤解，如：massage譯為“馬殺雞”，其字面意義確是不倫不類，無法理解，而通過語義擺布譯為“按摩”就一點也不費解了。歷史表明，通過語義擺布吸收的漢語外來詞更符合中國人的表達習慣，更能在漢語中生根，因為“漢字不僅是音節的符號，而且是意義的標記。當新詞出現時人們習慣地期待這一詞語應有一定的理據，或者說，人們習慣地從組成這一詞語的漢字來揣度、理解它的含義”(李冬1992：167)。

一些外來詞的語音轉寫被后來的語義擺布所取代，這是語言發展的一種趨勢。但這并不能否定語音轉寫的價值。語義擺布的譯詞符合中國人的表達習慣，但失去了國別標記，沒有了語音轉寫的新鮮感、神秘感?，F代語言學的語用翻譯理論也認為，譯者如果要表現原語文化特征，增強譯著的異域感，則應盡量譯出原文的形象和習慣(何自然1997：196)，以表現出鮮明的民族性。

3，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

在外來詞的譯介過程中，可根據需要和不同的視角附會組合外來詞的內部形式，力爭使語音轉寫與語義擺布合二為一。這種結合，彌補了語音轉寫和語義擺布各自的局限性，滿足了人們既接受新事物又保留漢語見字知義的文字理據性的心理，減少了外來詞進入漢語系統時所遇到的阻力，是近代外來詞的新特點。首先是語音轉寫加原詞語殘存的內部形式。例如：hula-hoop譯為“呼啦圈”，“呼啦”是hula的語音轉寫，hoop在英語中是“圈”的意思，是殘存的原詞語內部形式。類似的譯詞還有：mini-skirt(迷你裙)，dioxin(二堊英)，ice-cream(冰淇淋)，Internet(因特網)。再有就是語音轉寫加表義類漢語語素。如：beer啤酒，該詞中的“啤”是beer的語音轉寫，配置一個表示該詞

所指的類別“酒”；bowling保齡球中的“保齡”為bowling的語音轉寫，后面加上了表類名詞“球”。類似的還有：ballet芭蕾舞，Eden伊甸園，shark鯊魚，valve閥門，Pisa比薩餅，rally拉力賽，等等。還有一種是漢語特有的翻譯方式即語音轉寫加漢字偏旁，這種方式是對外來詞語音轉寫的“意化”，具體表現為對語音改寫成分增加表意偏旁即義符，使之在偏旁上同原詞語義保持某種聯系，從語義上給人以某種聯想。如：lemon檸檬，其中的漢字偏旁表示樹木含義；anlmonia氨，偏旁表明與氣體有關；calcium鈣，偏旁表明與金屬有關。很明顯，這種“意化”是和漢字表意性強的文字理據性特點息息相關的。

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是外來詞翻譯的最佳境界。語音轉寫系語音翻譯，不考慮詞義問題；語義擺布根據原文詞義翻譯，不考慮語音問題。而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則同時兼顧語音和詞義，使譯文既要在語音上與原文相近，又要創造出一種能體現原文特點但又非原文詞義的詞語。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兼有語音轉寫和語義擺布的優點：保留了原詞的語音或部分語音，留下“外來詞”的標記；避免了語音轉寫引起的歧義和誤解，填補語音轉寫的語義空白；限制了語義擺布的隨意性和多樣化；產生了合乎需要的聯想，即語義增益，對因翻譯而損失的信息加以補償；給一些漢字賦予新義，形成新的語素和構詞成分，豐富了漢語詞匯(胡清平2001：28-31)。在對外來詞的翻譯上，構思新穎、奇妙的通過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而來的譯詞不勝枚舉，這些詞既表音，又達意，且傳神，堪稱一絕。這些譯詞的詞義雖說與原文意義不盡相同，但體現了漢語文字的理據性特點，使源語詞匯中明無而實有的含義在漢語譯名中顯現出來。因此，當我們看到米老鼠(Miekey Mouse)、俱樂部(club)、芒果(mango)、爵士樂(jazz)、鎳(nickel)、鉻(chrome)等譯詞時，就如同看到漢語本土詞匯一樣親切和自然。

四、結語

整個人類文明的過程也正是各民族不斷接觸不斷融合的過程。所以，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是要與其他的文化相互影響相互融合。而這些影響這些融合便會在它的語言中有著清晰的體現，這就是語言中的外來詞。外來詞的出現是語言與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漢語中的許多外來詞已經融合成了漢語言文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為豐富漢語言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外來詞的譯介過程也是與語言文化因素緊密相關的，或語音轉寫、或語義擺布、或二者兼顧，諸多渠道，各有所長，應根據具體隋況來處理，力求既要體現異域特色又要遵守漢語文字理據性的特點。實際上，漢語中也確實出現了不少漢譯外來詞的典范，如語音轉寫的譯詞Vitamin維他命、utopia烏托邦；語義擺布的譯詞crisis危機、grammar語法；語音轉寫兼語義擺布的譯詞geometry幾何、fossil化石。這些外來詞之所以在漢語言文化中能被公眾有效地認同、接受和傳播，是因為它們都反映出漢語作為表意文字的特色，遵守了漢語文字理據性的特點，在今天都已變成漢語規范的語言，成為漢語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