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育和流動管制的經濟后果

摘 要： 由于中國對人口生育的集中計劃，形成了政府管制和市場機制兩種力量調節人口數量，導致人口增長速度快速下降。在工業化尚未完成之前，有活力人口減少和人口老化使經濟增長失去了動力，結果是未富先老，未強先衰。本文分析了人口數量變動和流動格局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從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數理關系和2007年以來二者關系的實踐方面，論證和描述了人口增長上行和下行趨勢、人口城市化進程扭曲等對經濟增長的上行壓力和下行推力。筆者認為，計劃生育的一個重大缺陷是，只能對人口數量進行調減，但不能對各年齡人口按比例進行調節。其后果是，造成了人口結構老化失衡，巨額養老金缺口，中青年勞動力減少，老年人口延長退休而工作效率下降，養老成本上升使國民經濟受到影響。對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增長率變動與經濟增長速度變動相關關系進行模擬后，筆者認為，由于1995—2013年人口增長率仍然是一個下行和低迷的曲線，對2015—2034年國民經濟向中低速度增長變化有著很強的下行壓力。最后，筆者提出了相關的戰略調整和政策建議。

關鍵詞： 人口生育；流動管制；人口增長；經濟增長；計劃生育陷阱

中圖分類號： F249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176X（2015）09000312

從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中低速度增長的發展階段。什么原因使經濟增長速度突然放慢？劉世錦＼[1＼]認為，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高速增長，按照其他先發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規律，經濟增速自然而然會進入中低速發展階段。德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即是按照這樣的軌跡發展的，大多數國家人均GDP到11 000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時，基本上是從8%的高速進入中低速。中國經濟處在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這個中高速增長的“底”在何處，還沒有探明。從國際經驗看，日本、韓國從高速增長期回落時，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中國是一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高速增長回落后的均衡點可能會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6%—7%之間＼[2＼]。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基數已經很大，勞動力成本很高，人口資源和環境等要素約束不斷增強，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也到了11 000美元，因而，到了高增長速度應該發生轉折的時候，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速度不會再拉到高速增長的格局上來，因此，宏觀經濟政策要淡定，保持這種7%或 7%以下的中低速度增長將是一種常態。但為什么跌入了中低速度，最基本的原因并沒有被觸及，亦沒有學者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來源進行較為透徹的分析。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突然失速，就深層次原因分析，只有從人口增長放緩、人口結構老年化、勞動力流動不暢和供給減少等角度分析才能得出較為準確的因果結論。

理論和重大決策方面的失誤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沒有考慮市場經濟條件下直接撫養成本和機會成本對人口生育和增長自動的抑制作用。人口增長實際上是一個倒U型曲線，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生育及撫養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發揮著調節作用，即使政府不干預，最終還是會進入低增長的轉型階段。沒有考慮技術進步會擴張一定時期規模還在增長的人口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空間，我們可以通過創新挺過工業化前中期人口增長過快的艱難時期；沒有考慮中國可以以人口為基礎形成人力資本、制造、創新等比較優勢，在保證基本自足和食用安全的前提下，進口一定數量的糧食以滿足人口吃飯需要。

人口計劃和適度人口規模的生育政策，人口流動方面戶籍遲遲沒有放開，加之農民幾乎沒有得到土地財產性收益，城鎮房價太高，以及不向農民平等地提供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基本陷于中斷。對人口生育和流動實行集中計劃和管制，與物質生產、分配和消費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相沖突的政府干預，后果必然是一種因相互扭曲而帶來的損失和風險。

一、國際經驗與中國發展失去的10—15年

1國際數據：人口增長轉型與經濟增速放慢

根據世界銀行2013年對208個國家/地區有關橫截面的數據回歸分析結果，我們可知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長速度，與人均GDP和經濟增長速度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一般來說，生育率越低，人均GDP水平越高；而人口增長率越低，甚至負增長，則經濟增長速度也越低。 人口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關系。除去極端的數據，一般來說，人口增長率高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率也高；反之，人口增長率越低，或負增長的，經濟增長率也就越低。 其數學關系式為：

其中，rGDP為GDP增長率，單位為%；rPOP為人口增長率，單位為‰。 P值為0000，調整的=0160，RGDP的p值為0000，且顯著。

不同發展水平的橫截面國家和地區的統計數據，也可以動態地表現一個國家/地區從經濟不發達到經濟發達狀態有關數據的變化。中國2013年的GDP增長率為767%，由式（1）可得對應的人口增長率應當是1890‰，但實際人口增長率只有490‰?？梢越忉尀?，或人口以外需求、投入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較大；或GDP增長統計數據有誤差。但從一般人口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匹配關系來看，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推動，由于超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長率的基礎性影響，中國經濟跌入中速和低速增長區間的壓力很大。生育率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如圖1所示。從圖1可以看出，人均GDP水平越低，生育率水平越高；反之，人均GDP水平越高，生育率水平越低?？偤蜕孰S人均GDP的增加而降低，但人均GDP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總和生育率保持在一個中低水平的穩定狀態上。 人均GDP的臨界值約為10 000美元，人均GDP小于10 000美元時的散點圖，如圖2所示。

圖1 生育率與人均GDP關系圖 圖2 生育率與人均GDP關系圖（人均GDP<10 000美元）

對人均GDP小于10 00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進行回歸，其生育率與人均GDP水平的數量關系為：

FERT=4250-00003345×PGDP （2）

其中，FERT為總和生育率，PGDP為人均GDP，單位為美元。 P值為0000，調整的=04269，PGDP的p值為0000，且顯著。

由式（2）可知，人均GDP每增加1美元，總和生育率降低3345×10-4。中國2013年人均GDP為6 807元，由式（2）可得應有的總和生育率為2240，但實際僅為1600左右（世界銀行數據），遠低于應有值。如果按照從8%的經濟增長速度跌下來的2011年的人均GDP計算（5 414美元），當年總和生育率應當為2440，但是，201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只有1200左右。數據表明，人均GDP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其發展水平與生育的關系為，富了以后少生孩子，而中國是還沒有富就少生孩子了。

2失去了向發達國家跨越最寶貴的10—15年

圖2 計劃生育人口坑示意圖

歐洲、俄羅斯和東亞等均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或只實行了指導性計劃生育的國家/地區，目前人口已經處于低生育、低增長，甚至負增長，他們的人口增長率是一條從高到低較為平滑的下降曲線。中國人口生育率和增長率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中低出生、低死亡和中低增長轉型，但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口生育由政府集中計劃管理和市場雙重調節，其結果是人口增長在20世紀80年代前中期一度反彈后， 比歐洲、俄羅斯和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 生育率和人口增長速度提前進入低水平區間，形成發展中超低生育造成的人口坑。如圖2所示，由人口增長正常下行曲線與超低下行曲線所圍的區間即計劃生育人口坑。

較高人口增長下行實線表示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狀況，虛線表達中國的人口增長下行曲線。韓國和中國臺灣分別從20世紀50和60年代起的經濟發展，從GDP增長8%的速度跌下來的年份分別是2003和1998年，高增長了42到47年；而中國如果從人均GDP200美元的1978年后算起，8%速度以前經濟增長的時間為33年，我們與之相比高增長的發展時間短了接近10到15年。

而2011年，從人口結構的中位年齡看，已經與富裕起來的2002年的韓國和1997年的中國臺灣相當。由于計劃和市場對生育的雙重調節，導致人口結構中低齡部分相對較少，造成2011年65歲以上人口比重比韓國和中國臺灣從8%經濟增長速度跌下來年份的人口比重還要高17%—27%。實際上，中國大陸與韓國和中國臺灣從人均發展水平與人口年齡結構的比較關系看，中國大陸是未富先老、未強先衰；而后者則是，先富后老即先完成工業化，后進入經濟中低增速區間。相關對比數據，如表1所示。

表1 與韓國和臺灣地區發展階段有關數據的比較

國家和地區（年份） GDP增速 人均GDP 生育率 中位年齡 老齡化

65歲（%） 高增長開始年-8%增速結束年

韓國（2000） 1000% 12 094美元 117% 36歲 7% 1961-2002年

中國臺灣（1997） 840% 14 048美元 170% 35歲 8% 1951-1997年

中國大陸（2011） 930% 5 414美元 120% 36歲 9% 1979-2011年

注：數據根據三地統計局網站采集、計算和整理而得。

各階段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在從中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發展的進程中，失去了高速增長最為珍貴10—15年的時間。中國2011年人均GDP為5 414美元，如果國民經濟以8%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14年，人均GDP為8 696美元，而中國2014年人均GDP為7 500美元。 ，相當于636 463億元人民幣，總體而言，GDP總規模少了1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減少近1 200美元。 2011年由于人口相對萎縮造成的經濟下行，已經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也說明，人口萎縮和老化對經濟增長造成的陷阱已經開始顯現。

如果人口到2020年以前，以8‰的速度增長并能順利流動，且城市化，進程順利推進，如果2011年以后GDP平均以8%的速度增長，即使匯率不變，到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13 155美元，并可以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后工業社會和新興經濟發達國家的行列。如果以8%的速度一直增長到2025年，按2014年不變匯率計算，人均GDP可達到19 000美元，發展水平將與2014年的捷克、愛沙尼亞、希臘和葡萄牙等國家相當，接近于中國臺灣2014年的水平?？梢钥闯?，人口急劇萎縮和老齡化，以及城市化進程的中斷，使中國失去了10—15年非常關鍵和最為寶貴的跨越時間。

二、人口變動影響經濟增長的數理關系和實踐

目前，在學術研究上的一種偏頗可能是，觀察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學者們忽視了人口增長、結構和流動的影響，而討論人口增長、結構和流動的學者對人口變動本身，或其與資源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結構變遷的關系考慮較多，而對其變化可能對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影響研究不足。

圖3 2010年中國人口結構圖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庫。

仔細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以發現，人口增長的上升和急劇下行將在20年后影響經濟增長速度。1978—1987年人口增長率從1180‰加速到1661‰，經濟增長率從1998年的780%持續上行，加速到2007年的最高點1420%，而1987年后，人口增長率從1661‰急速下降到1997年的920‰，經濟增長率則從2007年最高速的1420%下行到2014年的740%。那么，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有哪些內在傳導影響呢？人口規模增加使消費增加，進而影響GDP的規模，而人口增長速度在未來很長的時期內也會連續地影響GDP的增長速度。但是，強制性計劃生育的一個重要缺陷是只能調減新出生人口，以控制人口規模，而無法對不同年齡人口比重進行均衡調節。簡而言之，有計劃而無比重，其結果是改變了中國人口結構（1962年以后高生育率年份除外），以2010年為例，嬰幼童少青中老人口的分布態勢呈現五星結構，如圖3所示。

由圖3可知，在未來很長的時期中，如果不及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嬰幼童少青中年人口將持續減少，老年人口將持續增加。那么，五星結構中下部人口逐步減少萎縮的趨勢，對長期的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將造成什么影響呢？下文將對其內在機制進行數理描述和含義分析。

1數理描述

假定在三部門國民收入決定過程中，當期全社會消費由邊際消費傾向和前期國內生產總值決定，當期投資作為一種引致需求，由投資加速數與前期消費變動決定，則：

其中，t表示時間；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在沒有凈出口部門時等于國民收入；C表示消費；I表示投資；β和v分別表示邊際消費傾向和投資加速數，且滿足0<β<1，v>1。令Gt=G0，r=（β×v） 1 2 ，當β×v<1時，式（3）的長期均衡解為

GDP*=G0/（1-β）。

為分析不同年齡人口消費傾向和投資傾向對乘數—加速數模型的影響，進而作用于國民收入的波動，我們將全部人口劃分為嬰幼童少青中年人和老年人兩類。假定前者人口總數為NOP，后者人口總數為ROP，總人口為N，NOPOP和ROPOP分別為兩類人口所占的比重，則人口結構滿足NOPOP+ROPOP≡1成立。

假定βN和βR分別為嬰幼童少青中年人和老年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且0<βN<1，0<βR<1，則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為加權平均數，即β=NOPOP×βN+ROPOP×βR。根據總消費應該等于邊際消費傾向乘以前期總產出，即CNOPOP，t=βN×NOPOP×GDPt-1，CROPOP，t=βR×ROPOP×GDPt-1成立。同樣假定vN和vR分別為嬰幼童少青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投資加速數，且vN>1，vR>1，則全社會投資加速數平均也是兩者加權平均，即v=NOPOP×vN+ROPOP×vR?？偼顿Y等于加速數乘以前期消費結余，則INOPOP，t=vN×βN×NOPOP×（GDPt-1-GDPt-2）和IROPOP，t=vR×βR×ROPOP×（GDPt-1-GDPt-2）成立。將其帶入到式（3）中，令r1=（β1×v1） 1 2 ，則其長期均衡解變化為GDP1*=G0/（1-β1）。

其中，β1=NOPOP2×βN+ROPOP2×βR，v1=NOPOP2×vN×βN+ROPOP2×vR×βR。從推導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口增長率下降和急劇老齡化對國民經濟增長有四個方面的影響：

首先，人口結構不均衡對長期產出的影響。由于dGDP/dβ=G0/（1-β）2>0，是單調增函數，因此，邊際傾向越小，長期穩態產出越低。又因為β1=NOPOP2×βN+ROPOP2×βR，β=NOPOP×βN+ROPOP×βR，因此，β-β1=NOPOP×βN×（1-NOPOP）+ROPOP×βR×（1-ROPOP）。當NOPOP+ROPOP≡1，有0β1。由此可知，人口結構不均衡對國民生產總值的長期產出增長不利。

其次，嬰幼童少青中人口比重減少對穩態產出的影響。由于dGDP*1/dNOPOP=G0/（1-β1）2×dβ1/dNDPOP，dβ1/dNOPOP=2×NOPOP×βN

+2×ROPOP×βR×dROPOP/dNOPOP，當NOPOP+ROPOP≡1時，dROPOP/dNOPOP=-1，則dβ1/dNOPOP=2×（NOPOP×βN-ROPOP×βR）。嬰幼童少青中人的消費傾向βN雖然大于老年人的消費傾向βR，只要人口結構嬰幼童少青中人所占比重足夠低，NOPOP×βN-ROPOP×βR<0就成立，從而dGDP*1/dNOPOP<0，即導致嬰幼童少青中人口比重降低后的穩態產出更低。由此可知，人口結構不平衡后，如果嬰幼童少青中人口比重下降得足夠大，以至于能抵消老年人消費增加的作用，國民生產總值的長期產出將下降更多。

再次，人口結構不平衡對全社會消費傾向的影響。由于dGDP1*/dβN=G0×NOPOP2/（1-β1）2>0，dGDP1*/dβR=G0×ROPOP2/（1-β1）2>0，嬰幼童少青中人和老年人增加消費傾向有助于長期穩態產出的增長。人口老齡化后，嬰幼童少青中人口下降，耐用消費品和非耐用消費品的需求趨向飽和，剛性需求滿足后的消費傾向亦會下降。老年人口增加短時期內會增加老年產品需求的擴張，但隨著他們的離世，需求也會下降，邊際消費傾向降低。所以，在人口結構向老齡化發展的過程中，將會出現因嬰幼童少青中人邊際消費需求減少、老年人邊際消費需求增加然后減少而引起的全社會總產出“退潮—漲潮—退潮”的變動過程。由此可知，人口老齡化后，由于嬰幼童少青中人和老年人邊際消費傾向的不同步，國民生產總值短期內可能有所復蘇，但長期內定會呈下降趨勢。

最后，加速度的影響。當嬰幼童少青中人口比重大幅降低，因為dr1/dv1=β1（v1β1）- 1 2 （NOPOP2βNdvN+ROPOP2βRdvR）/2，其投資傾向dvN也會下降。雖然老年人的投資傾向dvR會暫時上升，但投資傾向增長幅度不會很高，甚至在長期會因為他們的相繼去世而減少。因此，嬰幼童少青中年人口減少后的全社會長期投資傾向dv1會減小，導致短期國民生產總值向長期穩態均衡調整的速度降低。即使采取宏觀政策刺激經濟向穩態產出調整，也會因為投資傾向的降低而花費更長的時間，從而降低了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效率。由此可知，雖然老年人的短期投資行為會有所增加，但全社會長期投資傾向會因為嬰幼童少青中年人口減少而下降。人口結構的投資波動將再次顯現“退潮—漲潮—退潮”趨勢。長期國民生產總值會因為全社會投資減少而下降，宏觀刺激政策也會因為投資傾向的降低而需要更長的調整時間，貨幣和財政等政策調節的有效性亦會隨之有所下降。

2人口變動對實際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影響

（1）人口變動與消費相對收縮

從消費增長的數據看，2008—2014年全社會零售商品總額分別增長2160%、1550%、1830%、1710%、1430%、1310%和1200%，2015年5月，增長1010%，開始呈現下降的趨勢。將數據進行對比可以發現，消費增長下行數據與前一時期人口增長下行數據是相關契合的。

中國人口五星結構會逐步影響到經濟發展，先是0—14歲人口逐步減少會使幼兒奶粉、幼兒園（國內幼兒園短缺是政府準入管制造成的）、玩具和童裝等消費需求逐步萎縮，而后是小學教育萎縮，小學逐步過剩；進而擴展至初中、高中及大學。

例如，小學在校生從2006年的10 711萬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9 306萬人，7年間減少了1 405萬人；初中在校生從2006年的5 937萬人下降到了2012年的4 763萬人，6年間減少1 174萬人；高中在校生從2008年的2 476萬人下降到了2014年的2 400萬人。相應地，學校數量也呈減少趨勢，2013年與2006年相比，小學、初中和高中分別減少了128 110、7 786和2 801所。當然，這其中存在學校結構調整和優化合并的因素，但入學年齡人口規模萎縮是小學和中學學校數量減少的根本原因。

人口處于高增長狀態時，勞動力收入會呈增長態勢，其生活消費也在相應增長。而人口增長趨緩，特別是青年人口規模下降導致消費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在某些方面引發消費萎縮。例如，中低齡人口規模下降，童裝和時尚服裝需求就會減少；耐用消費品家庭購買飽和，其生產增長幅度必然下降，甚至會出現負增長；而中國目前的房地產供給過剩，且婚齡人口在2015年到達最高峰后會呈下降趨勢，住宅剛性需求必將減少。

（2）人口變動與投資增速下行

人口相關的需求減少使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下降。從投資和建設方面看，小學、初中、高中、職業學校、大學、住宅、工廠、商店、銀行、醫院和養老院等，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和老齡化將出現一波過剩，一波建設興起，隨后又一波過剩。有的需要拆除，有的需要轉變用途，而新建設施，除了養老院和醫院等會增加投資建設外，其他設施再加大投資的社會需求逐步不足。2007—2014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分別為2480%、2590%、3000%、2380%、1590%、2030%、1930%和1530%，2015年1—5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速繼續回落，同比名義增長1140%。

以人口數量為基礎的家庭對住房的需求，是推動投資增長的重要動力，也是裝修、耐用消費品和其他家用消費的增長來源。但是，中國目前城鄉住宅的供給已經嚴重過剩。1991—2012年中國城鎮住宅竣工累計套數（加原有存量），城鎮住宅存量約為220億—250億套＼[3＼]。2013年至2015年的第一季度，商品住宅竣工面積為1820億平米，約合1 820萬套住宅，城鎮中有70億平米的小產權房，約合7 000萬套住宅?？紤]到城鎮建設的保障房會與拆除房相抵因素的影響，城鎮總計有住宅30 820萬—33 820萬套。2015年3月末，尚在施工中的商品住宅面積為407 713萬平米，如果竣工將會增加供給4 077萬套，屆時將有34 897萬—37 897萬套新增住宅。

我們先不考慮未來新增住宅的因素，因農民工在務工地購買住宅的比重不到1%，在家鄉附近城鎮購買住宅的比重約為14%，除去他們購買的1 500萬套，還剩余29 320萬—33 320萬套，城鎮居民按照150億戶計算，平均每戶可攤住宅195—222套。按照城鎮居民人口中21%的人有多套房，66%的人有1套房，13%的人無房租住計算，

相關數據見2014年5月20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 目前已有的293億—333億套住宅存量，減去1 500萬被農民工買去的住宅，再估計未銷售的空置房為1 000萬套，可知，城鎮居民中有1套房的9 900萬戶，無房租住的有1 950戶，余下3 150戶擁有537—663套住宅?？梢?，城鎮住宅供給明顯過剩、且住宅擁有量嚴重不均。

人口增長的放緩，特別是結婚成家人口的逐漸減少，加上獨生子女擁有的多套房和因老人去世而留下的空房，使住房需求可能會相對下降，導致住宅投資增長率從2010年到2015年1—5月呈現同比3320%、2790%、1620%、1980%、1050%和510%下降趨勢。

（3）勞動力成本上升與出口下行

2012—2014年，16—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分別減少了345萬人、244萬人和371萬人。勞動力人口增長幅度的減緩和絕對數量的下降直接造成了可投入勞動力數量下降，特別是農民工勞動力供應數量的下降，導致了珠三角、長三角和東南沿海等地制造業招工難等問題出現。 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的下行使其成本上升，并使中國提前失去了制造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成本優勢，導致出口需求對增長的拉動力下降。以2002—2014年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工資上漲趨勢對比為例，2014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平均工資為2 864元，此數值在2002年時僅為640元，2014年進城務工農民工工資為2002年的448倍；而2014年城鎮居民平均工資為3 349元，此數值在2002年時為1 031元，2014年城鎮居民平均工資為2002年的325倍?？梢?，農民工工資增長速度要大于城鎮居民工資的增長幅度。

中國2008年以后出口增長速度放緩的原因，除了美國次級貸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造成的歐美需求相對減少之外，中國農民工勞動力供應放緩和減少、勞動力成本相對于東南亞和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上升、一部分勞動密集產業轉移東南亞和非洲、產品競爭力下降才是關鍵因素。2006—2014年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分別為2386%、2057%、730%、-1372、3046%、1515%、497%、600%和610%，2015年1—5月出口增長08%。 2008和2009年出口的下降，部分是由于美國次級貸危機的影響所致，但總體而言，2007年以來中國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主要還是反映了勞動力人口萎縮和成本上升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的因果關系。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的下降，其實質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速的下降和人口的負增長。

（4）經濟增長的人口城市化推動力減弱

林毅夫認為，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水平將達到4萬—5萬美元，城市化率水平將達到75%，未來人口達到2 000萬的城市會越來越多。中國經濟還會以8%的速度增長15—20年時間＼[4＼]。他還提到，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在人均GDP數值達到美國人均GDP 21%時，實現長達20年的760%—920%的增長速度＼[4＼]。由此推測，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人均GDP 15%時，可能亦會存有國民經濟長期高增長的潛力。但是必須正視的是，中國在發展的體制、結構和過程上有其特殊性，這決定了中國特色城市化進程中人口流動的扭曲性。中國 人口規模巨大且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從1949年起，有兩段截然不同的發展特征：一是計劃經濟和一大二公的經濟模式；二是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 人口流動管制政策、土地制度和地方財政體制等與德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差別很大，中國現行經濟運行和結構之后果與過去的體制和政策之間存在密切的因果關系。

圖5 中國特色城市化人口流動圖

數據來源：圖中1%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和農民工調研報告，14%數據為作者估算結果。

中國人口的戶籍管制和城鄉分割，使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沒有城市居民戶口，在職業選擇、購車購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嚴重的準入限制和歧視。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相比，在中國現行的土地征用體制下，農民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補償，根本無法得到耕地、林地和宅地等土地財產性收益；微薄的農業收入和打工收入使大部分農民不可能具備在城鎮購買住宅的支付能力；土地財政和壟斷買地又使房價奇高，農村務農的農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收入的房價收入比分別為10到17；進城農民工在許多方面無法同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些都是造成農村人口最終無法定居性遷入城鎮并成為城市人口的障礙。 中國特色城市化人口流動情況，如圖5所示。

中國城市化與世界其他國家正常城市人口流動存在很大差異。正常的城市化人口流動流程是，進入城鎮的農村人口人進、就業進、居住進、教育進、醫療和養老進、其他公共服務進、終身進，絕大部分會成為永久工作、居住和生活在城鎮中的市民。而中國在2014年就已經達到5477%的城市化率，但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人口流動流程是，20%左右外出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城鎮常住6個月以上并在城鎮中打工而已，實際上是85%的農村人口在青年時到城鎮中務工，老年時再逆向流回鄉村的扭曲性過程。

這種85%的農村進城人口最終還要回到農村的人口流動流程，對于經濟增長來講，極大地減少了建設住宅、裝修、購買家具和電器等的需求拉動，且老年后回農村的這部分人口的邊際消費率很低，其回農村后的消費水平是在城市消費水平的25%—33%，從而必將形成2億—3億人的巨額消費塌陷區。因此，如果沒有大力度的改革，期待城市化還可以繼續強勁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已經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城鄉人口流動對經濟的推動現實。即以人口城市化為契機，以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居住的房地產產業為主導，在人口不斷向城鎮集中的過程中，持續推動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似乎已經嚴重受阻。

因人口相對萎縮而引起的國民經濟乘數和加速性下降機制，2015年持續發揮作用，觀察三大需求的增長速度：2015年5月社會零售消費品總額下降到1010%；1—5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到1140%；房地產投資下降到510%；1—5月出口增長080%，其中5月份出口負增長280%；用能和交通經濟方面，4月全國用電量同比增長160%，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一季度全國鐵路完成貨運量870億噸，同比負增長940%。經濟增長方面，一季度GDP增長從2014年同期的740%下降到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從2014年3月的870%下降到2015年5月的6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網站。

一般研究投資、消費和出口需求，以及國民產出乘數和加速性上行和下行時，暗含的一個假定是，人口變量穩定和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這幾年的經濟持續下行，是由于在向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采取了對人口生育的行政計劃管制，使人口生育和增長受到市場和計劃雙重力量的調減，導致了人口生育和增長的急劇下降；同時，人口流動方面的管制和土地等改革遲緩，也導致了城市進程的中斷。其經濟后果已經開始顯現，即消費、投資和出口的下行而形成國民經濟人口萎縮和流動不暢性的衰退。

三、未來經濟增長進一步下行的壓力

在下一個更長的階段中，我們的發展目標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因此，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國民經濟持續下行的時間還會有多長，增長速度會降低到什么水平區間才能穩定下來？國民經濟會不會持續低迷增長，跌入經濟未富未強、人口萎縮和老齡化的陷阱中，使中華民族在21世紀復興的偉大事業中斷？

1人口變動對未來中短期經濟增長的影響

人口變動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中短期作用關系，主要體現在0—14歲人口減少或增加對當期青少年消費和教育等產生收縮和擴張的影響。本文分析了1973年以來二者之間的數據發現，如果人口增長或下降較為劇烈，其將會對20年后的經濟增長率造成深遠影響。

從0—14歲人口數量減少的趨勢看，2000—2010年間平均每年減少了881萬人。其中，影響教育及各階段人口消費的是，2004—2010年人口下降主要減少的是小學在校生規模，2000—2003年的人口下降減少的是初中和高中在校生數量，從2017年開始，大學生入學人數將開始呈現減少趨勢。這種各級學校在校生的減少趨勢將一直持續到2035年才能逐漸停止下來。由此我們可以預測，短期內入幼兒園難的問題將得到極大緩解，中期內小學、初中年齡人口的教育和其他消費將急劇萎縮，高中年齡人口的教育和其他消費將逐步進入萎縮期，而“十三五”期間，大學年齡人口的教育和消費開始萎縮，并在未來的“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間越來越嚴重，到“十六五”時期才能穩定下來。近年來，送子女出國留學熱愈演愈烈，如果此種趨勢不斷演進，則中國大學教育以及這部分年齡人口的消費將迅速陷入蕭條之中。

2人口變動對長遠期經濟增長的影響

人口變動將對長遠期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正常而言，人口從20歲左右開始進入勞動年齡，成為新增勞動力的來源，20年前人口增長幅度決定著20年后國民經濟投入勞動要素的多少，進而影響著國民產出增量的多少；第二，這部分人群在20年后成為新增勞動力，獲得工資等收入，形成有消費和儲蓄能力的人群，意味著20年后國民經濟消費規模將增加，儲蓄規模也將加大，投資能力隨之增強，出口也會因中青年勞動力比重較大而增加競爭力；第三，人口從20歲開始陸續進入適婚年齡，成家生子需要租房和購房，購買家具、家電和居家用品，建材、建筑安裝、耐用消費品和汽車等的需求亦會隨之增加。本文對1974—1994年人口增長率與1994—2014年的經濟增長率的相關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構建模型如下：

ry=-1293+0749×POP （4）

其中，R2=0600，POP的p值=0000，且顯著。 人口增長率為1974—1994年，GDP名義增長率為1994—2014年。 我們分別來分析人口上行和下行對20年后經濟上行和下行的影響。例如，1979—1987年是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一個時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生產體制被改革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這一階段的農村生產方式從集體勞動、計為工分、國家收購、少有副業、年終按工分分配，改革為一家一戶自己核算的自然經濟， 直接減少了人口的大規模流動，而且這一時期農村人口的出生率比集體經濟時所有上升；第二，城鎮知識青年在農村務農時，到了結婚年齡考慮要回城不敢成婚生子，20世紀70年代末停止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并允許1 000余萬知識青年回城，知識青年回城參加工作并結婚成家生子，因此，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79年的1161‰上升到了1987年的1661‰；而20年以后的GDP增長率則從1979年的760%上升到了1987年的1170%。本文對此進行了回歸分析，得出以下數量關系：

ry=-4049+0962×POP （5）

其中，R2=0540，POP的p值=0030，且顯著?？梢钥闯?，當人口增長下行時，對20年后的經濟增長形成下行壓力。1973—1978年，人口增長率從高位的2099‰下降到12‰，20年后的1993—1998年，GDP增長從136%下降到730%。當然，這一階段的人口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都在高位增長的水平上變化。1988—1994年人口增長率從1573‰下降到1121‰，GDP增長率從2008年的1010%下降到2014年的740%。這一次是進入中低位增長的人口變動影響GDP也開始進入了中低位增長的狀態。

通過回歸分析可知，1973—1978年：ry=0752+0586×POP，其中，R2=0911，POP的p值=0003，且顯著；1988—1994年：ry=1908+0491×POP，其中，R2=0651，POP的p值=0028，且顯著。此兩個時段中國人口增長率與經濟所增長率對比情況，如圖4和圖5所示。

圖4 中國1993—1978年人口增長率 與經濟增長率對比圖 圖5 中國1988—1994年人口增長率 與經濟增長率對比圖

從上面的回歸分析及圖4和圖5中所反映的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關系看，當人口增長按照同樣的速率動態變化時，或特別緩慢呈上升下降變動趨勢時，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受投資、出口、財政支出、債務變動和貨幣流量等因素的影響較大；而當人口增長速度上行或下行變動較大時，經濟增長上行或下行的速度必定會受其基礎和決定性的影響。

3人口下行對未來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

1994年，人口生育率為176‰，人口增長率為1121‰，1995年人口增長率下降為1055‰，而到了2014年人口生育率下降為126‰（作者估算），人口增長率下降到了479‰。如圖6所示，1995—2013年人口增長下行將會對2015—2034年經濟增長造成下行壓力。其中，1995—2014年間人口增長率曲線下降較陡，其中的1997—2002年、2005—2010年間的曲線更陡。

圖6 1995—2013年人口增長下行對2015—2034年經濟增長的壓力

注：豎軸，經濟增長率單位，為虛線%；人口增長率單位，為實線‰。其中，人口增長率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庫；經濟增長率以歷史回歸經驗，按平行相關關系推擬而得。 進行回歸分析，可以得出2015—2034年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關系為：

ry=-1035+0738×POP （6）

其中，R2=0690，POP的p值=0000，且顯著。這個推算實際上是在假定前20年人口下行變動，且未來沒有其他因素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對2014年后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預測。

按照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段人口增長變化對20年后經濟增長變化影響的回歸分析來看，人口增長率與20年后經濟增長率幾乎平行，1995—2014年人口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增長速度繼續下行并進入低增長區間，會對20年后經濟增長速度產生較強的下行影響。如果沒有特別的改革、技術進步和創新、開放和走出去等戰略、體制和政策等措施的強力推動和支撐， 2016—2020年經濟增長速度將從7%左右跌到3%左右；2021—2030年間經濟增長速度將從3%左右降低到1%左右；而2030—2035年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在130%左右，中國國民經濟將進入如日本一樣的長期低迷增長的階段。但兩者存在巨大區別，日本是先富后老，而中國則是未富先老，并且先老而后能否順利實現富裕的風險和難度無法預測。

如果2016年果斷并全面取消計劃生育，將使生育率有望回升到210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提高，除了抵消死亡率上升的因素外，還有望能回到8‰左右的水平。短期嬰幼童教育、保姆家政、住宅逐步累加，刺激消費和投資，有望使經濟增長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上。 假如2016年取消計劃生育政策后，人們愿意生育并保持較高生育率， 到2036年時新增人口會進入勞動力年齡，工作的人口將呈現累積性補充和增加，有收入能力支付消費的新成年人口將持續增長，結婚生子購買住宅的人口也會替補和增多，屆時，可能會如同1999年，出現一波經濟振興的發展潮流，并避免中華民族在21世紀20年代的全球復興后，在21世紀40年代時又再次陷入衰落。

如果不放開計劃生育，或放開計劃生育后出現如同日本、韓國、俄羅斯、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狀況（因生育撫養直接和機會成本高不想生育，或想生育但不孕不育而不能生育，或推遲結婚年齡和獨身家庭激增），即使政府使用各種辦法鼓勵生育，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會在生育替代率以下，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會下滑。其經濟后果是，消費和投資更進一步地持續萎縮，教育、住宅、養老和醫院等將陷入一波又一波退潮式衰退中。到2035年左右，老齡化程度將非常高，人口開始負增長，GDP增長率如日本一樣，可能在0—2%左右的水平上波動，屆時，中國經濟將陷入長期低迷發展時期，繼而跌入計劃生育人口坑的陷阱之中。

四、老齡化引致的國民經濟難題

將中國、印度和美國的人口結構進行對比，由圖7—圖9可知：第一，中國人口結構呈五星狀，下方嬰幼童少青中人口會越來越少，其中勞動年齡可以提取養老金人口與需要養老人口之比將發生較大的變化，且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許多老年人在工作時沒有提取自己的養老金，需要中青年人提取的養老金供養老人；第二，印度的人口結構呈金字塔狀，其養老金提取與中國一樣，也需要中青年人提取的養老金供養退休老年人口，目前其養老金覆蓋率只有勞動力人口的12%左右＼[5＼]，但其嬰幼童少青年人口多于老年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提取養老金的中青年人口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會越來越多（與中國相反），其養老金壓力實際上比中國輕得多；第三，美國的人口結構呈瓶狀，其老年人提取了自己的養老金，由于通貨膨脹等原因也存在著養老金缺口問題，但其用延長退休年齡等方式解決養老金不足的問題。

圖7 中國人口結構圖 圖8 印度人口結構圖 圖9美國人口結構圖

注：橫軸為人口數，縱軸為年齡組。中國數據來自2010年人口普查，印度和美國數據來自聯合國人口署。

關于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形成的養老金缺口，有許多學者進行了研究。魏吉漳＼[6＼]測算，不包括農村養老金，僅以城鎮基本養老制度計算（以2012年為基準），社會統籌賬戶的隱形債務就高達8360萬億元，個人賬戶的隱形債務為260萬億元，合計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統賬結合制度下的隱形債務為8620萬億元，占2012年GDP的比重為166%。曹遠征＼[7＼]認為，從遠期看，假如從2010年起 GDP年增長率為6%，到2033年時養老金缺口將達到6820萬億元，占當年GDP的3870%。馬駿和肖明智＼[8＼]的研究預測，2011年3個勞動力贍養1個退休的老人，38年后1個勞動力贍養1個退休老人，即養老金缺口將逐年擴大。他還提到，除了養老成本，還應當考慮由于人口老齡化，狹義衛生總費用加上長期護理成本， 這部分支出38年后會上升到GDP的10%，其中1/3需要由政府買單。他認為，2012—2021年為中國城鎮養老金收支的“寬松期”；2022—2035年養老金覆蓋的退休人口數量加速上升，且隨著城鎮化的減速和城鎮全覆蓋的基本實現，繳費人口上升的速度明顯減緩并開始隨著人口結構的老化而下降，為中國城鎮養老金收支的“漸緊期”；2035—2050年中國城鎮養老金的繳費人口數量開始明顯下降，且退休人口數量持續快速增加，為中國城鎮養老金收支的急劇“惡化期”。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未來規模越來越大的養老需求直接引致高稅負，而高稅負會影響未來的投資、創業和經濟增長。老年人口比重過高，中青年人口比重過低，勢必需要加大養老金的征收，其中包括財政需要彌補養老金的不足、填補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養老金虧空等，這都需要政府征收越來越多的稅收才能保持平衡。目前，中國的實際宏觀稅負已經達到GDP的37%左右，隨著養老負擔的加重，稅負也會越來越高。中國的老齡化要比其他發達國家早，形勢也要嚴峻得多，宏觀稅負最嚴重的時候，很可能達到50%以上。如此高的稅負必然會抑制勞動、技術和資金等要素的供給和投入，影響國民經濟的產出水平。在經濟增長低迷的老齡化社會中，一般需要輕稅和減稅刺激經濟增長，而高養老金又需要高稅負的支撐，可見，在低稅刺激經濟增長和高稅維持養老之間，形成了經濟政策的兩難境地。

二是當財政稅負過重影響到經濟增長時，必須采取降低稅收的措施，從而勢必形成巨額的養老金債務，進而波及到金融體系的穩定。這時，國家一般會采取以下措施彌補養老金缺口：用未來財政收入償還本金和支付利息作為保證，向國內外發行長期養老金國債，籌集資金；在養老金預算特別緊張的特殊情況下，加大財政赤字規模，向銀行透支；在政府養老金不足的情況下，挪用個人繳存賬戶資金等。養老金債務與其他國家、企業和家庭債務共同形成了國民經濟總債務。中國未來養老金的特點是：需求量會越來越大，政府的財政負擔會逐年上升，養老的債收益率很低，違約可能使銀行等體系壞賬率上升，引起金融體系間發生連鎖反應，導致金融體系崩盤和國民經濟大幅度衰退的風險很高。

三是在未來的老齡化社會中，巨大的城鄉二元消費差別會造成鄉村老人貧困和消費塌陷區。如前文所述，中國的城市化，由于種種原因，85%進城務工的農民并沒有真正進入城鎮成為固定的城鎮居民，而是青中年時在城鎮勞動，為子女掙得上學和結婚等費用，老年時還是要回到農村，許多返鄉農民最后可能生無分文。許多學者將關注點放在未來城鎮的養老金需求量和缺口上，并沒有觀察到中國城市化中斷的這一特殊現象，其假設是，隨著時間的推移，85%左右的農民會進入城市。實際上，未來很可能的場景是，85%的進城務工的農民老年后返回鄉村，加上農村年長的人口規?？赡苓_3億—5億人。由于財政支付能力的限制，這部分人口不可能得到與城鎮居民相同水平的養老待遇，同時他們自身積蓄無幾、消費水平低下，最終會成為相對的貧困人口群體。這部分農民老年后回到鄉村度過余生，是一種對過去城市化依靠霸占農村土地搞建設的犧牲，也是一種對于未來可能捉襟見肘財政的消極平衡。最終，這些老年的農民會成為計劃生育和人口老齡化后果的買單者。

四是從長遠期看，養老金負擔的加重可能會使中國經濟在全球的競爭能力越來越弱。支付的養老金和養老消費實際上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養老金的來源需要從產品中提取，其占產品和服務的比重越高，產品和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就越低。從各國各年齡人口比重的結構比較結果來看，印度呈養老金負擔較輕的金字塔結構，美國呈各年齡人口均衡分布的瓶狀結構，只有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形成了老年人口部分大和嬰幼童少青中人口部分小的五星結構。由此可以推斷，從長遠來看，印度存有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同時，產品和服務中的養老成本很低，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假定養老金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同步、假定技術進步不變、假定以人口結構決定的養老成本不變，其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將保持穩定。而從長遠來看，中國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產品和服務中的養老成本比重將越來越高，從而喪失國民經濟的全球競爭力。即使推進技術進步，其效果也將會被巨額的養老成本所消耗。當然，從積極意義上講，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會彌補養老金的虧空，抵御經濟的下行，保證國民經濟不會發生大的災難和風險。

五是勞動力不足與結構性失業并存，會使創新和效率持續下降，例如大規模使用機器人替代勞動力，會造成需求相對更加不足和生產相對更加過剩。一方面，勞動力年齡人口增長的放緩，特別是青年勞動力人口的減少，會導致用工短缺和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另一方面，也會發生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即由于人口萎縮，教育、住宅等消費需求萎縮，導致相關產業向外排擠勞動力人口，形成失業人群；為了彌補養老金缺口，不論未來來自民眾的阻力有多大，堅持推遲退休年齡，而延長工作年齡勢必會減少青年人的工作崗位，崗位的老年化和知識陳舊以及思維的固化，直接影響技術和其他方面的創新，而學習和反應能力的下降和工作精力不足也會使工作效率低下。

國內有研究者提出，針對中國未來的勞動力不足，可以用發展機器人的方式滿足＼[9＼] 。當然，筆者不否認發展機器人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必要性，并且對于某些特殊行業而言，也需要機器人來提高制造的精度和質量，進而提升生產效率。但其也存在一些負面的后果：從本質上講，機器人實際上就是資本的投入，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機器人過度替代勞動力會使失業率上升；機器人是資本，其創造的國民財富歸資本所有者所有，這就會使勞動者創造財富并分配財富的機會下降，資本所有者與勞動所有者的收入差距會更大；機器人越來越多地應用于生產和服務環節，使勞動者不能參與其中獲得收入，機器人生產的產品因得不到勞動者的有效需求容易造成生產過剩，嚴重會導致消費更加不足的經濟危機。

五、結 語

宏觀上，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會調節人口過度增長的勢頭；微觀上，婦女的受教育水平、生育撫養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會影響家庭生育決策和調節生育行為。從國際上來看，在人類社會發展內在規律和機制的調節下，即使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其人口也會經歷從工業化開始呈現爆炸式增長的過程，到工業化中期的溫和增長，再到工業化結束時的低速度甚至負增長的過程。從全球人口變動趨勢看，并不會發生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口會一直以幾何級數爆炸式增長下去的態勢。

為了將人口減少到一些學者們計算的所謂適度的7億人規模，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提倡計劃生育，80年代強制性地實行一胎化的生育政府管制措施。這其中存在的一個非常大的體制扭曲是：在財富生產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而在人的再生產方面，則從家庭分散自主決策生育轉向政府集中管制計劃生育的模式。行政性計劃生育的兩個重大缺陷是：政府和市場雙重力量調節，形成急劇的人口下行陡坡以及巨大的計劃生育人口坑；只能對人口規模在生育方面進行計劃管制，但不能對人口結構按比重進行均衡調節，導致人口結構嚴重失衡。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社會內在和自動、以及政府外在和強制的兩種力量抑制人口增長，使人口增長從爆炸到溫和，再到低增長的過程太急，人口下降曲線太陡，使其成為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因素。

1979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知識青年回城集中結婚生子使自然生育習慣回潮。在20年后的1999—2007年，大量的新增勞動力進入生產領域，適逢中國加入WTO，通過加工業和出口的發展，強勁地推動了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然而，由于雙重力量的調節，導致人口增長率從1987年開始急劇下降，進而影響2007年以后國民經濟增長動力持續下行。

筆者通過運用數理模型的方式，勾畫出這樣一種人口與國民經濟的變動狀況：由于計劃生育調節使人口增長在結構持續推移狀態下變動，人口結構急劇老齡化，不同年齡人群決定的消費、投資和出口形成結構性、排浪式變動興起和衰退，持續地在長遠期中形成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且這種不同人群結構性的萎縮，影響消費和投資等變動存在乘數和加速效應，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的景氣和衰退。

問題的關鍵是，未來人口增長和變動還會如何影響國民經濟增長？當然，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是由多因素決定的， 我們是假設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根據1978年以來經濟增長上行和下行受20年前人口增長上行和下行三個階段影響的回歸歷史經驗看，2015年到21世紀30年代中期，如果不調整人口政策、如果沒有趕超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沒有開拓發展的世界空間，中國未來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從7%下行到3%，進而下行到接近1%，并可能出現零增長?？梢?，計劃生育人口坑的收縮對國民經濟下行的壓力巨大。

我們必須認識到，老齡化將引發巨大的風險。雖然某些發達國家沒有實行行政性計劃生育，亦由于其內在機制的調節也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但是由于中國實行了強制性的計劃生育，其后果是失去了人口紅利加速推動經濟增長而及時完成工業化的最關鍵10—15年的寶貴時間。與進入發達國家和新興后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未富先老，未強先衰。由于提取養老金的中青年人口越來越少，需要養老金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使國民經濟中養老成本居高，國民經濟競爭力趨弱，進而造成巨額的養老金缺口，稅負居高，財政負擔加重，退休年齡被迫延長，影響勞動創新和效率，形成經濟增長進一步下行的壓力，更可能引發金融體系失穩和國民經濟劇烈波動。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戰略和政策建議：2016年盡快停止生育管制，使生育由計劃交由家庭自主分散決策，并廢止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此政策對于中華民族的重大戰略意義在于：第一，逐步增加嬰幼童少消費，恢復教育等需求，減輕社會撫養費負擔，增加農民的收入和支付能力，刺激農民創業和買房積極性，恢復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城市化的進程；第二，如果2016年放開人口生育，2036年新增勞動力人口就會逐步進入經濟領域，屆時將會出現如同1999年開始的經濟增長上行一樣的情況，新增勞動力增加會提供包括收入消費、結婚生子和購置住宅等方面的推動力；第三，根據馬駿等學者的研究，養老金缺口在2035年后急劇惡化，如果提前在2016年放開生育，到2036年，這部分人口參加工作，會擴大養老金繳費人口規模，及時彌補虧空和緩和財政、債務和金融危機；第四，中國經濟總規模很可能在21世紀20年代微弱超過美國，21世紀40年代由于中國人口負增長可能性太大，經濟增長將持續低迷，老齡化各種問題嚴峻，很可能被美國二次超越，甚至可能被印度超越，如果2016年放開生育，城鄉家庭愿意生育且能夠生育，那么21世紀30年代后半期，中國新勞動力將會增多，消費、投資和出口逐步恢復，老齡化問題將得到緩解，有望穩住第一經濟規模的地位，否則，中華民族在21世紀40年代很可能會再次面臨衰落。

雖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遇到計劃生育造成的人口坑等嚴重問題，但我們發展的優勢也不容置疑，例如 中華民族聰慧和勤勞、節儉和有儲蓄傳統， 中國有巨大的人力資本規模，海外留學和工作的人才規模也很大等，這些都是彌補和跨越計劃生育人口坑的有利因素。

因此，需要強力改革行政事業體制，簡政放權 ，建設服務型政府 ；控制和壓縮財政供養人員，輕稅薄賦；鼓勵創新創業，激發民間創造力和活力；發揮人才作用，吸引海外人才歸國；推進技術進步，實現產業創新，建設領先世界的創新型國家；增強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實現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和走出去，主要是對方能認同的文化軟實力、先進技術、國內與國外產業關聯、有活力并能控制風險體制走出去；開拓中華民族發展的市場等空間，在合作多盈的格局下，實現國民收入的有效回流。只有這樣，中國在21世紀才有可能跨越計劃生育陷阱，實現偉大的中華民族復興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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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徐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