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征祥均勢外交內涵及影響

摘 要：本文通過對清末民初時期陸征祥均勢外交思想內涵和影響進行研究，分析總結出陸征祥均勢外交思想的內涵特征，并對其均勢外交思想進行評述。清末民初時期，由于國際國內政治環境的巨變，再以上海獨特地域文化的影響對陸征祥均勢外交思想產生了一定影響，陸征祥均勢外交思想中其形成過程既是受到同一時期西方學術界知識傳播的影響，又是中國外交官出于民國時期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實踐而做出的理論與知識層面的反應。

關鍵詞：陸征祥;民國時期;均勢外交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在國際上所扮演的角色愈為重要，國民的自信心日益提升，加上各國檔案的陸續開放，及學術界革命史觀和悲觀民族主義的日漸淡化，使得學術界以更加平允開闊的視角，對這段時期的外交進行理性研究成為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國大陸及臺灣、海外出現了一大批研究民國初期外交狀況的專家學者，研究群體隨之形成，他們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及范式，充分利用第一手史料和各國檔案，取得一系列重要學術成果。但是對陸征祥均勢外交思想的專門性研究還較少，目前學界研究更多地是從史學角度出發對陸征祥從外交官到修道院隱修會士傳奇一生進行論述。因此，對陸征祥均勢外交思想進行深入研究，豐富民初外交研究。

第一節 均勢外交的內涵

陸征祥的外交思想的核心，就是利用國際均勢為國謀利，即利用國際關系上的矛盾，聯合、利用或依附某國來對抗另外的國家，謀取實現本國的外交目的。陸征祥的均勢外交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策略，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身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國牌，有時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均勢理論的思想和實踐基礎

“均勢”一詞在漢語里的意思為“力量平衡的形勢”。均勢不僅被定義為描述意義上的實力結構狀態，同時也被理解為一種實用性的外交手段。而“均勢”在外交上的運用可以追溯到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古印度王國時期、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只不過古代的人們沒有把它作為一個正式外交用詞而已。在西方，針對均勢的研究最早可見于修昔底德的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從古希臘的城邦政治到神圣羅馬帝國的諸侯競爭，從俾斯麥的大陸聯盟體系到冷戰期間的美蘇對抗，均勢思維長期占據著西方國際關系舞臺的中心位置。

盡管作為一個緣起古老的外交政策，歷史上國家對均勢政策的使用卻從未間斷。到十七世紀，“均勢”已發展成為國際關系中一個重要的外交戰略。1713年《烏得勒支和約》首次提到“均勢”一詞，它明文規定“依靠力量均衡永葆歐洲普遍裨益和安寧，俾諸國團結一致，所愿之均勢庶可不致有利一國而危害其余”1，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歐洲真正的、永久的勢力均衡體系，維持均衡以確保相對和平。后來，人們對“均勢”的理解逐漸形成三個層次：（1）在國際體系層次上，它是國際秩序的一種基本形態;（2）在國家層次上，它是外交政策及國際戰略的一條長期指導原則;（3）在國際體系和國基本的國際機制。2一般認為，“均勢”外交家所追求的“均勢”只屬于上述三個層次中的某一個層次。均勢原則一般包含“營造均勢”“建構均勢”和“維護均勢”三個方面。通過雙邊或多邊外交，形成兩極或多極力量相互制衡、彼此抵消，并保持國際社會中國家間較長時間的相對穩定與和平狀態，這樣的國際體系就是“均勢體系”，它常形成“兩極均勢體系”或“多極均勢體系”。陸征祥所要追求和保持的列強均勢體系，從而不斷修約或改約為國家主權及利益的收回贏得戰略空間。

二、陸征祥均勢外交內涵

陸征祥作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家，對傳統均勢理論推崇、繼承和發展，而后形成了一種新的均勢理論，并且在與其他大國外交中充分運用，將國家利益最大化。陸征祥均勢的內涵主要有三點：第一、均勢表示的是一種力量的均衡，主要指列強之間在中國權勢的均衡。第二、均勢描述了國際斗爭中的一種特殊的穩定狀態，即追求和平;第三、均勢是處理國際關系的一種特殊政策，作為一種外交策略，均勢旨在防止一國控制并危害別國的安全，它以維持現狀、不改變國際均衡體系和格局為目標。霸權和均勢是通往和平的兩條道路，囿于國力的限制和當時和平主義國際潮流，陸征祥選擇了均勢，均勢和穩定是密切相關的，沒有均勢就沒有穩定，陸征祥以均勢和實力作為外交決策依據，來維護國家利益。因此，在陸征祥的外交思想中，均勢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陸征祥均勢思想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從國家層次來講，均勢外交必須是以維護本國最大利益為基礎。在駐外期間，陸征祥通過對西方外交案列的分析和國際法知識的學習，形成自己的均勢觀。在外蒙古問題上，陸征祥在俄蒙私定協議后，曾指望在中國與俄國有利益沖突的列強出面干預。但列強卻保持沉默，這是俄日、俄英幕后交易的結果。在此情況下，陸征祥與沙俄交涉，更是難上加難。陸征祥在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自己處理外蒙古問題的意見和策略。一是堅持先交涉緩用兵;二是對外蒙庫倫活動屬于中國內政，不應與對俄談判混為一談，應分別對待;三是對俄交涉應從側面入手，世界均勢已定，并非一國能破壞，外蒙問題影響極大，其他列強并不會熟視無睹，假使中國外交手腕愚鈍，他國自然不便讒言，因此，應該靈活使用外交手段。由此可以看出陸征祥對于當時國際局勢有著清晰認識，并利用各國維持均勢局勢的態度來爭取外蒙問題談判上的空間，恰逢外蒙問題談判處于拉鋸戰時，國際局勢風云突變，直接促進了中俄交涉的進程。先是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宣布改變美國遠東政策，1913年3月退出六國銀行團，銀行團遂以積極姿態謀求與袁世凱政府盡快簽署大借款合同，雖然大借款合同危害中國權益極大，但對袁世凱政府的外蒙問題交涉來說，則是減輕了一個掣肘因素。繼而，1913年5月，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打破了列強孤立、瓜分中國的陰謀。美國的行動無疑對俄、英是個不小的刺激，中國險惡的國際環境稍有改觀，陸征祥此時的談判態度也發生了微妙變化，態度強硬，堅持要求俄方將其方案中關于商務問題的第六款刪掉，最終雙方達成協約草案，挽回了一些權益。3雖然最后由于內政原因，陸征祥心血付諸東流，但他利用均勢外交策略最大化維護國家利益，為中國在外蒙問題談判上獲取了一定的回旋空間。

其次，從個人層次來講，均勢外交成功關鍵在于決策者對本國和他國的了解。政治家必須在合理性和可能性之間進行協調，合理性取決于國內體制，可能性則取決于國家資源、地理位置和信心，以及其他國家優勢，個人層面上還需要政治家在外交行動上的自由，均勢的構建需要外交技巧和手腕，因為外交是動態的、復雜的，要根據形勢來改變策略。在巴黎和會上，接近和約最后簽署日期時，陸征祥面對多國代表的一致態度，根據當時緊張的情形，陸征祥做出了具體分析，最終選擇了違背政府命令拒簽。

在均勢外交戰略上，陸征祥外交活動的首要目標是把中國從外國主宰和干涉中解放出來。他巧妙地把“均勢”的三個層次結合成渾然一體，看成是一個目標的三個過程。第一步，在國家層次上，陸征祥把本國的國家利益和力量調整到國際社會各國勢力互相牽制、彼此抵消之中，形成一個相對穩定與和平的形態，并把它作為外交上的一條長期指導原則。陸征祥清醒地認識到，清末民初的中國，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國家，國家利益不可避免地進入到列強勢力相互牽制中;第二步，在國際體系層次上，陸征祥主張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建立雙邊或多邊關系，從而建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第三步，在前兩個層次的基礎之上，陸征祥主張既保持國家的獨立性，又把自身融于國際均勢體系之中，通過一定的均勢原則、國際慣例、國際法來努力協調，達到維護自身利益。十九世紀歐洲國際形勢風云變化，各國列強都處于爭權奪利中，但作為外交官和政治家的陸征祥積極與列強斗爭，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陸征祥在外交實踐中對均勢思想的實踐，使中國在歐洲列強的夾縫中生存下去并逐漸強大。

清末民初時期，中國實力孱弱、列強宰制、內亂不已，其提升國際地位的唯一出路在外交，貫穿民國外交的主要線索便是收回國權或“尋找主權”。4與之相對應，陸征祥均勢外交實踐的重點也與“國權”相關，盡管外交開拓舉步維艱，但是陸征祥在有限空間內積極探索，利用民氣、國際規則和國際輿論與大國周旋，爭取收回國權，也因此出現了積極恢復主權的運動。

第二節 陸征祥均勢外交思想影響

一、促進外交近代化

陸征祥的均勢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成了中國近代外交機制的建立。中國近代外交機制簡單的說，即是指外交部各部門功能的規范化便是從民初開始，民國政府確立了中國近現代的外交體制，首任外交總長陸征祥在改革外交部組織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袁世凱讓通曉外交知識的職業外交家陸征祥執掌外交部，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第一例，這說明中國外交體制開始日益與國際接軌，為中國未來的外交發展提供了制度層面的保障和外交延續性。外交體制的變更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國內專業外交機構的設立和外交機構職能的變化;中國駐外外交機構的設置。這些近代性質外交機構的設立，都為后來外交機構的變革奠定了基礎，在中國外交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陸征祥促進了近代外交觀念的進一步發展。從理論上講，近代化的外交，就是指以國際政治生活規范為指導，接受并運用國際法原理，國家主權觀念和均勢理論，通過談判等和平手段，執行其對外政策并調整國際關系。盡管陸征祥從政的外交并未做到這般的圓潤成熟，甚至依然存在外交政策的種種失誤與失利，但他注重國家主權平等，主張按條約辦事，遵守國際公約，利用各國間的利益關系而使其相互牽制，這些都是近代外交觀念的體現。此外，均勢外交所強調的國際公法和國際政治準則，陸征祥也不斷在學習并將其運用于實踐。

外交的近代化使中國以世界成員的身份融入國際社會，有利于中國參與世界事務，同時促進自身的社會變革，以適應世界的發展;其二，中國近代外交的轉型從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艱難歷程，是中國學習西方的痛苦抉擇，能夠警示后人。其三，近代外交轉型的成功與否，對民國中后期的外交產生了深刻影響，并為現代外交思想的形成做了一定的準備;其四，對于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認識中國提供了內在發展動力。同時為中國拓展國際生存空間，改變孤立狀況奠定了基礎。就形成重德威而缺乏近代法制觀念的理想對外政策。

二、平等思想的出現

陸征祥的外交雖然有其妥協的一面，但是也有其斗爭和進步的一面。比如陸征祥關于《荷蘭領地殖民地領事條約》的交涉談判是成功的，堅持采用父母國籍來決定兒童國籍，在荷蘭當局大規模強迫出生華人加入荷蘭籍的情況下，無疑這個規定有助于中國方面，這是清政府的對外交涉中是一個不易取得的成就。此條約簽訂后，“華僑所苦之苛例，固得稍減輕矣”。5一戰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力圖抓住時機爭取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國際地位。北洋政府雖然在外交談判桌上失敗了，但是所引發的愛國“五四運動”、提出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口號，都代表了近代中國主權意識的一次覺醒。當時的知識分子和部分軍閥領袖已經清楚的認識到：必須反對外國列強和勢力對中國的各種侵害，才能使中國自強。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拒簽”本身就代表了自主外交的獨立精神?！靶藜s外交”的開展證明了北洋政府外交思想上的轉變，開始將維護國家主權、收回合法權益作為外交的目標，“修約外交”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是在斗爭過程中顯示出的強硬立場可以表明北洋外交思想及實踐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北洋政府末期召開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等一系列舉動，更加體現了國權平等主義外交思想的作用。陸征祥從前期到末期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斗爭充分說明了依賴主義的外交思想已經開始向國際平等主義外交思想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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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雪 女 漢 1993年12月24 碩士研究生 學生 同濟大學 郵編200000 ?研究方向：民國外交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