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化哲學在“兩個結合”視域中的理論內涵與時代價值

摘要：毛澤東文化哲學是以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為理論根基，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民族基因，以中國具體境遇為現實基礎，而形成的關涉文化問題的哲學運思，在呈現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兩個結合”的致思理路時，蘊含著文化是社會結構的重要構成，文化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關涉，以及會通中西與融貫古今同步并舉的文化發展路向等豐富內涵。在新時代，闡明毛澤東文化哲學的重要意蘊，對于以堅定的“四個自信”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豐富人類文明新形態等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毛澤東；文化哲學；“兩個結合”；理論內涵；時代價值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6.004

中圖分類號：D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6－０020－０7

文化哲學是對文化現象、文化學進行總體反思和批判的哲學。［1］黨的二十大報告既將“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即“兩個結合”作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3］的內在秘鑰，又要求“推進文化自信自強”［4］，以期“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5］。以文獻整理為切入點，堅持“兩個結合”貫穿于毛澤東深遠宏大的哲學運思，并孕育出文化哲學，因此，深度闡釋其理論內涵，在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價值。

一、毛澤東文化哲學的生成邏輯

以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為理論根基，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民族基因，以中國當時的具體境遇為現實基礎，毛澤東既生動演繹“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6］，又深刻詮釋批判地接收中國古代文化［7］，進而在堅持“兩個結合”的進程中，孕育出文化哲學。

1.理論根基：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

馬克思恩格斯覓得歷史唯物主義這把人類社會發展之“金鑰匙”，并將其呈現在世人面前，構建起文化哲學的思想大廈。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保?］因此，作為觀念性、精神性的存在，文化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結果，是人的實踐能力的對象化，而對象性活動正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本質屬性，進而闡明“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9］。這無疑將“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10］與“歷史合力論”所強調的人民主體性延伸至文化領域，既使文化生發之現實性得以澄明，又意味著文化是人的文化，表明文化之“應然”在于服務于人民，促進人民精神交往，提高人民道德水平，助力人民文化解放?？墒?，縱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目光所及之處是一幅幅令人失望的“諷刺畫”。何以如此，以歷史唯物主義觀之，經濟作為最根本的出發點，政治作為矗立其上的上層建筑，二者雖基本構成人類社會歷史的主體框架，卻不能囊括全部構成，作為觀念上層建筑的文化同樣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擔當重任，并與經濟、政治共同服務于整個人類社會，因此，經濟、政治對文化具有決定作用。于此而論，就文化發展水平而言，即便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可能呈現出脫離當時經濟、政治水平的發展程度，在落后式倒退與超前式發展中必居其一，但從整體觀之，文化仍舊隨著經濟、政治的發展而進步；就文化性質而言，在階級社會，文化與經濟、政治須臾難分，具有鮮明階級性，而鑒于統治階級在各領域的“第一階級”地位，對文化的占有與使用仍為統治階級所壟斷，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終究是統治階級的文化，并為統治階級提供合法性依據，接踵而至的乃是異化世界對文化的掌控與操縱，為被統治者戴上思想枷鎖，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11］。

第6期童晗：毛澤東文化哲學在“兩個結合”視域中的理論內涵與時代價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此外，高歌猛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世界各國人民聯系起來，把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為世界市場，世界歷史得以形成，隨之而來的是“世界的文學”［12］產生，以及文化領域的互為抵牾輻射至世界各地。站在世界歷史的制高點，馬克思恩格斯審視現實世界的滿目瘡痍，將文化哲學置于文化解放的宏大視域中，力求為經濟解放、政治解放提供助力，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因此，既要從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出發，批判繼承、揚棄發展歷史文化傳統與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又要從文化的革命性出發，沖破統治者為文化修筑的“高墻”，將文化歸還給人民，使人民獲得個性張揚、展現智識策略的足夠孔徑。無疑，馬克思恩格斯經由經濟、政治、文化的解放編織起人類解放之“大網”，致力于讓文化在解釋世界的同時，迸發出改變世界的偉大力量。這無疑為毛澤東洞見文化之階級性，要求建立為人民服務的文化，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與文化建設奠定了堅實而穩固的理論根基。

2.民族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毛澤東秉持“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13］的基本觀點，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其文化哲學生發的民族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來重視“民本”思想?！渡袝芬浴懊裎┌畋?，本固邦寧”表明百姓對國家興盛與否的重要意義，提出“敬德保民”“敬得安民”的愛民重民原則，初步彰顯出我國古代對人民主體價值的關切?？鬃又鲝垺叭收?，將“愛人”視為“仁”，要求把民生問題作為為政之本，主張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以“兼相愛”為宗旨，墨子提出“尚賢”，要求政權向“農與工肆之人”開放，打破“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的世襲制度。孟子要求將仁義道德推行至國家治理之中，實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提出“民貴君輕”的著名思想，主張百姓才是國家之根本、社稷之基礎，進而將得民心作為安國家、穩社稷、平天下的重要方法。在“民本”思想的浸潤下，毛澤東將群眾路線貫穿于文化哲學，呈現出文化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關涉。

兼具一分為二的對立性與合二為一的整體性的傳統辯證思維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占據重要位置?！兑捉洝芬浴耙魂幰魂栔^道”闡明“道”是陰陽二氣運動不止、動態結合的過程，陰氣、陽氣相感相應、相互配合則生成萬物，并在革故鼎新中達致“生生之謂”。因此，《易經》認為，通曉陰陽變化規律才能作出事業，即“通變之謂事”。老子主張“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闡明萬物皆具陰陽二氣，陰氣與陽氣相交便產生中和之氣，進而化育萬物。張載提出“太虛即氣”與“一物兩體”，認為統一與對立相輔相成，即“一”中涵“兩”，“兩”在“一”中，而一切物體都是“氣”的積聚與消散，正是由于“氣”內部陰與陽的相互作用，“氣”才處于運動變化之中，并生成萬物。運用唯物辯證法對傳統辯證思維進行“改造”與“加持”，毛澤東寫就了《矛盾論》這篇經典著作，并為文化發展指明現實進路。

“大同”理想是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千百年來的殷切期盼?！抖Y記》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出“是謂大同”的桃源盛景，強調“大同”的互助性、公有性與平等性。以“道”為尊崇，老子提出“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冀望于打造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理想社會。為了實現“大同”，孔子周游列國，想要打造“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般的社會。墨子主張“兼相愛”，強調國家之間、家庭之間與個人之間不分彼此地相互愛護。以“大同”世界為深切向往，毛澤東將其與“自由人聯合體”相銜接，力求以兼收并蓄、開放包容的態度吸收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以文化的內生力量指引人類步入“永久和平的時代”［14］。

3.現實基礎：中國當時的具體境遇

“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15］無疑是對毛澤東所處時代的概括性表達。為了拯國家之將傾，救民眾于水火，驅文明之陰霾，在毛澤東出生前后，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先后登上歷史舞臺，雖以失敗告終，但為新思想的出現撒播了“火種”。一言以蔽之，“舊中國是注定要滅亡了”［16］。在此境遇下，毛澤東在8歲開始上學時，便對《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講戰爭和強盜故事的書”［17］產生濃厚興趣，不能否認，這些書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對鍛造其革命者品格產生了影響。到毛澤東13歲離開學堂時，他雖然將古代經典學得很好，但又反感其中“教導人盲目服從”［18］的信條，這使他將自己的父親總結為“舊中國不公正社會秩序在當地的關鍵性人物”［19］。當然，與其說這種敏感是以父親為對象，毋寧說是對父親所代表的“家長制”及其背后龐大體系的沉思，并指引著他將對父親的“個人斗爭”置于社會斗爭與等級秩序中，開始思索“如果家庭和村莊都像那樣是分裂的，中國何以得救？”［20］此后，《盛世危言》一書讓毛澤東初次接觸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國應當借鑒西方有用的東西，以拯救中國自己的核心文明”［21］之理念初露端倪。在如饑似渴地閱讀、學習后，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正義感已然扎根在毛澤東心中，使他“把自己的生命同那個時代的生命聯系在一起”［22］，進而選擇離開韶山，致力于學習更多知識來改造中國。

走出韶山的毛澤東獲得了廣闊的學習空間與行動場域。面對更糟的政治形勢，在兼收并蓄地研讀、吸收各種西方思想后，毛澤東開始深層次求索“中國能從西方學到什么”［23］，冀望于“把這些思想當作醫治重病的中國的藥片和繃帶”［24］。此時，對于毛澤東而言，“中國必須富強起來”［25］的決心更加堅定。這鼓舞著、激勵著他在十月革命后欣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靈熏陶與精神滌蕩，伴隨著“使革命之火熾熱到足以熔化舊的中國，并塑造出新的中國”［26］的革命意識覺醒，毛澤東積極投身于開辦農民補習班、建立湖南自修大學、撰寫與發表進步文章等現實實踐，以期“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新思想”［27］。就此，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引下，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潤澤下，在中國具體境遇的觸動下，毛澤東最終撬動了中國革命的“阿基米德點”，既讓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也讓中國人民的面貌煥然一新。

二、毛澤東文化哲學的理論內涵

生成邏輯映射著堅持“兩個結合”在毛澤東文化哲學中的在場形式。以此為基始，毛澤東文化哲學蘊含著文化是社會結構的重要構成，文化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關涉，會通中西與融貫古今同步并舉的文化發展路向等豐富內涵。

1.文化的實質：文化是社會結構的重要構成

為了科學解答“中國向何處去”的重要問題，“建立一個新中國”［28］被毛澤東作為歷史重任與光榮使命提上重要議事日程。為此，毛澤東運用比喻手法，生動而形象地將文化詮釋為“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29］，表達了文化是社會結構之重要構成、國家體系之基本向度的深刻內涵，并將“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30］作為文化領域的實踐方位與現實目標，擘畫出新中國的壯美圖景——“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31］“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32］。這無不表明毛澤東牢牢抓住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之精髓，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地洞見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一體性與同構性，并進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33］。依循于此，可以作如是說：一方面，毛澤東指稱的文化乃是作為觀念形態存在的狹義文化，其實質是精神文化，“具體包括以意識形態為主要內容的觀念體系，以及由人們長期的實踐經驗積淀而成的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社會心理、習慣和習俗等”［34］；另一方面，將文化置于經濟、政治框架之中的毛澤東，已然經由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洞見了文化的階級屬性，繼而從更長遠的視角明確了評判新文化的效應與作用的基本尺度，也就是說，新文化不僅要為新經濟、新政治服務，更要為其蓬勃興起提供驅動力、注入“催化劑”。當然，從更為宏大的視域出發，這種“三位一體”抑或是“三結構”更是闡明人類社會的發展決不能從單向度出發，而應實現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多維互動與良性循環，而這亟需訴諸于“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35］。

為此，毛澤東提出“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36］的重要任務。顯然，從內隱于文化背后的物質動因，以及文化的深層次結構出發，毛澤東富有創造性與前瞻性地看到了文化在改造主觀世界的進程中所蘊藏的巨大力量，彰顯出使精神文明符號嬗變為強大的物質文明符號的理論努力與實踐探索，進而賦予文化雙重意涵。正因于此，從發展邏輯觀之，文化的崇高理想與價值旨趣在于構建“自由人聯合體”，既使人們的實踐活動達成和諧一致的協調性，又要通過這種協調性推動所有主體與客體完美銜接、融洽對接，為人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37］“自然界的主人”［38］“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9］提供精神滋養、理論指引與行動指南；以現實邏輯視之，文化既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形成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磅礴力量提供合法性依據，注入不竭動力，強化價值指引，又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實現“站起來”，找到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之關鍵“跳板”指明方向。

2.文化的價值關涉：以人民為主體

人民在毛澤東理論視域中的泰山北斗地位亦體現在其文化哲學中。毛澤東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40］，認為“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保?1］由此，人民的生產生活、革命斗爭等對象性活動被賦予了文化內涵、文化演進動因、文化創造原材料、文化成果等多重身份與多維意涵，進而既在人民中間普及了文化教育，實現了毛澤東所言的“雪中送炭”，又為提升人民文化教育水平搭建重要平臺，為實現毛澤東指稱的“錦上添花”提供內生力量，構建動力機制，力求充分發揮文化涵養、指導、團結、振奮人民的重要作用。就此，為人民服務這一黨的最高宗旨貫穿于文藝創作、理論創新與文化創造之中，指明了文化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關涉，在實現動機與效用有機統一、賦予人民主體與客體之雙重身份的進程中，將“文字世界”“信息宏圖”“知識體系”“精神譜系”等向普羅大眾敞開，改變了“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42］的歷史境遇與舊有態勢，實現了人民在文化領域由被動向主動的嬗變。

人民主體性價值的日益澄明使毛澤東將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提上議事日程。具而言之，“民族的”旨在表明文化是“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43］，“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44］，彰顯出毛澤東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滋養，進行獨立探索的巨大勇氣；“科學的”重在闡明文化“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45］，體現了毛澤東追求、揭示、篤行真理的嚴謹態度；“大眾的”意在說明文化是民主的，“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46］，標志著毛澤東實現了民主從政治領域向文化領域的巨大飛躍，拓展了民主的適用范圍，豐富了民主的內容內涵。質言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意味著獨立自主的、實事求是的、走群眾路線的文化，既昭示著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深嵌于其文化哲學，又詮釋了“文化是人民的文化”［47］，理應豐富人民精神食糧，挺起人民精神脊梁，涵養人民精神世界，實現人民精神自由，以便將文化鑄造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對此，毛澤東慷慨激昂地說道：“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48］！

3.文化的發展路向：會通中西與融貫古今同步并舉

以傳統辯證思維為日用而不覺的精神財富，以唯物辯證法為方法論原則，毛澤東以深邃而宏闊的視野搭建起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世界文明立體交織、互助共通的橋梁與紐帶，為文化發展指明前進道路。其之所以如此，在于毛澤東深刻認識到西學救不了中國，這歸因于他既深諳西學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服務于資本增殖邏輯，與人民利益存在根本沖突，對此，毛澤東引用了孫中山的著名宣言加以說明：“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49］；又看到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雖有了某些發展，但仍舊疲軟乏力，在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時只能偃旗息鼓；更洞見西學伴隨著侵略，“對于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的一個方面，也不放松，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政策?！淠康?，在于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50］，最終只能加重中國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奴性。

正因于此，毛澤東秉持“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51］的科學態度，在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要求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52］，提出尊重歷史、批判繼承、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方式方法。就此，毛澤東要求“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53］，給燦爛而輝煌的中國古代文化以應有的重視，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54］，形成“糟粕-精華”分析框架，這意味著，要萃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精髓，在科學分析其演進脈絡、內涵意蘊與價值旨趣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使其從歷史深處走來，并與人民生活相適應，與現實社會相協調，與時代主題相契合，持續煥發勃勃生機，誠如毛澤東所言：“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55］。在對待國外先進文化時，毛澤東雖以開放性與包容性態度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56］，但明確要求“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57］，必須以中華民族的規律、特色、形式、歷史為基礎，以中國人民的習慣、感情、語言為載體，將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既賦予外國文明中國式內涵與民族性表達，又要用它“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58］，使其可以用來更為具體、更為翔實、更為透徹地發現、研究、分析、解決中國的問題，對此，毛澤東說道：“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保?9］無疑，毛澤東延長了文化發展的歷史縱深，拓寬了文化發展的空間宏闊。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立足中國具體實際推動發軔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走本土化、民族化、大眾化道路的同時，將其與發端于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力求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具體境遇、服務中國現實任務、推進中國持久發展，進而矢志不渝地踐行著這些方式方法。譬如，在《實踐論》中，他以獨具中國特質、民族特色與文化底蘊的語言為載體，解讀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實踐和認識的辯證關系，將其稱為“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60］；在《矛盾論》中，他引經據典，巧用神話故事，以唯物辯證法彰顯了傳統辯證思維的恒久魅力；在《愚公移山》中，他用寓言故事堅定了人民必勝的信念與決心；在《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用“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61］“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62］“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63］等諺語詮釋了人民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性，以及國家之間的團結對于世界發展的關鍵意義。諸如此類的語言、筆觸與論調在毛澤東的著作中如汗牛充棟，彰顯出他在推進文化建設的進程中成為融貫古今、會通中西、穿透歷史、跨越空間的積極踐行者與偉大探索者。

三、毛澤東文化哲學的時代價值

在攜手新時代、展現新作為、勇擔新使命的今天，毛澤東文化哲學為以堅定的“四個自信”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奠定理論基礎，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提供價值指引，為豐富人類文明新形態指明前進方向，彰顯出其價值旨趣的廣泛性、深遠性與持久性。

1.為以堅定的“四個自信”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奠定理論基礎

“‘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64］。毛澤東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科學分析、綜合研究、細致研讀了馬克思主義，使其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的真理”［65］和“最好的武器”［66］，生動詮釋了“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67］，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做到了“有的放矢”。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鮮明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68］。以歷史唯物主義視之，如若說“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指稱“第一個結合”，那么具體地研究“中國的歷史”則意指“第二個結合”，因此，毛澤東已然在以“第一個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進程中將“第二個結合”涵攝其中，其之所以如此，在于他深諳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辯證統一關系，洞見了中國具體實際之多樣性、層次性、立體性與連續性，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根源于中國具體實際，又是對中國具體實際較為直接的反映與表達，更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69］的歷史積淀中成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精神命脈與文化基因，影響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特質、民族氣質和文化稟賦，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歷史文化國情”內蘊于現狀、歷史等中國具體實際，是其重要構成。鑒于此，毛澤東既要求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70］，又強調“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71］，進而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72］，以便“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73］。以“具體的環境”“具體特點”為出發點，以“民族形式”和“中國的特性”為著眼點，“兩個結合”顯然貫穿其中，因此，毛澤東竭盡所能地致力于營造濃厚的“研究現狀的空氣”［74］與“研究歷史的空氣”［75］，以期讓馬克思主義因扎根中華大地、厚植民族特色、深耕文化底蘊而更易于領會、更易于運用、更易于傳播，實現中國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真學真懂真信真用；讓中國因馬克思主義的剖析與解讀而得以解決一個個問題，攻克一道道難關，取得一次次勝利，發生翻天覆地、驚天動地、震天動地、感天動地的變化，實現萬象更新；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審視而適應現實社會、回應時代訴求，持續引領人民向上向善，激發人民團結奮斗、群策群力的熱情，煥活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夯實中國人民精神命脈。

毛澤東文化哲學以廣闊的理論視域厚植馬克思主義中國之根，以延長的歷史縱深深耕中華民族智慧之源，在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的進程中成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之光輝典范。顯然，這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馳而不息地堅持“兩個結合”提供了重要思路與有益借鑒，在推動理論、現實、文化互動遞進、深嵌融合的進程中，將持續堅定人民的“四個自信”，為譜寫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奠定理論基礎，進而開創新的偉大理論與新的偉大實踐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2.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提供價值指引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是毛澤東為我國文化性質作出的基本定位，黨的二十大報告繼續提出：“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76］，力求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就此，文化建設何以推進、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何以激發、中華文明新輝煌與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何以鑄就，找準主體至關重要。毛澤東文化哲學對人民主體性的高揚無疑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77］完美契合，在彰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人民底色與靚麗的人民品格的同時，為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提供重要價值指引。

以“深入貫徹”為遵循，可以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與全過程。因此，為了拓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進中華民族文明復興，必須“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78］，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保?9］正因于此，一批批文藝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必須在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的進程中，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進行美的發現和創造，“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80］塑造出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的優秀作品，形成為人民所了解、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所運用的文化碩果與智慧結晶，進而在反映人民情感、意志與訴求的同時，形成跨越時空的思想偉力，在以文化人、以文培元、以文弘業、以文聚力的格局下，深化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學思用、知信行，提升人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體悟與認同，強化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的支持與擁護，堅定人民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的理解與自信，切實做到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為人民立德，在筑牢主陣地、弘揚正能量、唱響主旋律的進程中為人民團結奮斗、砥礪奮進、踔厲奮發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強大的精神力量、豐潤的道德滋養、有力的行動指南，譜寫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81］的恢宏史詩。

3.為豐富人類文明新形態指明前進方向

“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后”［82］是毛澤東孜孜以求的目標。值得一提的是，此處的“愛”絕非思辨哲學所指稱的抽象人性與普世價值，其關鍵在于毛澤東將“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作為前提性條件，因此，“愛”實則是對“自由人聯合體”的通俗性表達，對“大同”理想的時代性繼承，既彌補了傳統“大同”理想欠缺實踐現實性的缺憾，又賦予了馬克思主義“接地氣”“接現實”“接人民”的表達范式，開顯出“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83］的人類夙愿。為此，毛澤東擲地有聲地表明“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84］，以及“讓我們繼續努力增強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增強全世界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去迎接新的更偉大的勝利！”［85］之和平發展決心。在這種感召下，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人間正道一邊，將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

當前，把握時代發展大勢，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習近平總書記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回應全人類普遍關切作出卓越貢獻，拓展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以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集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人類文明進步一邊的定力與決心。正因于此，習近平總書記以胸懷天下的氣度、格局積極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創造出人類文明新形態，并在堅持“兩個結合”的進程中持續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添鉆加瓦”，既讓人類文明新形態綻放出中國智慧之光芒，又宣告著文明交流、文明互鑒、文明共存的“世界文明宣言”，以期在不同國家、民族之間尋求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畫好開創人類美好未來的“最大同心圓”，為科學解答人類之問、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指明正確方向，開辟康莊大道。就此，人類文明新形態在深化馬克思主義、中華文明的內涵，拓寬馬克思主義、中華文明的外延的同時，使二者在前所未有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中走向新的理論高度、實踐高度與價值高度，彰顯出中國以新的文化生命體為世界注入穩定性與確定性的大國風范、大國風采、大國風貌。毋庸置疑，毛澤東文化哲學對“愛”的冀望已然描繪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詩化世界，并為其在中國共產黨人與時偕行的代際努力下從“應然”走向“實然”打開了新視角、提供了新思路、開拓了新疆域、開辟了新道路、作出了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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