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下技能型社會的建設愿景、現實樣態與實現路徑

［摘要］技能型社會是具有穩定結構和豐富功能的社會系統，服務技能型社會建設是持續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戰略任務?；诮Y構功能主義分析框架，充分發揮服務國家改革發展戰略的適應功能、加強技術技能人才供給的目標達成功能、推動社會資源協同融合的整合功能和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的潛在模式維護功能，是技能型社會的建設愿景。然而，職業教育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仍然存在價值阻滯、組織壁壘、制度障礙和實踐瓶頸等現實樣態。通過明確技能型社會建設主體的角色定位，促進政府、職業院校與企業充分發揮規制與激勵、改革與創新、踐行與融入等獨特優勢與功能，是推動職業教育賦能技能型社會構建的實現路徑。

［關鍵詞］技能型社會；結構功能主義；職業教育；實現路徑

［作者簡介］范竹君（1989- ），女，安徽鳳陽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讀博士。（上海? 200062）

“技能型社會”一詞于2021年4月首次在全國職業教育大會上創造性被提出，其雛形可以追溯到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建設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2021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規劃2025年全面推進、2035年基本建成技能型社會的“兩步走”目標。2022年5月，“建設技能型社會”被納入新修訂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新職教法）。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努力培養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將“服務技能型社會建設”作為持續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戰略任務。那么，如何從理論層面理解技能型社會的建設愿景？當前職業教育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現實樣態如何？何為職業教育賦能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有效路徑？對于這些問題，有必要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解答。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技能型社會”的概念一經提出，便成為職業教育研究領域的“熱詞”，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目前，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四個方面：一是技能型社會的基本理論研究。技能型社會是一種以技能促進發展的新型社會發展理念［1］，具有“覆蓋全體勞動力、貫穿全生命周期、囊括全產業鏈”的“三全”特征［2］，具備“人力資源開發、價值傳播、技術技能傳承、服務終身學習”等顯著功能［3］。二是技能型社會的現實困境研究。在文化層面，技能型社會構建面臨傳統文化對技能勞動的鄙薄和學歷主義的桎梏［4］，缺乏與構建愿景相適應的職業教育文化軟件支撐［5］。在制度層面，技能形成體制中的制度沖突已成為阻礙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深層制度根源［6］。在實踐層面，存在助力技能習得的技能人才培養模式尚未成熟［7］、技能評價體系銜接不暢、待遇前景吸引力不強［8］等問題。三是技能型社會的構建策略研究。構建技能型社會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勞動就業制度、法律保障制度［9］，全面提升技能人才的經濟待遇、社會待遇和政治待遇［10］，深化職業教育供給側改革，優化職業教育資源配置［11］。四是技能型社會的國別與個案研究。有學者對OECD國家［12］、德國［13］、美國［14］、英國［15］的技能治理、技能形成體系進行比較研究；還有學者基于浙江?。?6］、天津市［17］技能人才培養培訓體系開展分析。相關研究為技能型社會構建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也存在拋開職業教育談技能型社會構建或僅就職業教育實踐談技能型社會構建的研究局限。技能型社會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其核心支柱是職業教育。因此，本研究試圖運用社會學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從學理層面提供職業教育和技能型社會耦合的解釋框架，探尋職業教育賦能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合理路徑。

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學者通過對社會系統的制度性結構進行功能分析，認為社會系統是由不同結構、不同功能的子系統組成的統一整體，系統內各子系統有序互動關聯并對整體發揮相應作用。只有明確各子系統之間“地位—角色”的定位及其互動關系，處理好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潛在模式維護（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四項關鍵功能，通過角色行為的規范化、制度化，實現功能整合與目標達成，社會系統才能得以維持、穩定與延續，由此形成“AGIL結構功能分析模型”理論［18］。其中，“適應”功能指社會系統能夠通過自我調節來適應外部環境并獲取資源；“目標實現”功能指社會系統能夠通過配置資源引導行動者確立并實現目標；“整合”功能指社會系統能夠通過建立控制機制促進各子系統的協同運作和連貫一體；“潛在模式維護”功能指社會系統能夠基于共同的文化價值觀，通過“模式維持”和“張力處置”維護系統運轉。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關注系統結構安排與功能需求之間的互動關系，適用于維護結構穩定和系統秩序的分析解釋。技能型社會是具有穩定結構和豐富功能的社會系統，其中政府、學校、企業具有不同的“地位—角色”并各自發揮功能。由此，可以運用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分析框架，分析政府、學校、企業等建設主體的角色定位與獨特功能，探索技能型社會的構建模式與路徑。

二、多維立體：技能型社會的建設愿景

（一）適應功能：服務國家改革發展戰略

服務國家重大改革發展戰略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價值追求和核心要義。一是服務高質量發展戰略。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19］。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傳統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構建技能型社會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科技成果轉化運用、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舉措。二是服務鄉村振興戰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是新時代黨和國家的重要戰略和系統工程，技能型社會建設能夠為全面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提供人才隊伍支撐、技術技能供給和文化氛圍營造。三是服務制造強國戰略。深入實施制造強國戰略，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技能型社會建設能夠助力產業基礎能力建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高制造業供給質量和效率，持續推動制造業優化升級，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優勢。

（二）目標達成功能：加強技術技能人才供給

建成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技藝精湛的創新型技能人才隊伍是引領新經濟、培育新動能，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技能中國的重要支撐。截至2021年底，全國技能人才總量超過2億人，高技能人才超過6000萬人［20］。然而，相對于整個就業和經濟發展需求，我國高技能人才隊伍總量仍然不足，一些崗位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5以上［21］。因此，加強技術技能人才供給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關鍵目標和現實需要。一是擴充技術技能人才數量儲備。技術技能人才占社會總人口的比重是技能型社會的標志之一，面向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技能教育，提高技術技能人才總量是技能型社會構建的應有之義。二是優化技術技能人才專業結構。技術技能人才專業結構與產業人才需求匹配是解決技術技能人才供需結構性失衡的關鍵。著力培養重點產業急需緊缺技術技能人才，推動產業鏈、教育鏈、人才鏈有機銜接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三是完善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建設是精準培養和持續供給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依托。構建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創新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充分發揮職業院校在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持久動力。

（三）整合功能：推動社會資源協同融合

技能型社會建設本質上是推動社會發展模式創新的制度安排，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和協同融合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生動實踐。一是推進職普融通。職普融通是優化教育結構體系、拓寬技術技能人才成長路徑的必然要求。然而，實現職普融通是一個關涉經濟社會發展、教育體系整體改革及學習者意愿和自身追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復雜問題［22］。技能型社會建設通過促進教育體系和經濟社會體系的有機互動，深化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滲透融合，滿足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對類型教育銜接和協調的內在訴求。二是推動產教融合。產教融合是適應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加強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有效路徑。但是，就當前實踐而言，由于產教融合不充分而引發的教育供給與產業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是制約技術技能人才供給側改革的關鍵難題。技能型社會建設通過促進產業系統和教育系統異質資源凝聚整合、優勢互補，以現代產業體系引領技術技能人才供需匹配，為產教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資源支撐。三是助力科教融匯?？平倘趨R是推動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整合的有效方式，也是促進重大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應用的時代命題。技能型社會建設通過依托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深度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職業院校、行業企業創新優勢，聚焦底層關鍵技術創新和技術產業化突破，優化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鏈條，創新急需緊缺專業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推動科教融匯賦能產業鏈再造和價值鏈提升。

（四）潛在模式維護功能：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

價值是分析社會系統的主要基點，價值模式決定社會系統對其所在情景采取的基本取向［23］。因此，尊重技能、崇尚技能作為技能型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標準和社會文化氛圍，是維護技能型社會穩定運行的精神源泉。一是塑造技能成才的社會價值觀。技能型社會建設有助于打破學歷社會將文憑作為評價人才的唯一衡量標準的做法，通過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營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社會環境，激勵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動技能成才道路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和認同。二是破除對職業教育的社會偏見。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職責。但是，當前社會對職業教育的歧視依舊普遍存在。技能型社會建設能夠打破公眾對職業教育的偏見，增加對職業教育價值的理性認識，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鞏固職業教育類型定位。

三、多重阻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現實樣態

（一）價值阻滯：技能獲取意愿低迷，維模功能呈現負向

在學歷社會中，社會對學歷或文憑的關注超過對態度、知識、能力、經驗的關注，學歷或文憑是衡量能力、篩選人才的主要參照標準，是地位獲得、階層躍遷、價值實現的重要依據。這種評價模式在我國早已獲得根深蒂固的社會認可，形成成熟的運行體系。技能型社會試圖瓦解文憑至上、學歷桎梏的社會運作慣性，從重視學歷文憑向重視學習者技能轉變，面臨著社會價值觀念的阻滯，即學習者不愿意學習技能、不愿意當技術工人、不愿意接受職業教育。究其原因，一是傳統價值觀的偏見?！熬硬黄鳌薄皠诹φ咧斡谌恕钡热寮覀鹘y思想對于技術、技藝的抵制和對工匠、體力勞動者的鄙夷對我國社會文化的影響極為深遠，“學而優則仕”的價值取向依然普遍存在，這與技能型社會提倡的“崇尚技能”“技能成才”大相徑庭，成為阻礙技能型社會構建的文化桎梏。二是信息流通的不對稱。近年來，國家大力倡導技能型社會建設，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從法律和政策層面保障職業院校學生在升學、就業、落戶、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平等權利，職業院校學生就讀體驗好、就業率高、家長認可度高、用人單位滿意度高。但是，對于未進入職業院校的學生和家長，很多仍然“談職色變”。社會上也由此呈現出享受職業教育政策紅利、技能成就精彩人生和拒絕接受職業教育、拒絕學習一技之長兩個極端現象。歸根結底，還是由于信息流通的不對稱導致社會大眾未能以新的發展的眼光來重新認識職業教育。三是零工經濟的繁榮。零工經濟是數字經濟與靈活就業相融合的新經濟形態，這種新經濟形態為越來越多的年輕勞動者離開工廠、基于互聯網獲取收入提供了平臺。目前零工經濟的勞動力市場規模正在不斷擴大，但同時零工經濟的過度發展也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引發了結構性風險［24］。一方面，技能短缺、技工難求成為掣肘制造業轉型和實體經濟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長期處于低技能狀態、不斷喪失技能的勞動力市場又加劇了“遠離技能學習”的浮躁社會風氣。

（二）組織壁壘：技能協同供給有限，整合功能發揮不力

新職教法明確規定，職業教育包括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職業院校和技工院校是職業學校教育的實施主體，為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并重并行、職業學校教育主體融合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然而，在實際運行中仍然存在技能協同供給有限的問題，其根源在于分屬不同管理組織的體制性壁壘。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歷教育與職業培訓融合不夠。學歷教育由教育行政部門管理，職業培訓由人社部門管理，客觀上造成二者在管理機制、運行過程、標準體系等方面難以統籌協調，導致學歷教育的人才培養方案、專業教學標準、學歷證書頒發標準與職業培訓的培訓實施方案、國家職業技能標準、職業技能等級標準難以對接與互補，阻礙職業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二是職業院校與技工院校聯動不足。職業院校歸口教育行政部門或相關行業部門，技工院校歸口人社部門。二者長期處于不同的管理體制，具有明確的學校類型界限，在學校規劃與專業布局、辦學理念與培養目標、招生管理與學籍管理、課程建設與教學管理、資源保障與政策支持等方面缺乏聯動，導致二者在技術技能人才培養上重復投入、職責不清、標準不一，難以協同優化技術技能人才供應鏈。三是職前培養與職后培訓銜接不暢。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是覆蓋職前培養和職后培訓的系統工程。職前培養的管理主體是職業院校和技工院校，職后培訓的管理主體是企業，不同管理主體的運行模式和利益訴求有所差異，導致職前培養和職后培訓基本處于割裂狀態。職業院校和技工院校圍繞職前學歷教育開展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并未將學生就業后的職后培訓納入辦學任務，也未設立相關機構和配備穩定師資負責對接學生的職后培訓需求。企業雖通過校企合作參與部分職前培養，但未能將其與企業組織的職后培訓合理銜接，加之職后培訓往往以項目制形式開展，缺乏系統規劃，難以滿足員工技能持續提升的需求。

（三）制度障礙：技能管理制度缺失，目標功能發揮有限

制度體系建設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核心內容，也是推動技能型社會進入制度化運行軌道的重要保障。當前，仍然缺乏能夠充分肯定技能學習成果、持續吸引多方主體投入技能型社會建設的管理制度體系。一是缺乏權威的技能評價制度。技能評價是對勞動者技能學習和積累的水平進行認證，并將評價結果與社會待遇予以匹配的制度設計。然而，一方面，科學、權威且具有公信力的技能等級評價制度尚未建立，導致技能人才職業發展縱向晉升路徑受阻，技能人才進行技能學習與積累的成果無法與其社會地位及薪酬福利形成正向聯動；另一方面，國家資歷框架制度的相關配套政策尚未出臺，導致技能人才職業發展橫向貫通路徑受阻，職業資格證書等級、技能水平證書等級和專業技術職務證書等級等值互認機制難以落地，技能人才的薪酬水平遠低于相應等級的專業技術人員。而社會待遇無法匹配技能學習成果直接影響勞動者主動學習技能、持續提升技能的積極性，影響技能型社會的建設進程。二是缺乏有效的主體激勵制度。企業是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重要主體，企業積極參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是技能型社會的重要特點。然而，現實情況是參與人才培養是企業最有能力做卻又感覺難度最大、最不愿意做的事情［25］。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面向企業的激勵制度缺失?，F有的涉及企業參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法規制度基本是宏觀指導性文件或倡導鼓勵性政策。例如，在對企業的經費支持方面，仍缺乏明確的制度依據；而在“財稅、用地、信貸和融資”等與企業利益密切相關的激勵舉措方面，也缺乏具體可參照執行的激勵實施細則，導致企業實質性參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過程的積極性有限。三是缺乏全面的技能保護制度。勞動者權益保障涉及職業權利、職業健康、職業環境等多個方面，是影響社會成員職業選擇的重要考量。但是，現有技能保護制度供給難以為技能人員的合法權益提供全面支撐，技能人員群體就業普遍面臨工作環境差、危險系數大、失業風險大、勞動權利維護難等一系列現實問題，直接影響社會成員從事技能勞動和傳承技能的意愿。

（四）實踐瓶頸：技能積累進程緩慢，適應功能發揮滯后

技能型社會實質性建設進展緩慢，其建設過程仍然面臨著實踐挑戰與現實瓶頸。一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對職業教育有波及。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職業教育的發展歷來受到高等教育的深刻影響。例如，1999年，我國通過普通高校擴招啟動高等教育大眾化，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數就呈現出快速下滑的趨勢。202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59.6%［26］，說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在這一階段，民眾的教育期望普遍較高，特別是就讀普通教育而非職業教育的期望［27］更加明顯。這一方面會導致職業教育生源質量持續下降，對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造成直接影響；另一方面會導致高學歷勞動力供求失衡，不僅降低了高等教育人口從事高技能工作的概率，也通過擠出效應對非高等教育人口的就業質量造成了消極影響［28］。職業教育畢業生原有的技能優勢無法體現，再次影響社會民眾對職業教育的選擇。二是職業教育體系化建設仍然存在短板。從縱向上看，職教高考仍未形成規模效應，現有局部化的中職生升學途徑［29］無法支撐中等職業教育、職業?？平逃吐殬I本科教育的深度銜接，技術技能人才培養體系仍不健全，全學制縱向貫通尚未實現。從橫向上看，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學歷層次、培養模式、評價機制、師資隊伍、課程教學、教材建設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成為二者橫向融通的現實挑戰。當前，職普融通仍處于試點探索階段，具體實踐大多來自校際層面的零星探索，以職業體驗、課程互選、學分互認、實習實訓資源共享等項目制合作為主要形式，科學化、體系化、制度化、可持續性的融通路徑尚未形成。

四、多措并舉：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實現路徑

結構功能主義認為，“地位—角色”是研究社會系統結構與功能的基本要素，“地位”是行動者所處的結構位置，“角色”則表達社會對這一位置的行為期望，行動者的互動就形成了一連串具有“地位—角色”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30］政府、職業院校、企業是技能型社會建設主體或行動者，只有依據其所處的不同結構位置，明確其各自角色與定位，充分發揮其獨特優勢與功能，技能型社會才能得以構建和運行。

（一）政府：規制與激勵

1.優化頂層設計。一是完善領導管理體制。在國家層面，一方面，進一步發揮國務院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協同作用，整合教育部門和人社部門的技能供給職能，為技能型社會建設提供組織保障；另一方面，進一步推廣部省協同共建機制，指導地方政府將技能型社會建設列入地方發展規劃，制定區域技能型社會建設方案，為技能型社會建設提供試點示范。在地方層面，進一步強化政府統籌職能，將技能型社會建設納入改革攻堅行動任務，形成匹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能型社會管理體制。二是健全國家資歷框架。通過建立國家學習成果評價和資歷認證系統，打通普通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之間的壁壘，實現職業資格證書等級、技能水平證書等級與專業技術職務證書等級互認、銜接與轉換，從而在技術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與專業型人才、學術型人才的能力水平之間建立等值關系，促進其在就業時獲得公平的社會待遇。

2.加強政策供給。一是出臺技能型社會建設專門政策。在國家層面，整合散見在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不同主題政策文件中的有關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宏觀性、原則性規定，統籌研制國家技能型社會建設專門政策，覆蓋技能供給、技能使用、技能評價、技能激勵、技能保護等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各個環節，明確界定主體責任和行動規范，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指導性，使各主體的技能型社會建設行動更具規范性和可操作性。在地方層面，依據國家專門政策，聚焦地方產業發展規劃重點領域，研制地方技能型社會建設實施細則和配套政策，精準匹配地方技能型社會建設需求，優化地方技能型社會建設環境和工作體系，推動地方技能型社會建設取得實效。二是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政策協同配合。技能型社會建設政策體系涵蓋產業、教育、財政、社會保障等多個領域，通過建立制度化的政策協商制定和信息共享交流機制，確保不同領域相關政策目標一致、內容協同、程序銜接，提高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形成技能型社會建設的政策合力。

3.優化政策執行。一是完善地方考核機制。以職能部門協同推進技能型社會建設作為考核重點，將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納入地方各級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與人才經費、教育經費、產業行業發展經費等各類專項資金掛鉤，推動地方各級政府將技能型社會建設納入地方脫貧攻堅規劃和產業發展規劃。二是健全激勵補償機制。政府在綜合衡量企業技能資源成本投入和利益損失的基礎上，結合企業技能型社會建設貢獻度，落實“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的組合式優惠政策，細化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補償標準、方式與內容，設置可替代性補償方案，加強對產教融合型企業在項目申報、知識產權、技術推廣、表彰獎勵等方面的政策傾斜。

（二）職業院校：改革與創新

1.動態優化專業結構。一是匹配區域發展需求。職業院校要面向區域經濟社會和產業發展戰略需求，基于院校發展基礎，動態規劃院校專業布局，縮短專業設置與調整周期，適時調整專業招生規模，優化職業教育資源配置，實現職業院校技術技能人才供給與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良性循環。二是靈活調整專業設置。職業院校要用好辦學自主權，結合院校優勢特色，制定院校專業發展規劃。面向國家緊缺、區域支柱、戰略新興產業，新建相關專業；加大院校優質專業建設力度，深化專業內涵建設，升級相關專業；定期開展專業自評，撤銷低質過剩專業。三是推動專業集群建設。職業院校充分發揮學校重點專業群的資源集聚功能，建立有利于專業群內外資源整合的組織形式和治理體系［31］，以產業鏈為主線構建特色鮮明、相互協同的專業集群。

2.完善人才培養環節。一是系統規劃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最終要依托課程［32］。職業院校要結合區域人才需求和院校人才培養目標，建立課程設置論證制度，聯合行業、企業等社會力量，對標實際崗位需求設計開發專業課程，充分納入新技術、新工藝、新規范，提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質量。二是加強教材建設管理。落實教育教學一線教材建設與管理主體責任，制定學校教材建設規劃，規范教材選用與使用，補充開發符合區域需求、具有學校特色的精品教材，探索開發新形態教材和數字化教材，助力學校優化教育教學過程。三是創新實訓教學生態。職業院校在創新性拓展學生實習實訓資源的同時，著力建設職業教育虛擬仿真實訓基地，開發虛擬仿真實訓教學資源，開展專業實訓教學模式改革，虛實結合構建實訓教學新生態，有效拓寬實習實訓領域，提升實訓教學質量。

3.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一是加強師資招聘。一方面，以國家和地區“雙師型”教師基本認定標準為基礎，結合院校發展規劃，制定本?！半p師型”教師認定實施辦法，著力推進學校專職“雙師型”教師招聘。另一方面，設立兼職教師崗位，遴選企業高水平技術技能人才兼職任教，著力擴充企業兼職教師規模。二是優化師資培訓?；诮處煹那髮W經歷、工作經歷、從教年限、授課類別、所在專業等，針對教師的實際需求，分類開展師資培訓，科學區分培訓目標，精準設置與持續更新培訓內容，創新培訓形式，推動形成全員化、常態化師資培訓機制，切實提高培訓實效。三是完善師資考核。結合院校實際，探索制定以育人工作實績和技術技能水平為導向的評價考核制度，推進教師職稱評聘、聘期考核和績效考核改革，增加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業績在教師晉升、考核和薪酬分配中的比重，為持續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提供保障。

（三）企業：踐行與融入

1.優化社會責任管理。一是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文化。企業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關系，追求經濟利益和承擔社會責任是不矛盾的［33］。并且，關注社會議題并以社會利益為使命的企業，更具盈利性，更有可持續能力［34］。因此，要構建以社會責任為核心價值理念的企業文化，引領整個企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投入技能型社會建設。二是完善社會責任考核機制。結合技能型社會建設需要和企業自身實際，制定企業責任清單，納入企業業績考核體系，將相關責任履行作為部門和員工考核的重要指標，從而形成可持續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模式，促進企業踐行技能型社會建設承諾。三是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定期發布社會責任報告，展示企業推動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實踐與成效，帶動相關行業關注與行動。

2.主動融入合作育人。一是整合資源投入育人。企業整合技術知識、技能人才、場地設備等優勢資源，為職業院校學生實習實訓和創新創業提供支持。與職業院校共建實驗基地，共育前沿項目，聯合開展技術攻關、工藝改進、產品研發，推動技術成果轉化，促進產學研深度協同育人。二是深度參與教材開發。企業立足行業發展趨勢和崗位工作需求，與職業院校聯合開發能力本位專業課教材，為教材開發提供崗位工作場景、典型工作任務與工作過程、職業能力清單、核心技術知識、技能操作質量標準、典型問題與解決策略等內容元素，推動職業教育教材質量提升。三是擴大培訓覆蓋群體。企業與職業院校合作舉辦職業培訓，面向企業技術技能人員、職業院校學生和社會勞動者，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手段，運用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分類開展職業培訓。四是形成穩定合作機制。企業設立專門機構，配備專職工作人員，負責與職業院校對接，基于雙方需求和優勢，制定合作育人項目方案，全程跟進項目運行情況，及時消除項目執行障礙，保障合作育人項目的平穩持續運行。

3.完善技能評價激勵。一是優化企業技能等級認定。企業在自主設置職業技能崗位等級和開發制定技能評價標準時，既要合理探索拓展職業技能等級層次，又要注意提高對于同行企業技能等級和評價標準的兼容度，助推建立行業高度認可的技能等級認定標準，為技能人才成長提供評價依據。二是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推進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改革，建立穩定的薪酬福利體系，形成體現技能價值激勵導向的動態增薪機制和專項特殊獎勵機制，提升企業技能人才隊伍吸引力。三是完善技能人才權益保障。建立向技能人才傾斜的技能保護制度，保障技能人才就業應聘和職業發展權利，優化技能人才工作環境，降低其職業健康風險，增強技能人才獲得感，提高企業技能人才隊伍穩定性。

總之，技能型社會建設與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相輔相成，二者共同貫穿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全過程。充分發揮適應、目標達成、整合和潛在模式維護功能，服務國家發展戰略需求、加強技術技能人才供給、推動社會資源協同融合、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是技能型社會的建設愿景。然而，職業教育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仍然存在技能獲取意愿低迷、技能協同供給有限、技能管理制度缺失、技能積累進程緩慢等多重現實障礙。技能型社會建設是多個主體通力合作、共同推進的長期系統工程。其中，政府主要承擔規制者、激勵者和監管者的角色，職業院校和企業主要承擔執行者、改革者和創新者的角色。只有多元主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各賦其能，才能真正建成“國家重視技能、社會崇尚技能、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的技能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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