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壓力與勞動收入份額

叢琳潔 張岱燁

摘? ?要：碳達峰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必由之路，這一戰略目標勢必對企業生產經營產生深刻影響。本文基于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從勞動收入份額的視角探討碳達峰壓力的收入分配效應，構建數理模型并通過實證檢驗發現：碳達峰壓力顯著降低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在替換核心變量、控制內生性問題后，這一結果仍相對穩健。資本深化是碳達峰壓力與勞動收入份額之間重要的渠道機制，企業通過資本深化以應對碳達峰壓力，進而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異質性檢驗表明，碳達峰壓力對勞動收入份額的負向影響僅在高資本密集度企業和國有企業樣本中顯著。本文對于充分理解碳達峰壓力背景下企業收入分配格局變化、保障勞動收入份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碳達峰壓力；資本深化；勞動收入份額；收入分配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24）02-0039-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4.02.004

一、引言

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要求下，統籌協調好綠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中國前進道路上的重要努力方向?！半p碳”目標是中國生態環境領域的一場根本性變革，《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全國統籌”，對各級政府形成目標倒逼的總體安排，使之面臨越發收緊的碳達峰政策壓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和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地方政府面對上級部門下達的碳達峰要求，最終將會通過各種渠道把壓力傳遞給企業，清潔生產成本和排放治理成本的增加使企業調整自身生產經營模式，改變勞動與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結構。然而不可忽視的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調整最終會帶來生產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

持續提升勞動收入份額是讓勞動者切實享受到經濟發展紅利的重要保障。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決定、合理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那么，在中國政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生態文明、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之路的過程中，碳達峰壓力對企業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到底存在怎樣的影響？資本深化作為企業投資發展過程中調整要素結構、推廣新機器和新技術以應對成本變化的重要手段，在企業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的過程中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對于上述問題的深入探究，不僅有助于我國統籌實現碳達峰要求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二者之間的關系，對于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分配制度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梳理與評述

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在為社會供給商品的同時也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在綠色發展的政策導向下，碳排放量持續增長的城市碳達峰任務壓力更大，政府必然要對企業的生產活動施加必要的生態環境條件約束。雖然已有少數學者關注到碳達峰壓力對盈余管理和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王少華和張雯菁，2023；馬文杰和胡玥，2022）[1，2]，但在收入分配方面仍留下了拓展研究的空間。此外，綠色發展與企業行為領域的部分文獻對本文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面對綠色轉型要求，企業既可以主動作為，也存在被動轉型。選擇主動作為的企業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釋放綠色信號、加快技術革新而獲得市場認可，有效改善經營業績（車德欣等，2023）[3]。就被動轉型的企業而言，綠色發展壓力從政府傳導到企業，在環境規制要求之下企業不得不對自身生產經營做出調整。遵循成本說認為環境規制使企業將原本用于技術創新的資金用于環境治理、流程優化等非生產性活動，對企業技術升級產生阻礙，不利于企業提高生產績效（沈坤榮等，2017）[4]。而波特假說認為一定的環境規制存在創新補償效應。企業面臨環境約束時，可以通過調整生產方式、加強技術創新對額外的環境成本進行彌補（李虹和鄒慶，2018）[5]。不難發現，雖然已有文獻從綠色發展角度對企業行為展開了研究，但是大部分文獻并未從碳達峰壓力傳導的角度探討企業行為變化。

實現居民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可以確保廣大人民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對實現公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歷來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重點話題，為了更好地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難題，已有文獻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了廣泛探討。在宏觀因素方面，研究者們深入分析了產業結構升級、外商直接投資、貿易自由化等諸多要素在勞動收入份額變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白重恩和錢震杰，2010；李仁宇和鐘騰龍，2023）[6，7]。從微觀角度來看，融資約束、工會作用、企業數字化轉型等企業內部要素也得到了充分的關注（王希元等，2023；魏下海等，2013）[8，9]。然而，在應對碳達峰壓力的過程中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如何調整變化尚未得到充分關注。部分學者在環境規制與勞動收入份額方面的研究成果對本文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關于環境規制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果，研究者們并未達成一致。李潁和胡榕（2023）[10]研究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政策通過促進人力資本結構升級，帶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顯著提高。范源源和李建軍（2022）[11]發現綠色信貸政策顯著降低了勞動密集型企業、國有企業和經營風險較大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胡斌紅和楊俊青（2020）[12]依托中國工業行業和省級數據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與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存在U形關系。

“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的目標明確了全國層面的碳減排目標，在綠色發展理念指引和上級單位環?？己艘笙?，地方政府有較強的動力依靠“有形手”引導轄區內企業減少碳排放（林婷和諶仁俊，2021）[13]，由此，碳達峰壓力由地方政府傳導至企業。為了更好地應對碳達峰壓力，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購買綠色專利等方式來改進生產技術（馬文杰和胡玥，2022）[2]，實現碳減排，使企業無形資產增加；另一方面，企業通過購置新型機器設備、添置環保處理機器來提高生產流程效率（黃賾琳和蔣鵬程，2023）[14]，帶來企業有形資產的增加。此外，碳達峰壓力形成的約束本質上體現為經營成本的增加，從節流角度考慮企業也會通過精簡員工的方式實現降本增效（劉英俊和李海風，2023）[15]。企業通過加大資本投入、降低勞動者參與生產與分配的比重，對原有的資本結構和經營模式產生沖擊，投資的增長超過勞動力的增長，使資本勞動比不斷上升，加深企業的資本深化程度，從而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林志帆等，2015）[16]。

從文獻梳理情況看，雖然不少研究者關注到綠色發展與勞動收入份額的關系，但是鮮有文獻結合碳達峰的制度安排探究碳達峰壓力的收入分配效應。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把碳達峰壓力引入勞動收入份額的分析框架，建立一個包含碳排放成本的一般企業生產模型，推導出碳達峰壓力、資本深化和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之間的關系，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數據加以驗證。第二，分析碳達峰壓力對不同資本密集度以及不同產權性質企業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不同影響。

三、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在中國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導下，碳達峰目標將會從政策端向企業傳導，迫使企業采取手段提質增效以應對減排壓力，這必然會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企業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因此，本文參考何小鋼等（2023）[17]的理論模型，在一個包含勞動力和資本的異質性企業壟斷競爭模型中引入碳減排成本加以拓展。此外，其他假設主要包括：第一，在要素投入方面，企業使用資本與勞動兩類存在相互替代關系的生產要素。雖然技術也可能替代勞動，但是考慮到創新作為一個長期的過程，企業的自主創新突破、技術變革并不會輕易出現。此外，即使技術要素存在短期調整的可能，購買專利等手段本質上仍是短期內企業增加資本投入的主要形式。第二，在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方面，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碳達峰壓力對企業的約束本質上體現為經營成本的增加，企業通過調整勞動與資本要素投入量以應對新的生產條件。第三，在市場環境方面，要素市場處于非完全競爭的狀態，資本要素價格扭曲程度更高，相對價格更低（吳武林等，2020）[18]。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向更高階段邁進，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而前期優勢產業發展帶來資本積累（樊綱，2023）[19]，使得資本相對勞動要素的價格進一步下降。

假設存在一個產量為[Q]的生產部門，生產差異化產品[q]，其對這些產品的偏好表現出恒定為[θ]的替代彈性：

[Q=φ∈Ωq（φ）θ-1θdφθ-1θ，θ>1] （1）

其中，[q（φ）]為產品[φ]的需求量，[Ω]為該部門所有產品的集合。

生產一種單一產品的企業[i]面對不變價格彈性[θ]的需求函數為：

[Yi=ωipi-θ]? （2）

其中，[pi]為產品價格，[ωi]為捕捉需求條件的參數。

假設該企業在生產產品過程中必須投入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令其關于生產數量[x]的投入要素函數為[S（x）]，則該企業生產函數可表示為：

[Yi=Aie01lnSi（x）dx] （3）

其中，[A]表示該企業的生產效率系數。

隨著碳達峰壓力增加，假定生產量中[x∈[0，ui]]的部分是企業愿意并且可以被新增資本投入（例如購置機器設備、購買綠色專利等）替代的生產量，剩余部分[（ui，1]]則只能由勞動力完成。在此處，[ui]衡量該企業生產中可被資本替代的最大生產量。

在上述假定下，可以將該企業的投入要素改寫為：

[Si（x）=kiui，x∈[0，ui]li（1-ui），x∈（ui，1]]? （4）

在這里， [ki]和[li]分別代表生產[Yi]所需的資本和勞動的數量，[ri]和[w]分別代表資本的價格和勞動力工資。

結合式（3）可得：

[Yi=Ai（kiui）ui（li1-ui）1-ui] （5）

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企業可以通過購置先進設備以優化生產流程，提高自身生產效率。在此基礎上，本文引入碳達峰壓力（[P]）作進一步分析，假定碳排放成本以碳稅形式反映在生產成本中，即政府對企業碳排放量進行征稅，碳稅表現為碳達峰壓力的函數[α（P）]，碳達峰壓力越大，則碳稅越高。碳排放量（[βYi]）可以表示為企業產量的函數，則碳排放成本表示為：

[C=α（P）×βYi] （6）

在以上考慮下，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函數形式發生變化：

[maxki，lipiYi-riki-wli-α（P）×βYi] （7）

結合式（2）和式（5），得到利潤最大化一階條件為：

[wli=（1-1θ）（1-ui）（pi-α（P）×β）Yi] （8）

[riki=（1-1θ）ui（pi-α（P）×β）Yi] （9）

經過以上分析，本文將勞動收入份額定義為：

[LS=wlipiYi=wliriki+wli] （10）

進一步結合式（8）和式（9）可以得到：

[LS=（1-1θ）（1-ui）（pi-α（P）β）pi] （11）

由此可以看出，在價格不變的假設下，碳達峰壓力的增加一方面通過提高式（11）中[α（P）]與[β]的乘積使勞動收入份額減少，另一方面通過提高[ui]降低勞動收入份額。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

H1：碳達峰壓力降低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

資本勞動比反映出企業資本深化程度。根據式（8）與式（9），可得到資本勞動比為：

[kili=ui1-uiwri] （12）

由式（12）可知，[ui]的提高，會使得該企業資本勞動比不斷增加，即企業資本深化程度提高。將式（10）做進一步變化得式（13）：

[LS=1riw×kili+1] （13）

考察式（12）和式（13）可以發現，資本勞動比的提升導致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

據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2：

H2：碳達峰壓力提高企業資本深化程度，進而降低勞動收入份額。

四、實證模型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設計

為了考察碳達峰壓力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基準模型：

[LSi，t=β0+β1CPi，t+αX+δi+ηt+εi，t] （14）

其中，[LS]為被解釋變量勞動收入份額，[CP]為核心解釋變量碳達峰壓力。[X]為控制變量向量組，[δi]和[ηt]分別為企業效應和年份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設定

1. 被解釋變量：勞動收入份額（LS）。借鑒江軒宇和朱冰（2022）[20]的構造方式，使用要素成本法計算增加值，采用“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勞動報酬+固定資產折舊）”衡量勞動收入份額。

2. 核心解釋變量：碳達峰壓力（CP）。在實現碳達峰目標的過程中，由于城市資源稟賦存在顯著差異，不同城市面臨不同的轉型壓力。學者多以碳排放平均增速衡量碳達峰壓力，雖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碳排放量與自身碳峰值的距離，體現出目標完成的難易程度，但是僅以碳排放增速作為代理指標仍相對粗糙。綜合考慮城市發展特征，本文從碳排放增速、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資金保障四個層面構建綜合評價指標，利用熵值法測算碳達峰壓力。碳排放增速方面（正向指標），采用城市過去四年碳排放平均增速衡量（馬文杰和胡玥，2022）[2]，增速越大則碳達峰壓力越大；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衡量（負向指標），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隨著產業結構升級，自然會出現碳達峰，降碳壓力減??；能源結構以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耗總量的比重衡量（正向指標），根據全社會用電量、煤氣天然氣供應量和液化石油氣供應量折合出標準煤并進行計算（崔煒等，2023）[21]，煤炭消費占比越大則降碳壓力越大；資金保障以金融發展水平衡量（負向指標），采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和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的比值衡量，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越能夠為降碳提供保障，減輕碳達峰壓力。

3. 控制變量。參考詹新宇等（2023）[22]的研究，對公司層面因素進行控制：（1）資產負債率，即企業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2）企業規模，即企業總資產的對數；（3）股權集中度，即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4）現金流水平，即公司經營性現金流和總資產的比值；（5）董事會獨立性，即獨立董事數量與董事會人數的比值；（6）企業成長性，即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率；（7）盈利能力，即資本回報率；（8）上市年齡，即當年與上市年份的差額；（9）股權制衡度，即第二到第九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比值。

（三）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為2015—2021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紤]到中國于2015年6月向聯合國提交《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為——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正式提出碳達峰概念并向國際社會作出政策宣示和行動承諾，本文的時間窗口起始年份確定為2015年。本文數據處理情況如下：（1）剔除了ST和ST*的企業；（2）對連續變量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3）剔除變量缺失的樣本；（4）碳排放數據來自全球環境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提取了中國范圍的柵格數據并匯總成中國各城市的CO2總排放量面板數據。企業層面變量來自東方財富Choice金融終端，城市層面變量數據來自EPS全球統計數據庫。

五、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本文利用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對數理模型所提出的假設加以驗證，根據基準回歸模型的設定展開實證分析。在表2中，第（1）和第（2）列分別為混合回歸和雙邊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面板設定F檢驗和豪斯曼檢驗的結果均顯著拒絕原假設，因此，雙邊固定效應模型有更佳的解釋力度。城市碳達峰壓力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存在明顯的影響，在10%的水平上顯著降低了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碳達峰壓力每增加1個單位，勞動收入份額降低0.0479個單位。在N→∞的情況下漸近有效的非參數協方差矩陣估計方法能夠獲得控制異方差和自相關的一致標準誤，故而在第（3）列中本文采用此方法進行回歸?？梢钥闯?，核心解釋變量系數與列（2）保持一致，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標準誤變為原來的一半。面對碳達峰壓力，企業為了降本增效會調整自身的勞動投入，最終降低企業員工的勞動報酬。

（二）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

本文在表3中對前文結果的穩健性展開檢驗并討論內生性問題。在第（1）列中改變勞動收入份額的代理指標，采用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和營業總收入的比值（LS_a）衡量被解釋變量（王雄元和黃玉菁，2017）[23]，指標替換后碳達峰壓力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此外，本文對核心解釋變量也進行了替換， 在第（2）列中以城市財政壓力度量資金保障，采用熵值法重新計算碳達峰壓力（CP_a），可以看出這一代理指標在10%的水平上顯著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與前文結果保持一致。

由于遺漏變量、反向因果等問題會帶來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嘗試尋找有效的工具變量對此加以克服。城市產業發展，特別是企業生命周期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韋伯工業區位理論提出運輸成本是影響早期工業企業選址的關鍵因素，地形條件好的區域運輸便利性更高。隨著地形起伏度的提高，人員、物資、信息等與外界的交流減少，許多社會經濟活動難以開展（敬博等，2020）[24]。因此，城市地形起伏度越小，早期越具有發展工業產業的良好基礎，而工業化的進程直接加劇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時，地形起伏度并不直接影響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可能是一個有效的工具變量，但是由于這一指標不隨年份變化，因此，本文將其與全國郵政業務總量構造交互項作為工具變量（IV）。從第（3）和（4）列的結果來看，工具變量與碳達峰壓力顯著負相關，符合前文對工具變量的分析邏輯。Kleibergen-Paap rk LM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計量顯示工具變量通過不可識別和弱工具變量檢驗，采用2SLS估計的結果表明控制內生性問題后，碳達峰壓力仍顯著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

（三）機制分析

前文提出在面對碳達峰壓力時，企業會通過購買新機器設備、引進新技術加速資本深化，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影響。為了驗證這一假設，本文在表4中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對該機制做出檢驗。借鑒鄭明貴等（2022）[25]的指標度量方法，采用扣除房屋建筑物后的剩余固定資產凈值與員工總數的比值的對數作為資本深化（K1）的代理指標，不包含房屋建筑物在內的固定資產投資能夠更好地反映出企業面對碳達峰壓力時在機器設備和技術投入方面所進行的努力與整體要素結構的調整。此外，增加研發資本投入開發節省勞動力的技術是企業增加資本投入的重要形式，采用研發支出合計與員工總數的比值的對數作為資本深化的另一個代理指標（K2）。從表4中第（2）和（4）列結果可以看出，碳達峰壓力對資本深化在10%的水平上顯著，第（3）和（5）列結果顯示資本深化的影響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表明資本深化發揮了重要的渠道作用。碳達峰要求勢必將減排壓力傳導至企業，公司在碳減排壓力下需要調整自身經營戰略。隨著科技創新水平的上升和人員薪資水平的提升，企業傾向于采用資本代替勞力，以資本深化的方式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以應對減排任務。

（四）異質性分析

為了更好地理解碳達峰壓力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特點，本文分別從企業資本密集程度高低和產權性質兩個方面展開異質性檢驗。從資本密集度角度看，這一指標的高低反映出企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差異，資本密集度高的企業在資源、能源方面投入更大，進而會導致更高的碳排放。因此，資本密集度高的企業相較于資本密集度低的企業面臨更大的碳減排壓力，在碳減排方面采取的行動也會更為激進，更有動力使用新技術、新機器來替換原有生產線和生產工藝，進一步提高資本深化程度，從而使得企業勞動收入份額進一步下降。本文根據資本密集率（總資產/營業收入）把企業樣本按照年份劃分為資本密集程度高、低兩組進行分組回歸。從產權性質來看，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不僅需要創造經濟價值，還要承擔社會責任和生態責任，需要率先響應碳達峰政策作出表率；此外，作為傳統化石能源消耗大戶，國有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會產生大量的碳排放，因此，也會面臨較大的碳減排壓力，其更有動力和動機推動自身生產經營方式綠色化、低碳化，增加設備等資本的投入份額。同時，由于地級市層面的碳達峰、碳中和政策實施細則尚未完全出臺，對非國有企業暫未形成全方位、系統化約束，因此，碳達峰壓力對其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可能并不顯著。表5第（1）和（2）列結果表明，碳達峰壓力顯著降低了高資本密集度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在5%的水平上通過統計檢驗，低資本密集度企業樣本不顯著。第（3）和（4）列結果表明，碳達峰壓力對國有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非國有企業的影響系數雖然也為負，但并不顯著。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聚焦于碳達峰壓力的傳導如何影響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構建數理模型并基于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加以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第一，碳達峰壓力負向影響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采用2SLS法控制內生性問題后，這一結論仍相對穩健。第二，企業通過資本深化以應對碳達峰壓力，進而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第三，異質性檢驗結果表明，碳達峰壓力對勞動收入份額的負向影響僅在高資本密集度企業和國有企業樣本中顯著。這對于充分把握碳達峰政策的影響，深入理解在面對碳達峰壓力時企業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做好碳達峰壓力評估，突出政策的精準性、有效性和聯動性。第一，完善綠色轉型配套服務，引導金融機構為企業碳減排目標的實現提供資金支持，降低企業綠色融資成本。第二，注重政策實施的連貫性與協同性，為企業發展提供穩定良好的政策環境，同時做好社會保障“兜底”工作，通過財政補貼等形式給予失業人員基本保障，處理好碳達峰壓力與勞動收入之間的關系，避免碳達峰目標對就業市場的沖擊。第三，合理評估不同工作崗位的變動趨勢，對就業的結構性需求做好預判，充分利用各類平臺開展技能培訓、組織招聘會等活動。

另一方面，企業應根據自身特點實現穩定過渡，避免轉型過程中“發力過猛”。第一，國有企業在承擔“穩就業”責任的同時，應積極探索有效模式以驅動綠色轉型，切實履行減排責任，轉型發展的步子既要快又要穩，努力發揮其在實現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高資本密集度企業作為減排主力，要把握好轉型的速度和力度，以漸進式轉型逐步推進，降低轉型過程中的不利影響。第三，企業內部有計劃地做好在職人員培訓與技能訓練，提高勞動與資本的適配程度，降低轉型過程中不必要的摩擦。

參考文獻：

[1]王少華，張雯菁.助力還是阻力？“碳達峰”壓力與企業盈余持續性 [J].外國經濟與管理，2023，45（06）.

[2]馬文杰，胡玥.地區碳達峰壓力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基于碳排放增速的研究 [J].會計與經濟研究，2022，36（04）.

[3]車德欣，丁子家，張玲.點綠成金：企業綠色轉型與主業業績 [J].學習與實踐，2023，（09）.

[4]沈坤榮，金剛，方嫻.環境規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轉移嗎？ [J].經濟研究，2017，52（05）.

[5]李虹，鄒慶.環境規制、資源稟賦與城市產業轉型研究——基于資源型城市與非資源型城市的對比分析 [J].經濟研究，2018，53（11）.

[6]白重恩，錢震杰.勞動收入份額決定因素：來自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證據 [J].世界經濟，2010，33（12）.

[7]李仁宇，鐘騰龍.自由貿易協定的勞動收入份額效應：基于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實證研究 [J].國際商務研究，2023，44（01）.

[9]王希元，傅帆，陳明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 [J].金融與經濟，2023，（04）.

[9]魏下海，董志強，黃玖立.工會是否改善勞動收入份額？——理論分析與來自中國民營企業的經驗證據 [J].經濟研究，2013，48（08）.

[10]李穎，胡榕.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研究 [J].外國經濟與管理，2023，45（06）.

[11]范源源，李建軍.綠色信貸政策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研究——基于人力資源與信貸資源再配置視角[J].經濟評論，2022，（03）.

[12]胡斌紅，楊俊青.環境規制與勞動收入份額：可以實現雙贏嗎 [J].財經科學，2020，（02）.

[13]林婷，諶仁俊.綠色政績考核與地方環境治理——來自環保一票否決制的經驗證據 [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5（04）.

[14]黃賾琳，蔣鵬程.數字低碳之路：工業機器人與城市工業碳排放 [J].財經研究，2023，49（10）.

[15]劉英俊，李海風.環境規制與企業勞動雇傭——基于新《環保法》實施的準自然實驗 [J].產業經濟研究，2023，（04）.

[16]林志帆，賴艷，徐蔓華.貨幣擴張、資本深化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理論模型與跨國經驗證據 [J].經濟科學，2015，（05）.

[17]何小鋼，朱國悅，馮大威.工業機器人應用與勞動收入份額——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 [J].中國工業經濟，2023，（04）.

[18]吳武林，李順輝，李婷.要素相對價格扭曲程度及其區域差異收斂性 [J].社會科學研究，2020，（02）.

[19]樊綱.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 [J].管理世界，2023，39（02）.

[20]江軒宇，朱冰.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與勞動收入份額——基于滬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經驗證據 [J].經濟學（季刊），2022，22（04）.

[21]崔煒，滿延春，楊汝岱.中國地區經濟增長、能源消費結構與“碳中和” [J].消費經濟，2023，39（05）.

[22]詹新宇，張榕芳，徐丹丹.負重前行：經濟增長壓力的收入分配效應——基于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視角 [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3，40（10）.

[23]王雄元，黃玉菁.外商直接投資與上市公司職工勞動收入份額：趁火打劫抑或錦上添花 [J].中國工業經濟，2017，（04）.

[24]敬博，李同昇，溫伯清，成文浩.基于地形因素的秦巴山區人口-經濟空間格局及其影響機制研究 [J].地理科學， 2020， 40（05）.

[25]鄭明貴，董娟，鐘昌標.資本深化對中國資源型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J].資源科學，2022，4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