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對教育的影響

陳瑋 高陽

摘 ? 要： 基于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三孩意愿的調查數據，運用卡方檢驗、多元有序Logistic回歸分析，探究影響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三孩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三孩意愿普遍偏低；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三孩意愿受到性別、年齡、戶籍、學歷、婚姻狀況、現有孩子數量、是否獨生子女、家庭月收入、上海購房情況等因素影響，并體現不同層次生育意愿特征；生育支撐體系、家庭與生育觀、個人職業發展、城市人口流動是影響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意愿的四大因子，其中家庭與生育觀是最大的影響因子。較低的三孩生育意愿不利于學前教育階段和義務教育階段的資源投入和優化配置。為進一步提升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的生意意愿，要實現政策導向與生育自主回歸相結合，全面提升與有的放矢相結合，提倡科學生育觀，完善生育支持體系。

關鍵詞： 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影響因素；上海

近年來，育齡青年不斷走低的生育意愿所造成的生育率持續下降成為我國極為嚴峻的社會問題。1 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頒布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重大決策，開啟我國人口發展新階段。2 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探討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對于制定有針對性的生育激勵政策具有重要價值。作為我國特大型城市，上海的人口結構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受到全國矚目，3 探究上海育齡青年群體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可為同類特大城市和其他地區提供前瞻性借鑒與思考。

一、低生育意愿：來自數據樣本的分析

本研究調研對象為上海市育齡青年。綜合考慮生理、社會、法律范疇，本文將育齡青年界定為年齡在15—40歲之間的青年群體。

1.抽樣方式與分析方法

鑒于上海市育齡青年構成的多元性與復雜性，本文以年齡與職業類型為調研對象的選取依據，選取15—40歲不同職業類型的上海青年群體，以盡可能客觀、全面地反映上海市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的真實情況。本文以年齡為維度，確立選取樣本的分層標準，采用抽樣的方法確定樣本范疇。在參考現有生育意愿問卷的基礎上，本文編制了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三孩生育意愿調查問卷，經過信效度檢驗之后，通過問卷星網絡調研的方式發放調查問卷共3827份，通過Python數據模型進行數據清洗與質量控制，得到有效問卷3780份，有效率為98.8%。本文使用EpiData建立數據庫，運用SPSS 28.0進行數據管理與統計分析。

2.育齡青年的人口學特征與普遍低下的三孩生育意愿

上海市育齡青年在年齡上呈現右偏態分布特征，年齡區間在26—30歲占比最高（33.28%），其次是31—35歲（27.12%）；在性別方面，男性偏多，但也基本符合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的性別分布特點；在戶籍方面，城鎮戶籍占比最高，為71.27%（2694名），農村戶口占比最低（4.74%）；在職業方面，就職于國有企事業單位占比最高（42.28%），國家機關公職人員占比其次（39.97%）；在學歷方面，大學本科學歷占比最高（56.51%），其次是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27.83%。

上海市育齡青年呈現不同層面的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數為一孩的比例為22.7%，理想子女數為二孩的比例為38.4%，理想子女數為三孩的比例為2.6%，可見三孩生育意愿最低。在現有的生育意愿中，“兒女雙全”占比最高（35.6%），其次是一個女孩（15.5%）、一個男孩（7.2%）。中國人的生育觀念體現對于“兒女雙全”的一種渴求，這在社會各階層人士中均是如此。1 此外，在本次調研中上海育齡青年生育女孩的意愿明顯高于男孩，傳統的“養兒防老、母以子貴”的觀念正在消解。

二、影響三孩生育意愿因素的多維分析

1.單因素分析

參與調研的3780名育齡青年中，有3373人（89.2%）明確表示沒有生育三孩意愿，122人（3.2%）表示有生育三孩意愿，285人（7.5%）表示尚未確定，由此可見，絕大部分上海育齡青年并沒有生育三孩的意愿?，F有研究發現家庭的經濟壓力是最大的挑戰，其次是孩子的照護問題與育齡女性的醫療保障問題。2 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擴大對影響因素的分析范疇，采用卡方檢驗，探究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的婚姻家庭、經濟因素、政治身份、宗教信仰等因素對三孩生育意愿率差異的統計學意義（見表2）。分析發現，性別、年齡、戶籍、學歷、婚姻狀況、現在孩子數量、獨生子女、家庭月收入、上海購房情況與上海育齡青年群體三孩生育意愿有統計學差異（P<0.05），進一步比較影響因子內部差異，發現已婚育齡青年、無孩、獨生子女身份、有房的育齡青年生育三孩的意愿相對較高；“家庭月收入”方面，不同月收入段中，“無意愿生育三孩”都占據較大比重，“生育三孩意愿”占比呈現馬鞍狀分布。這種分布特征也印證了家庭的經濟壓力對育齡青年生育三孩的重要影響。單因素分析有助于篩選、辨識因變量的各影響因子，但是現實中，育齡青年生育意愿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因此，有必要進行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

2.多元有序Logistic回歸分析

本研究將調研對象基本信息中的“性別”“年齡”“戶籍”“學歷”與單因素分析得出的“婚姻狀況”“現有孩子數量”“獨生子女”“家庭月收入”“上海購房情況”等因素整合，作為因子納入多元有序回歸分析的范疇。分析發現，平行線檢驗的結果為χ2=86.555，P=0.116（P>0.05說明比例優勢假設存在）。結果表明，上海市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受到“性別”“年齡”“戶籍”“婚姻狀況”“學歷”“上海購房情況”等因素影響（P<0.05），不同家庭月收入對提高本市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值沒有統計學差異（P>0.05）?；貧w分析發現：每提升一個單位標準的三孩生育意愿值，男性的三孩生育意愿值是女性的2.158倍；獨生子女的三孩生育意愿值是非獨生子女的0.739倍；與40歲以上的育齡青年群體相比，20—25歲的育齡青年群體的三孩生育意愿值最高，其次是26—30歲、31—35歲兩個區間；上海農村戶籍的三孩生育意愿值是非上海農村戶籍的0.585倍；本科學歷的三孩生育意愿值是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0.799倍?；谝陨弦蛩胤治?，三孩生育意愿較高的上海市育齡青年具有以下特征：男性、非獨生子女、20—25歲、非上海戶籍、研究生及以上學歷。

3.影響程度的四大因子分析

經過多元有序Logistic回歸分析，共析出影響生育意愿的28項變量因子，對其進行信度、效度檢驗，結果顯示，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alpha）為0.95，說明28項變量因子具有較強的內部一致性；KMO值為0.959，巴特利特檢驗（Bartlett test）得出P<0.001，說明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較強，原有變量適合作因子分析。在此基礎上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通過降維處理，找出影響三孩生育意愿的本質因素，在此基礎上將錯綜復雜的多因素變量總和整合為少數幾個核心因子?；谏鲜龇治鲞壿?，本研究將檢驗28個影響因子來驗證結構有效性，得出23個有效因子。將23個因子進行歸類整合，可劃分為四大類因子，分別為：生育支撐體系（因子1）、家庭與生育觀（因子2）、個人職業發展（因子3）、城市人口流動（因子4）。這四大類因子對問卷的總解釋力已經達到64.52%，因此，提取四大類項因子作為上海市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的主要變量（表3）。

4.四大因子對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分析

為進一步明確生育支撐體系、家庭與生育觀、個人職業發展、城市人口流動對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意愿的影響程度，建立四大因子與上海市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的Logistic回歸模型。經過數據分析，平行線檢驗的結果為χ2=19.726，P=0.072，說明存在比例優勢假設。根據回歸模型預測結果，與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三孩生育意愿進行比較，準確率為78.15%。根據各項因子OR值得出，上海市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影響最大因子是家庭與價值觀，其次為生育支撐體系、個人職業發展，而城市人口流動對生育意愿沒有影響（P>0.05）（見表4）。這一研究發現論證了家庭生育觀對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意愿影響較大的觀點。已有研究普遍強調生育支撐體系，特別是經濟支持力度作為育齡青年群體三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影響因素，生育三孩意味著要承擔更重的養育成本，這是育齡青年群體不得不謹慎考量的經濟成本要素，而擁有較為堅實的生育支撐體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免除育齡青年群體的后顧之憂。本研究發現，家庭生育觀超過生育支撐體系成為影響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三孩意愿的最重要因素，這也說明，對于上海市育齡青年來講，三孩的意義在于調節家庭關系，是否生育三孩也更多地考慮孩子對于家庭的影響以及長輩、子女意愿等家庭因素。

本文進一步探究婚姻關系對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意愿影響程度，發現未婚、未育組的回歸方程成立；已婚已育組的回歸方程不成立。結果顯示，每提升一個單位標準的家庭與生育觀，未婚、未育組的三孩生育意愿提升最多。

三、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調查數據，運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歸分析，探究了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三孩意愿的影響因素，得出如下結論：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三孩意愿普遍偏低，生育二孩且兒女雙全的意愿最為強烈；生育三孩意愿受到性別、年齡、戶籍、學歷、上海購房情況、婚姻狀況、現有孩子數量、是否是獨生子女、家庭月收入、上海購房情況等因素影響，并體現不同層次生育意愿特征；生育支撐體系、家庭與生育觀、個人職業發展、城市人口流動是四大影響因子，其中家庭與生育觀最重要。

從全國范圍來看，三孩政策整體上延緩了人口下降趨勢，將對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的規模產生顯著影響。1 基于這一判斷，有必要提前做好學前教育階段和義務教育階段的資源投入和優化配置，解決全面普及與質量提升之間的矛盾，滿足人民群眾對高質量教育的需求。為進一步提升上海市育齡青年生育意愿，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實現政策導向與生育自主回歸相結合。提升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三孩生育意愿，應充分發揮政府公共政策的導向作用，加強政策的宣傳和福利保障。本研究發現，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三孩的意愿普遍偏低，說明現有的三孩生育政策并未產生積極作用。只有真正理解政策的目的，方能推動政策貫徹落實。所以，提升上海市育齡群體三孩生育意愿，應該加大三孩政策的宣傳力度，同時，需要加強相關福利配套政策，如對三孩家庭的補助、家庭生育假期和津貼，提升育齡青年群體生育的積極性。本研究發現，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二孩的意愿較高，應該鼓勵和支持育齡青年生育二孩，特別是培養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生育自主回歸，將宏觀政策導向與育齡青年群體生育意愿相結合，充分發揮二者的合力作用。

其次，全面提升與有的放矢相結合。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實際生育的可能，那些學歷較高、家庭收入較高、本市戶籍、自由職業者的育齡青年三孩生育意愿相對較強，所以針對這一群體應該予以針對性的分析和支持。調查發現，初育年齡在31—35歲、研究生學歷、本市戶籍、自由職業者、非獨生子女夫妻組合的育齡青年更傾向生育三孩。因此，為了更為有效地推動生育意愿向生育實踐轉化，應該對這一類人群加以篩選、支持和保障，了解這一群體的需求及其所面臨的生育難題，并提供針對性的支持和幫助，免除其后顧之憂。從年齡特征來看，“80后”“90后”是這一群體的主力，隨著初育年齡的增加，其理想子女數量與實際生育子女數量背離程度也隨之加大，初育年齡越大，其差距也會越大。2 隨著文化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其理想子女數與實際生育數的差距在不斷縮小，從現有子女數量來看，已有一孩的家庭更傾向“兒女雙全”，尚未有孩子的家庭從男孩偏好轉變為女孩偏好。當家庭面臨是否要生育三孩時，育齡青年更多考慮的是生育、養育孩子的成本，以及靈活的工作時間模式。

再次，尊重家庭生育觀念，提倡科學生育觀。研究發現，家庭生育觀是最大的影響因子，從家庭與生育觀維度來看，育齡青年人群已由“多子多?！鞭D為“少生優生”，“養兒防老”轉為“個人主義”，“男尊女卑”轉為“兒女雙全”。伴著社會結構轉型、經濟體制轉軌、人口構造轉變的過程，人們的生育觀念已發生變化，但代際不同生育文化、生育價值觀，都會導致生育意愿產生差異，直接體現當下實際生育狀況。研究發現，若要提升未婚、未育育齡青年的三孩生育意愿，需從代際關系入手，傳遞、引導與時俱進的生育觀，營造生育意愿轉化成生育行為的家庭環境。良好的生育觀不僅是個人、家庭、社會的責任，更關系到優化人口結構體系、鞏固現有家庭體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最后，完善支持體系，解決后顧之憂。建立已婚已育群體生育支持體系，為“想生不敢生”的育齡青年解決后顧之憂。上海市育齡青年群體最為關心的支持保障分別為醫療、教育、住房問題，這三項問題也是生活在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最為緊迫的問題，這不僅關涉生育成本問題，更多的是社會層面的機會成本，養育成本高，最直接表現為教育、住房層面的成本。事實上，養孩子要牽扯大量精力、時間，多一個孩子首當其沖的要解決住房的問題。因此，建立已婚已育群體生育支持體系，首要之務是加快構建托育服務體系，營造社會支持體系，最大限度地解決育齡家庭2—6歲的兒童照護問題，減輕家庭養育負擔。1 與此同時，根據家庭未成年子女數，配套公租房時給予政策傾斜，從而構建起公租房保障體系，解決多孩家庭住房困難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在教育上要做好規劃和籌備工作，拓寬義務教育時間，有條件的地區可從托育階段至高中階段試點；條件相對欠缺的地區，可根據家庭子女數量對學前教育進行梯度式補貼。通過以上措施，國家聯合家庭共同參與生育、養育、教育的全過程，為優化生育、全面小康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人口保障。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ree-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Its Impact

on Education Among Shanghai Youth of Childbearing Age

CHEN Wei，GAO Yang

（Ruijin Hospital，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200025）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n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three children of young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 in Shanghai，the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willingness by using chi-square test and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willingness of Shanghais youth of childbearing age to have three children is generally low；and it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gender，age，household registration，educational background， marital status，number of existing children，whether an only child，monthly family income，housing situation，etc.，those factors characterize fertility inten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family and fertility views，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and urban population mobility are the four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Shanghais youth of childbearing age，with family and fertility views be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Lower willingness of three-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nvestment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Shanghais youth of childbearing age，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policy orientation and fertility autonomy，the combination of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and targeting，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views of fertility，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youth of childbearing age，three-child birth intention，influencing factors，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