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視角下產業集聚的經濟效應分析

[摘要]將環境規制因素引入FC模型，分析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的作用機制。產業集聚水平隨環境規制強度的變化取決于成本效應和需求效應，結合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情況，呈現“U”形特征。為更好發揮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的正外部性作用，提出以下建議：加強環境規制；加強公眾的監督和參與；實施空間區域差異化環境規制；創新環境規制與產業集聚發展的互動模式。

[關鍵詞]環境規制；產業集聚；正外部性

1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經濟總量上取得巨大成就。201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制造業總量位居世界第一，已經形成大量的產業集聚。但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隨之而來，水土流失、沙塵暴，越演越烈的霧霾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面對一系列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我國各級政府相繼出臺一系列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環境規制水平逐步增強，以期在生態環境達到其能承載的“閾值”之前，環境污染問題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產業集聚與環境污染關系的實質，是產業集聚發展的環境外部性問題（原毅軍，2015）。[1]學者們對此有兩方面的觀點，一方面，環境規制的負外部性，這是比較傳統的觀點，環境規制會增加成本，降低生產率，影響產業競爭力，Gary WYohe（1979）、Martin CMcguire（1982）等不僅在理論上且在實證方面驗證了上述觀點。產業競爭力的衰退表現為制造業生產能力減少，尤其是“污染密集型”產業，且逐步轉向其他落后地區，即“污染避難所假說”。Cole（2010）[2]以日本為例檢驗了“污染避難所”假說，發現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時這種效應尤為明顯。另一方面，相鄰地區產業集聚在吸引投資時的競爭、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又將產生“底線賽跑效應”（raceto the bottom），進一步加劇環境污染，甚至導致某些國家的環境標準因此近于崩潰。

另外，環境規制的正外部性，即“波特假說”，Porter認為環境規制不僅有利于企業的競爭力，而且能夠給企業和國家經濟帶來正向刺激，較高的環境規制強度能夠促進技術創新，促進產業集聚。Copel & Taylor（2003）認為污染治理是存在規模經濟的，行業污染治理的函數呈規模報酬遞增的趨勢。[3]馮薇（2008）基于循環經濟理論，認為產業集聚區內與某一產業領域相關聯的企業通過相互合作，能夠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形成集聚區內資源良性循環利用。這樣將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使環境質量得到顯著改善。[4]

綜上所述，關于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學者們基于不同視角和方法得到的相關觀點和結論不盡相同。環境規制到底是促進了還是抑制了產業集聚的發展？本文將在現有文獻基礎上，依據環境污染的外部性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在環境規制的背景下分析產業集聚的機制效應。

2環境規制與產業集聚的作用機制

借鑒Martin & Rogers（1995）建立的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FC模型主要用于分析資本要素流動的問題。本文引入環境規制因素（實質是環境污染治理政策、環境稅等）來說明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的作用機理，得到如下結論：①以甲、乙兩個地區為例，環境規制強度高的地區，產業生產效率較高。②同等環境規制強度下，若甲地區的資本利潤高于乙地區，那么資本將流向甲地區，產業集聚水平上升。

Zeng（2014）提出產業分布函數，甲、乙兩地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

其中，π表示產業集聚水平；1/2為兩地區的對稱性，因為兩地區其他條件完全相同、完全對稱；πc是成本效應，πd指需求效應。

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程度的影響主要來自需求效應和成本效應。[5]成本效應即由于環境規制而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進而降低產業集聚水平；若甲地區的環境規制水平較強，那么，甲地區的企業就有將廠址選擇在環境規制強度較低的乙地區的激勵，以便降低生產成本。所以環境規制強度越大，成本效應越大。

需求效應即環境敏感產業由于環境改善而導致生產效率提高，促進產業集聚。需求效應表明企業的選址傾向于需求高的市場。環境污染較嚴重的地區，產業生產率將受到影響，工人的工資收入水平降低，影響當地的需求，即污染需求效應。甲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較高，這樣甲地區的企業必須雇用部分勞動力進行污染治理工作，這使得甲地區的工資水平和生產率都相對較高，市場需求大。這樣，即使甲地區環境規制強度高，但是市場需求大，企業仍然愿意選址在甲地區，貿易成本將隨市場購買力的提高而降低，需求效應增強。

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成本效應大于需求效應時，產業集聚水平隨環境規制強度提高而下降；反之，當環境規制強度提高，成本效應小于需求效應時，這時將不會出現“污染避難所”效應，產業集聚度水平隨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而上升。綜上所述，環境規制強度與產業集聚水平之間呈“U”形關系。

3政策建議

31發揮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的正外部性作用，進一步提高環境規制強度

根據環境規制與產業集聚之間的“U”形關系，當環境規制強度較高，超越“U”形曲線拐點位置時，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的需求效應更加明顯，為正向效應。因此，進一步提高環境規制強度，將有利于發揮環境規制對產業集聚的正外部性作用，提高產業競爭力。

提高環境規制強度，將環境保護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環境。國家與地方各級政府應抓緊制（修）定大氣、土壤、水污染防治、排污許可、環境監測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嚴格環境執法程序，加大環境執法力度，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

32加強公眾對環境規制的監督和參與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為了切實有效地落實政府、企業和個人等各方面的責任，避免出現職責不清、責任不明和地方保護問題，應該注重公眾對環境規制的參與，充分發揮監督作用。

對于群眾反映的環境問題應及時限期督辦解決；環境執法過程中的法律依據、執法程序、執法結果等一律向社會公布，保障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各級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并且在重大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重視公眾的參與。對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政策和立法建議、重大建設項目與規劃，要充分聽取公眾和社會意見。

33實施空間區域差別化環境規制

中國國土面積遼闊，空間面積大，區域資源分布不均衡導致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環境承載條件差異巨大。人類活動、自然資源條件和經濟分布情況大體一致，“胡煥庸線”兩側的人口密度直接揭示了中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決定了環境規制的不同。由環境規制與產業集聚的“U”形關系可知，東部地區應該實行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更有利于產業集聚的發展，而西部地區則應該適當放松，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環境規制的措施、工具以及強度應該與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不斷強化區域間環境規制統籌，實施空間區域差別化環境規制，建立公平、合理、協調的環境規制體系。

34創新環境規制與產業集聚有機結合的互動模式

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可持續發展和綠色環保理念，不斷創新和完善環境規制，促進產業集聚，優化區域經濟發展。通過環境污染治理，提高碳排放規制，改變產業生產方式，促進產業組織方式不斷向空間集聚，扶持低碳經濟產業集聚，建立循環經濟，最終實現零排放。建議給予低碳產業集聚區內部的企業一定的財政補貼，支持其在廢棄物綜合利用、利用新能源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發展低碳產業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根本，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推動下，環境稅成為環境規制的最主要工具之一，環境稅制度應結合現有稅制，可設置能源增值稅，為特殊能源設置不同稅率；根據企業的污染排放程度設置階梯稅率或累進稅；為低碳產業、節能減排行業設置優惠稅率；對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等設置優惠稅率等。這樣，設計獎懲結合的稅收體制，不僅完善了環境稅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對于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起到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原毅軍，謝榮輝產業集聚、技術創新與環境污染的內在聯系[J].科學學研究，2015（9）：1340-1347

[2]Cole M A，Elliott R J R，Okubo TTrad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dustrial Mobility：An Industry-level Study of Japan[J].Discussion Paper，2010，69（10）：1995-2002

[3]Copeland B R，Taylor M STrade，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C].Wisconsin Madison-Social Systems，2003

[4]馮薇產業集聚與循環經濟互動關系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4）：166-172

[5]趙少欽，張海軍，張瀟瀟環境規制影響中國產業集聚的效應分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115-119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4D022）。

[作者簡介]張賀（1986—），女，黑龍江哈爾濱人，哈爾濱商業大學，講師，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