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欠發達地區法治文化論析

摘 要 法治文化是一種將法治和社會文化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文化，它表明了社會文化發展進步到了特定的歷史階段。是對法治制度、精神、規則和方式狀態的集中體現。目前而言，我國內陸部分地區的經濟還欠發達，但是大部分地方都比較重視法治文化的建設，相應地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總的來說，距把我國建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國家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建設工作仍受到經濟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尤其是對于廣大基層。所以必須加快推進基層法治文化建設工作，即完善基層自治制度為核心的直接參與式基層民主政治，實現基層群眾多渠道參與民主和法律實踐，以嚴格、標準的民主程序展開基層表決、管理和監督事務，著力培養大眾化、普及型法治文化。

關鍵詞 經濟欠發達 內陸地區 法治文化

作者簡介：唐凱，中共江永縣委黨校，助理講師，研究方向：法治文化建設與基層治理。

中圖分類號：D60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2.061

一、典型的經濟欠發達內陸地區——江永縣法治文化發展的現狀

（一）該類地區當前法治文化發展良好

1.對法治的認識逐步深入和成熟

從近期的調查來看，經濟欠發達的內陸地區的群眾無論是對法治的學習熱情、渠道較以前都有很大的改善，這種改變也大大提高了他們對法治的認知水平和認知成熟度。首先是培養了群眾的較為強烈愛國情懷，加深了對祖國的感情。其次是提高了對毛澤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認可程度，在準確把握、深刻理解的前提高度地贊揚這些成果。最后，引導了群眾更加客觀、理性、全面地評價政府的執政情況和水平，既承認政府部門做得好的地方，也能及時準確地指出其不足之處。

2.對待法治文化的態度日漸積極主動

隨著法治文化的發展與進步，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的群眾逐步形成了較為積極的政治態度，并有進一步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趨勢，在這個過程中，不少群眾慢慢掌握了如何展開民主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等基層民主建設環節等基本內容，即使在農村區域，普通百姓也能將公開、公平、公正等參政話語應用在日常對話中。

3.法治參與得更加和諧、有序

總的來說，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層次推進，無論是從廣度，還是參與深度，少數民族對政治建設的參與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就范圍而言，少數民族不但以主人翁的身份參與處理民族內部的問題，也在國家層面的政治事務處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參與個體而言，不但有以干部、企業家、知識分子身份等傳統的參與政治事務的個體，也有不少以群眾身份參與的個體，參與度更加廣泛。

（二）該類地區法治文化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法治心態不堅定

此類地區的封建制度殘存的政治文化仍一定程度存在，甚至采用不良、違法的方式進行政治建設。比如“破財保平安”的思想大有所在，據調查，超過75%的受調查者仍會選擇行賄的方式解決那些看起來不能解決的問題。當自身利益受到嚴重侵害時，部分人甚至會走向暴力處理的極端，產生政治躁動情緒。

2.重權輕法觀念仍然存在

據我們調查，將近40%的群眾持有權比法大的等錯誤觀念。走訪中發現民族地區群眾對法律的定義較模糊，80%以上的說不清政策和法的關系，很多人把政策和法律混為一談[1]。調研結果顯示，由于自身環境影響，村民無法對村民自治制度建設進行更深層次的認知和關注（如制度設計方面）而大多只停留在實施層次。甚至還出現了不信任制度設計的思想，如“自己怎么能管自己，怎么管好自己”“管理只與村干部有關”等。

3.參政議政熱情不高

據調查顯示，在江永縣，不少群眾甚至是黨員認為普通百姓不能、不會也不應該涉足政治，自己只要無條件地接受好上級政府的管理就好，即使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忍忍就算了，其他的就是政府人員的事了，以上述思想就是典型特點的依附型政治文化，這種文化直接影響了基層黨員群眾參政議政熱情，對政治認識仍不夠深刻，不知不覺地將自己置身于政治建設之外，不了解也不關心社會的發展情況，甚至都不愿意花點精力了解自身的權利義務，對村民自治也都缺乏最基本的關注和認知[2]。

二、制約該類地區法治文化發展的因素

（一）地理環境閉塞

江永縣地處邊遠山區，遠離中心城市。在交通方面，江永的道路交通設施相對滯后，該縣境內僅有1條省道S239線，目前全縣還有5個自然村僅通砂石路。就江永縣少數民族而言，大部分少數民族區域存在都地理位置偏遠、地貌特殊、地質脆弱，這些都嚴重阻礙了人與人、區域與區域之間的溝通，導致這些區域群眾的社會關系單一，缺乏與廣大主流地區的政治文化聯系，長年累月閉塞，這些地區的政治文化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江永縣是湖南的省級貧困縣，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還比較低。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由于普通群眾主要精力仍放在脫貧致富上，基本無暇顧及政治信息、參與政治活動雖然情有可原，但這確實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政治文化的發展與推廣。據江永縣農辦、經管局2013年12月底統計的資料顯示，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2625元的達到72個村，占總數的34.28%;貧困人口達6.9萬人，占全縣總人口數的27.6%，高出全省貧困人口比例22個百分點。

（三）宗教文化盛行

江永縣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很大一部分人信奉佛教和道教，根據教義進行宗教生活，從而形成特有的節慶、婚喪等民風民俗。對宗教虔誠地信仰，相應地就會影響少數民族群眾對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信仰。因信仰宗教而認可文化，當傳統以唯心主義論為理論基礎的宗教文化在少數民族區域得到廣泛認可后，再進行以唯物主義論為理論基礎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宣傳和推廣將十分困難，甚至導致抵觸情況的發生。

（四）文化教育滯后

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教育落后是一個普遍現象，江永縣也不例外，全縣范圍內，適齡兒童中有18.4%的都會由于各種原因而失學，而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和大專以上文化的人數分別只占總人數2.7%和0.32%，30歲以上人群中有65%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少數民族地區的村級黨員隊伍中初高中學歷以上的黨員51人，占28.02%，小學文化的黨員80人，占43.95%，文盲黨員51人，占28.02%。

（五）外部勢力干擾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世界對意識形態的分歧還很大，信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明里暗里的對抗廣泛存在，不少敵對勢力仍故意歪曲、抹黑我國政治意識形態，將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污蔑是“集權主義”，變本加厲地敵視社會主義國家和馬克思主義。據2017年的監測顯示，主要西方國家在我國周邊設置有數百個轉播臺，利用普通話和多種少數民族方言對我國進行全天候的視頻節目轉播;此外，還通過在我國上空編制密集的衛星網，50多個電臺、300多個頻率、400多個頻道不間斷發射從他國本土發射的信號，企圖對我國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誤導宣傳，強迫性輸出本國價值觀。

三、如何在該類地區進行更高水平的法治文化建設

（一）圍繞“一個中心”打牢法治基礎

積極培育基層群眾尤其是農民法治文化素質。一是幫助群眾轉變觀念。首先，應著力明確法律是規范社會行為最高準則的地位，從而徹底消除“為官者大”“以言代法”等錯誤的思想和觀念。然后，對于在很多農村存在的信權、信訪、信教但不信法的現象要下大決心糾正，以法律為基本根據指導、預測和評價日常行為，引導廣大群眾信任法律、遵守法律，消除群眾對權力至上的錯誤認識，從根本上確立法律的至上地位。在普法過程中，我們也需要吸取經驗，摒棄照張宣讀、全盤說教的做法，而是要通過靈活多樣、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盡可能幫助群眾內化于心、外化于所為[3]。二是重視普法薄弱的農村地區的司法公正性。農村的法治文化建設應當著眼于打擊犯罪和職務犯罪兩個重點上。首先是打擊犯罪方面，重點打擊侵害農民權益和農業生產犯罪，尤其是針對欺霸鄉鄰、涉黑犯罪等，保證農村社會的高度穩定;其次是職務犯罪。對于存在職務犯罪行為的基層干部要堅決徹底地處理，特別是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破壞農村生態等職務犯罪及選舉中的買賣選票、賄賂行為。要加強引導教育和村委會等基層組織規范運行的制度建設，在“不能腐、不敢腐”上下功夫。三是加快完善農村地區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本就旨在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在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的設計時更應突出農村群眾弱勢群體特殊性的重視和關心，體出與其他法律援助的不同之處，在專項基金的建立與管理機構設置、資金使用安排、程序規范、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展開探索，鼓勵引導專業的高校畢業生前往農村展開援助工作，今年實現人盡其才，提高援助水平[4]。最后要組織力量積極拓展援助對象范圍、彌補援助人員不足，促進農村法律援助的全面發展。

（二）“兩條途徑”推進法治參與更加和諧有序

首先是推進基層治理的完善工作，加深群眾參與政治的程度。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推進民主政治建設自主要的抓手就是基層直接民主，這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靈魂和核心。根據直接參與政治的渠道和方式，嚴格按照程序引導組織群眾參與選舉、表決、管理、監督等民主政治環節，培養大眾化、普及型法治文化。其次是借助合法的民意調查機構，拓寬群眾參與法治的廣度。目前來看，單個公民的對整個國家而言是非常弱小的，這也造成了基層的群眾似乎沒有真正參與政治生活。要實現公民的強大力量，就要允許公民建立獨立的社會團體，以保障公民權利的實施[5]。因此，根據需要設置合法的民意調查機構是幫助少數民族群眾參與政治生活動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從“三個層面”提高廣大群眾的法治素養

第一，發展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主流的特色法治文化。通過切實加強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主流的特色法治文化建設， 如重建組織、創新機制方法、豐富完善內容等，尤其在教育內容上要加強對政治方面知識信息的體現，加強宣傳教育，讓大家更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體系、制度道路;第二，培養群眾的主人翁意思，形成以群眾為主體的大眾參與型特色政治文化。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在充分尊重其特殊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態的前提下，把特色政治文化與地區文化結合起來，通過社會化的方式進行政治意識教育和參政議政意識的培養[6];第三，以群眾的需求為牽引，培育公民法治觀念。只有與群眾切身利益問題為抓手，解決好群眾最關心、反映最強烈的事務，在為群眾創造有利于其維權的條件的同時密切與其聯系，促進群眾參與政治事務。

（四）通過“四個認同”培育積極健康的心態

一是強化對祖國的認同，培養愛國之情。正確、積極的愛國教育不僅是少數民族群眾了解祖國悠久歷史、燦爛文化的重要途徑，還是學習黨和人民在締造、建設祖國和改革開放征程偉大功績和優良傳統的途徑，通過教育能夠強化群眾對祖國的認同感，引導群眾自覺地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也包括祖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二是強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促進民族團結。宏觀上，需要不斷推進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工作，在制度上保障少數民族的權益，為促進民族團結打下法律基礎。微觀上，必須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力度，宣傳民族團結，表彰促進團結的集體和個人，在當前尤其需要加大對貧困少數民族區域的扶貧力度，幫助他們脫貧奔小康，真正實現各民族共奮斗、同小康。三是強化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培育民族精神之魂。馬列主義指出，一個民族的意識、情感、心理、價值觀都是以民族文化為載體影響著整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正是當代中國先進文化的最典型代表，呈現出科學性、時代性、開放性、群眾性和創新性的鮮明特點。必須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為我國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精神家園，并加以發展壯大。四是強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堅定復興之路。一個民族，道路就決定了未來的方向，也決定民族的命運。中華民族要實現復興、中國人民要過上美好生活，就必須選擇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無數中華兒女在建設和改革中歷盡千辛萬苦探索而來的正確道路。只有在少數民族地區不移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地區經濟發展、人民幸福，各方面建設更上一層樓。

（五）建立“五項機制”， 形成持久自覺性

一是建立健全民意訴求機制。對于民意訴求，必須完成好拓寬渠道、暢通渠道，并且要加快實現反映渠道的信息化建設。二是建立全面認同的機制。首先是民族國家認同，為民族間的認同打下基礎;其次是民族關系認同，確保民族平等;最后是民族自身認同，提升民族自身素質，增強爭力。三是建立社會預警機制。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可能出現的危機，要提前謀劃，制定完善的應急反應預案，并聯通至中央的預警體系。提高少數民族區域緊急危機的應對水平和處置能力。四是建立避免和化解民族沖突機制。重視民族利益分配方面的立法，從法律上上防范民族間發生沖突;發生沖突或者糾紛后，要引導少數民族群眾正確合法地解決，避免人民內部問題的擴大化。五是建立信息合理公開機制?；诩皶r準確、公開透明的原則，完善具有少數民族地區自身特色的信息公開機制，讓普通百姓能夠即使全面地掌握上至各級政府機構，下至村級單位的有關信息，全面掌握關乎自身利益的政策信息，充分調動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群眾能夠自覺參與到民族地區的社會治理當中來。

參考文獻：

[1] 江永縣統計局：2019年江永統計年鑒（第1版）[M].南海出版公司，2020：28-31.

[2] 彭澎.農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內涵與發展目標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16（12）：28-37.

[3] 羅豪才，湛中樂.行政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5-36.

[4] 孟鴻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M].科學出版社，2009： 42-46.

[5] 張步洪.中國行政法學前沿問題報告[M].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69-73.

[6] 李貴顯，陳福信，張德信.公共行政概論[M].北京新魏出版社，2002：4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