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際視角下文學翻譯譯者主體性研究

裴智慧

內容摘要：文學翻譯在跨文化交際中尤為重要，它是一項創造性活動。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時，需要發揮譯者主體性才能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本文基于跨文化交際視角，以葛浩文《紅高粱家族》英譯本為例，分析文學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體現。文學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發揮主要表現在語言、文化與讀者層面。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 文學翻譯 譯者主體性 葛浩文

自2012年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莫言的作品?！都t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已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全世界發行。著名漢學家葛浩文是英譯的最具代表性的譯者。作為跨語言、跨文化交際的橋梁，翻譯備受關注。其中，譯者是翻譯活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翻譯研究悄悄經歷了“語言—文化—人”的轉變（許鈞，2009）。果戈理曾說，“理想的譯者應成為一塊玻璃，透明得讓讀者感覺不到它的存在”;還有學者把譯者比作“戴著鐐銬的舞者”、甚至是“仆人”。這些說法均削弱了譯者的主體性。文學翻譯之所以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根本原因在于翻譯過程中譯者會發揮其主體性意識（謝世堅，2004）。近年來，譯者主體性研究深受學界的關注。本文基于跨文化交際視角，探究葛浩文《紅高粱家族》英譯本中譯者主體性意識的體現。

一.跨文化交際與翻譯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民族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催生了跨文化交際研究。人們普遍認為，所謂跨文化交際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過語言、文字等方式進行的思想信息交流（張全，2010）。一般指具有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民族成員間進行的交往活動。簡言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事的交際過程就是跨文化交際?？缥幕浑H與翻譯有著密切的關系。翻譯活動一直被看作語言轉換和文化轉換的跨文化交際行為（于瑞華，2014）。仲偉合（1999）認為譯者將源語文化中承載著特定意義的語言符號轉換成譯入語文化中的語言符號，這本身就是一種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際行為。其實，跨文化交際的關鍵在于“跨”字;若只是胡亂地查查字典，尋求字與字的對應，不認真思考，根本就“跨”不出去，也就談不上交際（孫藝風，2012）?？梢?，跨文化交際視角下，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也是文化交際。

語言交際在不同文化中都是以自身默契來編碼和解碼的，而東西方跨文化交際是要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去理解東西方社會的不同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以建立跨文化的東西方共識，以促進東西方文化間的溝通，追求新文化，新價值標準為中介并使交際雙方彼此都能接受，以避免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最終促成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張全，2010）。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流、思想與思想之間的碰撞都離不開語言。翻譯涉及兩種語言，是將一種語言以等值的形式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人類社會實踐活動。諾德（Nord，1991）把翻譯看做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她直接用“跨文化交際”來代替“翻譯”這一術語?？梢?，翻譯是跨語言、跨文化的，因而翻譯具有交際性。

二.文學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

翻譯是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對話、交流與協商的過程。譯者起著文化協調人的作用。正如國外學者斯坦納（Steiner，2001）指出：“譯者是在兩種不同語言體內單語交流者們中間的使用雙語起中介作用的媒介”。楊武能是國內譯界較早注意到譯者定位問題（許鈞，2003）和最早對文學翻譯主體做出界定的學者（陳大亮，2005）。文學翻譯區別于一般翻譯，具有獨特性。西方文學翻譯理論家始祖西塞羅認為文學翻譯是一種創造，應該創造出與原著相媲美的翻譯（張春輝，2015）。許淵沖（2003）認為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是成為翻譯文學，要使翻譯作品本身成為文學作品。因此，文學翻譯要譯入語讀者獲得與源語讀者相同的審美體驗。

要談譯者主體性，就必須談翻譯的主體。翻譯是“原文—譯者—譯文”的過程;譯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又是譯文的發出者，是翻譯活動的中心（伍翠，劉小蓉，2020）。許鈞（2003）在研究翻譯主體時提到“作者、譯者、讀者形成了一個各種因素起著相互作用的活躍的活動場，而譯者處于這個活動場最中心的位置”。袁莉（2003）認為譯者是翻譯闡釋循環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體性要素?？梢?，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譯者主體性呢？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但這不代表譯者的能動性不受客觀因素的制約，譯者能動性的發揮受到客體以及客觀環境與條件的制約（查明建，田雨，2003）。這些制約因素主要指中西方兩種語言自身的獨特性、原作的語言文化特征、譯者的翻譯觀和譯者自身的局限性等。換句話說，譯者在翻譯時應發揮主體性，但也要把握好發揮能動性的“度”。

三.葛浩文《紅高粱家族》英譯本中譯者主體性分析

《紅高粱家族》是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說。該小說從山東高密民間生活本土出發，以抗日戰爭為背景，講述余占鰲的抗日游擊隊及“我”奶奶和爺爺之間的故事。原文經葛浩文翻譯成英譯本之后，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2012年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迎來了“莫言熱”。莫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葛浩文的譯者主體性發揮。

基于跨文化交際視角，譯者是最早接觸原文的讀者，也是最具能動性的讀者。譯者對原文的解讀至關重要。解讀就是譯者對原文的理解與原文作者對原文的闡釋的和諧統一。因此，文學翻譯是譯者以作者的身份說話，不斷地發揮主體性的過程。譯者的主體性的發揮程度決定譯者采取何種翻譯策略。

眾所周知，兩種文化的價值觀以及語言表現形式存在差異。那些差異顯著之處為譯者的翻譯造成困擾。因受到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民族文化以及個人閱歷修養的影響，譯者的閱讀和闡釋會或多或少的偏離原文。此外，目標語讀者的期待與審美取向也會影響原文的翻譯，即讀者期待。因此，本文嘗試從語言、文化與讀者層面展開對文學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探討。

1.語言層面

例1：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體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綠色緞褲，腳脖子上扎著深紅色的綢帶子（莫言，2012：43）。

That year Grandma was five feet four inches tall and weighed about 130 pounds… （Goldblatt，1993：39）.

此處，葛浩文將描述“奶奶”身高、體重的計量單位“米”和“公斤”改寫成更能為西方人所接收的inch和pound。此處葛浩文發揮譯者主體性，改寫能讓西方讀者理解具體意思，有效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

例2：余占鰲出身貧寒，父親早喪，他與母親耕種三畝薄田度日（莫言，2012：111）。

…So he and his mother had eked out a living by tending three mu—less than half an acre—or miserable land （Goldblatt，1993：103）.

葛浩文使用增譯的方法對“畝”這個中國特有的面積量詞進行解釋（一畝相當于0.066公頃），便于目標讀者的理解。由于中西方所處生活環境不同，生活及思維習慣存在差異?！爱€”是中國獨有的，如果直譯，譯語讀者很難理解。此處葛浩文發揮譯者主體性，使用增譯的方法有效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

2.文化層面

例3：奶奶在嗩吶聲中停住哭，像聆聽天籟一般，聽著這似乎從天國傳來的音樂（莫言，2012：51）。

Grandma’s stopped crying at the sound of the woodwind，as though commanded from the high （Goldblatt，1993：45）.

這是當“奶奶”在前往嫁給麻風病人的路上的一段場景。當時，“奶奶”悲痛不已，因此這里的“天國傳來的音樂”應該是悲傷、凄慘的。而在西方思維中“天國”（haven）是個美好的地方，因此如果譯成haven讀者很難理解。葛浩文將“從天國傳來的音樂”翻譯成from the high更符合原文的意思，也避免了讀者的誤解。從跨文化交際的視角看，此處譯者考慮到譯語讀者的文化心理。

例4：你簡直是魯班門前搶大斧，關爺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面前背《三字經》，李時珍耳邊念《藥性賦》，給我拿下啦?。?，2012：110）

You schemed to manipulate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deceive me，like someone wielding an ax at the door of master carpenter Lu Ban，or waving his sword at the door of the swordsman Lord Guan，or reciting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t the door of the wise Confucius，or whispering the Phapsody on the Nature of Medicine in the ear of the physician Li Shizhen （Goldblatt，1993：112）.

對于“魯班”“關爺”“孔夫子”“李時珍”等富含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若譯者僅譯名字，而不加注釋的話，外國讀者對這些人物一無所知，會阻礙讀者的理解。葛浩文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選擇直譯加注釋的方法進行解釋和說明，在每個人名前添加最簡潔的文字介紹其身份。這樣可幫助西方讀者更深入地理解原文，有效達到跨文化交際的目的。

例5：爺爺和奶奶鴛鴦鳳凰，相親相愛（莫言，2012：139）。

Granddad and Grandma shared their love like mandarin ducks or Chinese phoenixes （Goldblatt，1993：156）.

“鴛鴦”在中國往往被視為愛情的象征，“鳳凰”則常用來象征祥瑞，亦有“愛情”、“夫妻”之意?！傍x鴦鳳凰”是對男女情愛的委婉表達。面對此類極具中國古典韻味的避諱語，葛浩文在不影響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同樣理解的情況下，恰當發揮了其譯者主體性。譯者為使譯入語讀者感受到中國文化美妙的異域色彩，采用了等額翻譯的手段，有效地傳播了中國特色表達。

3.讀者層面

例6：我曾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領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莫言，2012：1）。

I had learned to love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with all my heart，and to hate it with unbridled fury.I didn’t realize until I’d grown up that Northeast Township is easily the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repulsive，most unusual and most common，most scared and most corrupt，most heroic and most bastardly，hardest—drinking and hardest—loving place in the world（Goldblatt，1993：4）.

對于生活在山東高密鄉的莫言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是他認識世界的必經之路。因此，他的文學作品中，多次提到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西方社會的讀者來說，他們不是很熟悉和認同這樣的概念。葛浩文采取省譯的翻譯方法，省去與譯入語主流價值觀相左的概念，這充分發揮了譯者主體性。

例7：盛殮二奶奶時，所有的人嘴上都捂著用高粱酒浸濕了的羊肚子手巾（莫言，2012：359）。

When her body was put in its coffin，all the mourners held goatskin chamois soaked in sorghum wine over their noses.Some people say that when she was placed in the coffin she was still cursing and kicking the lid （Goldblatt，1993：356）.

這是小說最后二奶奶“奇死”的片段，葛浩文在其英譯本中增添了一句二奶奶死后“詛咒”、“踢”棺材蓋子的情節。葛浩文發揮譯者主體性，采用增譯的方法，突出了“奇死”，死后復活足以渲染死之奇。從跨文化交際視角來看，目標讀者更喜歡這樣的驚悚、刺激的畫面，這使譯語讀者達到與源語讀者相同的審美體驗。

基于跨文化交際視角研究譯者主體性是翻譯研究中的新課題，受到了許多學者的重視。譯者是文學翻譯中活躍的主體。在跨文化交際視角下，本文分析葛浩文《紅高粱家族》英譯本中的譯者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的體現。由于中西方語言和文化的差異，為達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際目的，葛浩文采取增譯、省譯、加注、改寫等翻譯方法。葛浩文《紅高粱家族》英譯本有效地傳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語言與文化。葛浩文在基于忠實原文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不僅考慮到譯入語的語言與文化，還考慮到讀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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