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數”謀“盈”：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研究

張詠梅 王曉艷 趙金凱

［摘要］以2007—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基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治理效應”“信息效應”和“融資效應”，實證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可顯著提高盈余持續性，其作用機制在于抑制真實盈余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緩解融資約束。從異質性視角來看，“底層技術運用”和“技術實踐應用”均可顯著提高盈余持續性；在非國有企業、成長性低的企業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更加顯著。企業應該堅定實施數字化轉型的信心，增強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動力，以謀求持續穩定的收益。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盈余持續性；真實盈余管理；信息透明度；融資約束

［中圖分類號］F230；F27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44833（2024）01007510

一、引言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數字經濟發展得到高度重視?！丁笆奈濉币巹澓?035遠景目標綱要》從頂層設計上對數字經濟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黨的二十大報告、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均強調企業要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在政策指引以及云計算、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技術的雙重作用下，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企業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據中國信通院統計，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其中產業數字化占比為81.7%。然而，中國企業仍然面臨數字化轉型績效不佳的現實難題，《2022年埃森哲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研究》顯示，目前中國僅有17%的企業成為數字化轉型領域的領軍企業，并可以從數字化投資中獲得穩定回報，對于大部分企業而言，尚未能持續穩定地獲得數字化轉型紅利，陷入是否進一步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兩難困境。黨中央多次在會議中強調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對于企業而言，順應時代潮流積極進行數字化轉型如何給企業帶來持續穩定的收益是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

現有文獻圍繞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涵與經濟后果展開了豐富的研究。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涵方面，Vial采用語義分析方法從現有定義中進一步概括出數字化轉型內涵，認為數字化轉型是通過信息、計算、通信和連接的組合來改進實體的過程［1］。吳非等將數字化轉型進行層次劃分，分為“底層技術運用”與“技術實踐應用”［2］。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經濟后果方面，現有文獻多以會計信息可比性［3］、企業費用粘性［4］、審計質量［5］等角度為切入點，發現數字化轉型在降低真實盈余管理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緩解融資約束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也有學者認為數字化轉型是一把“雙刃劍”，給企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具有周期長、風險高、資金投入量大的特點，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可能會擠占現有生產資源，損害企業經營績效［6］；另一方面，企業自身資源稟賦不同，并且所處行業、地區也會有所差異，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大量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的投入［7］，能否獲取相應資源是支撐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關鍵。

在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數字化只是手段，而轉型才是目的。企業借助數字化轉型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穩定發展、獲得持續穩定收益是企業重點關注的問題。持續穩定的收益代表企業盈余質量較高、財務狀況較穩定。作為盈余質量的一個重要屬性，盈余持續性反映了企業當期盈余在未來持續或實現增長的可能性［8］。此外，投資者借助盈余持續性可以預測企業未來發展狀況，持續穩定的收益有助于提高投資者決策效率［9］。因此，基于“決策有用觀”，盈余持續性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話題?，F有關于盈余持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可分為內部影響因素與外部影響因素兩大類。在內部影響因素方面，企業內部控制［10］、董事會結構［11］、資源配置戰略［9］等均會對盈余持續性產生影響；在外部影響因素方面，供應商/客戶集中度［12］、環境規制壓力［13］、薪酬管制政策［8］等也會對盈余持續性產生影響。然而，鮮有文獻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

現有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具有“治理效應”“信息效應”和“融資效應”。首先，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組織結構趨向扁平化，大大削弱了管理層的自由裁量權，降低了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和能力［14］；其次，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企業搜集信息與共享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15］，改善了信息質量，提高了信息透明度；最后，數字技術的應用提高了企業的資金獲取能力，并降低了資金獲取成本［16］，緩解了融資約束。那么，企業借助數字化轉型能否提高盈余持續性？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盈余持續性的作用機制是什么？數字化轉型的不同層面是否均會對盈余持續性產生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是否會因為企業的微觀特質而產生差異？本文將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

本文以2007—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第一，提供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盈余持續性的經驗證據，豐富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經濟后果與盈余持續性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第二，基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治理效應”“信息效應”和“融資效應”，厘清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盈余持續性的作用機制，打開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盈余持續性的機制“黑箱”；第三，基于數字化轉型的兩個層次以及企業微觀特質進行異質性分析，有助于相對全面地理解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差異性影響，為企業制定差異化數字化轉型策略提供了經驗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云計算、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技術快速發展，借助新型數字技術積極進行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企業重塑核心競爭力的必經之路。核心競爭力的塑造有助于企業增強競爭優勢，提高盈余質量，實現高質量發展。盈余持續性作為決定盈余質量的關鍵指標［17］，自然也會受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根據資源基礎理論，企業成功的關鍵是擁有其他企業難以復制的關鍵資源［17］，強調從“資源”和“能力”兩個方面幫助企業獲得差異化競爭優勢。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具有高風險與長期性特征，需要資源基礎作為保障［18］。而數字化變革后的企業在生產流程、經營管理、商業模式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會向市場傳遞企業良好發展的信號，向外部傳遞其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信息，有助于企業獲得資源支持。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企業對資源的整合與應用能力。借助數字化技術，企業可以利用有限的財務資源贏得較高的資金使用效率［19］，改善企業生產運營狀況。此外，借助數字技術，企業可以深入挖掘現有數據，并進行結構化、標準化處理，將數據轉變為有效信息［19］。數據利用程度的提高可以豐富信息總量、提高信息披露質量，有助于管理者做出正確決策，穩定企業經營發展。因此，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獲得資源支持，還可以提高資源利用能力，有助于提高企業盈余持續性。

根據動態能力理論，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可以順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提高企業風險應對能力［20］。Vial將動態能力理論應用于數字化轉型領域，為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新的視角［1］。近年來，互聯網飛速發展，新型數字技術不斷更新與應用，無論是企業內部環境還是外部環境均在經歷數字化變革。企業是否具有較強的動態能力以適應環境變化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21］，而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正是其動態能力的一種體現，利用數字技術變更商業模式、改造技術流程、升級經營管理，在適應外部環境的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競爭力，助力企業長期穩定發展。因此，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企業競爭能力，有助于提高企業盈余持續性?；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1。

H1：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盈余持續性。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信息屏障”，容易誘發管理者機會主義行為，通過盈余操縱降低資本市場的有效性，進而對企業盈余質量產生不利影響［22］。近年來財務舞弊事件頻發，監管部門持續加大監管力度，并且中國會計制度也在不斷完善。由于借助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對企業財務進行操控的應計盈余管理已難以隱藏，越來越多的企業轉向更具隱蔽性的真實盈余管理。Jeong和Choi研究發現，真實盈余管理主要通過對現金流的負向影響來降低盈余持續性［23］。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緩解“金字塔”等級結構的限制，通過將管理層盈余管理活動置于各部門實時監督之下，抑制管理者實施盈余管理的動機和能力，約束其自利行為，表現出良好的“治理效應”。因此，“治理效應”可以抑制企業真實盈余管理［14］，進而提高企業盈余持續性。具體而言，新型數字技術的嵌入推動組織結構轉向扁平化、網絡化［4］。網絡式組織結構具有去中介化、去中心化、深化分工的特征，可以加快組織內信息傳遞速度，提高管理層決策效率［24］。此外，網絡式組織結構促使組織內各部門之間協同配合［25］，使管理層處于組織整體監管之下，減小其自利空間，抑制其短視行為，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2。

H2：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抑制真實盈余管理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

根據信號傳遞理論，較高的信息透明度可以向外界傳遞企業具有較高信息質量的信號，有助于吸引利益相關者主動了解企業，提高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任程度［26］，對盈余持續性產生積極影響。此外，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可以加強外部監管者對企業的監督，規范企業生產經營，有助于企業長期發展，表現出良好的盈余持續性［27］。而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從信源、信道、信宿三個方面豐富信息總量，從內部機制與外部監管兩個層面提高信息質量［28］，進而提高信息透明度，表現出良好的“信息效應”。因此，“信息效應”能夠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具體而言，企業借助數字技術可以將海量非標準化、非結構化數據轉換為標準化、結構化信息，提高信息獲取的廣泛性與可靠性［2］，并且企業借助數字技術所創建的信息溝通平臺不僅可以提高信息傳遞速度，還可以降低信息獲取成本，使利益相關者能夠及時準確地掌握企業發展狀況，提高決策效率。此外，將數字技術應用于企業內部治理可以加強內部監管，使企業財務管理、生產經營、組織決策均有所記錄，減小信息隱藏空間，提高信息質量，而外部監管者借助數字技術可以拓寬外部監管渠道，加大監管力度，深入解讀企業所披露的信息，保證信息質量［28］?；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3。

H3：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

根據融資約束理論，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越高，其投資決策越容易偏離最優選擇，進而影響企業持續穩定發展［17］。數字化轉型可以助力企業提高資金獲取能力、降低資金獲取成本［16］，滿足企業發展資金需求，表現出良好的“融資效應”。因此，“融資效應”能夠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具體而言，企業借助數字技術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便利性，強化外部信息推送能力，使外部投資者真實了解企業生產經營狀況，準確評估企業信用風險，肯定企業發展前景，使企業更容易獲得融資，同時借助數字技術可以拓寬外部監管渠道，有效減少融資過程中存在的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風險［29］，降低企業資金獲取難度。此外，企業借助數字技術可以強化信息披露質量與數量，緩解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降低金融機構風險溢價要求［30］，有助于降低融資成本，并且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容易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認可與支持，可以獲得國家財政補助與優惠政策待遇［31］，進而降低融資成本?；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假設H4。

H4：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避免2007年初新會計準則實施導致的會計數據不可比，本文選取2007—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將ST、金融類、數據缺失的樣本進行剔除，并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最終得到11944個觀測樣本。人均實際GDP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區市統計年鑒，其他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其中，人均實際GDP數據是以2007年為基期，利用城市所在省區市GDP平減指數計算得到。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盈余持續性

盈余持續性是指企業當期盈余能夠持續到下一期的程度，借鑒現有研究［8］，本文采用線性一階自回歸模型對盈余持續性進行衡量。

2．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

借鑒吳非等的研究［2］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關鍵詞分為人工智能技術、區塊鏈技術、云計算技術、大數據技術及數字技術應用。人工智能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商業智能、圖像理解、投資決策輔助系統、智能數據分析、智能機器人、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語義搜索、生物識別技術、人臉識別、語音識別、身份驗證、自動駕駛、自然語言處理，區塊鏈技術包括數字貨幣、智能合約、分布式計算、去中心化、比特幣、聯盟鏈、差分隱私技術、共識機制，云計算技術包括內存計算、云計算、流計算、圖計算、物聯網、多方安全計算、類腦計算、綠色計算、認知計算、融合架構、億級并發、EB級存儲、信息物理系統，大數據技術包括大數據、數據挖掘、文本挖掘、數據可視化、異構數據、征信、增強現實、混合現實、虛擬現實，數字技術應用包括移動互聯網、工業互聯網、移動互聯、互聯網醫療、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B2B、B2C、C2B、C2C、O2O、網聯、智能穿戴、智慧農業、智能交通、智能醫療、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顧、智能文旅、智能環保、智能電網、智能資源、智能營銷、數字營銷、無人零售、互聯網金融、數字金融、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開放銀行。，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報中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關鍵詞詞頻來衡量。由于數據呈現偏態分布，因此我們在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時對所有相關詞頻匯總后加1取對數。

3．中介變量

（1）真實盈余管理。本文借鑒Roychowdhury所構建的模型［32］對企業真實盈余管理進行衡量，具體衡量方式如模型（1）至模型（4）所示：

其中，CFOi，t表示經營現金凈流量，PRODi，t表示生產成本，DISEXPi，t表示操控性費用，REVi，t表示營業收入，ΔREVi，t表示營業收入變動額；Ai，t-1表示期末總資產。本文通過分年度、分行業回歸得到各模型的回歸殘差，據此得出ZSi，t指標值。ZSi，t表示真實盈余管理，值越大，真實盈余管理程度就越高。

（2）信息透明度。分析師人數越多，外部市場所掌握的企業信息就越多，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借鑒現有研究［5］，本文用分析師跟蹤人數作為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標，并對其進行取對數處理。

（3）融資約束。本文借鑒黃逵友等的研究［16］，通過對SA指數取絕對值來衡量企業融資約束程度，SA指數絕對值越大，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越高。

4.控制變量

借鑒現有研究［8］，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有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企業成長性（GRO）、是否虧損（LOSS）、兩職合一（DUA）、審計意見類型（AUD）、股權集中度（TOP10）、無形資產占比（INTA）、董事會規模（BOA）、獨立董事占比（INTE）、人均實際GDP（PGDP），此外還控制了年度和行業。

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定

首先，為了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本文構建模型（5）如下：

ROAi，t+1=d0+d1ROAi，t+d2（DIGi，t×ROAi，t）+d3DIGi，t+∑djCONTROLSi，t+∑YEARt+∑INDi+εi，t（5）

在模型（5）中，ROAi，t+1表示下期凈利潤盈余，ROAi，t表示當期凈利潤盈余，系數d1表示盈余持續性。本文重點關心系數d2的顯著性和方向，其表示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盈余持續性之間的關系，如果d2顯著為正，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盈余持續性，H1成立。

其次，為了檢驗真實盈余管理、信息透明度和融資約束是否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中具有中介效應，參考江艇對中介效應的研究［34］，本文構建模型（6）如下：

MEDi，t=e0+e1DIGi，t+∑ejCONTROLSi，t+∑YEARt+∑INDi+εi，t（6）

在模型（6）中，MED分別表示真實盈余管理、信息透明度、融資約束。在檢驗真實盈余管理中介效應時，如果系數e1<0，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抑制真實盈余管理，即真實盈余管理的中介效應存在，H2成立。在檢驗信息透明度中介效應時，如果系數e1>0，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即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應存在，H3成立。在檢驗融資約束中介效應時，如果系數e1<0，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緩解融資約束，即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存在，H4成立。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根據描述性統計結果（未列示，備索），企業下期盈余的均值為0.0303，最大值為0.2040，最小值為-0.3412；企業當期盈余的均值為0.0349，最大值為0.2003，最小值為-0.2647，這與申毅和阮青松報告的結果［8］相近，說明當期盈余與下期盈余的差距不大，但是樣本企業間的盈余差距較大。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均值為1.1579，最大值為4.9767，最小值為0，與吳非等報告的結果［2］相近，說明樣本企業間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差距較大。

根據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結果（未列示，備索），當期盈余與下期盈余的相關系數為0.5015且在1%水平上顯著，初步判斷企業盈余具有持續性。其他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表明變量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變量的VIF值均小于3，且平均VIF值為1.57，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借助模型（5）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列（1）僅控制了年度和行業，發現當期凈利潤盈余（ROAt）與下期凈利潤盈余（ROAt+1）的回歸系數為0.5111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樣本企業存在盈余持續性；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DIG×ROAt）的系數為0.0307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盈余持續性。列（2）控制了除年度、行業以外的變量，當期凈利潤盈余（ROAt）與下期凈利潤盈余（ROAt+1）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DIG×ROAt）的系數也顯著為正，表明樣本企業存在盈余持續性且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盈余持續性。列（3）在列（2）基礎上進一步控制了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發現盈余持續性仍然存在，且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提高盈余持續性。此外，由于不同省區市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扶持力度不同，為了排除地區差異的影響，借鑒冼依婷和何威風的研究［35］，本文進一步控制地區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如列（4）所示，企業數字化轉型仍然顯著提高了盈余持續性，H1得到驗證。原因可能在于：首先，企業借助數字化轉型可以滿足資源需求，一方面使企業更容易獲得資源支持，另一方面提高了企業對資源的整合與應用能力［19］。資源的充足供應有助于企業更好地開展數字化轉型，進而更好地發揮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效應。其次，企業借助數字化轉型提高了自身風險應對能力［20］。企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存在不穩定性，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有研究發現實施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所受到的負面影響比未實施數字化轉型的企業要小，并且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負面影響越?。?6］。因此，企業積極實施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高盈余持續性，能夠給企業帶來持續穩定的收益。

（三）內生性與穩健性檢驗

1．傾向得分匹配法（PSM）

為緩解樣本選擇偏差問題，本文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對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借鑒聶興凱等的方法［3］，本文設置實驗組為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樣本企業，對照組為沒有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樣本企業，同時選取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企業成長性、是否虧損、兩職合一、審計意見類型、股權集中度、無形資產占比、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占比、人均實際GDP作為匹配變量，在0.05卡尺范圍內按照1∶1無放回最近臨匹配方法進行樣本篩選。然后，我們在此基礎上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列（1）所示，盈余持續性依然存在，并且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高盈余持續性。

2．工具變量法（IV）

為緩解雙向因果問題，本文利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檢驗。借鑒冼依婷和何威風的方法［35］，本文選取同年度、同行業其他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均值（DIG_mean）作為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如表3中列（2）和列（3）所示。列（2）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工具變量（DIG_mean）與企業數字化轉型（DIG）的回歸系數為0.2117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工具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DIG）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列（3）為第二階段回歸結果，發現盈余持續性存在，并且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盈余持續性。Anderson LM統計量為51.597（p值為0.0000），通過了不可識別檢驗；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為51.430，大于10%的Stock-Yogo標準（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

3．個體固定效應模型

為緩解遺漏變量問題，本文利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內生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3列（4）所示，盈余持續性存在，且企業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盈余持續性。

4．替換解釋變量

為降低數字化轉型程度衡量誤差的影響，本文在穩健性檢驗部分借鑒何帆和劉紅霞的研究［37］，采用企業是否進行數字化轉型（DIG1）這一虛擬變量進行衡量，企業當年實施了數字化轉型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貧w結果如表4列（1）所示，盈余持續性存在，且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盈余持續性。

5．替換被解釋變量

本文在基準回歸部分采用期末資產對凈利潤進行平減來衡量被解釋變量，在穩健性檢驗部分我們借鑒張愛美等的研究［38］，采用總資產平均余額對凈利潤（CROA）進行平減，回歸結果如表4列（2）所示。

6．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

考慮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施效果存在滯后效應，參考現有研究［39］，本文將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回歸結果如表4列（3）所示，滯后一期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L.DIG×ROA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存在提升效應。

7．關于數字化轉型專有成本的考慮

考慮到企業在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前期，需要進行設備采購、人才培養、技術升級等［40］，資金投入較多，數字化轉型專有成本處于上升階段，會擠占企業部分盈余；而當企業數字化轉型步入正軌后，其數字化投入會有所降低，數字化轉型專有成本處于下降階段，企業盈余自然升高。為此，本文換一角度切入，驗證即使在數字化轉型專有成本上升階段，企業數字化轉型仍然可以顯著提高盈余持續性。本文采取以下方式進行檢驗：首先，將樣本企業按照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元年進行分組，共分為14組（2007—2020年）。其次，將數字化轉型專有成本上升階段分別設定為3年、5年，當數字化轉型專有成本上升階段設定為3年時，每組均以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元年再加后續2年作為分界點，截取前段數據合并為總體數據進行回歸；當數字化轉型專有成本上升階段設定為5年時，每組均以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元年再加后續4年作為分界點，截取前段數據合并為總體數據進行回歸?；貧w結果見表4列（4）和列（5）。

以上結果均與前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驗證了基準回歸結論的穩健性。

（四）機制分析

1．真實盈余管理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借助模型（6）探究真實盈余管理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提高盈余持續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5列（1）所示，企業數字化轉型（DIG）與真實盈余管理（ZS）的回歸系數為-0.0126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抑制真實盈余管理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H2得到驗證。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真實盈余管理的影響可能存在時間滯后效應，為此本文將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回歸結果如表5列（2）所示，真實盈余管理的中介效應進一步得到驗證。原因可能是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治理效應”，可以抑制管理者的真實盈余管理行為，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具體而言，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創新了企業組織結構，使其向網絡化、系統化轉變［24］，新型組織結構提高了企業內部的溝通協作效率，有助于管理者及時做出決策，把握企業良好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應用緩解了傳統等級結構的限制［24］，有助于提高管理者決策的透明度，減小其盈余操縱空間，確保企業持續穩定發展。

2．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借助模型（6）探究信息透明度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提高盈余持續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5列（3）所示，企業數字化轉型（DIG）與信息透明度（ANA）的回歸系數為0.0922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H3得到驗證。同時，本文將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回歸結果如表5列（4）所示，信息透明度的中介效應進一步得到驗證。原因可能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信息效應”，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具體而言，一方面，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能夠豐富信息總量［4］；另一方面，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信息質量［28］。無論是信息總量的豐富還是信息質量的提高，均有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會對盈余持續性產生正向影響。

3．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分析

本文借助模型（6）探究融資約束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提高盈余持續性過程中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5列（5）所示，企業數字化轉型（DIG）與融資約束（ASA）的回歸系數為-0.0040且在5%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H4得到驗證。同時，本文將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回歸結果如表5列（6）所示，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進一步得到驗證。原因可能是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融資效應”，可以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具體而言，一方面，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外部投資者準確評估企業發展前景［29］，提高投資意愿；另一方面，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降低投資者風險溢價要求［30］，還可以獲得國家優惠政策支持［16］，進而降低融資成本。融資能力的提高與融資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而提高盈余持續性。

五、進一步分析

（一）企業數字化轉型二維分析

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僅是對新型數字技術進行簡單運用，而且是將復雜業務生態場景與數字技術進行融合，以實現提質增效的目標［2］。為此，企業數字化轉型可劃分為“底層技術運用”（KDT）與“技術實踐應用”（ADT）兩個層次。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不同層次是否均會對盈余持續性產生積極作用？本文將進行深入分析。借鑒現有研究［3］，“底層技術運用”的衡量方式是將底層技術運用所包含的相關詞頻匯總后加1取對數，“技術實踐應用”的衡量方式是將技術實踐應用所包含的相關詞頻匯總后加1取對數?！暗讓蛹夹g運用”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如表6列（1）所示，“底層技術運用”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KDT×ROAt）的回歸系數為0.0033且在5%水平上顯著?！凹夹g實踐應用”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如表6列（2）所示，“技術實踐應用”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ADT×ROAt）的回歸系數為0.0100且在1%水平上顯著。由此說明，“底層技術運用”和“技術實踐應用”均可顯著提高盈余持續性，幫助企業獲得持續穩定的收益。

（二）異質性分析

有研究發現，不同產權性質、不同成長性的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經濟后果方面存在一定差異［35］。為了更精細地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本文從產權性質與企業成長性兩個角度展開異質性分析。

1．產權性質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實際控制人性質可將企業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中可能會有所差異。一方面，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決策效率較低且控制層級較多，所以數字化轉型推進速度比較緩慢［35］，對公司治理產生的作用較??；另一方面，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在資源獲取方面具有天然優勢，面臨的競爭壓力較小，所以數字化轉型動力不足［3］，削弱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積極影響?；谝陨戏治?，本文預期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貧w結果如表6列（3）和列（4）所示，無論在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中，盈余持續性均存在。在國有企業中，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DIG×ROAt）的回歸系數為0.0127且不顯著；在非國有企業中，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DIG×ROAt）的回歸系數為0.0501且在1%水平上顯著?；貧w結果表明相較于國有企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積極影響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為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采用費舍爾組合檢驗，通過自體抽樣（Bootstrap）1000次得到，結果顯示經驗P值在10%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這進一步驗證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積極影響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

2．企業成長性的異質性分析

企業成長性是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因素［4］。一方面，相較于成長性高的企業，成長性低的企業面臨的生存壓力較大，需要通過數字化轉型來扭轉困境［35］，以獲取持續穩定的發展；另一方面，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發揮“乘數效應”，成長性低的企業需要借助數字化轉型激發其成長潛力，為可持續發展增加動力［41］?；谝陨戏治?，本文預期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在成長性低的企業中更加顯著。根據營業收入增長率的年度行業均值，我們將樣本企業劃分為成長性高與成長性低兩組，回歸結果如表6列（5）和列（6）所示，無論在成長性高的企業還是成長性低的企業中，盈余持續性均存在。在成長性高的企業中，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DIG×ROAt）的回歸系數為0.0069且不顯著；在成長性低的企業中，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期凈利潤盈余交乘項（DIG×ROAt）的回歸系數為0.0419且在1%水平上顯著?；貧w結果表明相較于成長性高的企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積極影響在成長性低的企業中更加顯著。為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采用費舍爾組合檢驗，通過自體抽樣（Bootstrap）1000次得到，結果顯示經驗P值在10%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這進一步驗證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積極影響在成長性低的企業中更加顯著。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07—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以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顯著提高了盈余持續性。機制檢驗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抑制真實盈余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提高了盈余持續性。進一步檢驗發現，“底層技術運用”和“技術實踐應用”均顯著提高了盈余持續性；相較于國有企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積極影響在非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相較于成長性高的企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積極影響在成長性低的企業中更加顯著。

根據所得研究結論，本文得到如下啟示：第一，企業推進數字化轉型有助于謀求持續穩定收益。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政府應該加大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扶持力度，幫助企業度過數字化轉型的“陣痛期”，讓更多企業享受數字紅利。此外，企業要加大數字化轉型力度，擺脫數字化轉型的兩難困境，以實現收益的持續穩定增長。第二，抑制真實盈余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緩解融資約束有助于提高盈余持續性。監管部門應該借助數字技術，加大對企業的監管力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維護資本市場的良好秩序；優化資源配置，穩步推進融資體系建設。此外，企業應該構建包含財務、業務等部門一體化的監督體系，減小管理層自利空間；借助數字技術匯總篩選有效信息、拓寬信息溝通渠道、加快信息傳遞速度，進而提高信息透明度；借助數字優勢合理安排融資進度，滿足企業資金需求。第三，數字化轉型對盈余持續性的影響在不同屬性的企業中有所差異。政府應該鼓勵企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培育數字應用場景，加快開創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新局面。此外，成長性低的企業應該積極把握數字化轉型的機會，扭轉困境以實現企業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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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Digitalization” to Seek “Sustainable and Stable Earning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arnings Persistence

ZHANG Yongmei， WANG Xiaoyan， ZHAO Jink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 “information effect” and “financing effect” of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arnings persiste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its effect， us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07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arnings persistence， and its mechanism is to discourag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improv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ease financing constrai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both “application of underly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practice” significantly improve earnings persistence.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ow-growth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arnings persistence is more significant. Enterprises should firmly implement the confidenc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hance the motiv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seek sustainable and stable earning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arnings persistenc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financing constra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