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成因及干預

李春青 石澤華 吳紅斌

【摘 要】 高等教育旨在為各行各業培養專業人才，從而保證整個社會的有序發展。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流失給國家、院校和個體帶來損失。在我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邁向普及化的過程中，學生流失將逐漸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谛袨榻洕鷮W設計的政策和干預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溫和地改變個體行為。本研究基于行為經濟學的視角對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進行述評，對流失成因進行歸納，進一步對緩解流失進行的干預進行梳理，研究發現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成因包括：現時偏見、信息可得性與信息過載和自我控制不足，這導致個體可能做出偏離最優選擇的決策。通過架構選擇情景，影響個體的偏好序，改變其流失動機，最終改變其行為是現有干預設計的主要邏輯和思路。

【關鍵詞】 高等教育；學生流失；行為經濟學；干預

【中圖分類號】 G647 【文章編號】 1003-8418（2024）01-0015-07

【文獻標識碼】 A【DOI】 10.13236/j.cnki.jshe.2024.01.003

一、引言

近幾十年來，伴隨著高等教育規模擴張，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率不斷提高。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顯示近20年來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越來越高，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流失成為一個突出的教育問題［1］。

我國目前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國家行列，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過程中，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流失呈現出人數攀升的總體態勢，學生流失（有研究也稱之為“退學”）也成為一個普遍關注的問題［2］。有學者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發現2004-2009年全國高等教育階段流失學生數為364290，占在校生總數的0.38%，流失率為0.3%-0.4%［3］。2009年流失學生人數是2004年的1.87倍，教育部2011年數據顯示，因各種情形流失的大學生數占在校生數的比例平均每學年為0.75%，即每學年約16萬名學生流失［4］。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去高等教育階段學生主動或被動退學而導致的學生流失，還存在專用性資本浪費現象，即部分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畢業后，不選擇專業對口職業，這種現象尤其出現在醫學、工程等專業化較強領域，這也可被認為某種流失，且此現象在中國較為明顯［5］。

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是國際學術界、各國政策制定者感興趣的重要研究主題，它是一項復雜、多層面和系統性事件，可將其理解為教育過程的失敗或重新定向，可作為反映國家教育系統質量的指標之一［6］。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現象不僅阻礙學生個人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等教育資源浪費，影響高層次人才供給，致使行業發展甚至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國際學術界對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現象關注度不減的當下，國內相關研究卻較為缺乏?？v觀國內研究發現，學者更傾向于研究義務教育階段的控輟保學，對于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流失，國內學者往往只進行了個別案例研究或是現象思考，缺乏規范的實證研究和對國際已有研究的系統綜述，尤其是對解決該問題的相關干預措施缺少探討與研究。近年來，行為經濟學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嶄露頭角?；谛袨榻洕鷮W設計的政策或干預以低成本高收益著稱，得到廣泛應用［7］。本研究基于行為經濟學的視角綜述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成因及干預措施，不同于以往僅對流失行為進行分析的研究，本研究更加關注行為背后的心理動因和認知進程，以期打開選擇行為黑箱，并系統總結和綜述可行性干預措施，為相關政策的制定和未來的研究提供參考。

二、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成因分析

已有研究從多學科視角出發，探究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影響因素，具體包括人口統計學特征（如性別、年齡）［8］、家庭社會經濟地位［9］、學業表現［10］、心理因素（如動機、態度）［11］、教育環境［12］、學科專業［13］、教育資助政策［14］等，但對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成因的探究較少。成因分析對于制定緩解流失的政策必不可少，行為經濟學為探究其成因提供了新思路。

（一）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及主要觀點

行為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展和延續。新古典經濟學將不同個體行為的動機抽象為自利動機，建立理性人假設，該假設認為偏好是外生給定的，具有完備性和可傳遞性，偏好取決于物品價值，獨立于物品獲取過程。該假設背后蘊含的邏輯是不同決策個體具有同質性，擁有完全信息和完備計算能力，對同一物品的偏好穩定并顯示于行為決策中［15］。然而，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新古典經濟學對越來越多現實中的現象無法進行解釋，亟待進行理論創新。在對新理論的迫切需求下，以及隨著認知心理學的蓬勃發展和計算機模擬技術的日益成熟，行為經濟學應運而生。行為經濟學關注個體決策背后的心理機制，修正新古典理性人假設，承認個體有限的計算能力和認知能力，建立有限理性假設，還原異質性個體行為動機，認可自利動機和利他動機的正交存在，提出將他人利益納入自我效用函數中，即承認存在社會偏好［16］。行為經濟學認為偏好具有情景依賴性［17］，同一個體對同一物品的偏好在不同情景下會出現不一致甚至反轉，據此來解釋人類行為對新古典理性行為的系統性偏離，對個體行為進行擬實分析。

行為經濟學充分關注個體偏好的內生性和異質性，對行為選擇進行更加擬實的描述，在分析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行為上具有優勢。將行為經濟學融入教育領域，通過選擇架構（Choice architecture）影響個體偏好，進而影響教育選擇，能夠幫助個體做出更接近理性行為的教育決策。行為經濟學認為，學生行為可能會偏離最優行為，產生系統性偏離的原因是個體具有有限的認知能力、計算能力和注意力，這將集中表現在現時偏見、信息可得性與信息過載、自我控制不足等三方面。

（二）成因分析

1.現時偏見?，F時偏見指個體在做選擇時，在不同時點的偏好不同，表現出時間偏好動態不一致，現在的事物極具誘惑力，具有較大效用，個體對現在格外沒有耐心；而未來的吸引力較弱，人們在未來效用前附加0到1之間的貼現因子，這種貼現方式稱為雙曲貼現［18］。雙曲貼現帶來了現時偏見，現時偏見使得計劃和實際出現不一致?，F時成本的突出性以及看似模糊和遙遠的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使得個體過分強調現在，做出短視選擇。不同個體的現時偏見存在差異，對現時偏見的認知存在異質性。有研究者將現時偏見的個體分為三類：錯誤地認為自己具有時間偏好動態一致性的天真者，意識到自己存在現時偏見的老練者，介于兩者之間的部分天真者。在應對高等教育流失問題時，老練者使用可行性策略規范自我行為，從而減少沖動選擇；天真者不采取任何策略；部分天真者在認知偏差下采取有限的應對策略。學習具有投資品屬性，兼具未來收益和即時成本，而休閑娛樂活動能夠在短期內提高效用水平，個體會優先選擇休閑娛樂，造成教育投資不足，最終導致流失［19］。應對這種心理機制，可行性策略包括為學生提供個性化專業輔導和經濟援助等，這些干預架構的思路是在合適的時間為現時偏見個體提供提示，從而降低學習的即時成本，突出學習的未來收益，改變現時偏見個體的學習和休閑娛樂偏好序，助推其增加學習投入。

2.信息可得性與信息過載。個體在選擇是否退出高等教育時，受到信息可得性影響，如果獲得的信息傳遞出退出高等教育具有普遍性的信號，這會使個體高估他人選擇退出高等教育的概率，加劇自我退出選擇［20］。信息過載表現為選項太多，這可能增加退學風險。表面上更多選項似乎帶來更多選擇，但也提高了決策難度，因此并沒有增加理性選擇的自由度。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給予個人更多的選擇會使他們至少和以前的處境一樣，選擇集的擴大會增加找到最符合個人偏好選項的可能性。該論點基于兩個假設，首先，個體認為找到選擇集并確定最優選項并不困難。其次，個體能夠輕松記住所有選項［21］。然而有限理性個體僅擁有有限認知能力、有限計算能力和有限注意力，在評估某一選擇問題的大量選項時需付出較多認知努力，特別是要兼顧其他選擇問題時，做選擇的成本更高。這在教育實踐中表現出，個體快速選擇熟悉選項或默認選項，這些選擇可能導致無法順利入學；所學專業偏離個體興趣，所選課程難以滿足畢業要求等問題，最終導致退出高等教育學習。信息可得性和信息過載增加了個體認知負擔，提高了做選擇的成本。通過為個體提供簡潔清晰的有效信息是降低選擇成本的可能方式，這在高等教育流失領域中通過進行信息干預得以實現，具體將在下一部分進行說明。

3.自我控制不足。自我控制不足指個體因難以抵抗誘惑（即時需求）而表現出行為選擇動態不一致［22］。在高等教育流失問題上，自我控制不足個體表現為不能計算出最優教育選擇（完成高等教育），或計算出最優教育選擇后，在執行過程中難以拒絕誘惑，無法將最優選擇落實到實際行為上，使得最優選擇只存在于計劃之中，出現行為動態不一致。自我控制不足與決策者體內存在雙系統有關：系統1是實施計劃的行動者，特點是感性、沖動和短視，低估自身抵抗誘惑的能力；系統2是制定計劃的規劃者，理性地從生命周期角度權衡得失，經過深思熟慮后做出計劃，對自身抵抗誘惑的能力有合理的認識［23］［24］。自我控制程度取決于系統1和系統2間的平衡。當系統1在雙系統博弈中勝出時，表現出自我控制不足，在高等教育流失問題上外顯為教育投資不足和學業表現低下，最終退出高等教育學習。Oreopoulos在分析退學行為時提出退學個體的系統1阻礙了系統2計劃的實施，使得退學這種短期想法抵消了教育的長期收益［25］。自我控制不足還存在異質性，研究發現自我控制不足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自我控制不足高于女性［26］，這解釋了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多于男性，及女性學業成績優于男性的現實。Castillo等發現男性比女性受到更多的紀律處分，紀律處分是缺乏耐心的后果，而缺乏耐心是自我控制不足的典型表現［27］。已有研究還發現自我控制不足和社會交往有關，如Battagini等發現社會交往加劇低自信學生的自我控制不足［28］，對于低自信的學生，交往的同伴退出學校系統的行為增加他們自己的退出選擇。降低抵抗誘惑的成本和對系統1的抑制是緩解自我控制不足的可能方式，如增強內部承諾的目標設定干預、幫助建立能夠取得成功的積極信念和增強外部承諾的重構課堂環境干預等。

三、緩解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干預

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給個體帶來很大損失，相比大學畢業生，流失學生的收入更低，失業率更高，失業時間更長［29］。有流失偏好的學生表現出缺乏明確目標，學習動機下降，成績下滑，累積學分減少。如果沒有可行性干預，學業表現下降和動機減弱就會形成惡性循環，引致流失行為［30］。

（一）個性化輔導干預

存在現時偏見的學生會拖延學習任務，緩解拖延問題往往需要在合適的時間為個體提供“提示”［31］。通常認為課程要求能夠為學生提供提示，或者認為學生能夠自我激勵，不需要外部刺激。但一些學生對課程要求知之甚少，利用導師、輔導員或者同伴為學生提供個性化輔導能夠激勵學生堅持和完成學業［32］。Bettinger和Baker評估了InsideTrack計劃的效果［33］，在該計劃中處理組大學生被隨機分配一名輔導員，輔導員定期主動與學生聯系，與學生一起確定成功策略，鼓勵學生堅持完成學業?？刂平M沒有獲得輔導員的幫助。研究發現處理組學生完成學業的概率高于控制組學生，并在入學后的各時段內皆是如此，并且輔導對于男性的影響更大，在一定程度上縮減了完成學業的性別差距。Castleman和Page研究了同伴導師提供的個性化輔導對學生流失的影響，發現同伴導師輔導對有上大學意向的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學習產生積極影響，提高了他們繼續大二秋季學期學習的概率，其效果在很少獲得大學規劃支持和計劃不完善的學生身上尤為明顯，這類學生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幫助和支持，更不會主動尋求幫助，在輔導過程中也不會主動提出問題［34］。

（二）經濟援助干預

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學費和生活費等現時成本，而教育收益是在未來獲得的，為學生提供經濟援助能夠降低現時成本，從而緩解流失。Scott-Clayton分析了西弗吉尼亞州PROMISE獎學金對學業表現和流失的影響，估計結果表明與恰好錯過獎學金的學生相比，獲得獎學金的學生獲得3.0以上GPA的可能性高出6%（46%對40%），在4年內畢業的可能性要高出7%（33%對26%）［35］。然而一些研究證明獎學金政策在緩解學生流失上的作用是混合的，使用經濟援助激勵個體行為時需謹慎［36］，外部經濟激勵可能會擠出學習的內部動機。雖然提供外部激勵會讓當下的任務看起來更有價值，但個體會對外部激勵產生依賴和適應性，外部激勵的吸引力變弱，而將經濟激勵和個性化輔導結合起來會產生更好的干預效果［37］。

（三）有效信息干預

信息可得性和信息過載是造成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原因之一，提供有效信息能夠降低任務難度，減輕認知負擔，清除信息障礙，緩解學生流失。在美國，有20%獲得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高中畢業生在大學入學報到時流失，這種現象稱為夏季融化。Castleman和Page研究了信息干預是否能有效緩解夏季融化，他們把高中畢業生隨機分到處理組和控制組，處理組在高中畢業暑假收到10條大學入學申請和財政援助信息，控制組沒有收到信息。研究發現，提供有效信息降低了夏季融化發生的可能性，并且對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影響更大。信息干預通過簡化和突出重要信息，增加有效信息的可得性，使得學生更容易理解和完成入學任務［38］。Hoxby和Turner研究信息干預是否能提升寒門學生申請到更高質量大學的概率，及能否降低退學率。處理組學生收到高質量大學申請費減免、畢業率、教學資源、申請指導和學費自費比例的一攬子信息，控制組沒有收到這些信息。估計結果表明，和控制組相比，處理組的學生申請的大學數量更多，進入高質量大學的寒門學生的退學率并沒有高于控制組［39］。

（四）制定目標干預

制定目標能夠幫助由于自我控制不足在高等教育階段退學的個體，目標指導感知、情感、思想和行動，制定目標助推個體采取更為有效的策略完成目標，目標將個體注意力和努力引向與目標相關的活動，提高自我控制，降低焦慮、失望和挫折的破壞性影響。設定目標也能提高自我效能感，增加對成功的期望。目標的成功實現強化目標承諾，調動認知和動機資源進行自我調節，促進后續目標的進一步完成［40］。制定目標能夠緩解自我控制不足的原因是，個體將目標作為參照點，如果目標沒有實現，會落入損失域，帶來效用損失［41］。Morisano等研究了對麥吉爾大學GPA低于3.0的學業困難學生提供目標設定練習的效果，僅對處理組學生進行目標設定練習訓練，研究結果發現目標設定練習能夠提高學業困難學生的GPA［42］，而保持良好的GPA是預測畢業和退學的重要因素［43］。

（五）積極信念干預

建立積極信念能夠緩解自我控制不足。有積極信念的學生相信自我努力富有成效，從而增加學習動機，這種積極的動機可以補償自我控制不足導致的消極動機效應。Dweck認為個體在新環境中的積極信念會影響學習數量和質量［44］，那些將成功歸因于先天因素的學生面對挫折更容易氣餒，或在成功后逃避更具挑戰性的任務；而抱有積極信念的學生將失敗歸因于知識積累不足，進而努力積累知識。他人的經驗分享能夠幫助學生建立積極信念，降低退學率，如Wilson和Linville將40名杜克大學的大一新生隨機分配到處理組和控制組，處理組觀看高年級學生分享學術奮斗經驗的視頻，控制組的學生觀看同一批高年級學生描述學術和非學術興趣的視頻。研究發現，處理組學生在大二學期末退學的可能性比基線下降20%，而控制組學生的退學率則沒有變化［45］。積極信念的建立能增強個體完成任務的信心，降低小失敗引起的挫敗感，提高復原力，使個體愿意付出短期經濟或心理成本，克服障礙，獲取成功［46］。

（六）重構課堂環境

在院校層面，重構課堂環境能夠降低自我控制不足學生的流失行為。例如為學生設定規律的學業任務截止日期，并就任務完成情況進行及時反饋。Grodner 和Rupp評估了布置強制性定時提交的作業對北卡羅來納州本科生學業成績的影響［47］，研究發現要求定期交家庭作業的處理組學生期末測試成績比控制組高3.5%～5.7%，而成績對最后學生是否退學具有重要影響。Ariely和Wertenbroch研究不同課程論文提交截止日期對課程成績的影響，處理組可以自行選擇提交三篇課程論文的截止日期，控制組被規定固定的、均勻間隔的論文提交截止日期。研究發現處理組學生選擇在整個學期中以相對均勻的時間間隔提交作業，但處理組學生的成績低于控制組，后續也更可能退學［48］。

此外，還有一些提升父母對學生學業參與的干預。父母對學生學業參與的程度存在較大差異，低收入家庭和少數族裔家庭的父母學業參與低于高收入家庭［49］。低收入父母面臨的經濟、時間、環境壓力更大，這些壓力降低了大腦專注于其他任務的能力，如父母參與，通過為父母提供簡潔有效的信息能夠增加父母參與，產生顯著甚至是長期的影響［50］。Castleman和Page發現通過給家長發短信的方式能夠改善學生成績，學生在申請財政援助時需要父母的參與和幫助，給學生父母發短信提高了他們對相關任務的認識，增強了他們參與意愿，降低了學生流失。與控制組（學生和父母都沒有接收文字信息）相比，處理組學生按時入學的比例更高，短信加強了學生和家長在入學任務上的溝通合作［51］。

四、結論與啟示

行為經濟學對流失行為背后的心理動因進行分析后，發現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的成因包括：現時偏見、信息可得性與信息過載和自我控制不足，這導致個體做出偏離最優選擇的退學決策。通過架構選擇情景，影響個體的偏好序，改變其退學動機，最終改變其退學行為是現有干預設計的主要邏輯和思路。雖然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流失已受到不同國家的重視，但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國內的研究在針對如何緩解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方面存在較大的探索空間，尤其是關于如緩解學生流失的研究較為匱乏。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流失對國家和院校都造成了重要損失，為個體和家庭帶來很高的心理成本，并且個體的退出決策也會對其同伴產生不良示范效應。探討如何緩解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流失對宏觀國家、中觀院校和微觀個體都意義重大?；谛袨榻洕鷮W的干預措施以低成本方式溫和地改變個體決策，在很多公共政策領域得到應用。而文獻回顧發現，行為經濟學在教育領域，特別是在學生流失方面鮮有應用，結合當下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基于行為經濟學為開展相應研究提供空間，未來的研究可以關注如下方面。其一，提供不同維度的干預組合，讓盡可能多的處于流失邊緣的學生得到幫助。單一維度干預的受眾只集中于部分學生，而從微觀個體、中觀院校和宏觀政策層面的干預組合能夠讓更多的學生受益。其二，基于行為經濟學理論架構選擇情景，使用隨機對照試驗評估干預效果，以便為政策制定提供實證證據。其三，研究中國高等教育學生流失問題，在借鑒國外研究的同時，需要考慮中國特殊國情。國內高等教育階段學生流失不僅需要關注在獲得學位證書之前退學、休學、轉校和轉專業，也需要關注一些專門性教育領域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已經形成的流失傾向。比較而言，我國的高等教育畢業要求相對寬松，絕大多數學生在進入大學后能夠取得學位，但一些學生只為獲得一紙文憑，在高等教育階段已經形成不準備從事和本專業相關工作的意向，例如臨床醫學學生在畢業時已形成不從醫意向，在獲得學位后不再從事臨床醫學工作，這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研究該類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可能的干預措施，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本研究也將給后續此類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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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Interventions of Student Attrition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Li Chunqing，Shi Zehua，Wu Hongbin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aims to produce professional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us ensuring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tudent attr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s extremely costly to the nation，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from massive higher education to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ollege students' dropout is becoming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Interventions designed based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can modestly change human behavior at a lower co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tudent attrition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summarizes the caus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ropout， and sorts out the various interventions conducted to mitigate dropout. We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student attrition at the higher education level include present bias，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lack of self-control， which leads individuals to make dropout decisions that deviate from the optimal choice. The main logic and approaches of the existing interventions are to influence individuals' preference order， change their motivation to drop out of school， and ultimately change their dropout behavior by designing choice architectur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students' dropout; behavioral economics; interven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