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何以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

李建偉　段彩虹

［摘 要］ 基于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探究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機理及邊界條件。研究發現，金融科技正向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且在考察不同企業類型、行業特性和地區特征條件下，其驅動效果具有明顯的差異性。機制檢驗表明，金融科技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和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兩個渠道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進一步分析發現，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對金融科技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協同調節作用。政企的協同調節效果又因企業的數字化水平而異：對數字化領先型企業的調節是互補的，對數字化后進型企業的互補調節不明顯。因此，在當前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應大力推進金融科技賦能實體企業創新轉型，并協同加強政企合作，為加快建設“數字中國”，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 金融科技；數字化轉型；稅收優惠；企業家精神

［中圖分類號］F832；F270.7；F27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4917（2024）01-0066-16

一、引言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的興起，以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和大數據為基礎的數字經濟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時指出，“當前，數字經濟規模擴大，全球數字化轉型加速，成為影響世界經濟格局的重要因素”。在數字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是確保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也將“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作為“十四五”期間的發展目標。如何有效實現企業數字化轉型并協同推進產業數字化已被列入國家日程。

根據埃森哲最新發布的《2022年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研究》，僅有17%的中國企業在2022年轉型成效顯著。囿于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的障礙，包括缺乏轉型所需的前沿數字基礎技術、前期投入過高導致后期缺乏充足的資金來推動轉型，以及數字化轉型的“陣痛期”過長，部分企業對轉型產生了疑慮［1］。傳統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資金支持，但金融資源與企業需求錯配等結構性失衡和供給質量不足，極大制約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而金融科技作為金融與前沿數字技術融合創新的“技術創新驅動型金融”，其底層架構技術能夠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有力的外部技術支持，以更好地滿足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不同階段中的資金需求，并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創造優良的金融生態。同時，金融科技還能有效地解決金融市場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2］，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實體經濟作為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3］，將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是符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現實選擇。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并將“加快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著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水平”作為重要舉措。稅收優惠是支持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具，可有效激勵企業數字化轉型［4］。企業家精神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是企業數字化生態培育的重要力量。政府從宏觀層面進行資源的結構性部署，而實體經濟企業則是相應的執行者和受益者，從微觀層面進行成本調整和配置。因此，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將有效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從企業自身特征和外部環境出發，考察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異質性影響，豐富已有相關研究；第二，基于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的視角，以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為切入點，深入探討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激勵因素的實際應用和效果，為金融科技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中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的作用發揮提供經驗支持；第三，進一步探究有為政府與有志企業的協同在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中的調節效應，為在數字時代加強政企合作，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金融科技帶來的影響

金融科技是數字技術驅動下的金融創新［5］，對傳統金融業產生了重大影響。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能夠有效緩解傳統金融體系的痛點，包括打破時空限制、推進金融普惠和緩解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資源錯配問題［6］，從而提高效率和便利性，加速數字化進程。同時，金融科技也帶來新的競爭和挑戰，迫使傳統金融機構加速創新和轉型［7］。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互聯網企業和金融機構紛紛涉足金融科技領域，金融科技引起了廣泛關注［8］。因此，學者們開始研究金融科技與不同主體之間的聯系。研究表明，金融科技通過推動存款利率市場化影響銀行負債結構［9］，通過“節流”和“開源”兩種措施提升銀行盈利能力［10］。對企業而言，金融科技能夠從“量”和“質”雙重視角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11］。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必須依靠創新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金融科技能夠影響上市公司的融資成本，從而解決實體經濟的融資難題，促進企業創新［12］。隨著環保壓力的增強，金融科技也能在“事前”提高信貸配置效率和“事后”發揮監督作用，推動企業綠色創新［13］。

（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因素

在數字化趨勢和疫情“疤痕效應”推動下，數字化轉型作為更高階的創新活動，已經成為驅動微觀經濟主體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國內外學者開始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因素。信息技術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驅動力［14-15］，消費者行為改變、行業競爭模式、新型商業模式、提質降本增效需求等因素也能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16］。政府支持、行業特征、合作資源等因素也能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17］。企業領導者及員工的積極態度也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所在［18］。在進行數字化轉型這項高風險的戰略決策時，企業家的個人特質也會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企業家精神在后續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積極影響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19］。國際貿易緊張局勢和新冠疫情則反向激發了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行為取向［20］。隨著研究視角的不斷拓展，貨幣政策調整和利率市場化對企業數字化轉型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21］?？梢?，部分學者已經開始關注到金融市場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三）金融科技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金融科技可為企業提供更加高效、可靠且低成本的支付、融資、投資和風險管理等服務，進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22］。然而，目前尚未有充分的系統性研究探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已有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可優化金融結構［23］、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拓展企業融資渠道［24］，助推企業數字化轉型。同時，在不同金融科技外部基礎條件下，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市場中的作用績效也有所差異［25］，良好的外部金融制度建設能夠有效提升金融科技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效能［26］。此外，學者還對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具體影響路徑進行了研究，發現金融科技可提高企業管理者預期，從而引導資金流入研發項目［27］，助推企業數字化創新轉型。根據唐松等（2022）的研究［28］，金融科技能夠降低企業的融資約束和財務成本，促進研發投入和創新產出，進而激勵企業數字化轉型。金融科技不僅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機遇，還帶來了數據安全、信息透明度和技術應用等方面的挑戰［29］。因此，金融科技應與金融監管相匹配，通過提升金融效率［30］，更好地服務和支持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綜上所述，盡管已有部分學者探討了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但目前該領域仍處于早期探索階段，尚未形成完備的理論和實證分析框架。已有文獻主要側重于探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機制，而忽略了政府“有形之手”的外部政策環境和企業內部微觀特征在二者關系中的作用。因此，本文除了探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應及其作用機理外，還進一步分析了政府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特征在金融科技和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關系中發揮的調節作用，以及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的協同性問題，從而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借鑒和政策啟示。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金融科技以技術驅動為核心，為企業創新轉型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和條件。從供給層面看，首先，傳統金融服務需要線下渠道，但金融科技的數字化渠道使得金融服務更加多樣化，例如在線開戶、移動支付和智能投顧等。這些數字化服務依托前沿的數字技術，減少了由于資金供需方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信貸資源錯配的情況，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效率和便捷性，以更好地為長尾群體提供服務，也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通過在企業互聯網平臺內嵌基于區塊鏈的金融服務方案，實現供應鏈信貸數據上鏈管理，促進金融服務更廣泛和更深入地嵌入各企業數字化轉型場景中；再次，企業數字化轉型成本高，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金融科技的發展催生了許多新的金融業務和產品，這些新的金融業務和產品可為企業提供更廣泛的融資渠道和投資機會，有助于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發展；最后，金融科技的發展帶來更加完善和高效的風險控制手段，例如智能風控模型和區塊鏈技術，可以更好地控制金融風險，提高金融服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金融科技的底層技術也能幫助企業進行風險評估和資源匹配，從而甄別最優的數字化轉型路徑。從需求層面看，企業所需金融服務不僅限于融資服務，還包括支付結算、信息管理、內部管理優化和內部機制改善等。金融科技是金融和科技結合的產物，能更好地滿足企業全方位的需求。金融科技的出現重構了商業模式，塑造出智慧醫療、智能制造和智慧物流等新興商業模式，為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進行數字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帶來新機遇。此外，金融科技的發展可以帶來大量金融數據，這些數據可以為企業提供更精準、更全面的市場分析和商業洞察。通過應用數據分析工具和技術，企業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場、客戶和業務，增強企業的商業智能和決策能力。鑒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1：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二）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機制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傳統金融市場存在著的信息不對稱容易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問題，嚴重阻礙企業從金融市場的融資過程。金融科技依托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 Chain）、云計算（Cloud）、大數據技術（Big Data）（以下簡稱“ABCD”）等數字技術能夠減少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市場信息變得透明，從而有效減輕企業的融資壓力。具體而言，區塊鏈技術可使企業融資更加透明和可追溯，減少中間環節，降低融資成本和風險。同時，該技術也能夠提高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效率，促進信息和資金的共享，從而進一步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則可建立更加精準的風險評估模型，通過市場監督、法院、稅務等數據信息交叉核驗，不僅可協助金融機構更準確地評估企業信用風險，還能簡化信貸申請流程、加快審批速度，一定程度上減少人為審批的尋租空間，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難度，推動數字化轉型。此外，融資優序理論指出，轉型企業通常會優先選擇以成本較低的內部現金流作為基礎進行研發創新活動，然而只依靠企業內部的資金難以滿足轉型所需的資金需求。金融科技具有融資普惠性，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技術建立線上平臺，將企業與各種融資渠道（如銀行、投資機構、天使投資人等）連接起來，提高融資渠道的多樣性和便捷性，解決輕資產企業的“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并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降低信貸市場準入門檻［31］，進一步豐裕企業的可用資金，激勵企業數字化轉型。最后，金融科技可通過數字化技術提高供應鏈金融效率，直接連接供應鏈上的中小企業和金融機構，為這些企業提供更靈活的融資服務，推動數字化轉型，激發企業的發展動力。

企業的風險偏好是一定的，提升融資能力可降低企業陷入流動性風險的概率，進而“節省”企業的風險偏好［32］?；陲L險偏好理論，增強的風險偏好可以鼓勵企業對較高風險項目的關注，從而主動承擔其帶來的風險。此外，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建立智能金融平臺，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對投資者的分散化管理，降低企業的風險集中度，進而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區塊鏈技術可以實現去中心化的信任機制，增強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有效降低企業欺詐風險，并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從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另外，金融科技發展還可提供更加靈活、定制化的保險產品，幫助企業更好地管理風險。例如，金融機構可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開發個性化的保險產品，為企業提供更加精準的保險保障。從企業管理者角度來看，金融科技的信息效應能抑制管理層決策時的機會主義和短視主義，提高企業在投資活動中主動承擔風險的意愿，增強其風險應對能力［33］。隨著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企業會更傾向于投資數字化轉型類的高風險項目。鑒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2：金融科技發展可以緩解融資約束，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進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

（三）稅收優惠政策對金融科技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調節作用

稅收優惠是典型的“事后補償”型政策，注重市場調節，對企業更為公平和靈活，對資源配置的扭曲效應更低，不易引發企業的尋租行為，因此稅收優惠政策可有效激勵企業數字化轉型。首先，稅收優惠能夠有效彌補技術外溢對轉型企業帶來的收益損失，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與轉型意愿［34］。政府通過給予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印花稅等稅費的減免或者優惠，降低企業的成本壓力，從而激勵企業加大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投入，促進內部資源有效配置，助力企業吸引外部融資等路徑提升創新產出。同時，當前國內國際環境不確定性較強，企業在面對不確定性時，為規避風險會選擇縮減創新投資資金，而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對創新轉型企業的稅費減免和補貼，不僅可以減輕企業的融資約束，還能分擔企業轉型活動的費用和風險，從而加大企業在研發領域的資金投入，有利于提高企業開展創新轉型活動的積極性。其次，稅收優惠政策具有一定的信號作用，并非所有創新轉型企業都能獲得稅收優惠。稅收優惠為企業創新潛力提供一種官方認證，使得金融科技在支持數字化轉型時更傾向于這些企業。在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雙重支持下，企業將積極增加研發投入，從而推動數字化轉型。此外，稅收優惠政策可以改善營商環境，提高企業的投資信心和積極性。政府可以簡化稅收手續、降低稅費征收的時間和成本，從而提高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和競爭力，促進數字化轉型。最后，稅收優惠政策可以為企業經營提供有效的政策引導和激勵，而適宜的政策環境可以幫助企業進一步降低成本，促進要素積累，特別是關鍵技術要素的創新性突破，從而高效利用金融科技的資源與技術，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鑒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3：稅收優惠政策在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四）企業家精神對金融科技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調節作用

企業家精神是企業進行創新活動的重要驅動力［35］，能顯著影響數字化轉型的實踐效果。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必須依靠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以獲得競爭優勢。企業家精神中的創新和變革意識可以幫助企業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和價值，鼓勵企業不斷創新和變革。數字化轉型需要企業具備快速適應市場變化和技術變革的能力，企業家精神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這種變革。此外，企業家是企業的戰略決策者，企業家精神可以幫助企業家更好地制定數字化轉型的戰略，發揮自身的領導力，帶領團隊一起實現數字化轉型的目標。通過企業家精神作用的發揮，企業能夠更好地把握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市場機遇，拓寬融資來源渠道和加大在技術領域的投資，顯著增強市場競爭力。同時，企業家精神對企業文化的建設和社會責任的承擔有促進作用。一方面，企業家精神可以激勵企業家更加注重企業文化建設和員工培訓發展，幫助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所需要的人才積累和文化變革，進一步提升企業的“軟實力”，使企業更容易適應復雜多變的市場；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還可以激發企業家對社會責任的擔當，避免一味追求利潤而忽視對社會的責任，使企業在轉型過程中擁有更加穩定的發展環境，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傊?，通過企業家精神的創新驅動，企業能利用金融科技的優勢來實現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并能克服轉型過程中的困難和阻礙。鑒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設4：企業家精神在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基本特征、董事會相關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企業所在城市特征的相關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地級市層面金融科技數據來自“天眼查”網站，企業年報數據來自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為使研究更加準確，本文參照已有文獻的一般做法，對樣本數據進行如下處理：（1）剔除樣本中的金融類企業；（2）剔除ST、*ST、PT以及期間退市的企業樣本；（3）剔除IPO當年的觀測值；（4）僅選取至少連續五年數據完整的樣本進行回歸。為控制極端值對結果的干擾，本文對所有相關變量進行了1%和99%的縮尾處理，最終得到21 152個公司-年度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企業數字化轉型（DCG）?，F有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定量測度方法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使用“0-1”虛擬變量來測量企業是否進行了數字化轉型［36］，另一種是借助Python，通過鎖定關鍵詞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體系［37］。盡管第一種處理方法有其優點，但其可能無法有效反映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強度”。企業年報是一份總結過去和展望未來的重要文件，其中包含了大量關于企業戰略調整和經營理念的信息，通過在年報中進行關鍵詞詞頻測度，能夠更加客觀、全面地評價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本文參考后者的測度方法，首先，借助Python歸集整理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樣本企業歷年年報，并利用Python的Pdfplumber庫轉化為文本格式；其次，將年報文本中包含“數字化轉型”關鍵詞（見圖1）的詞頻進行計數，并加總得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初始指標。鑒于此類數據通常具有典型的“右偏性”特征，進一步對其進行對數變換，以得到更好刻畫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最終指標。

2.解釋變量

金融科技（FintechN）。比較常見的金融科技衡量指標主要有三種：一是北京大學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38］；二是金融科技關鍵詞+區域名稱的百度新聞數量［39］；三是區域金融科技公司數量［40］。然而，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編制依據是用戶在支付寶平臺的交易數據，難以全面科學地測度地區金融科技的發展水平；金融科技關鍵詞的百度新聞檢索數量又存在著媒體宣傳差異、新聞重復轉發等問題，也無法真實地反映出地區金融科技發展水平?？紤]到研究層面的深入性以及數據對金融科技的代表性，本文參考宋敏等的方法構建金融科技衡量指標［41］。首先，在“天眼查”網站依次檢索與金融科技相關的關鍵詞，從而獲取相關公司的工商注冊信息，而且只保留公司名稱或者經營范圍中包含以上關鍵詞的樣本，并剔除經營時間不足1年或者經營狀態為非正常（停業、吊銷、解散等）的公司樣本，從而使指標更具準確性；其次，借助Python對天眼查網站所得的樣本進行進一步篩選與統計。為了避免篩選匹配時出現過度判斷，將公司經營范圍中的“不含……服務”“涉及……除外”“……不得經營”等含有否定意思的字段予以刪除再通過正則表達式，將與金融相關的關鍵詞在企業經營范圍中進行模糊匹配，并保留匹配成功的樣本。最后，在保留的樣本中統計各地級市及直轄市每年的金融科技公司數量，并以數值大小衡量金融科技發展情況。由于該指標分布存在顯著的右偏性，因此本文對其進行對數變換，以獲得市級層面金融科技的最終衡量指標。

3.控制變量

在參考已有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選取以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年初總資產（Asset）、營業總收入（GOI）、托賓Q值（TobinQ）、兩職合一（Mega）、成立年齡（Age）、董事會獨立性（Indep）、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審計意見（Audit）、財務杠桿（Lev）。各變量詳情見表1。

（三）模型設定

為檢驗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應，設定如下基準模型：

DCGi，t=α+βFintechNi，t+∑λCVs+∑Year+∑Ind+εi，t（1）

其中，企業數字化轉型（DCG）是被解釋變量，金融科技（FintechN）是核心解釋變量，CVs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ε為隨機誤差項。本文通過加入“時間（Year）”“行業（Ind）”虛擬變量，控制時間趨勢和行業特征的影響。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有回歸方程均使用城市聚類效應來修正標準誤，因為構建的金融科技指標是以城市為單位的，而同一城市內的企業間具有較高的相關性。

五、實證研究

（一）基準回歸

表2報告了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準回歸結果，表中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并控制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金融科技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通過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從數值上看，表2的第（3）列顯示，金融科技的回歸系數為0.0616，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地區金融科技發展水平每提高1%，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將上升6.16%，表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驅動作用，從而驗證了假設1。

（二）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處理

為提高實證結果置信度，分別采用工具變量法、增加控制變量和變量滯后法三種方法解決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首先，本文選取地形起伏度（Rdls）作為工具變量。地形起伏度代表了區域的土地狀況，地形起伏度較低的地區往往呈現出更為活躍的經濟活動和更高的金融集聚程度，因此在這些地區，金融科技的發展也更為顯著。但需要注意的是，地形起伏度是只隨個體變化而不隨時間變化的截面數據，而本文的核心數據是面板數據。因此，借鑒Feng等的做法［42］，引入全國城市金融科技發展水平的均值來構建隨時間變化的面板工具變量。具體地，將全國各城市每年金融科技發展水平的均值與各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相乘，作為金融科技的工具變量，利用2SLS進行內生性檢驗。結果如表3第（1）（2）列所示，在工具變量法控制內生性問題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其次，為減輕遺漏宏觀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偏誤，本文在控制變量中進一步加入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外商投資水平（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人口增長率三個變量，以此控制城市層面的影響因素?；貧w結果如表3第（3）列所示，在控制宏觀影響因素下，金融科技的系數仍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最后，為降低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金融科技進行滯后一期處理后引入模型，回歸結果如表3第（4）列所示，金融科技的回歸系數仍然顯著為正。上述檢驗結果均表明本文的基準回歸結論具有穩健性。

2.指標替換

替換解釋變量。借鑒“文本挖掘法”，重新構建金融科技指數。在郭品等（2019）構建互聯網金融指數的設計思路基礎上［43］，參考盛天翔等（2020）的指數構建方法［44］，利用金融科技相關關鍵詞的百度搜索指數，構建市級層面的金融科技指數?；ヂ摼W搜索行為是網絡大數據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信息，能夠幫助進行宏觀經濟預測，所以金融科技相關的關鍵詞搜索指數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科技的發展情況。為便于結果展示，本文進一步將構建的金融科技指數縮小為原值1/100?；貧w結果如表4的列（1）所示，金融科技顯著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其系數為0.0033，且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證明了前文基準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替換被解釋變量。根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定義，借鑒何帆等（2019）的方法［45］，在上市企業財務報表附注中搜索數字化轉型相關的無形資產并計算其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并以此比例作為數字化轉型水平的穩健性檢驗替代變量。數字化轉型相關無形資產是指包含“網絡”“軟件”“智能平臺”等與數字技術相關的關鍵詞的無形資產以及相關專利。根據表4的列（2）結果可知，金融科技仍然顯著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證實核心結論的穩健性。

3.剔除直轄市和省會

中國的直轄市和省會具有較高的行政層次，可以利用其政治優勢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相比于其他地級市，這些城市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可能會影響變量之間的關系，所以為了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對剔除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后的樣本重新進行回歸。如表4列（3）所示，金融科技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顯著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基準回歸結果穩健可靠。

4.加入“年份-行業”高階聯合固定效應

基準模型的固定效應只控制了年份和行業兩個維度，卻忽視了行業層面隨時間變動的不可觀測因素對估計結果的影響。因此，本文進一步加入“年份-行業”高階聯合固定效應進行檢驗，表4列（4）的結果顯示，金融科技的系數仍顯著為正，本文結論依然穩健。

六、異質性分析與機制檢驗

（一）異質性分析

1.企業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前文研究發現，金融科技正向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企業屬性差異和資源稟賦的影響下，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可能存在異質性影響，對這類差異的探討有助于形成針對性的政策導向?；诖?，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金融科技與企業產權屬性（POE）、企業技術密集屬性（Tie）的交互項。POE和Tie均為虛擬變量，若企業為國有企業，POE則賦值為1，其他賦值0；若企業為技術密集型企業，Tie則賦值為1，其他賦值0?；貧w結果如表5列（1）（2）所示。

由列（1）可知，Fin×POE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相較于國有企業，金融科技對非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作用更強?？赡艿脑蛟谟?，國有企業是國家重點扶持的對象且有國家信譽做擔保，其在資源獲取和市場競爭等領域有著明顯的優勢，這導致其創新轉型的意愿不強。而非國有企業往往面臨著資源約束、不進則退的市場競爭壓力等問題，急需金融科技助力創新轉型，以提高市場競爭力。因此，在創新轉型過程中，金融科技對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驅動作用更為明顯；由列（2）可知，Fin×Tie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相較于非技術密集型企業，金融科技對技術密集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作用更明顯。究其原因可能是技術密集型企業對技術創新、研發和高級技術能力的依賴程度較高，而金融科技的技術特點則有效契合了該企業的需求，從而助推其數字化轉型，同時憑借自身的技術資源稟賦優勢，其數字化轉型也更有效。

2.行業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在不同的行業特征下，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也存在差異。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金融科技與高科技行業虛擬變量（Tech）、制造業虛擬變量（Manu）的交互項?；貧w結果如表5列（3）—（4）所示。

由列（3）可知，Fin×Tech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在高科技行業中，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果更明顯。這可能是因為在高科技行業中，企業的經營導向主要是科技創新，并將創新作為核心策略來驅動業務發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意愿更強烈。此外，由于技術更新迭代快，高科技行業的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更激烈，企業急需創新轉型增強競爭優勢。因此，金融科技在支持數字化轉型上具有明顯的科技導向性［46］；由列（4）可知，Fin×Manu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較之于非制造業，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應主要體現在制造業企業中。原因在于，一方面，自2011年以來，制造業企業就面臨著要素成本上升、勞動人口紅利驟減等問題，亟需轉型升級突破發展瓶頸；另一方面，制造業企業通常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來進行設備升級、研發等方面的投資，而金融科技可以提供多種形式的融資、投資等資金支持，幫助制造業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因此，金融科技對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果更明顯。

3.地區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企業所處地區的政府行為可能會影響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果。地方政府作為當地政策的制定者，其行為往往具有信號作用，影響著當地企業的未來發展。因此，本文將地方政府關注度納入異質性分析，并選擇從地區科技人才的注意力和地區數字化的關注度兩個方面對其進行具體刻畫，進一步探討在不同地區環境下，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參考裴瑞敏等（2022）［47］、吳非等（2021）的研究與指標構建方法［48］，在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利用Python分別鎖定與科技人才和數字化相關的關鍵詞，并針對特定關鍵詞進行詞頻統計，然后將各詞頻加總并進行對數化處理，形成地區科技人才注意力（LnFinp）和地區數字化關注度（LnSZ）的刻度指標。LnFinp數值越大表明地區科技人才注意力越強，LnSZ數值越大表明地區數字化關注度越高。在基準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金融科技與地區科技人才注意力、地區數字化關注度的交互項，回歸結果如表6列（1）（2）所示。

由列（1）可知，Fin×LnFinp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作用在科技人才注意力強的地區更為明顯。這可能是因為政府行為往往具有政策導向性，當地政府對科技人才的重視釋放出積極信號，有助于企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通過促進人才的集聚，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和創新活動提供智力支持，從而增強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賦能紅利。此外，政府在科技人才注意力強的地區針對科技人才出臺的政策也更多，這些政策對企業科技人才發展的各個環節予以制度保障，調動人才積極性，進而驅動企業創新轉型；由列（2）可知，Fin×LnSZ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作用在數字化關注度高的地區更為明顯。地方政府對數字化的關注起到了“風向標”的作用，激勵當地企業把握數字經濟的機遇，實現自身數字化轉型。

中國幅員遼闊，城市規模的大小也會影響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本文在回歸模型中進一步引入金融科技與城市規模（Size）的交互項，城市規模用地級市年末總人口取對數來衡量［49］?；貧w結果如表6第（3）列所示，Fin×Size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應在大規模城市表現得更加明顯。大規模城市通常擁有更豐富的創新生態系統和高素質人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條件更加豐厚。此外，大規模城市由于人口眾多，市場競爭也更加激烈，企業需要創新轉型以保持自身競爭力。因此，金融科技對大規模城市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激勵效應更顯著。

（二）機制檢驗

前文的分析表明，地區金融科技的迅猛發展在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具體影響路徑仍有待探究。從融資約束角度來看，金融科技通過緩解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費用，減輕轉型主體的融資壓力，進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從風險承擔角度來看，金融科技帶來的信息效應能夠減輕企業在獲取和處理關鍵決策信息時的成本壓力，技術溢出效應能夠幫助企業更好地管理流動性和市場風險，從而增強其在投資活動中承擔風險的積極性，將周期長、風險高的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的核心戰略。因此，本文將從融資約束、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兩個方面探討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制。中介效應模型構建如下：

Mdi，t=α0+α1FintechNi，t+∑λCVs+∑Year+∑Ind+εi，t（2）

其中，Md為中介變量，包括融資約束（SA）和企業風險承擔水平（Risk），其他變量的定義同式（1）。

1.基于融資約束

本文參考宋敏等（2021）［50］、王宏鳴等（2022）所采用的指標［51］，使用企業規模和年齡來構建SA指數，由于該指數為負值，對其取絕對值以便于理解，絕對值越大代表融資約束程度越高。表7第（1）列結果顯示，金融科技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金融科技有效緩解了企業的融資約束。事實上，當企業面臨嚴重的融資約束時，往往傾向于削減研發投入，并且選擇將有限的資金投向“短平快”的項目，從而抑制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金融科技的發展通過增加融資途徑和提高融資效率，有效提高企業資金的靈活性，為企業創新轉型提供了穩定的金融支持，從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

2.基于企業風險承擔水平

借鑒何瑛等（2019）的研究［52］，用企業的盈利波動性來衡量企業的風險承擔水平（Risk），具體的計算方法如下：

由于中國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一般為三年，本文選擇以每三年為一個觀測時段，則t代表在觀測時段內的年度，取值為1至3。AdjRoa為企業經行業均值調整后的總資產收益率，EBIT為息稅前利潤，ASSET為年末資產總額，X代表某行業內企業的總數量，k代表該行業的第k家企業。

表7第（2）列結果顯示，金融科技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科技的發展有助于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事實上，企業的風險承擔能力越強，企業越傾向于投資于高風險、長周期的數字化轉型項目。金融科技帶來的信息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能有效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使企業更好地進行風險管理和決策，從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綜上所述，假設2得到驗證。

七、進一步分析

根據前文研究結論，金融科技正向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那么，政府和企業在此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本文進一步基于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的視角，考察政府政策和企業家特征在金融科技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系中的作用。

（一）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的調節效應

1.基于有為政府的調節效應

為進一步驗證政府政策調節作用下，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應，本文將金融科技與稅收優惠政策的交互項加入模型，并采用“去中心化”處理相關變量，以降低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參考成瓊文等（2022）的研究［53］，用稅費返還/（稅費返還+支付的各項稅費）的計算方式對稅收優惠（TA）進行測度。

回歸結果如表8第（1）列所示?？梢园l現，金融科技與稅收優惠的交互項（Fin×TA）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稅收優惠政策增強了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作用。稅收優惠能有效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通過“政府之手”直接讓渡一部分經濟利益給微觀市場主體，彌補創新轉型的“市場失靈”，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助力金融科技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假設3得到證實。

2.基于有志企業的調節效應

為進一步驗證企業家特征調節作用下，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應，本文將金融科技與企業家精神的交互項加入模型中，同樣采用“去中心化”處理相關變量，以降低可能存在的共線性問題。參考李琦等（2021）的研究［54］，選用研發支出、人均固定資產、人均無形資產、人均營業收入和董事會獨立性指標，通過熵權法對各指標賦權后再計算得到綜合結果，并對該結果取自然對數得到企業家精神指數（LnEntre）。

實證結果如表8第（2）列所示。結果顯示，金融科技與企業家精神的交互項（Fin×LnEntre）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該結果說明，當企業家精神越強時，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作用也會得到顯著加強?？赡艿脑蛟谟?，隨著企業家精神的增強，企業更能洞察市場機遇，更有動力開展創新活動，這有助于金融科技更好發揮對實體企業開展轉型活動的有效支持作用。本文的假設4得到證實。

（二）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的協同調節效應

1.政企的協同調節

前文的調節效應分析發現，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均在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在現實中，實體經濟企業數字化轉型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政府宏觀層面的安排部署和企業微觀層面的配合執行。因此，在前文分別考察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發揮調節作用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的協同調節效應，即政府與企業的協調配合將在金融科技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系中產生的作用。

首先，數字化轉型涉及多個領域，需要企業具備跨部門、跨領域的協作能力，并不斷進行試錯和改進。企業家精神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協調各部門之間的合作，創新出更加高效的協作模式。稅收優惠政策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源支持，使企業在不斷試錯中更好地推動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其次，數字化轉型是一項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工作，需要企業家們具備勇氣和決心去嘗試新的商業模式和技術方案。企業家精神的核心是創新精神，即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勇于嘗試新的商業模式和技術方案，不斷創新、迭代、進化。因此，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的不僅是稅收優惠政策提供的經濟支持，更需要企業家精神的內部支持和推動；最后，政府和企業的協同是一種供需雙方的協同。政府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來降低企業的成本，從而激勵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而企業家精神則強調企業的主觀能動性和創新意識，有效促進企業的發展。兩者相互協同，共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具體實施中，稅收優惠政策為企業帶來資金支持，減輕了企業負擔，激發了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企業家精神則鼓勵企業主動探索數字化轉型的前沿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以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兩者相互協同，共同推進了金融科技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

在實體經濟的發展中，政府和企業的結合存在著“1+1≠2”的協同性問題。為考察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實際效應，本文參考馬紅等（2022）［55］、孫薇等（2023）［56］的研究，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DCGi，t=β0+β1FintechNi，t+β2TAi，t+β3FintechNi，t×TAi，t+β4LnEntrei，t+β5FintechNi，t×LnEntrei，t

+β6TAi，t×LnEntrei，t+β7FintechNi，t×TAi，t×LnEntrei，t+∑λCVs+∑Year+∑Ind+εi，t（5）

其中，TAi，t×LnEntrei，t是稅收優惠政策與企業家精神的交互項，FintechNi，t×TAi，t×LnEntrei，t是金融科技與政企協同的交互項，β7是反應協同調節效應的系數，其他變量定義和前文一致。

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結果顯示，在第（2）列中，交互項（FintechN×TA×LnEntre）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政企的協同能夠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和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并實現多重效益的“雙效合一”，從而對金融科技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相互促進的協同調節作用。一方面，稅收優惠政策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資金和資源，而企業家精神則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利用這些資源，實現自身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可以促使企業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抓住機遇，積極投入研發和創新，以實際行動落實政策，推動企業不斷追求創新和發展，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2.政企的協同調節與企業數字化水平

企業的數字化程度可能會影響政企協同調節的效果。因此，為更好地探究這一問題，本文構建了面板分位數模型。從表10的第（1）（2）列結果可以看出，對于數字化水平處于25%分位和50%分位的企業而言，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沒有產生協同調節作用。第（3）（4）列結果顯示，當企業的數字化水平在75%分位和90%分位時，交互項（FintechN×TA×LnEntre）的系數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產生了相互促進的“互補調節效應”。一方面，高度數字化的企業更加注重創新和競爭力，而企業家精神則是推動企業不斷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稅收優惠政策可以提供給企業更多的資源和資金支持，而企業家精神則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利用這些資源和資金，實現更快速、更高效的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高度數字化的企業通常需要具備更高的創新能力和風險承受能力，這也需要企業具備更強的企業家精神，而稅收優惠政策可以降低企業承擔風險的成本，進而激發企業家精神，驅動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因此，對數字化領先型企業而言，政府和企業的配合產生了互補的協同調節作用。數字化后進型企業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都較弱，不能很好地將金融科技這一新興技術應用于數字化轉型，而且這類企業往往較為保守，即使政府出臺稅收優惠政策，企業可能認為數字化轉型帶來的風險較大，而不愿意冒險去嘗試數字化轉型，導致稅收優惠政策的作用無法發揮。

八、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11—2021年滬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機理及邊界條件，同時基于有為政府和有志企業協同的視角，探討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和企業家精神在金融科技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系中的協同調節問題。研究發現：（1）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驅動作用，且在進行一系列內生性處理及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舊成立。（2）異質性分析表明，對于非國有企業、技術密集型企業、高科技行業、制造業，以及在科技人才注意力強、數字化關注度高和規模大的地區，金融科技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效應相對較大。（3）機制檢驗發現，金融科技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和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進而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4）進一步研究表明，政府稅收優惠政策與企業家精神在金融科技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發揮正向調節作用，而且政府與企業的配合對金融科技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相互促進的協同調節作用。此外，政企的協同調節效果又因企業數字化水平而有所差異：對數字化領先型企業有“互補調節效應”，對數字化后進型企業則協同效應不明顯。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為促進金融科技發展與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在政府層面。首先，政府應加大金融科技政策支持力度，積極制定相關政策措施，為金融科技的發展和企業數字化建設提供支持，尤其應鼓勵規模較大的城市進行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夯實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條件。其次，地方政府在鼓勵企業數字化的同時還應注重科技人才的培養，一方面通過出臺優惠政策、提供研發資金等方式，鼓勵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方面進行創新；另一方面優化人才環境，不斷完善科技人才政策體系，通過科技人才政策鼓勵企業創新轉型，提高轉型質量。最后，政府牽頭與企業成立政企合作平臺，通過平臺共享信息資源，加強政府與企業的溝通與合作，協同推進金融科技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

第二，在金融機構層面。傳統金融機構應加強金融科技應用，借助金融科技相關技術有效識別企業信息，引導金融科技資源向非國有企業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傾斜，并加大對高科技行業和制造業的信貸投放力度，有效解決其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同時，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提供更加智能化和定制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給企業，拓展數字化轉型解決方案和服務，助力企業數字化創新轉型。此外，傳統銀行等金融機構應當與金融科技企業加強合作，借助業務合作和人才交流等途徑，汲取金融科技企業數字化經營和管理模式的經驗，在現有生態優勢的基礎上，將傳統線下業務智能化、便捷化，并積極探索新的業務領域。

第三，在企業層面。首先，企業應根據自身的情況，制定符合自身特征的數字化轉型戰略規劃和目標。同時，把握金融科技的發展熱潮，轉變傳統的融資觀念，并根據自身的融資需求，選取適宜的融資方式，保證有充足的資金投入到研發中。此外，企業除了積極引入金融科技的相關技術，還應加強數字技術與企業自身業務的融合，從而實現全面的“數字業務化”，提高企業整體的數字化水平。其次，企業應加強內部管理，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領導力的企業家，為數字化轉型提供堅實的管理基礎。最后，企業財務負責人應充分了解政府的優惠政策，把握稅收優惠政策等激勵措施，優化企業財務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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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Financial Technology Drive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A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Efforts betweenProactive Governments and Ambitious Enterprises

LI? Jianwei，DUAN? Cai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1 to 2021，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financial technology has a positive driving effect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riving effec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nder different enterprise type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ed that financial technology drive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wo channels：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mproving the risk-taking level of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government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have a synergistic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driving effe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synergistic regulatory effect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it is complementary to digitalized leading enterprises， but the complementary regulatory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for digitalized backward enterprises. Therefore， in the new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vigorously promote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empower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real economy enterprises， and to strengthen 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is will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financial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ax preferenc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責任編輯 編輯齊立瑤；責任校對 劉永?。?/p>

［收稿日期］ 2023-09-09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融資約束下研發投資結構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機理研究：基于研發異質性及企業家知識溢出機制”（項目編號：71804096）；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金融科技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結構特征、機制識別及金融監管下的效應差異研究”（項目編號：ZR2021MG028）；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區域碳達峰情景預測與低碳經濟約束下的綠色金融創新模式研究”（項目編號：ZR2022QG077）；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金融科技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機制及實現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2CJJJ25）。

［作者簡介］ 李建偉（1981—），男，山東威海人，山東工商學院金融學院副教授；段彩虹（1998—），女，四川廣安人，山東工商學院金融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