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生成邏輯、運行闡釋與價值追求

黃胤轔 姜洋

［摘?要］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發展的基本趨向和模式創新。在生成邏輯上，城鄉融合發展是一項宏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應將其置于理論溯源、歷史演進、中外比較與現實驅動等多維視角之中，全面辯證地闡釋這一課題生成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運行闡釋上，采用馬克思主義系統觀的分析視角，對城鄉融合發展運行機理進行解析，深化對于城鄉融合發展運行優勢的科學認識，其中系統的運行優勢包括整合優化機制、集成涌現機制和成效保障機制；在價值追求上，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目標定位、方法運用、動態過程和成效導向四個方面，堅持整體性與漸進性、統籌性與創新性、層次性與開放性、人民性與協調性的辯證統一，推動新時代新征程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優化和成效提升。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運行機理；系統優化

［中圖分類號］?F299.2;F323；D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3-0014-12

現代化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歷史性、世界性和文明性概念，深刻詮釋了數百年來世界各國變革和發展的基本趨向。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認識和探索，逐步構建起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和發展模式，不同于英美式現代化、蘇聯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模式。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概括和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基本特征和發展要旨，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關照。城鄉融合發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趨向，是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舉措，也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站在新時代新征程的歷史新起點，透過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基本模式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認識，進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梳理及議題提出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是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站在嶄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也有新的目標和要求，需要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視角，全面辯證地審視城鄉融合發展的多維向度。當前，學界關于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進行了廣泛、系統的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必然選擇角度論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學界主要論點有：劉彥隨［1］認為，構建完善的城鄉融合發展體系既是高質量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對國家現代化戰略的切實遵循；文豐安、王星［2］認為，我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平衡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一方面要推動各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流通，另一方面要推進城市與鄉村的協同發展；高增安、何興?。?］認為，城市和鄉村作為人類生產生活的兩大空間場域，二者之間的融合發展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傮w來看，城鄉融合發展是關系到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影響要素，需要站在發展的歷史高度，認識城鄉融合發展出場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二，從目標方向角度闡述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學界主要論點有：劉合光［4］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共同富裕則是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驅動；陳志鋼、茅銳、張云飛［5］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就須解決城鄉發展的失衡問題，努力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良序局面的形成；張明皓、葉敬忠［6］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徑；文豐安［7］認為，促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新發展階段的時代任務，然而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會影響到共同富裕目標的完成進度；孫紹勇［8］認為，統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是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偟膩碚f，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旨在解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通過城鄉一體化發展扎實推進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第三，從科學內涵角度解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主要觀點包括：許彩玲、李建建［9］認為，城鄉既是一個有機體、也是一個共同體，通過構筑一個開放、公正、融合的發展環境來促使城鄉之間的要素流通、產業融合、功能互補，進而形成協調發展、和諧穩定的城鄉新發展格局；張洪新［10］認為，城鄉融合發展是平衡城鄉兩端發展差距的舉措，有利于推動城鄉之間的區域協調發展；高帆［11］認為，由城鄉對立到城鄉融合是我國城鄉關系發展進程中的必然轉向，更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趨向。由此可知，城鄉融合發展既是破解城鄉失衡問題的應對舉措，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發展的新模式。第四，從問題研究角度回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李愛民［12］認為，城鄉融合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城鄉之間發展的差距、城鄉公共服務未實現均等化、農村人居環境較差、城鄉之間要素自由流動存在制度性障礙和區域性的差異；徐宏瀟［13］認為，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面臨國內、國際兩個層面的挑戰，國內層面存在要素流動結構的失衡、產業多樣化發展的欠缺、城鄉融合方式的單一等問題，國際層面存在全球化、逆全球化對城鄉關系轉型的限制；王紹琛、周飛舟［14］認為，“小城鎮模式”的衰落征示著城鄉之間的關系失調，而造成這一問題的癥結在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對立；馮永泰［15］認為，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發展制度的區隔性、要素流動的單向性和公共資源配置的偏向性等問題。依此來看，我國城鄉發展差距仍存在許多發展難題，具體到現實層面就是要素流動的單向互動、城鄉的結構對立、資源失衡等問題，對中國城鄉關系的調整轉型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第五，從發展路徑角度解答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學界主要論點有：韓文龍、吳豐華［16］認為，城鄉融合發展要在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將解放、發展和保護農村生產力作為導向，從思想、方法論、生產力和制度等路徑向度出發，推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姚毓春、梁夢宇［17］認為，要從政策方面助推城鄉融合發展，即從政策方面發力來打通城鄉要素的雙向流通、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強化政府的主體責任和拓寬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空間；楊騫、金華麗［18］認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深化融合發展機制建設、健全城鄉公共基礎設施、推動公共服務共享以及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文豐安［19］認為，要通過促動城鄉區域之間制度、經濟、文化及社會的融合來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傮w來看，學界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提供的推進路徑：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是推進城鄉之間各要素的融合；三是健全城鄉發展的制度機制來激活城鄉融合發展的內驅動力。

綜上所述，學界圍繞上述五個方面內容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為我們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多重視角?；貧w現實范疇，城鄉之間仍存在較大的發展差距，所以需要繼續深化對城鄉融合發展這一課題的學理研究，為現階段城鄉關系發展提供新的理論認知和實踐指向。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會有不同的認識，本選題是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系統觀的理論立場，透過系統分析框架深入把握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生成邏輯、運行機理與價值追求，為新時代城鄉關系發展提供學理思索和系統分析。

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生成邏輯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作為解決城鄉發展失衡的應對舉措，是旨在促動城鄉區域協同發展、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馬克思主義系統觀的指導下，本研究通過理論溯源、歷史演進、中外比較與現實驅動等多個系統分析視角，全面辯證地審視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出場邏輯，深化我們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認識和科學把握。

（一）理論溯源：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的闡發

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視野高度，對城鄉關系的未來趨向作出科學預判。他們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反杜林論》《資本論》等多本著述中就表達出對城鄉關系的深刻省思與本質追問。因此，回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文本，沿循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的系統闡釋，進而深入把握城鄉關系發展的基本趨向。

1.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的思想回溯

站在思想的出場語境中看，馬克思、恩格斯對于城鄉關系的研究思索，一方面是基于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城鄉對立”現象的科學審視，另一方面又是基于他們對空想社會主義者莫爾、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思想觀念的辯證吸收。伴隨工業革命規模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模式從手工工場逐漸走向機器大工業，推動生產、市場和資本等要素都往城市聚集，城市生產力突破以往的固有能級，促使城鄉結構發生了格局重塑和轉換，使得城市逐步成為城鄉關系中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而鄉村則日漸邊緣化依附化。從理論研究的向度來看，城鄉基本格局的變化也吸引了當時許多學者的關注，亞當·斯密指出，“農村以生活資料及制造原材料供給城鎮，城鎮則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給農村居民”［20］359，這表示城鄉之間應是合理的分工與協作，彼此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而不是呈現能量遞減式的“中心-邊緣”城鄉格局。此后，李嘉圖對斯密的觀點進行了繼續深化，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強調了在工業化過程中城鄉之間的斷裂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只有通過將城市里一部分產業向鄉村進行轉移，形成城鄉之間的產業協同、分工協作，才能恢復城鄉結構之間的平衡態勢。

對于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城鄉關系思想廓清，我們不僅能夠從事實上明晰思想觀念的演變趨向，而且還能夠追溯到他們對馬克思恩格斯城鄉關系思想的影響。文藝復興時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勾勒出美好社會的基本圖景，具體表現在：所有人都在城市居住生活，而鄉村成為每個人生產的區域，在這一“美好社會”里沒有剝削與被剝削、壓榨與被壓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整個社會和睦相處、井然有序。此后，以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繼承了莫爾的城鄉一體、城鄉無差別思想，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城鄉對立現象進行犀利的批判。傅立葉指出，“工業生產將遍布于全球鄉村的法郎吉中”［21］259，而歐文嘗試通過建立“新和諧村”來解決城鄉之間的對立，因為“新村將保持鄉村的一切優點”［22］263并且能夠克服許多不利因素。但是，無論是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莫爾的《烏托邦》等歷史文本，還是在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的著述里，他們關于城鄉關系的構思更多是停留在空想而并未深入對本質問題進行思索與批判。

2.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的文本證成

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城鄉對立，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出“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23］556。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闡述了城鄉發展演進趨向和推進舉措。一方面，對于城鄉發展演進趨向的預判。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觀的理論立場，預判未來城鄉關系會歷經三個階段：“混沌一體”→“對立分離”→“融合發展”。當城鄉關系呈現出一種混沌一體的狀態，其原因在于原始社會的生產力落后和社會分工尚未形成；當城鄉關系日趨對立分離，是源于社會分工“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23］520；當城鄉關系趨向于融合發展，是因為城鄉對立分離既造成了城市的發展停滯、成本上升、環境惡化等城市病癥，又造成了農村土壤肥力下降、生產條件破壞、農業發展停滯等農村病癥，嚴重影響城鄉關系的良序發展，“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24］313來實現對這些病癥的診治。另一方面，對于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舉措。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城鄉之間的融合“單靠意志是無法實現的”［23］557，需要從生產力、制度和模式來破解失衡格局、促成融合發展。第一，大力發展生產力，為城鄉關系發展夯實物質基礎。馬克思指出，消滅城鄉對立“取決于許多物質前提”［23］557，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才能夠建立充裕的物質基礎，為破解城鄉對立創造前提性的物質條件。第二，終結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共產主義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預判，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里，城鄉對立現象將不復存在，轉而隨之替代的就是城鄉融合發展。因為在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里，能夠做到將“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23］686，這可防止城鄉各要素之間的內耗與抵牾，推動城鄉融合向縱深拓寬。第三，工農結合的發展模式，為城鄉關系發展提供機制創新。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23］571。然而，城鄉對立會造成城鄉間要素流通的停滯，城鄉居民只能孤立地從事于各自領域的生產勞作，這就在無形之中斬斷城鄉之間的有機互動。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創造性地提出“工農結合”發展模式，通過增強城鄉之間的產業合作、分工協同，保持城鄉之間的良序融通、耦合聯動，為推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提供機制支撐。

（二）歷史演進：黨百年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

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城鄉關系的探索伴隨著中國社會形態變遷的全過程，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站在歷史演進的角度，中國共產黨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分為四個階段：以農村為依托的救國階段、從農村到城市的興國階段、城鄉統籌發展的富國階段和城鄉融合發展的強國階段。

1.以農村為依托的救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探索城鄉關系的實踐（1921—1949年）

從黨的建立到新中國成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黨認識到如何正確處理城鄉關系是關乎黨自身興衰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黨對城鄉關系的探索有助于黨明確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之一，即“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25］84-85。面對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指出，“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26］336，黨確定了在這一時期的城鄉工作方略：建立農村根據地，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對城市的領導權。具體到現實的演繹歷程中，國內革命戰爭階段，黨認識到鄉村發展能夠有效拓寬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如瞿秋白在對蘇聯考察城鄉發展模式后指出，“擴充財政，技術的影響于鄉間”是為“創社會主義現實的基礎”［27］246；土地革命戰爭階段，黨意識到“城市太小，鄉村太大，廣大的人力物力在鄉村不在城市”［28］590的城鄉基本狀況，進而確立了“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抗日戰爭階段，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經濟綱領，也就是“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29］678，這有效激活農村經濟的內在活力；解放戰爭階段，黨對城市關系作出進一步探索，毛澤東指出，“城鄉必須兼顧”，要“緊密地聯系起來”［30］1427，保證黨對城鄉工作的雙向兼顧，有助于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最終的勝利。歷史地看，黨依據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環境不斷進行城鄉政策的動態調適，保證黨對城鄉關系工作的全過程、全方位和全場域的貫通。

2.從農村到城市的興國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探索城鄉關系的實踐（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延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城鄉關系的探索，但是工作重心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農村轉移至城市，以此聚合城鄉整體力量為推進國家戰略服務。在此階段，毛澤東強調“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31］24，這為黨正確處理城鄉關系提供了方向指引。但是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后，黨對城鄉關系探索出現了方向性偏差，即違背經濟運行的發展規律，錯誤開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意味著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阻斷了城鄉之間勞動力要素的流通，尤其是隔斷了鄉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從深層邏輯來看，戶籍制度有助于深化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戰略，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隨后，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又致使黨對城鄉關系探索陷入停滯狀態?；仡櫞穗A段黨對城鄉關系的探索要旨，一方面是基于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目標，另一方面是基于推動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發展目標。事實上，城鄉建設在此階段也發生顯著的變化，呈現出一種失衡的發展態勢。一方面在城市向度，我國城鎮化率從1949年的10.64%增加至1960年的19.75%［32］；另一方面在鄉村向度，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業產品的統購統銷等因素的影響，致使鄉村發展遭到嚴重的破壞，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

3.城鄉統籌發展的富國階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黨探索城鄉關系的實踐（1978—2012年）

隨著國家結束十年動亂，黨對城鄉關系探索的主要任務就是聚焦于統籌城鄉發展的課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拉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帷幕。在此歷史階段，我國城鄉關系經歷三次趨向變化：從1978—1984年城鄉關系趨于好轉，到1984—2003年城鄉之間發展差距再次擴大，再到2003—2012年城鄉統籌發展。第一次變化，1978—1984年城鄉關系趨于好轉。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將工作重心逐漸由城市向鄉村轉移、鄉村改革率先發力，如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鄉村居民土地經營權，極大調動鄉村居民的生產積極性，有效提高土地、產品、勞動力等要素的合理配置，進而這一項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快速推廣。1983年，《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的頒布標志著鄉村人民公社體制的結束，破除行政管理對鄉村的束縛、激發鄉村發展的內在活力，為暢通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提供了法理基礎。在這一歷史時期，鄉村改革取得顯著成效，克服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封閉限制，城鄉關系也趨于好轉。第二次變化，1984—2003年城鄉之間發展差距再次擴大。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鄉村向城市轉移，標志著進入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建設。經過政策以及市場機制的引導，城鄉關系之間出現了要素的單向度流動，如1978—2012年城鎮常住人口由1.72億增至7.12億［32］，生產資源、勞動力、市場等要素不斷向城市聚攏，致使鄉村區域出現資本流失、勞動力減少以及市場萎縮等現象，這也再一次擴大了城鄉發展差距。第三次變化，2003—2012年城鄉統籌發展。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形勢，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理念，旨在通過建立統籌一體的城鄉關系，促動城鄉關系發展水平契合經濟社會發展的節奏，同時城鄉“統籌發展”的理念為“融合發展”的理念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4.城鄉融合發展的強國階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黨探索城鄉關系的實踐（2012年以來）

城鄉融合發展作為新時代黨探索城鄉關系發展模式的創新，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促動城鄉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33］23；到黨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34］32的要求；到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進一步系統規劃、科學部署，促動城鄉融合發展走深走實；再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35］31，構建一個功能互補、協調發展、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鄉關系。經過新時代十年的縱深推進，黨對城鄉關系的探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創造了一個既具“中國特色”又具“中國風格”的城鄉關系發展模式，促成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36］156-159的融合發展。

（三）中外比較：不同現代化之間城鄉發展的差異

在任何一個現代化發展模式中，城鄉關系發展狀況是關乎其經濟社會能否維持良序運行的關鍵。從比較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探索實施過適合本國國情的應對措施”［37］。究其根本原因，社會制度、地域以及歷史文化基因等因素的差異，決定了城鄉發展的模式、運行的邏輯，尤其是不同類型社會制度下的城鄉發展模式具有不同的目標指向和運行邏輯。反觀各自城鄉關系發展的邏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自身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內在缺陷而導致的城市危機，即城市的人口過度密集、交通擁堵、生態破壞等問題，引發了城市內部危機和民眾不滿。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為贏得選舉、保持執政，便開始逐漸通過大力推進鄉村建設來緩解城市的內在危機與撫平民眾的不滿，如20世紀60—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開啟一系列鄉村建設計劃，法國“農村振興計劃”、美國“新城鎮開發建設”、英國“農村中心村建設”、日本“村鎮綜合建設示范工程”以及韓國“新農村運動”，等等。上述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鄉村建設運動，旨在通過鄉村的創新建設，升級鄉村的基礎設施，吸引更多人口向鄉村回流，努力縮小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相較之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復雜性和歷史性，這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發展模式不同于其他現代化的城鄉關系發展模式。第一，從歷史文化來看。在傳統中國的歷史視野中，城鄉關系一直處于一個不對等的狀態，郡縣制通過地方官僚和民間士紳來統合地方治理，形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格局?！盎蕶嗖幌驴h”是指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官僚體系只延伸到縣域一層，然而“皇權不下縣”并非征示著“皇權”失去對鄉村的控制。關鍵在于，“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雙軌制治理模式［38］343-364，確保了鄉村治理仍要依附于以皇權體系為核心的紳權和族權，使得鄉村無法擺脫國家權力的控制輻射。相比歷史因素，文化因素更像一個“束縛”城鄉關系的隱形工具。千百年來，“重農抑商”的傳統封建統治思想在客觀上影響城鄉關系的良序發展，居住在城市的官僚士紳為攫取更多的利益，會通過威權交易來兼并鄉村村民的土地，無休止的鄉村土地兼并極大擠壓了鄉村的發展空間與民眾的生存空間。第二，從經濟結構來看。1947年，費孝通先生對中國城鄉關系進行提煉式概括，即“相消相成”“相成相克”［39］。中國古代社會作為一個超靜態的社會結構，是以小農經濟的家庭經營模式為基礎，形成了以家庭為主導的城鄉結構形態，并通過家庭來連接城鄉之間的互動。因此，“家”在古代中國的城鄉關系發展中具有社會性、結構性的意涵特質，支撐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資源互補。伴隨著中國傳統式小農經濟的瓦解，靠著親屬關系、朋友網絡維持的城鄉互動模式日趨式微，不過家庭本位的思想屬性對民眾依然有著深刻影響，所以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旨在搭建一個正向、良性的城鄉家庭互動模式，保障城鄉各要素之間健康、有序和穩定的互動流通。

在中外城鄉關系發展的比較視閾下，如果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城鄉關系發展核心驅動歸類為“資本驅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則可被視為“人民驅動”。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挑戰，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創造了城鄉關系發展的新模式，為世界各國的城鄉關系發展貢獻多元的智力資源，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城鄉關系發展模式的一種超越。

（四）現實驅動：風險社會視閾下的城鄉融合發展

風險社會與現代化是一體兩面的互嵌關系。烏爾里?！へ惪擞凇讹L險社會》一書中首次闡述了“風險社會”概念，即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程度”［40］15?。隨著現代化的系統展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遷，衍生出各種復雜性、非線性及不確定性的社會風險。因此，要促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就須對社會風險進行系統性規避和科學性應對。從風險社會的具體化視角來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的風險樣態：第一，城鄉關系陷入失控的高風險題域。吉登斯將風險社會定義為一個“失控的世界”［41］3?，意指風險社會不受人類所控制，而是一個失控的世界。處于風險社會中的城鄉關系，面臨著內外矛盾、風險挑戰的交織疊加，卻缺乏對風險危機的責任勘定、良序管控，進而造成城鄉關系趨向分離、對立和沖突的異化態勢。第二，城鄉關系陷入終結的現代化題域。風險社會作為一個現代性概念，而風險社會源起于兩個終結，即“自然界的終結”和“傳統的終結”［42］191?。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各種風險也在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中不斷地積累、疊加和延伸，產生了諸多不確定性、非特定性及普遍性的風險危機。在此背景下，城鄉作為一個交叉特質的空間載體，會遭受來自于現代性的“終結”風險，如鄉村的文化習俗、生態屏障、集體記憶的空間作用遭到弱化與終結，而城市則逐漸淪為生產勞作的空間區域，城鄉關系從互補聯動變為彼此獨立的空間場域。第三，城鄉關系陷入失衡的結構性題域。在現代化進程中，風險會呈現出“結構性”的危害特質。具體到現實層面，“城進村退”、鄉村“空心化”、城鄉發展的“兩極分化”等結構性問題，長期以往會導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出現停滯，造成城鄉之間的結構隔斷與發展脫節。在現實復雜的風險環境下，城鄉融合發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發展的實踐創舉，是促進城鄉聯動發展、防范不確定性風險的新模式，有助于城鄉之間要素的雙向流通、資源的合理配置、結構的協同聯動，破解現代性條件下的城鄉風險危機，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發展提供新的模式借鑒。

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闡釋

認識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機理和運行優勢，不能只局限于對發展事實的陳述，而是需要從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認識中追尋背后的“運行過程”。為此，需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系統觀與系統分析法的理論立場，透過對城鄉融合發展運行模型的立體構建，有助于廓清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機理和運行邏輯，深化我們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認識。

（一）運行機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模型釋義

系統思維與系統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構成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科學方法論?；赝祟愃枷胧?，中西方關于系統論觀點有著豐富的哲學思考。古希臘時期，德謨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等學者對系統論作出過系統的闡釋，德謨克利特撰寫的《宇宙大系統》《宇宙小系統》更是西方哲學史上最早運用系統分析方法的著作。在中國的古代文化典籍里，關于系統的哲學思考更是多得數不勝數，諸如《道德經》《孫子兵法》《黃帝內經》《易經》等古籍著述就蘊含著樸素且豐富的系統觀念。進入19世紀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對系統論作出進一步的提煉和深化，馬克思在《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一文中指出，“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43］23，恩格斯則提出，社會歷史發展是由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構成“一個總的合力”［44］593所促成的結論。20世紀以來，伴隨著量子論和相對論等自然科學理論的發現與發展，促使現代系統科學得以建立、運用和普及。1937年，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首次提出一般系統論的分析框架，隨后他的著述《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被學界視為系統論學科的重要代表作。從應用領域的演進來看，系統論逐漸由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領域拓展，如政治學領域形成了政治系統理論，以阿爾蒙德（ALMOND?GABRIAL）?和伊斯頓?（DAVID?EASTON）?為代表；社會學領域形成了社會系統理論，以帕森斯（T.?PARSONS）等為代表；等等。這為解決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現實問題，提供了多元化的系統分析法?；氐浆F實層面，習近平提出，要通過“增強辯證思維能力”［45］來提高解決問題的本領。馬克思主義系統思維與分析法貫穿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實踐全過程，為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供方法論指導，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系統”一詞被提及18次之多，并且明確了“必須堅持系統觀念”［35］20的方法要求。系統地看，城鄉關系發展是一個非線性的、運行復雜的、遠離平衡狀態的耗散結構系統，這就需要置于系統分析的框架中審視城鄉融合發展的動態運行過程，為我們深入把握城鄉融合發展提供辯證認識與系統應對，進而更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發展。

1.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設計

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設計關涉城市和鄉村兩大空間場域，包含城鄉之間的要素流動、結構交融及功能互補，呈現出城鄉之間相互滲透、融通、交換的循環運行態勢。從系統設計主線來講，城鄉之間通過“要素—結構—功能”的傳導機制，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結構交融、功能互補的壁壘，促成城鄉融合發展系統的穩序運行和良性循環。在歷時性維度，城鄉融合發展系統的“平衡—熵減—變換”演進態勢，決定了系統的合理性與適應力，應減少城鄉融合發展系統運行過程中的熵，保持系統運行的長效化規范化，如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等戰略舉措不斷促動城鄉融合發展走深走實。因此，筆者搭建的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模型（見圖1）是從宏觀視角出發進行的理解與構建，旨在展現出我國城鄉發展漸趨融合的整體態勢。

圖1?城鄉融合發展系統模型

2.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模型

置于系統論的分析框架下，城鄉融合發展的良序運行、步調一致和成效轉換，是基于系統輸入、平臺整合、系統輸出等多個環節之間的耦合聯動、協同配合。為此，要促動城鄉融合發展取得理想的成效，就須深化對城鄉融合發展運行的科學認識，從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模型解構其自身的動態運行過程，科學地把握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機理。相較于城鄉融合發展系統模型，筆者搭建的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模型（見圖2），是基于微觀視角的具體化系統分析，立體式呈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動態運行流程。

圖2?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模型

對于運行模型的系統認識和科學分析，是聚焦在目標、主體和過程三個維度，即運行模型的輸出目標、執行主體以及推進策略。第一，城鄉融合發展運行模型的輸出目標。該運行模型的輸出端先后分別是“城鄉融合發展”“城鄉共同富裕成效”，通過明確運行模型的輸出目標保障系統閉環運行的穩序性，防止系統運行出現輸出隨機性和程序混亂性等問題，維護系統輸入指令與輸出成效的協調一致。第二，城鄉融合發展運行模型的執行主體。黨和國家、人民群眾作為運行模型的執行主體，是促動、保持及優化系統運行的主體力量，執行主體通過設計、參與城鄉融合發展系統平臺，為模型運轉建構一個指令輸入、功能調適的平臺，促動城鄉之間要素流動、結構交融和功能互補，進而實現輸出端的成效提升。第三，城鄉融合發展運行模型的推進策略?？v觀整個城鄉融合發展的運行模型，它是一個層次銜接、良序運行的閉環系統，以“系統輸入—系統輸出—信息反饋”為運行框架，構建全鏈條自動優化的程序，并通過程序優化破除系統運行過程中隱性、顯性的障礙，減少要素之間的相互抵牾、運行之中的效能內耗，促使城鄉融合發展取得預先性的現實成效。

（二）運行優勢：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實現機制

承續上文，城鄉融合發展運行模型立體式呈現出系統的運行優勢，具體到現實場域就是整合優化、集成涌現和成效保障三大優勢機制（見圖3），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強大的機制護航和動力供給，不斷彰顯城鄉融合發展的科學性、優越性、系統性，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充分釋放城鄉關系發展的新勢能。

圖3?城鄉融合發展的實現機制

1.優勢之一：城鄉融合發展的整合優化機制

整合城鄉要素資源、優化城鄉發展機制是促成城鄉融合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關系歷經“對立—兼顧—分治—統籌—融合”多個階段，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是對百年以來我國探索城鄉發展模式的系統化總結與創新式提升，通過整合優化城鄉之間的各要素資源，為城鄉發展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和機制依托。具體到實踐場域，城鄉融合發展的整合優化機制有助于城市和鄉村之間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土地要素等的雙向流動，極大地拓寬城鄉居民的就業形式、提升城鄉居民的基本收入，扭轉了長期以來城鄉關系的失衡現象，推動城鄉結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融通，促成城鄉功能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向度的互補，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結構—功能”的支撐。

2.優勢之二：城鄉融合發展的集成涌現機制

涌現機制是指通過各部分要素聯動而形成的整體合力，產生各部分要素所不具備的發展效能，展現各部分要素所不具備的發展屬性和特質。以目標引領成效涌現，將實現城鄉發展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指向，既是著重于城鄉融合發展全局的方向定位，體現城鄉融合發展的系統性和科學性，又是著重于城鄉融合發展趨勢的未來預判，體現城鄉融合發展的耦合性和聯動性。因此，需要透過發展目標來促成發展成效的集成涌現，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取得理想的效果集成。面對目前城鄉之間存在的發展差距，習近平指出，“‘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46］35。所以，新時代城鄉關系發展要在解決發展差距問題的同時深化融合發展，規避城鄉之間出現對立分離，推動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進而促成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成效的全面提升和集成聯動。

3.優勢之三：城鄉融合發展的成效保障機制

站在系統論的分析角度，城鄉融合發展的成效保障機制大致體現在構造與主體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構造支撐方面。系統是由若干要素組合而成的有機體，具有堅實穩固的整體性和載體作用。城鄉融合發展系統包括城市、鄉村兩大空間場域，其中涉及城鄉之間要素、結構、功能的雙向互動，形成系統化的空間屏障和架構支撐，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堅實的系統支撐，保障系統的良性運行和成效轉換。另一方面，在主體支持方面。相較于其他國家的城鄉發展模式，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模式的顯著特色同時也是獨特優勢，就是一以貫之地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促成城鄉關系由對立走向融合，開辟了城鄉關系發展的新模式，為促動城鄉關系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鄉融合發展的價值追求

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超越性優勢不僅是發韌于自身生成邏輯、運行模式上的獨特性，更是緣于城鄉融合發展在價值層面的追求。系統科學認為，任何系統都有其自身的基本屬性和特殊屬性，而系統屬性在維系系統有序運行的同時還能保障其結構功能的最優化。作為一項宏大復雜的系統工程，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是由黨和人民在長期歷史探索中形成的城鄉關系發展新模式，它在經驗事實上呈現出的系統屬性不是單一特質，而是包含了漸進性、創新性、層次性、開放性、人民性等多個屬性特質，并體現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目標、方法、過程和成效四個維度的價值追求。

（一）從目標定位的視角上看，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堅持整體性與漸進性的辯證統一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目標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以資本為中心”的城鄉發展目標定位，而是將人民幸福、民族復興設為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指向，即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是旨在促動城鄉現代化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習近平強調，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46］13。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定位充分體現出城鄉發展的整體性和系統性態勢，從黨的十八大將“城鄉發展一體化”［47］作為發展目標，到黨的十九大明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34］32的時代任務，再到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重申“堅持城鄉融合發展”的發展要求。這充分表明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定位隨著時代發展而日趨完善，彰顯發展的系統性、連貫性及科學性。新時代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既確定目標的整體性，更在實現目標進程中堅持和把握漸進性特質。依據客觀的經驗事實，習近平指出，我國“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48］257。城鄉融合發展絕非輕而易舉就能夠完成，而是需要頂層謀劃、系統推進，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今后15年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窗口期”［46］65。面對復雜性、非線性、不確定性相互交織的經濟社會環境，我國城鄉融合發展通過堅持和把握目標的漸進性，在發展過程中根據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進行應對性調適，增強發展的穩序性、適應性與科學性，防范隱性或顯性、內部或外部、突發或長期的風險挑戰。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目標定位上堅持整體性與漸進性的辯證統一，有效保證城鄉發展的穩定性、有序性和科學性，進而有助于推動實現城鄉關系的現代化發展。

（二）從方法運用的視角上看，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堅持統籌性與創新性的辯證統一

作為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工作方法論的建設與挖掘。統籌性與創新性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推進城鄉發展的方法論特質，在動態推進城鄉發展的全過程之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有效確保了城鄉融合發展的穩序進行、全域貫通，促動實現了城鄉融合發展成效的集成提升。對于方法嵌入來說，統籌性是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取得實際效果的方法要旨，統籌性的方法論供給有助于調整城鄉關系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重新形塑城鄉發展的結構形態，確保城鄉之間的資源稟賦、文化平臺、功能效用等異質特性能夠在差異化的融合發展中實現融通、互補與協調，為城鄉共同富裕建設提供一個方法論支撐。

相對于統籌性而言，創新性是一個工具性概念。從方法嵌入到現實場域的實踐，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流動機制、產業體系、公共服務以及數字化建設等方面進行舉措創新，破除城鄉之間二元結構體系、促動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第一，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流動機制上的創新。新時代以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相互配合，通過市場配置、宏觀調控等合力舉措，促使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產業要素的自由流動日趨增多，擴展了城鄉之間要素往來的頻次、領域與合作，有效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隔斷，推動了城鄉發展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第二，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公共服務上的創新。長久以來，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就業等社會領域存在一定的差距。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通過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健全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等舉措，努力解決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就業等社會領域的弊病，推動鄉村社會公共服務向城市社會公共服務靠攏，合理配置城鄉公共服務資源，實現城鄉社會的大融合。第三，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數字化建設上的創新。伴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數字化建設可以為城鄉發展提供新的“動力源”。近年來，國務院通過財政補貼和專項投資，提高鄉村地區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增加5G基站在鄉村地區的覆蓋率等舉措，通過數字化賦能鄉村發展，將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化技術向鄉村建設的范式嵌入，形成“5G+鄉村振興”的新發展模式，促使城鄉一體化數字智能化發展?？傊?，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堅持在“統籌中創新、創新中統籌”，通過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效能的全面提升，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取得理想的成效。

（三）從動態過程的視角上看，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堅持層次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

在系統論中，層次（Level）?是指系統中的要素按照內部排列組合方式規律構成互相聯動的聚合體。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的層次性推動城鄉結構要素的分化與重組，指涉地域、居民、功能等多層次的復合性結構，使城鄉關系發展愈加趨向全面、立體和多維。對于層次而言，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是包含城市與鄉村、市民與村民、理論與實踐、經濟與社會、生態與文化等多個不同的層次領域，這較之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城鄉發展模式，更具有科學性、合法性與公正性。如果城鄉融合發展的動態過程中缺乏層次性，則會造成城鄉社會一體化框架的散落，甚至會嚴重影響城鄉發展差距的縮小。為此，城鄉融合發展堅持和把握層次性，是旨在建構一個穩定有序、全面覆蓋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給予中國式現代化更多的實踐支持。相較于層次性來說，開放性是系統對于外部環境的動態適應。耗散結構理論認為，一個遠離平衡狀態的開放系統，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能量和物質，在外界條件達到某一特定閾值時，漸變便可能引起突變，使系統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時間、空間或功能都有序的狀態［49］117。因此，系統與環境形成開放、互動的聯系，為系統的輸入、輸出、反饋、再輸入等過程提供穩定的力量供給。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絕不能故步自封、閉門造車，要有選擇地學習、吸收其他國家先進的城鄉關系發展的長處和經驗，但也不能無視客觀事實、實際國情地盲目照搬，做到“要有所取”也“要有所不取”。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既要注重系統的內部層次性，也要強調系統的運行開放性；既要堅持層次的復合性結構，也要堅持開放的多維度環境；既要把握動態發展過程中的層次性，也要把握動態發展過程中的開放性，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融合發展創造前提條件。

（四）從成效導向的視角上看，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堅持人民性與協調性的辯證統一

在系統運行模型中，成效作為系統運行的終端輸出，具有鮮明的系統性和涌現性的特質。人民性和協調性是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兩大成效導向，關系到城鄉關系發展的實際成效，影響著城鄉關系發展的整體趨勢。一方面，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成效導向上堅持人民性。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50］。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探索城鄉關系發展的全過程實踐始終堅持人民性的成效導向，積極帶領全體人民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為實現城鄉現代化發展提供強大的驅動力。另一方面，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在成效導向上堅持協調性。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31］228，這一前瞻性的見解認識，為我國正確處理城鄉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35］22，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就是旨在解決城鄉發展的失衡現象，通過城鄉之間的人、物、制度等要素的融合來促成城鄉協調發展，進而向城鄉共同富裕的宏偉圖景不斷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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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Integration?in?the?Process

of?Chinese?Modernization：?Generative?Logic，

Operational?Interpretation?and?Value?Pursuit

Huang?Yinlin1，Jiang?Yang2

（1.?School?of?Marxism，?Harbin?Normal?University，Harbin?150500，?China；

2.?College?of?Educ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00，?China）

Abstract：???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in?the?new?era?is?the?basic?trend?and?mode?innovation?of?the?development?of?urbanrural?relations?in?the?process?of?Chinese?modernization.?In?terms?of?generative?logic，?this?article?comprehensively?and?dialectically?explains，?from?multidimensional?perspectives?of?theoretical?tracing，?historical?evolution，?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foreign?countries?and?reality?driving，?the?inevitability?and?rationality?of?the?generation?of?the?development?and?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areas，?which?is?a?grand?and?complex?systematic?project.?In?terms?of?operation?interpret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operation?mechanism?of?urban?and?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system?view，?which?deepens?the?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the?operation?advantages?including?the?integration?optimization?mechanism，?the?integration?emergence?mechanism?and?the?effectiveness?guarantee?mechanism.?In?terms?of?value?pursuit，?the?urban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in?the?new?era?adheres?to?the?dialectical?unity?of?integrity?and?gradualism，?coordination?and?innovation，?hierarchy?and?openness，?and?people?orientation?and?coordination?in?four?aspects：?target?positioning，?method?application，?dynamic?process?and?resultoriented，?and?promotes?the?systematic?optimization?and?effectiveness?improvement?of?urban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in?the?new?era?and?new?journey.

Key?words：Chinese?modernization;?urban?and?rural?integration;?operation?mechanism;?system?optimization

（責任編輯：張夢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