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共性特征與經驗啟示

李瑞鵬 吳廣昊

［摘?要］?文章選取美國、日本、德國等10個農業發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的現代化國家，系統梳理了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和經驗。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共同特征為：農業占比下降，農業產出率不斷提高，農業機械化、智慧化和可持續發展呈一般趨勢，農村產業趨于多樣化、融合化，農民趨于職業化，農村形態發生變化，城鄉空間逐漸重構。各國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探索因地制宜的農村發展模式，打造人才科技賦能的農業發展模式，完善適應發展階段變化的制度設計，培育多元化的農村經營體系。對我國的啟示在于，因地制宜發展壯大鄉村產業，持續加大農業科技和農民教育培訓投入，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優化農村布局并完善相關法律保障。

［關鍵詞］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強國；國際經驗

［中圖分類號］??F3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3-0055-10

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迫切需要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弱項，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農業農村現代化”。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保障，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也是建成農業強國的基礎和前提。

世界上人口規模較大的經濟強國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也大都是農業強國，從全球視角探索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特征與經驗理應從農業發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的現代化國家的經驗中尋找。本文將選取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丹麥、法國、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蘭、美國10個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重點關注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四國，并對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特征和經驗進行梳理。首先，魏后凱和崔凱、姜長云等［1-2］的研究，均將這10個國家識別為農業強國，且這10個發達國家農業發展道路代表不同發展模式［1，3］。其次，這10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高，現代化水平高。從各國的現代化進程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丹麥、法國、日本、荷蘭和美國8國人均GDP于1978—1981年超過1萬美元，意大利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時間為1986年；丹麥、日本和美國在1992—1997年超過3萬美元，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荷蘭在2003—2004年超過3萬美元，以色列人均GDP于2008年超過3萬美元。由此可見，發達國家人均GDP處于1萬美元～3萬美元的時期為20世紀七八十

年代至21世紀初。這一時期，各國相繼建成世界農業強國并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農業強國集團［1］。此外，城鎮化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城鄉人口結構將趨于穩定。20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德國、丹麥、以色列、美國城鎮化均已進入穩定期，其余國家城鎮化處于減速期。20世紀70年代后，除荷蘭、意大利外，其余國家均進入穩定期，這與其農業強國建成時期也基本一致。

對于中國，2019年人均GDP達到10?143.8美元，首次突破1萬美元的大關，大致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在此背景下，總結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共性特征和普遍做法，對于中國農業強國建設至關重要。那么，從國際比較視角來看，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有哪些共同特征和歷史經驗，對我國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有哪些啟示？本文試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和分析。

一、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共同特征

從內在邏輯來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有機耦合而成的既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又相互交融的有機整體［4］。因此，本文對于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共同特征的分析過程中，不僅關注了農業現代化，也關注了農村現代化。

（一）農業占比不斷下降且低于5%

農業占比情況可從農業就業人數占比和農業增加值占比兩方面衡量。從農業就業人數占比來看，1991年以來，各國農業就業人數占就業人口的比重均呈現不斷下降的特征。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丹麥、法國、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蘭、美國農業就業人數占比分別從5.36%、3.49%、3.86%、5.36%、5.72%、3.54%、8.44%、6.74%、4.02%、2.77%下降至2.43%、1.34%、1.25%、2.04%、2.51%、0.89%、4.05%、3.17%、2.26%、1.66%，分別下降了2.93、2.15、2.61、3.32、3.21、2.65、4.39、3.57、1.76、1.11個百分點。同時，自21世紀初開始，各國農業就業人數占比均低于5%，且下降趨勢變緩（見圖1）。

從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來看，1960年以來，各國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呈現不斷下降的特征。20世紀80年代，丹麥、法國、荷蘭農業增加值占比基本維持在3%～4%；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除澳大利亞的農業增加值占比約為?3%以外，其余國家農業增加值占比維持在1%～2%左右（見圖2）。

（二）農業產出率不斷提升，可持續發展成為共識

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是衡量現代農業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傮w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國的土地產出率均不斷提高，但日本和以色列從2010年左右開始土地產出率呈明顯下降（見圖3、圖4）。綜合比較各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大致可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低土地產出率、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類國家有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1997年，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的勞均農業增加值分別為5.09萬美元、4.44萬美元和5.45萬美元，居于10個發達國家的前三位，而地均農業增加值分別僅為1?007.27美元、455.54美元和706.21美元，居于

10個發達國家的后三位。這一類國家具有人少、地多和資源比較豐富的特點，人均耕地面積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2～0.3公頃）。由于土地資源豐富，而勞動力相對短缺，這一類國家農業發展走大規模經營道路，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具有強烈的追求經濟利益和利潤最大化傾向，通過分工和專業化來提升生產經營效率。第二類是高土地產出率、中低勞動生產率。這一類國家有以色列、日本和荷蘭。1997年，日本勞均農業增加值僅1.73萬美元，居于末位，而地均農業增加值達到1.3萬美元，居于首位。對于以色列、荷蘭，1997年以色列和荷蘭地均農業增加值為9?772.24美元和11?779.50美元，居于前三，但是這兩個國家勞動生產率并不低，勞均農業增加值為3.97萬美元和3.94萬美元，居于第四位和第五位。這一類國家土地資源稀缺，人均耕地面積均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這類國家會通過對小規模經營采取精耕細作的方式來推進現代農業發展。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目標更注重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5］。第三類是中等土地產出率、中等勞動生產率。這一類國家有德國、丹麥、法國、意大利。1997年，德國、丹麥、法國、意大利的勞均農業增加值處于2萬美元～3萬美元之間，地均農業增加值處于1?000美元～5?000美元之間。這一類國家人地比例適中，人均耕地面積接近或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農業經營規模介于前兩類國家之間。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并重為主要目標。

20世紀中期，為滿足人類社會快速發展的需求，世界農業對生態環境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由于工業排放、化肥和農藥的大量使用，引發了耕地質量下降、水土氣環境污染、生物資源減少等一系列問題。因此，20世紀中后期，各國開始重視農業可持續發展，如美國首次將“環境保護”納入農業法體系，荷蘭治理養殖污染，日本大力支持綠色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6］。農業被賦予生產食物等農產品、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維護生物多樣化以及保持農村社會活力等多重功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農業發展的主題［3］。國家每公頃耕地的化肥消耗量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1961—2020年，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每公頃耕地化肥消耗量小幅上升，但是這三個國家化肥消耗量本身遠低于國際警戒線（225公斤/公頃）；同期，德國等其他7國每公頃耕地化肥消耗量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相繼下降（見圖5）。

（三）農業機械化、智慧化成為一般趨勢

世界發達國家農業機械化、智慧化，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方面作用明顯。農業機械是先進農業技術和生物技術的載體，農業農村現代化離不開農業機械化的支撐。動力機械的使用是現代農業開始的重要標志之一，20世紀中期一些發達國家已完成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過渡［7］。對于發達國家，多數國家農業在20世紀中期基本實現機械化，之后經歷了10～15年時間實現了全面機械化（見表1）。世界農機裝備發展與工業革命進程息息相關，并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全、從全到好、從好到強的過程，呈現出大型、超大型農機裝備，農業全程全面機械化，科技含量高，高度專業化的特種農業和園藝機械等特征。進入21世紀，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和農業深度融合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智慧農業呈現較快發展趨勢。農業智慧化典型特點是信息技術深度嵌入農業研發、生產、銷售全過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注重農業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憑借發達的信息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模式，各國的精準農業實現了農業生產的高度集約化［5］。比如，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大田、設施、漁業等領域構建了無人農場，實現了農場的高速運轉；美國形成了集信息收發系統、農業推廣系統、公司信息系統和民間服務系統為一體的農業信息系統；德國配備計算機自動控制的“3S”大型農業機械，完成精準大田作業、畜禽精準飼料投喂等功能；意大利建立了農業大數據體系，形成了農業資源、環境和遙感等大數據。

（四）農村產業趨于多樣化、融合化，農民趨于職業化

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鄉村多種功能和多元價值日趨凸顯，鄉村產業呈現多樣化趨勢，鄉村產業實現由以農業為主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轉變，農村由提供農產品等物質產品向休閑旅游、生態、文化等非物質產品轉變。農業生產不斷專業化，農產品加工業、涉農生產性服務業不斷發展，通過農業向第二、三產業延伸，農村形成了立足農業資源利用、覆蓋三次產業的產業體系。美國、加拿大等農業資源豐富，20世紀中后期，隨著各國農業生產機械化、農業企業經營專業化以及現代技術在農業的應用，實現了農業產業鏈的前后延伸。對于日本，20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以“一村一品”為核心內容的新村運動［8］；20世紀末，日本政府又致力于推進農村農業“六次產業化”①，強調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農村形成了集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服務于一體的產業鏈②。法國作為歐盟最大的農業生產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鄉村產業快速發展，重視三產融合組成產業利益共同體，以傳統種養業為基礎，發展鄉村旅游業［9］。比如，法國的葡萄酒享譽全球，2000年，全法國就有近5?000個葡萄園、釀造廠和酒莊向游客對外開放，已形成融合農業生產、觀光休閑、科學教育、娛樂餐飲、商務會談等多功能為一體的復合型莊園綜合體，是三產融合的典范［10］。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均注重農民職業化發展。職業農民，即突出農民的職業屬性，其在經營素質、管理經驗、勞動技能等方面與傳統農民相比具有一定優勢。通過農民教育與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是農民職業化的一個重要維度。在各國經濟發展進程中，農民教育與培訓越來越被重視，以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已建立了較為完整的農民教育和培訓體系。在這種背景下，各國農業勞動者整體文化素質較高。截至2016年，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農業勞動力中，擁有高等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的人數占比分別為23.5%、17.1%、5.9%和34.2%，遠高于中國（1.2%）［11］。

（五）農村形態發生變化，城鄉空間重構

城鎮化的推進必然導致城鄉人口結構、空間結構和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農村人口和村莊減少是發達國家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的普遍現象，農村凋敝成為城鎮化的伴生結果，農村建設與規劃也成為各國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要求［12-13］。但是歐美和日本農村建設和規劃的背景并不一致。歐美重視農村發展是為了解決城市問題，20世紀60年代歐美等國家城鎮化進入穩定階段，相繼產生了“逆城鎮化”現象，人口郊區化趨勢愈加明顯，因此郊區發展和農村建設被重視；而日本重視農村發展是為了解決農村本身衰退問題，同期日本仍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鄉村發展資源流入城市和非農產業，農村衰退現象明顯，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因此農村重建活動興起。對于歐美等國家，充分發揮農村和小城鎮資源環境優勢，農村建設重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對于日本，通過擴大土地規模經營、合村并鎮、完善基礎設施、挖掘農村自然資源優勢發展鄉村旅游等舉措，提高農民積極性，促進農村人口就地城鎮化，促進新農村經濟建設。實際上，各國農村建設的最終結果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生產生活形態的現代化趨同。

二、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經驗

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經驗做法，綜合考量各農業強國的地理位置、發展程度以及農業與農村現代化情況，本文將重點關注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其中，德國和法國是歐盟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典型代表，日本是典型的亞洲模式，且其農業資源稟賦、地緣和社會特征與中國最為接近，美國是當今最大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國家。

（一）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的農村發展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為應對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城市病”、鄉村衰落、城鄉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一些國家相繼采取了促進鄉村發展的應對措施。各國立足本國現實問題，注重因地制宜推進農村發展。其中，美國鄉村發展模式是城鄉互惠型，通過小城鎮帶動農村、城鄉一體化發展等策略來推動鄉村社會的發展。德國和法國鄉村發展模式是城鄉等值型，以城鄉等值化為理念指導鄉村發展，但是采取不同的做法?！暗戎祷崩砟钫J為城市和農村“不同類但等值”，城鄉居民享有相同的生活質量。20世紀中期，德國為滿足“逆城市化”中人類對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的需求，實施土地綜合整治，發展多功能農業。同期，法國政府實施以發展一體化農業和領土整治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促進城市和鄉村地區發展趨于平衡。對于日本，鄉村發展模式屬于凸顯地方特色型，日本政府為解決農村凋敝的問題，因地制宜利用鄉村資源推動新農村建設［14-16］。

（二）重視農業科技投入和勞動力教育培訓

在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約束下，促進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一直是世界各國農業持續發展的重點內容，無論農業機械設施的開發和農作物品種、化肥、農藥的改良，還是栽培、飼養技術的改進，均會一定程度地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實現農業現代化，關鍵是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發和推廣。美國通過相繼出臺《莫里爾法案》（1862年）、《哈奇法案》（1887年）、《史密斯-利弗法案》（1914年）等法律，保障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20世紀90年代科學研究和推廣已成為美國農業法案的一部分，美國形成了以州立大學（農業大學）為依托，聯邦、州、縣三級農業推廣站組成的農業技術研發推廣組織體系。多功能農業是21世紀后德國鄉村的重點發展方向，德國高度重視農業職業教育培訓和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合作社在德國農業新技術的普及和推廣、農民培訓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法國1960年出臺的《農業指導法》是其農業農村的指導性立法，推廣先進技術是其重要內容之一，法國先后建立了一批農業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并緊密結合農業生產全過程，建立了國家、地方、農場三級農業科技推廣體系。日本在二戰以后重建了農業科技推廣體系，1948年出臺的《農業改良促進法》對農業科技推廣制度作了詳細規定，之后該法多次被修訂，農業科技推廣制度也不斷完善。

實踐表明，在城鎮化進程中，多數發達國家的農業勞動力經歷了由農村向城市逐漸轉移的過程，農業勞動力在整個就業結構中占比不斷減少且大多保持在5%以下，因此，發達國家特別注重推動農民職業化的發展，提升農村勞動力素質，以增強農業內生發展動力，比如，美國、法國和日本等國都已建立了農民職業化制度［17-18］。自19世紀20年代尤其是1862年頒布《莫里爾法案》以來，美國政府已出臺了數十項與職業教育相關的法律和法案，現已形成了包括高等農業教育、中等農業教育和農業推廣教育的教育體系，前兩者是正規學歷型農業教育，后者是非正式農業教育，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農村居民整體文化素質不斷提高［19］。以理論學習和農場實習相結合為特點的“雙元制”模式是德國農民職業教育的典型特征，自20世紀50年代，德國頒布了《職業教育法》等十多項關于職業教育的法令，將職業教育確立為國家教育制度。法國早在1848年就開始重視農業教育，1960年出臺《農業教育和農業職業培訓法》，之后農業教育也不斷改革，形成了由初級農業教育、農民職業培訓和高等職業教育三部分組成的教育培訓體系，法國現有900多所農業院校，在校學生17萬左右，每年還有10萬多農民接受培訓［20］。日本自明治維新后積極引進西方農學思想和先進農法，20世紀60年代日本大量勞動力遷移到城市，為了穩定農業后繼者和提升農業生產力，日本各地開始設立農業高中、農業大學等，已基本形成了包括正規學歷教育、非學歷研修教育和社會教育的農業教育培訓體系，不同層次的學校農業教育目標明確，定位清楚［5］。

（三）重視農村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改善、產業發展，以及制度完善

無論是人地關系適中的德國、法國，人地關系緊張的日本，還是地多人少的美國，在農村發展均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完善、生態環境治理以及產業發展，并以制度完善作保障，均取得了顯著成效（見表2）。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完善是各國鄉村發展初期的重中之重，包括水利、交通、電力、醫療、教育、就業等，這為后期的城鄉融合發展、農業產業發展、農民生活質量提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以美國為例，1980年，美國絕大部分農村社區的道路、住房、通訊、衛生條件都已實現了高質量改善［21］。農村產業方面，各國通過土地整治、農業科技、農業機械、勞動力教育培訓等方式，引導土地綜合開發利用，優化產業布局，提高農業效益。生態環境治理方面，各國重視生態環境和鄉村景觀保護，發展可持續農業、鄉村旅游業等產業，挖掘鄉村多元價值。立法保障方面，各國根據每一時期農業農村發展重點，制定或調整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涉農法律體系，為政策實施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四）重視培育多元化的農村經營主體

各國農村經營主體的表現形式不同，但均重視培育多元化農村經營主體。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為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提供了條件。日本形成以小規模農戶③的家庭經營為主，合作經營、企業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組織構成的多元化經營體系。歐美形成以家庭農場為主，公司農場、農業合作社、行業協會等構成的多元化經營體系?？傮w上來看，各國在家庭經營基礎上，出現了類型多樣的合作經營和企業經營主體，同時，涉農產業組織不斷成熟，支撐現代農業發展。

農業合作社等涉農產業組織等在各國農業發展與農村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農業生產全程和農業全產業鏈提供了專業化、市場化服務，提高了農業農村政策的執行效率。德國農業合作社遍布農村地區，以專業型合作社為主，為農民提供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信貸、農資供應、技術推廣、咨詢等服務；法國農業合作社以專業合作社為主，涉及農業生產、供應、銷售、保險和社會服務等環節，截至2006年，法國有3?500家農業合作社，覆蓋90%以上的農民［22］；日本重視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的作用，鼓勵支持農民自發組成生產型和服務型合作經濟組織來提高農業競爭力，其業務范圍覆蓋了生產、購買、銷售、金融、保險、醫療、農技推廣、教育培訓等各個領域，截至2018年，農合組織數目達到17?854個，日本農協是最為重要的農合組織之一，已成為日本政府推行國家農業政策的重要輔助機構［23］；美國以專業型合作社為主，在農業的生產、銷售、儲藏、運輸、購買、消費和服務等各個環節都有不同類型的合作社。

三、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啟示

縱觀全球，雖然各國資源稟賦、制度背景和經濟發展階段等存在一定差異，但各國均順應了當時發展階段和環境的要求，探索出符合本國實際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當前，中國農業大而不強，2019年中國勞均農業增加值為0.56萬美元，遠低于各農業強國；2020年地均農業增加值為9?171.82美元，土地產出率屬于中等水平。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小于0.1公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屬于人多地少型，與同等類型的國家相比，中國農業生產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同時，中國前沿科技應用推廣不足，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以及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仍需提升［1］，比如，中國化肥施用強度自2014年開始下降，但仍處于高位。此外，歐美、日本等國家在農村人居環境建設與整治方面起步較早，各國農村的環境、景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均得到顯著改善。對于中國而言，農村人居環境總體質量水平不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和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較大。未來，在全面現代化征程背景下，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迫切要求提高農業競爭力，促進鄉村振興。

多數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人均GDP就達到1萬美元，距今也已經超過40多年，與這些國家人均GDP從1萬美元向2萬美元躍升面對的科技背景等條件相比，當前以及未來中國面臨的背景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未來中國建設農業強國，深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要辯證看待各個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和發展路徑，既要遵循國外現代化農業強國的一般規律，同時還要立足我國國情農情、發展階段和環境，走中國特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一）因地制宜，發展壯大鄉村產業

在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各國的自然稟賦、發展階段、發展環境不同，農業農村發展的舉措也有所不同。同時，在一國內，國家也注重鄉村因地制宜發展。比如，日本提出“一村一品”，旨在引導各地區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優勢，因地制宜，發展地方特色農業產業。對于中國，也要走符合本國國情農情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促進鄉村發展，產業是關鍵。中國地域廣闊，自然環境復雜多樣，不同地區鄉村規模、發展路徑和發展形態也各不相同，因此，應順應村莊發展規律和演變趨勢，根據不同村莊的發展現狀、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等，分類推進鄉村產業發展，促進產業多樣化、融合化、集群化、生態化、數字化，加快發展根植于農業農村、由當地農民主辦、彰顯地域特色和鄉村價值的產業體系，發展壯大鄉村產業。

（二）持續加大農業科技和農民教育培訓投入

在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約束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要重視科技和教育的作用，推動科技深入鄉村和賦能農業發展，通過對農業勞動力教育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和人力資本水平。當前，主要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農業技術研發與推廣體系，加速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循環農業、生物農業、綠色農業、智慧農業等現代農業形態快速發展。美國農業科技一直處于全球領先水平，擁有先進的農業機械化技術、農業化學技術、農業生物技術、數字農業技術等；日本富有“精、細、輔”特征的技術貫穿了農業全產業鏈，造就了富有特色的精品農業；德國農機制造技術享譽全球。對于中國，在農業科技創新方面，建成強基礎、重技術、高轉化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仍任重道遠；在農民教育培訓方面，中國自2012年重視新型職業農業的培育，但教育培訓內容針對性和有效性不足，相關扶持政策也落實不到位。因此，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面向“三農”的實際問題和切實需要，中國一方面要面向未來前沿，聚焦現代種業、農機裝備和智慧農業等領域，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要重視構建農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為農業發展提供人才支撐，大力發展高質量的農業職業教育，培養有知識、懂技術的高素質農民。

（三）加快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中國國情農情決定了小規模農戶家庭經營模式將長期存在，根據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我國小農戶數量占到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家庭經營具有的優勢明顯，但小農戶分散生產也存在經營規模小、成本投入高、質量效益低、要素導入難、創新驅動弱等問題。日本也是以家庭經營為主體的小農國家，為推動現代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日本鼓勵農民自發成立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輔助農業生產與經營，農協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農合組織。實際上，不只是日本，歐美等國家也建立了農業合作社，承擔了農民、市場和政府之間的橋梁。截至2016年底，中國合作社總數達到179.4萬家，但是，由農民自發成立、實行民主管理、真正能夠代表農民利益的合作社仍然不多，功能也相對薄弱［24］。未來，中國一方面應加強農業合作社規范化建設，優化現有合作社的運行機制；另一方面應培育多元化多層次社會化服務組織，為小農戶生產經營提供全方位的支撐和保障。

（四）優化調整農村布局

中國鄉村人口減少和村莊數量減少符合城鎮化發展規律，2010—2021年，中國自然村和行政村的數量分別從272.98萬個、56.35萬個下降至236.09萬個、48.13萬個。面對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凋敝，日本采取了合村并鎮、一村一品和改善鄉村生活環境和公共服務等舉措，歐美主要是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環境治理等政策措施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和文明建設。對于中國亦是如此，一方面，要結合中國的農村變化情況，引導不適宜鄉村建設的村莊、大規模人口流失的村莊通過整村搬遷、撤并合村等方式，來減少鄉村數量。另一方面，對于仍存在的鄉村，目前仍應秉承城鄉等值化理念，一要致力于優化水利、交通、電力、農機等基礎設施和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布局，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資源，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優質均衡；二要重視農村產業可持續發展、農村生態環境和歷史文化的保護。國外無論是農業還是農村環境，基本上先污染后治理，中國應吸取國外發達國家的教訓，學習引進國外的先進經驗和技術，轉變農業生產方式、補貼綠色生產行為等多種方式相結合，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引領，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走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之路。

（五）完善農業農村發展的法律保障

歐美與日本的經驗表明，完善的立法可為農業農村良好發展提供重要保障，也是解決鄉村發展階段性問題的核心舉措。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可能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必須完善相關法律，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提供有力保障。當前，中國對農業農村政策的立法還處于起步階段，多數立法的層次不高，政策措施停留在行政法規、地方法規和規章制度層面上，缺乏高層次法律效力的約束，由此導致了政策執行規范性差、政策難以妥善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政策落實不到位等問題。因此，要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推動農民共同富裕，必須進一步加快國家的農業農村法制建設，從法律角度為鄉村發展的頂層設計和細化實施提供保障。

［注?釋］

①?所謂六次產業化，不僅僅是指將農業作為第一產業，還包括加工等第二產業，以及服務、銷售等第三產業，將農業作為從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的一體化產業來擴展農業的可能性。

②?資料來源：農林水産省，6次産業化の推進について，https：//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11402597/www.maff.go.jp/j/shokusan/renkei/6jika/2015_6jika_jyousei.html。

③?世界銀行規定“小農”標準：戶均農地經營面積低于2公頃。[BFQ][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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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milarities?and?Inspirations?of?Agricultural?and?Rural

Modernization?in?Developed?Countries

Li?Ruipeng1，Wu?Guanghao2

（1.?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2.?Faculty?of?Applied?Economics，?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2401，?China）

Abstract：???This?paper?selects?10?modernized?countries?with?advanced?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the?world，?including?the?United?States，?Japan，?and?Germany?etc.，?and?systematically?summarizes?the?common?characteristics?and?experiences?of?their?agricultural?and?rural?modernization.?The?common?features?of?agriculture?and?rural?areas?modernization?in?developed?countries?are：?the?decline?in?the?proportion?of?agriculture;?the?increasing?rate?of?agricultural?output;?the?general?trend?towards?the?mechanization，?intelligence?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rural?industries?tend?to?diversify?and?integrate，?and?farmers?become?professional;?the?rural?areas?is?changing?which?leads?to?the?reconfiguration?of?urbanrural?space.?In?their?specific?practices，?these?countries?have?focused?on?adapting?to?local?conditions，?creating?an?agricultural?development?model?empowered?by?talent?and?technology，?improving?institutional?design?to?adapt?to?changes?in?development?stages，?and?fostering?a?diversified?rural?business?system.?The?insights?for?China?are：?developing?rural?industries?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paying?continuous?attention?to?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farmers?education?and?training;?establishing?a?socialized?agricultural?service?system?suitable?for?China;?optimizing?the?layout?of?the?countryside;?and?improving?relevant?legal?protection.

Key?words：agriculture?and?rural?area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power;?international?experiences

（責任編輯：張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