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

潘晨

［摘?要］?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是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重要途徑。文章剖析以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理論邏輯，分析其現狀特征及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研究發現：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通過提高制度型開放水平、推動技術進步、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在外部受部分西方國家阻礙，在自身存在對部分自貿協定的利用率有待提高，自貿伙伴有待擴大升級，關鍵部門出口附加值偏低，部分領域核心技術薄弱，以及一些不適應高標準自貿規則的體制問題。并據此提出了實現路徑。

［關鍵詞］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理論邏輯；關鍵特征；實現路徑

［中圖分類號］??F113;F752;F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3-0077-10

一、引言

進入新時代，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從國際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的，“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各國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但與此同時，世界經濟深刻調整，新動能不足問題突出，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問題加劇，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帶來的新挑戰凸顯［1］。國際經濟格局持續演變，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沖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風險挑戰加?。?］。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勞動力成本持續攀升，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環境承載能力接近上限，開放型經濟傳統競爭優勢受到削弱，傳統發展模式遭遇瓶頸。與此同時，我國人力資源豐富、人口素質高、市場規模龐大、基礎設施完善、產業配套齊全，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不斷完善，開放型經濟仍然具備綜合競爭優勢。在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倒逼下，我國加工貿易加快轉型升級，服務貿易持續快速發展，外貿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增強，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1］。

在此背景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其中明確指出要“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①網絡”，“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這是黨中央準確把握當前國際形勢，深入研判我國發展階段后，對新形勢下我國對外開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是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是新形勢下我國經濟貿易發展的必然要求。近年來，世界經濟出現逆全球化現象，區域化成為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趨勢［3］。世界主要經濟體加快推動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新的國際經貿形勢推動我國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順應和引領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新趨勢；深化區域經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加強區域間的經濟貿易聯系，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

二是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是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要途徑。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能促進引領和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助力產業鏈向全球布局，優化生產成本，深化與貿易伙伴的經貿合作關系；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能夠極大促進技術創新和技術合作，技術進步反過來又將提高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深度，形成良性循環，推動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

三是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有利于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意味著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有利于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4］。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帶動國內外產業鏈暢通聯動，有針對性地補充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短板弱項，促進產業升級，提高發展水平。

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是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重要途徑。那么，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國該如何通過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呢？本文將通過闡述以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理論邏輯，分析其現狀特征，并探討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嘗試提出實現路徑。

二、理論邏輯

（一）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內在要求

第一，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斷擴大制度型開放。近年來，新的國際經濟發展形勢和技術變革催生了新的國際經貿規則，經貿規則的競爭成為國際貿易競爭的重要構成。因此，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意味著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這包含兩個方向的開放。一方面是通過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改善自身的經貿體制機制；另一方面是積極參與構建國際經貿規則。

第二，科學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從根本上掌握關鍵核心技術?？萍妓皆诤艽蟪潭壬蠜Q定了一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話語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已取得長足進步，但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還缺少重大突破，造成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分工地位不高，話語權不足，存在產業鏈斷鏈風險。因此，根本性的科技進步是當前我國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必然要求。

第三，依托國內超大規模市場，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在新的世界經濟發展階段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深度體現在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高質量、制度性互動。依托于我國的超大市場規模，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合作，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從供給角度看，超大市場規模支撐了我國突出的出口能力優勢，并吸引全球產業鏈向我國布局；從需求角度看，龐大的市場需求有利于其他國家對我國市場形成依賴。

第四，統籌開放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全球產業分工合作的最大優勢在于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提高生產效率。然而，近年來國際秩序的改變使人們認識到全球化程度太高的產業鏈過于脆弱，容易造成斷鏈風險；但產業鏈本土化又是一種降低效率的做法。因此，在進一步對外開放中，保持產業鏈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暢通［5］，統籌開放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是新形勢下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內在要求。

（二）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的核心任務

第一，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要求深度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與擴大制度型開放相輔相成，要求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等市場準入領域開放水平越來越高，規則領域進一步延伸至多方面“邊境內”措施。從而打通制度性堵點，提升制度型開放水平。

第二，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要求拓寬合作領域。在貨物貿易的基礎上，進一步將自貿區合作拓寬到人員往來、服務貿易、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領域。多方位提升自貿協定自由化水平，深化區域經貿合作關系。

第三，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要求擴大合作對象。在立足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基礎上，吸引更多“一帶一路”國家參與，并逐步將自貿伙伴擴大到全球，從而擴大自貿網絡輻射范圍，促進貿易多元化發展。

第四，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要求增強自貿協議實施效果。推動已有自貿協定條款的落實，發揮已有自貿協議降低成員之間貿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作用，促進成員之間經濟合作深化，提高經貿合作韌性。

（三）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如何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

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與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內在要求相一致，通過多個渠道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圖1給出了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邏輯。

第一，通過提高制度型開放水平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深度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是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的核心任務之一，也是制度型開放的核心要義。深度對接全球高標準經貿規則要求在降低貿易壁壘的邊境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國有企業、知識產權、數字經濟、環境、勞工等“邊境內”開放。這些“邊境內”條款將促使成員國進行內部體制機制改革，從而提高其制度型開放水平。而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不斷擴大制度型開放恰是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內在要求。因此，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將通過推動制度型開放來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

第二，通過推動技術進步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通過多條途徑促進成員國技術進步。一是自貿協定能夠促進技術擴散，隨著自貿區網絡的不斷擴大和自貿協定標準的逐步提高，區域間貿易往來尤其是加深產業鏈分工的中間品貿易更加頻繁，將促進技術從發達國家擴散到發展中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技術進步［6］。二是自貿區網絡促使成員國在合作競爭中提高創新能力。自貿區網絡降低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成本。對于最終品，國外競爭品迫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以提高競爭力；對于中間品，專業化分工能夠降低企業的中間品成本，有更大的利潤空間進行創新活動。三是自貿區網絡提升成員國參與價值鏈水平，進而通過參與全球價值鏈融入全球創新鏈，提高技術水平?？梢?，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將通過推動技術進步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

第三，通過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近年來，全球產業分工已從簡單的生產環節外包演進為生產要素、生產技術等的跨境布局和流動。前者主要基于關稅為主的貿易壁壘的邊境開放，聚焦于生產成本；后者則要求貿易伙伴邊境內經濟社會運行機制和制度規則的協調統一，即“邊境內”開放，更加關注制度環境等決定的交易成本［7］，這也是建設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的要求。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將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之間的制度性堵點，有效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互動交流，是新形勢下融入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重要路徑。同時，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將促進貿易規模提升［8］，深化區域經貿合作關系，進一步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有助于國內國際兩個循環、兩種資源的互動交流。這與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內在要求相一致。

第四，通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通過多種作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一是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將促進制度型開放水平的提升，減少制度型斷鏈風險，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二是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將有效降低自貿伙伴國之間的貿易成本和交易成本，實現產業鏈供應鏈伙伴、渠道的多元化，通過多元化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三是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對成員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具有促進作用，通過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降低經濟波動性［9］，從而提高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自由貿易協定標準的提升能夠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和促進直接投資兩個渠道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價值鏈合作［10］；提高成員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有利于成員國向價值鏈上游攀升；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條款能夠顯著促進成員國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11］。因此，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能夠通過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促進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

三、現狀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形勢，通過多項舉措、多個平臺、多種途徑，不斷優化開放布局，成為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日趨開放的經濟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目前，我國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呈現以下現狀特征。

第一，初步形成了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國家，并逐步向全球布局的自貿區網絡。從我國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于2002年11月簽訂至今，已初步建立起以周邊國家和地區為主、輻射“一帶一路”國家、面向全球的自貿協定網絡。目前，與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29個國家和地區②中，超過半數位于我國周邊，如東盟國家、日韓、巴基斯坦等，并越來越多地輻射到“一帶一路”國家。在此基礎上，我國自由貿易區網絡在地域上不斷擴大，已延伸到大洋洲、北歐、拉丁美洲等區域。除了發展中國家外，更多發達國家也與我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除已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外，我國還在積極與更多國家的自貿區簽署協定，目前正在談判的有10項，正在研究的有8項②，自由貿易區網絡逐步擴大。

第二，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貿易成本逐步降低，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降低關稅是自由貿易協定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國與自貿協定伙伴之間均承諾了立即實施零關稅或在一定過渡期之后實現一定比例貨物貿易的零關稅，極大地降低了貿易成本。多年來，在WTO條款、自由貿易協定和自主降稅的綜合作用下，我國關稅平均水平不斷降低，從2001年的15.3%③降低到2023年的7.3%④。我國與自貿協定伙伴之間的貿易規模不斷擴大。2022年，與自貿協定伙伴的貿易額達到14.25萬億元人民幣［4］，占我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12年的17%提升至2021年的35%［12］（2022年為34%［4］），不僅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也為各國人民帶來了切實的社會和經濟福祉。

第三，自由貿易談判的范圍和議題不斷拓展。一方面，我國自由貿易協定范圍從貨物貿易逐步擴大到服務貿易。在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基礎上，協定項下服務業開放部門更多，原有承諾部門的開放水平進一步提升。例如，RCEP所承諾的服務貿易開放涉及100多個部門，且將在未來從正面清單轉為負面清單，極大地促進了成員國之間的服務貿易往來。另一方面，對標國際高標準自貿區協定，我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領域也逐步由關稅為主擴展到競爭政策、電子商務、數字經濟、環境保護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推進規則談判和規制合作。

第四，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中的地位顯著提高。多年來，隨著開放水平的提升，我國在全球進出口貿易中的占比不斷提高，并連續多年穩居前列（見圖2）。1990—2022年，我國貨物進出口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占比⑤從8.15%提高到12.49%（2021年達到13.44%），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出口貿易占全球出口的比重更高，達到14.43%（2021年達到15.03%），連續14年位居全球第一；2022年，進口貿易占全球的比重為10.60%，僅次于美國，位居全球第二。在貨物貿易蓬勃發展的同時，服務貿易在全球的位次也在不斷提高。2005—2022年，我國進出口服務在全球服務貿易中的占比從3.05%提高到6.48%（2021年達到6.97%），連續9年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

第五，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深度顯著提高。我國逐漸成為全球貿易中心之一，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深度顯著提高。XIAO等（2020）［13］利用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全球價值鏈研究方法，發現2000—2017年無論是傳統貿易、簡單價值鏈貿易還是復雜價值鏈貿易⑥，我國均已從一個小型供給中心發展成為全球性供給中心，供給對象以亞太地區為主，輻射全球另外兩大供給中心——美國和德國。從需求角度來看，我國在傳統貿易和復雜價值鏈貿易中，從非需求中心發展成為一個小型需求中心；同時，在簡單價值鏈貿易中，從非需求中心發展成為全球三大需求中心之一。

第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全球產業分工已從傳統的產業間分工轉向更為復雜的產品內分工，對參與國的生產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多年來，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合作與我國產業體系建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目前，我國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體系——工業門類齊全、品種豐富，擁有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是目前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唯一國家。與此同時，我國已建成完善的配套能力，無論是狹義的生產環節配合，還是廣義的技術研發、人才培養、政策環境等，均具備較強的配套能力。

第七，開放制度不斷完善，開放標準不斷提高。我國不斷優化對外開放格局。主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完善的開放制度和不斷提高的開放標準為更好適應全球產業分工合作新形勢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是主動對標國際先進標準，營商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進一步提高，推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二是多平臺、多路徑、全方位推動高水平開放。國際經貿合作向縱深發展，簽訂多個區域自由貿易區協定，合作水平不斷提高。三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除達成多個多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外，還推動世貿組織達成多項協議。

四、主要問題和挑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新的內外部環境下，我國堅持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決心依舊，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第一，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面臨部分西方國家的阻礙。我國自由貿易區網絡的擴大和升級面臨較為嚴峻的外部挑戰。一方面，在自貿協定規則的制定上設置對我國經濟體制具有指向性的新規則，給我國的加入設置壁壘；或在區域發展上，通過協議或聯盟等形式將中國排除在區域陣營之外。另一方面，通過在其自身所參與的貿易協定中設置規則，限制其貿易伙伴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例如，《美墨加三國協議》第32章節規定“任何一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時，應允許其他各方在發出6個月的通知后終止本協議，并以它們之間的協議（即雙邊協議）來取而代之”，顯示出“規鎖”中國的意圖［14］。此外，西方國家在技術和規則上的限制也對我國融入價值鏈、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造成了一定阻礙［15］。例如美國在芯片行業的“芯片禁令”“芯片法案”“對華投資限制”等。

第二，我國對現有自貿協定的平均利用率較高，但其中一些還不夠充分。自貿協定綜合利用率體現了自貿協定對貿易的促進效果。我國自貿協定利用率逐年提高，2022年已接近80%，其中有的自貿協定利用率甚至超過98%，但部分自貿協定利用率仍比較低⑦。較低的利用率一般由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自貿協定所提供的關稅優惠水平和市場開放程度；二是原產地規則的限制；三是政府部門的推介和服務；四是企業自身對申請自貿協定優惠關稅時所投入的成本與可能獲得的收益之間的權衡［16］。

第三，自由貿易合作對象有待進一步擴大和升級。目前，我國的自由貿易伙伴多為周邊國家和地區，輻射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總體上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經濟體量和貿易體量較大的發達國家相對較少。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當然是我國經貿合作的重要對象，但這部分國家經濟體量較小、生產能力相對較弱、貿易規模也相對較小，在全球產業鏈向區域化發展的新形勢下無法承接我國較大的消費和生產能力。此外，也存在個別自貿協定簽訂后未生效的情況，例如我國與馬爾代夫的自貿協定，2017年底簽署后至今未生效。

第四，我國貿易規模大，但關鍵部門的出口附加值偏低。作為“世界制造中心”，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制造業以加工出口貿易方式為主，從中獲得了巨大的貿易順差，快速實現了資本積累，但同時往往會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生產環節［17］。近年來，我國出口國內增加值率有所提高。2018年，我國出口國內增加值率⑧為76.01%，與美國（88.22%）相差較遠，與英國（76.89%）和日本（77.43%）比較接近（見圖3a）⑨。分部門來看，2018年，我國制造業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為73.5%［18］，與日本相近；同期美國為81.19%（見圖3b）。但我國目前還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間位置［19］，出口附加值還有待提高，尤其是出口額最大的“計算機、電子及光學設備”產業。2018年，該部門占我國出口總額的21.78%，但僅占出口國內增加值的18.3%，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為63.86%，明顯低于美（92.4%）、日（76.75%）、英（79.39%）、德（71.89%），見圖3c。

第五，我國產業門類齊全，但部分領域核心技術薄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巨大的市場規模、后發模仿技術、低成本要素供給等比較優勢，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快車道”式的發展模式也造成了產業基礎能力積累不夠的弊端［17］，參與全球產業鏈的深度不足［20］。企業創新能力不足，高端產業發展不足［21］；在一些領域不掌握核心技術，存在關鍵技術“卡脖子”現象。雖然我國在長期對外開放中逐漸擁有了完整的產業門類，但若不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如芯片、發動機、高端數控機床、高端傳感器、工業軟件等技術，甚至是我國所擅長的能源裝備制造等領域的關鍵零部件、關鍵裝備、關鍵材料等，則在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中極易被技術掌握者所左右。

第六，我國自身仍存在一些不適應高標準自貿規則的體制問題。近年來，自由貿易區協議逐漸呈現出引領“高標準”經貿規則的新態勢，規則所涉范圍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關稅、投資、人員往來等議題，而是逐漸擴大到一些“邊境內”規則，例如國有企業、知識產權、數字經濟、環境、勞工等［22］。目前，我國已在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的進程，這就要求我們主動、深度對接協議所要求的“高標準”經貿規則，這對我國來說無疑是個挑戰，有不少重點領域改革硬骨頭要啃，很多卡點瓶頸需??要突破。

五、實現路徑

在新的國內外發展形勢下，基于我國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和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現狀特征及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為我國以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提出以下實現路徑。

第一，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國內體制機制改革。以區域貿易協定為代表的高標準經貿規則對相關體制機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國可以此為契機，對照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倒逼國內相關領域改革，促進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的有效銜接，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之間的堵點，促進兩個循環聯動發展。發揮試點機制優勢，在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先行先試，賦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權［24］。2023年6月29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型開放若干措施的通知》正式發布，為日后在更大范圍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提供了平臺和方案。對于已有政策舉措，應特別注重政策落實效果，同時注意經貿體制機制改革與其他政策的協調統一。

第二，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共同構建全球經濟新秩序。在對標國際經貿制度的同時，也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堅持多邊主義，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多雙邊區域經貿合作。通過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平臺，參與全球性議題探討和規則制定。在貿易投資、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等領域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構建新型國際經貿關系，擴大互利共贏，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為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不斷擴大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深化和拓展對外經貿關系。堅持世界貿易體制規則，擴大同各國各地區利益匯合點。降低自貿協定的使用成本［25］，升級已簽訂的自貿協定，推動與更多有意愿的共建國家商簽自貿協定，積極加入國際高標準自貿協定。深化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往來，高質量實施RCEP，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3.0版和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持續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擴大“一帶一路”自貿區網絡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中歐班列發展，建設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高水平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積極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繼續推進加入CPTPP和DEPA進程，夯實雙邊合作基礎，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進一步提高我國自貿區網絡建設標準。

第四，不斷完善創新體制機制，以開放合作促進技術進步。創新是發展之本，科學研究是軟性基礎設施，具有基礎性和前瞻性。多年來，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和技術引進、引進吸收、集成創新、跟隨戰略等外源式創新，我國已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創新體系。但新形勢要求我們要逐步將外源式創新轉變為內源式創新［17］。內源式創新并不意味著關起門來搞創新，越是要提高內源式創新水平，就越是要更加開放合作。這對創新體制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支持自主創新和國際技術合作相結合，利用貿易合作帶來的技術擴散效應，提高自身技術水平。促進企業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貿易，促進創新主體在競爭和合作中提升創新能力。與此同時，建立寬松的科研環境，為創新活動提供更大的探索空間，更大力度支持基礎研究。

第五，統籌發展和安全，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開放發展必須以安全為前提，又為安全提供經濟基礎和保障。一方面，通過提升經貿合作的多元化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水平。多元化是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的有效途徑，通過擴大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提升制度型開放水平，促進國際經貿合作的多元化，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和合作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另一方面，也要增強自身競爭力、開放監管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在思想上，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增強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在更高開放水平上動態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制度上，完善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等制度，在安全的前提下吸收優質外商投資；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為開放發展提供保障；等等。

六、結論

本文旨在回答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國如何通過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問題。文章首先論證了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內在邏輯。分析發現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的核心任務與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內在要求相統一；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通過四條主要路徑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分別是提高制度型開放水平，推動技術進步，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循環，以及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進而探討了我國以高標準自貿區網絡建設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現狀特征以及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討論發現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國家，并逐步向全球布局的自貿區網絡；貿易成本逐步降低，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自貿談判的范圍和議題也在不斷拓展；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中的地位、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深度已顯著提高；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開放制度和標準也在不斷完善和提高。當前我國這項工作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在外受部分西方國家阻礙，在自身存在對部分自貿協定的利用率有待提高，自貿伙伴有待擴大升級，關鍵部門出口附加值偏低，部分領域核心技術薄弱，以及一些不適應高標準自貿規則的體制問題。

在上述分析和討論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回答了引言中所提出的問題：新形勢下，我國如何通過建設高標準自貿區網絡促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主要實現路徑包括：在體制機制方面，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推進國內體制機制改革；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共同構建全球經濟新秩序。在內外循環聯通方面，不斷擴大高標準自貿區網絡，深化和拓展對外經貿關系。在科技創新方面，不斷完善創新體制機制，以開放合作促進技術進步。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方面，統籌發展和安全，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

［注?釋］

①“自由貿易區”是指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或單獨關稅區通過簽署協定，在世貿組織最惠國待遇基礎上，相互進一步開放市場，分階段取消絕大部分貨物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改善服務和投資的市場準入條件，從而形成的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特定區域。詳參《商務部?海關總署關于規范“自由貿易區”表述的函》（商國際函［2008］15號）。

②?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網址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訪問時間：2023年10月。

③?數據來源：《中國財政年鑒2012》。

④?數據來源：2023年7月1日起，中國對62項信息技術產品的最惠國稅率實施第八步降稅。調整后中國關稅總水平將從7.4%降至7.3%，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0/content_5735949.htm，訪問時間：2023年8月。

⑤?指我國進出口總量在全球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之和中的占比。理論上，全球進口貿易應等于出口貿易，但實際中，由于各國海關對進出口價格的統計口徑不同，全球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差值。服務貿易亦同。

⑥?這里用生產過程的跨境次數區分貿易類型。傳統貿易是指生產過程中沒有發生跨境貿易；簡單價值鏈貿易是指生產過程中出現了一次跨境貿易；復雜價值鏈是指生產過程中出現了兩次及以上跨境貿易。

⑦?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03/content_5744259.htm，訪問時間：2023年8月。

⑧?出口國內增加值率是指出口中所含的國內增加值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

⑨?若采用區分加工貿易方式的核算方法，我國出口國內增加值率會顯著降低［18］。[BFQ][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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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Participation?in?Global?Industrial?Division?of?Labor?and?Cooperation

with?Construction?of?Highstandard?FTA?Network

Pan??Chen

（Institute?of?Quantitative?&?Technological?Econom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

Expanding?the?globaloriented?network?of?highstandard?Free?Trade?Areas?（FTAs）?is?an?important?way?to?deepen?participation?in?the?global?industrial?division?of?labor?and?cooper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theoretical?logic?of?deepening?participation?in?the?global?industrial?division?of?labor?and?cooperation?through?the?construction?of?the?highstandard?FTA?network?and?analyzes?its?current?situation，?characteristics，?and?main?problems?and?challenges.?It?finds?that?the?construction?of?the?highstandard?FTA?network?deepens?our?participation?in?the?global?industrial?division?of?labor?and?cooperation?by?improving?the?level?of?institutional?opening?up，?promoting?technological?progress，?linking?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economic?circulations，?and?upgrading?the?security?of?industrial?and?supply?chains.?There?are?several?main?challenges.?First，?China?is?facing?some?external?obstacles.?Second，?the?utilization?rate?of?some?FTAs?needs?to?be?improved.?Third，?more?FTA?partners?need?to?be?included.?Fourth，?the?added?value?in?exports?of?some?key?sectors?is?low.?Fifth，?in?some?areas，?there?is?a?lack?of?key?technologies.?Finally，?there?are?still?institutional?issues?that?do?not?meet?the?rules?of?highstandard?FTAs.?And?the?paths?of?realization?are?proposed?accordingly.

Key?words：highstandard?FTA?network;?global?industrial?division?of?labor?and?cooperation;?theoretical?logic;?key?features;?realization?paths

（責任編輯：蔡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