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模式嬗變與機制設計

張琦 魯煜晨 孔梅

摘 要：基層治理法治化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也是法治中國建設中的重要一環。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基層治理法治化提供了強大動力，助推基層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穩步提升?；趯底仲x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優勢、目標和機遇進行的系統化探討，可以發現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基層治理能夠實現向源頭治理與融合治理的模式嬗變，而基層司法所應當在數字科技發展的環境下發揮牽頭治理的作用。結合數字技術助力鄉村基層治理的實踐經驗，在全面解析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優勢和現實困境的基礎上提出的包括觀念培育、技術配套、風險防范和人才培養等四大方面的機制設計，能夠助推數字技術在鄉村基層治理中煥發新的活力，使其在優化基層治理水平的同時提高推動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效率和質量。

關鍵詞：數字賦能；基層治理；鄉村基層治理；國家治理；治理法治化

一、引? 言

2020年11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鶎又卫碜鳛閲抑卫淼幕?，其成效不僅體現了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還關系到基層群眾的幸福感、滿足感和獲得感。保證基層治理在法治化軌道上實現方式、思維的完善和變革就顯得尤為重要。目前，數字技術已經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的思維和生產生活方式。習近平高度重視數字化改革，他指出：“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盵1]3622021年4月出臺的《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指出，要提高基層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如何將數字技術運用于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目前，學界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還較少。劉蓓對技術治理與法律治理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我國應當根據公私場景的不同情況對待技術治理與法律治理：在以人為治理對象時，應鼓勵合法嘗試技術治理；在以智能技術為治理對象時，應創建“技術治理為主＋傳統法律治理為輔”的“渾然”組配模型。[2]吳晶晶對數字技術在國家治理中的負面效應和有限性進行了研究，認為數字治理會導致“社會排斥”、社會公正缺失和權力異化等問題。她提出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過程中應著重關注“技術難民”，同時避免“信息孤島”和“信息繭房”的出現。[3]施偉東從市域社會角度研究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中的法治問題，認為應當在推動整合相關治理數據和數據合規運用前提下，塑造積極反饋、智能交互的治理體系，從而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市域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4]

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數字賦能治理現代化、法治化或數字技術的法律治理問題展開的，抑或是從市域治理的視角研究數字賦能問題的。關于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理論、模式及機制的研究尚付闕如。因此本文將從數字何以和如何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角度出發，系統分析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二、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

優勢、目標與機遇

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國家治理法治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5]基層是產生社會矛盾的“源頭”，也是疏導各種矛盾的“茬口”。[6]347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要遵循法治化進路。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內涵，就是在數字技術支持背景下，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基層治理模式變革與創新發展。相比于傳統基層治理，有了數字技術支持的基層治理具有獨特優勢，即讓良法善治在基層真正落地生根，使對權力的實時監督成為可能，讓執法的透明化與規范化程度顯著提高。這些優勢又對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提出了更高目標，這些目標可以借助于黨中央的政策支持和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得以順利實現。

（一）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三大優勢

1.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有助于實現良法善治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盵7]在鄉村，“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8]58-59基層治理中有時并非無法可依，而是有法難依。這一方面是因為“鄉土中國”的現實狀況，另一方面是因為法律宣傳不到位，人民的法治意識不強，遇事不找法、不信法問題突出。所以，需要“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8]59要解決這一問題，可依托信息技術，將常用法律與案例進行編碼與儲存，在聚合平臺上進行“接地氣”的展示并附加便捷的檢索功能；同時，還可借助平臺技術積極推進“線上和解”“線上調解”“線上法庭”等線上訴訟服務模式，利用小程序等技術工具處理糾紛，為基層治理法治化插上數字技術的“科技翅膀”。

2.數字賦能基層治理使得對權力運行和制度推行的實時監督成為可能

監督是實現法治的重要手段，實現法治的關鍵在于對執行法律的人和事進行有效監督。數字技術可以提升民眾參與基層治理法治化工作的程度，提高建立和推廣政府信息公開、政務公開等的效率。借助數字化手段可以在基層民主選舉投票、民主決策和日常管理中對參與者進行實時的、動態的、長期的監督。例如，可以在基層數字應用平臺上開發民主選舉功能，實現選舉過程的法治化，利用數字技術的便利性和可靠性提升法律監督的效能。再例如，相比傳統的村務公開欄和簡報公開方式，數字化平臺可細化公開欄目的內容和事項，實現對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智能監督，并可實現點對點的村務推送制度，[9]以數字化的實時監督倒逼基層治理參與者遵守法律法規，實現基層治理的法治化。

3.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有助于實現基層執法的透明化、規范化

目前，基層治理實踐中特別是在職權運行上還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尤其是在基層執法中長期存在權責不明，執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等問題。[10]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可以有效提高基層執法的透明度和規范性，從而實現基層治理法治化的目標。首先，數字賦能可以提供更多準確的基層治理信息，幫助治理者更好地了解居民的社會需求，從而更加精準有效地施策。其次，引入數字技術，可以顯著提高政策執行的透明度，幫助治理者及時發現和處理突發問題，滿足居民對社會治理的需求。最后，數字賦能還可以改善政策制定和實施效率，規范政策實施流程，加速推動政策落地和目標落實。

（二）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三維目標

1.確立法治化治理為體、數字賦能為用的治理導向

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最終要落腳到基層治理的法治化上來。為此，要牢牢樹立法治化治理為體、數字賦能為用的觀念和治理導向，以法治化為核心目標，不斷優化數字賦能的方式方法，持續改進數字賦能的運用路徑，避免在數字賦能過程中偏離法治化道路。在將數字技術運用于基層治理時，要運用法治思維處理數字賦能與治理之間的沖突，否則數字賦能就會面臨中途“夭折”的風險。數字技術對基層治理的法治化具有促進作用，而法治化對數字在基層治理中的運用一方面具有規制和約束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可以發揮“保駕護航”的作用，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因此應當將它們有機地統一起來，不能將數字技術與法治化孤立起來、割裂開來。要始終堅持鄉村治理的法治化導向，運用大數據治理等現代治理思維，將數字技術嵌入到基層治理的全過程和各方面。

2.強化以人民為中心的基層治理理念

無論是基層治理，還是更為宏觀的國家治理，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所在，更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場?；鶎又卫碜罱K要實現制度化和法治化，而引入數字技術是希望通過數字賦能令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實現過程更為快速和深入，但一個不能忽視的基本前提是：治理的對象是人民群眾，服務的對象是人民群眾，評價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運用數字技術的宗旨是要讓基層治理更有秩序、更為高效、更加科學，最終要使基層治理的法治化程度更高，而這一切的根基和中心都是基層群眾。全面依法治國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是人民，因此在充分利用數字賦能的優勢條件，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沖突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對數字技術助力基層治理的法治化而言，要以人民答不答應、滿不滿意、高不高興作為檢驗工作成效的最高標準。

3.形成基于法治價值導向的基層治理創新新格局

數字技術能夠提升當代社會生產力水平并助推現代社會進步，將其嵌入基層法治化治理規劃和模式中，必將構建起數字賦能的基于法治價值導向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新格局?；鶎又卫硇赂窬旨劝ㄗ鳛榱挤ㄉ浦沃幕鶎臃ㄖ位卫硇乱幏?，也包括數字賦能引領下的犯罪預防新模式。例如，借鑒基層網格化管理經驗構建的數字智能預警平臺，既可以用于電信詐騙的防控與防治，也可實現對群體性突發事件和社會安全問題的預警。數字賦能可使治理過程更加智能化、個性化和法治化。數字技術使信息的實時共享成為可能，這也是基層治理動態化和實時化的必要前提。數字技術還可使合法權利遭到損害的民眾的投訴渠道與權利保障機制更加通暢便捷，不僅有助于消解民眾的不滿情緒，亦可避免輿情的誤導與不當擴散對當地基層組織帶來不利影響。

（三）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面臨的三重機遇

1.國家頂層設計和既定政策提供政策支持

任何改革都要具備一定的制度環境條件，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鄉村建設。從政策支持上看，數字助推鄉村基層治理的現實基礎已經夯實。黨中央高度重視鄉村治理法治化工作。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加強鄉村法治教育和法律服務，深入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創建?！晟凭W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推進農村掃黑除惡常態化。開展打擊整治農村賭博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依法嚴厲打擊侵害農村婦女兒童權利的違法犯罪行為。完善推廣積分制、清單制、數字化、接訴即辦等務實管用的治理方式?！盵11]可以說，黨中央、國務院不僅為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指明了方向，也部署了落實路徑，細化了工作要求，這是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面臨的政策支持機遇。

2.數字技術發展和軟硬件開發提供技術支持

當下，全球大多數國家都進入了信息時代，而形形色色的數據則構成了信息化的堅實基礎。我國的信息產業迅猛發展，各種大數據平臺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其治理模式都在時代的潮流中有意或無意地嵌入了數字元素。當前我國已有117個縣（市、區）開展國家數字鄉村建設試點，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數字應用場景實踐。[12]此外，2017年浙江省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全國率先創建了浙江省“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簡稱ODR平臺）；2021年浙江省政法委發布了浙江ODR平臺的新應用——“浙江解紛碼”，群眾只需掃碼即可通過“浙里辦”App等進入平臺入口，線上申請糾紛調解。[13]截至2018年底，該平臺已覆蓋浙江全省，在解決群眾日常糾紛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數字應用平臺不僅為多元化解矛盾糾紛提供了新的可能，還同時賦予基層治理新的動力。[14]140可見，基于數字賦能的技術發展與軟硬件設備開發是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面臨的技術支持機遇。

3.數據共享思維和資源整合提供智力支持

“歷史上任何一次工業革命，無不是從技術開始，并逐漸轉化成思維方式的變革?！ヂ摼W＋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不僅是一次影響到每個人的產業革新，而且還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盵15]24-25正如大數據思維并不僅僅是海量數據的疊加、統計與整理一般，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也并不僅僅意味著對數字技術的簡單運用，而是治理參與者將數字技術背后所蘊涵的系統化和整體化思維運用到日常工作中去，秉持開放、共享的心態對數據進行集中式收集、處理和加工，最終將資源進行整合，重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過程、內容與方法。2023年8月23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6.4%，農村網民規模為3.01億。[16]因應數字技術發展和“互聯網＋”時代的新要求，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思路也應進行轉化，要依托數據共享平臺，將“統計單一數據、整合部門數據”的運用觀念轉向“挖掘數據間關系、系統整合數字資源”，這是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面臨的智力支持機遇。

三、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模式嬗變

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可以在決策依據維度、權力運行維度、治理架構維度、效能呈現維度四個方面實現對傳統治理觀和治理模式的突破。具體是指：在決策依據維度上實現由經驗導向到數據導向的轉變；在權力運行維度上實現由管理導向向服務導向的轉變；在治理架構維度上實現由單一平面到復合立體的轉變；在效能呈現維度上實現由機械被動到高效主動的轉變。[17]這四個維度上的轉變可以使基層治理實現向源頭治理和融合治理的嬗變，亦可重新激活基層司法所的治理能力。在基層治理的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一些良好經驗，出現了一些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模式樣板。

（一）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模式嬗變

1.建立預警機制和鄉村基層源頭治理

借助大數據技術，有關責任主體可以對鄉村的日常輿論、人員流動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信息進行實時采集、篩選、匯總和在特定范圍內共享，形成以共享數據為核心的治理平臺或治理系統。例如，對曾有過“越軌”行為或存在前科劣跡的人員要多加關注，著重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研判與持續追蹤，避免他們再次出現“越軌”行為，即將治理重心前置，實現由“事后治理”向“事前預防”的轉變。要以“互聯網＋”思維開創“互聯網＋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新樣態，使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更加具象化。同時，可以設立“網上糾紛解決”平臺，著力打造矛盾糾紛的智能解決模式，使農村基層的矛盾糾紛“大隱患”伴隨著對“小糾紛的實時介入”而及時得以消解。

2.智能治理和鄉村基層融合治理

按照中央部署，鄉村治理最終要形成“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三治融合”治理體系。數字賦能在助推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同時，也將為鄉村基層融合治理貢獻力量。首先，在自治方面，數字賦能將使鄉村基層治理流程更為透明、便捷，治理過程也可被村民監督，使得基層治理更加民主，自治水平更加高效；其次，在法治方面，可通過提供優質的法律咨詢服務和糾紛解決服務，助推數據庫集成和整合，將當地以往的糾紛解決案例用于說理教化，促進鄉村基層社會和諧，優化鄉村法治環境；最后，在德治方面，通過整合數字信息，拓寬線上溝通交流渠道，可進一步提升鄉村德治水平。

3.法治化治理和基層司法所牽頭治理

司法所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的最基層單位，是重要的基層法治工作機構，在縣（市、區）司法局的管理、指導和監督下開展工作，同時接受鄉鎮（街道）黨委政府的領導。①但目前很多地區的司法所的法治職能并未得到充分彰顯、法治權威并未得到充分樹立、工作機制并未得到充分優化，這導致基層司法所本應有的促進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功能失靈。[18]數字技術不僅可以整合資源，更能節省人力。應當統籌推進數字賦能基層司法所和鄉鎮黨政機關，讓司法所的工作人員從繁重的行政工作中擺脫出來，回歸到基層專業性法治人員的角色定位上來。

可以借助整合的信息系統和信息平臺，以司法所為引領，開發和建設“線上基層糾紛解決平臺”“調解小程序”等，積極引導村民群眾自覺遵從“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和路徑。具備較高法治意識和良好法律知識的司法所專業人員，應當積極探索數字技術與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結合方式，在工作中靈活運用新興技術，為提高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效率和效果作出更多努力。另外，可借助微信小程序、短視頻平臺和專業性公共系統，打造與時俱進的普法工作品牌，形成方便、高效、貼心的基層公共法律服務體系。

（二）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典型實踐模式

1.數字賦能背景下北京基層“接訴即辦”的治理模式

“接訴即辦”治理模式即通過及時回應人民群眾辦理訴求，切實提高政府服務群眾和治理社會的能力，是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典型模式。北京市開展的“接訴即辦”改革充分體現了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優越性。它主要依托12345市民熱線服務平臺，結合北京市12345微信小程序，涵蓋人民網的“地方領導留言板”、國家政務服務投訴與建議微信小程序、國辦“互聯網＋督查”平臺、政務微博、政務頭條號、手機App等網絡平臺，初步形成品牌統一、覆蓋全面、服務高效的線上受理系統，實現了全年365天、7×24小時對公眾訴求的全渠道響應。[19]這一治理模式以數字技術構建信息平臺，解決了傳統行政模式的信息不對稱、程序欠透明和流程難規范的問題，加快了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進程?！敖釉V即辦”模式是基層治理改革創新的典范，應向全國廣泛推廣，在發揮首都“輻射效應”的同時，引領全國基層治理法治化進程。

2.數字賦能背景下廣西基層“二維共進”的治理模式

廣西邊境基層地區大力探索數字賦能社會治理法治化的渠道，包括數字賦能平安建設和數字賦能社會治理兩個維度。二者協同并進，旨在運用數字技術實現本區域的綜合治理、全局治理和現代治理。例如，通過完善天網工程等打造合成作戰指揮系統，對基層出現的各種違法犯罪現象進行精準打擊和預防。對廣西邊境基層地區而言，除了要處理本地的社會問題，還要著重關注政治安全問題和各種暴力恐怖活動，這些都需要依靠現代法治和運用數字技術加以妥善解決。該地區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經驗，成為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優良模板。[20]

3.數字賦能背景下貴州基層“上下一體”的治理模式

貴州省龍里縣通過加強公共法律服務云平臺和農村公共法律服務平臺PC端的普及建設，暢通法律服務渠道，利用數字技術加快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步伐。該地區以城鄉一體化為行動指南，秉承線上線下一體化治理理念，打造基層公共法律服務實體平臺和智能化平臺，致力于建設將農村基層地區涵蓋進來的全域公共法律服務體系。2022年，全縣累計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81件，代擬法律文書180份，接待法律咨詢2889人次。另外，當地村民還可通過貴州法網和基層公共法律工作站獲得法律服務。當地不僅重視數字賦能背景下的基層治理法治化，而且吸收傳統治理模式的有益經驗，將數字和實際相結合，豐富了基層治理的法治元素，創建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的成功品牌。[21]

四、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機制設計

（一）數字意識和法治觀念培育機制

當前，基層治理法治化面臨的困境，既有治理主體和村民的法治觀念不足，又有“鄉土中國”語境下的基層社會對數字技術的本能排斥。讓村民接受并認可數字化技術并非易事，而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觀念難題。一是村民的既有觀念突破難，傳統知識更迭難。囿于自身視野與閱歷，群眾對新鮮事物的接受度普遍不高。并且，受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的影響，許多知識水平能力見識尚可、易于接受新興科技的年輕村民或精英村民從鄉村中流失，使得本應起到號召和引領作用的數字技術使用主體缺乏。二是基層干部對數字技術的認識不夠。很多農村基層干部認為數字賦能適用范圍限于發達城市的治理領域、科技領域或經濟領域，因此想當然地排斥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這導致自上而下開展的數字賦能政策在具體實施中遭遇阻力。三是基層干部和村民的思維定勢和刻板印象亟需扭轉。數字思維的基礎是全局觀和系統觀，蘊涵其中的開放、共享、系統等理念與鄉村基層長期存在的封閉、獨有、單一等意識本就不相契合。囿于既往的治理經驗，基層干部運用數字技術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專業性都不高；而囿于“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村民在信任并依托數字賦能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上天然存在思想障礙。

因此，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前提是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的意識發生轉變。欠缺數字意識和法治觀念，數字賦能就無法實施。要科學建立數字意識培育機制，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扎實推進基層治理的數字化與法治化，著力做好數字技術宣傳與教育培訓工作。同時，還要密切聯系群眾，放手發動群眾積極參與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過程。黨員要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最大化運用黨員先進集體的強大引領力、宣傳力與號召力，逐步擴大村民參與力度，穩步推進鄉村民眾的意識和觀念轉變。

（二）數字信息軟硬件設備配套機制

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的現實根基在于健全的數字信息基礎設施。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全民小康時代的到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我國鄉村地區的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但相對于城鎮而言依然存在較大進步空間。一些鄉村地區數字通信、光纖網絡、4G和5G網絡等的覆蓋度和信號強度并不能滿足現實需要。然而，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依托的是時刻運轉不停的數字處理設備、信息互動平臺和智能化終端，若硬件設備、軟件開發和網絡支持不能提供強大推動力，數字賦能將難以落實。

一要加大政府財政資金投入，全面支持數字技術硬件設備的購入與建設，同時要與市場主體形成良性互動，適時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委托具備良好資質和水平的數字企業協助基層單位對數字治理平臺進行開發、運營和維護。[22]二要強化鄉村基層地區的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相關責任主體要推進鄉村現有數字基礎資源的迭代升級，加大光纖網絡、寬帶網絡和5G網絡在鄉村基層地區的覆蓋率，同時借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利時機，穩步提升鄉村基層地區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三要根據鄉村基層現實需求進行場景開發。數字技術的前沿性往往使老年人和殘疾人等人群在數字工具面前束手無策，成為“技術難民”，而這部分群體恰恰是鄉村基層服務和治理的重要對象。技術人員在進行軟件研發時應當警惕“數字鴻溝”現象的發生，并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及時更迭應用場景，杜絕因用戶數字技能運用程度差異而導致的對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破壞。[23]

（三）數字賦能治理中的風險防范機制

一是數字倫理風險。利用數字技術進行信息采集和平臺搭建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倫理風險?！霸诳萍碱I域，倫理與法律這兩個相互平行的軌道大有相互融合趨勢。通常意義上說，倫理是指人與人之間交往所應當遵循的道德準則。具體到科技活動中，也應當區分善惡正邪?！盵24]科技創新從客觀上對技術的“能不能做”進行突破，科技倫理則從主觀上對技術的“該不該用”進行約束。在推進數字化改革的過程中，應當杜絕違背倫理價值、本土習俗和公序良俗的技術運用，對數字化技術發展可能引發的倫理風險進行科學和充分的評估，避免出現難以承受的后果。二是數字安全風險。數字平臺的建立必然要以收集用戶的人臉、身份、住址等個人信息為前提。在進行信息的收集、傳遞與儲存過程中應當明晰行為邊界，避免平臺收集的基本信息被竊取、販賣與泄露，否則極易導致轄區內成員被電信詐騙甚至發生危及人身安全的風險。

可以通過系統梳理與分析數字技術與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相結合可能帶來的負面效用來構建針對上述風險的防范機制。應在尊重治理規律、司法規律和保障村民群眾的基本權利的基礎上，探索數字技術在鄉村基層治理中的運用限度及規制。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的使用，雖然給構建鄉村基層治理的有效模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但同時也會產生個人隱私權受侵、身份欺詐和不尊重他人權利等倫理問題和隱患。從技術層面而言，需要研究如何確保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精確性和安全性，將數字科技由于技術本身的誤差所導致的不良影響控制在最低限度；從體制層面而言，需要研究在遵循治理規律的前提下，運用利益衡量方法，探討數字科技與基層人民民主、公民隱私權保護、決策程序正當等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數字科技與鄉村基層治理改革的結合并非沒有邊界，需要厘清數字賦能在發揮作用的同時所具有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礎上，從法律層面加以規制，以更好發揮數字科技的作用，最大限度避免可能帶來的問題。

（四）“數字＋法治”復合型人才培養機制

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離不開數字人才的培養，必須做好人才儲備工作。一是在公務員招錄和選拔基層村官時吸納視野開闊、具備數字技術知識背景的人才，依托良好的政策支持和暢通科學的選人用人機制，拓寬基層村官選拔路徑。二是開設相關專業的高校在培養人才時應注重打造復合型、交叉型人才。數字賦能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包含數字、基層治理和法治化三個關鍵詞，因此合格的鄉村基層治理法治化人才應當具備數字技術、治理知識、法律知識和法治文明意識。如西南政法大學為落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要求，回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人才需求，秉持“厚法學基礎、強管理能力”的育人理念，著力培養懂政治、善管理、遵法治的高層次復合型創新人才。據此，該校設置了“法學＋公共事業管理”“法學＋行政管理”項目，授予畢業生法學學士和管理學學士學位，旨在使學生能夠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成為掌握系統法學知識和公共事業管理知識等專業知識的復合型創新人才。高校在針對培養基層治理法治化人才開設課程時需要協調好數字、治理和法治三者之間的關系，應三者兼顧，不可偏廢，努力為鄉村基層培養貫通型人才。三是提高相關專業人才的實操能力。這就要求高校在培養人才過程中秉持理論學習和實踐技能相結合的培育理念，將高年級學生適時送往鄉村基層地區進行見習乃至掛職鍛煉，打通院校培養與職業實踐之間的壁壘。

五、結? 語

基層治理是社會治理鏈條中的關鍵一環，基層治理法治化是實現治理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顯著提高，基層治理法治化越來越受到重視?；ヂ摼W、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蓬勃發展，為社會治理的智能化提供了良好契機和有利條件。鄉村基層治理現代化必須以治理的法治化為前提，因為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征是法治，國家治理的“民主之治”與“科學之治”，最終要落腳在“文明法治”。[25]基于此，黨中央強調：“要著力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樹立法治思維、發揮德治作用，切實增強基層社會治理的預見性、精準性、高效性?！盵6]348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法治化是在現代數字技術的支撐下不斷完善鄉村法治化治理模式、提高法治化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徑，因此需要從方法、技術和思維三個維度不斷進行理論和實踐探索，為實現鄉村基層法治化治理的體系化、智能化與專業化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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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孫小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