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導向與專家權威：《人民日報》微博應急科普實證研究

吳文汐 祁悅 王妍松

[摘 ? 要] 如今，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公眾獲取應急科普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官方媒體在社交媒體平臺開展應急科普，有助于降低公眾獲取與辨識應急科普信息的成本，提升公眾對應急知識的掌握程度，增強公眾的應急防范能力。本研究采用內容分析法，將人工編碼與機器編碼相結合，分析《人民日報》微博從2019年12月27日至2022年12月31日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相關報道，研究發現，《人民日報》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應急科普以情境為導向針對性發布信息，以滿足公眾信息需求；注重引用專家信源確?？破盏目茖W性與準確性，客觀詮釋風險，破除謠言，及時傳遞防護、診療知識，為公眾應對危機提供可靠指導。研究還發現，應急科普中診療信息的傳遞與對權威信源的引用能夠顯著激發公眾參與。據此，本研究進一步闡釋了情境導向與專家權威在主流媒體應急科普中的重要性與作用機制，并探討了社交媒體環境下將公眾納入應急科普協同網絡的可能性。

[關鍵詞]應急科普 ? 社交媒體 ? 主流媒體 ? 《人民日報》

[中圖分類號] N4；G315 [文獻標識碼]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1.009

應急科普是為有效應對突發事件，由政府、媒體、科學共同體等科普主體面向受眾開展的有關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態度等方面的應急科學傳播，以期發揮促進受眾了解相關預防知識、掌握相關防護方法以及引導社會輿論的作用[1]。如今，社交媒體已經成為公眾獲取應急科普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相較于傳統媒體，社交媒體應急科普呈現出多元主體參與的顯著特點?？茖W共同體、政府部門、媒體、公眾等構成了社交媒體應急科普的主要傳播主體[2]。社交媒體的開放交互推動了應急科普的全員參與和全程參與，大幅提升了應急科普信息的傳播速度與廣度，豐富了應急科普信息的傳播內容與形式。

盡管社交媒體環境下，應急科普主體的多元化推動了應急科普資訊的極大豐富，然而開放的傳播系統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信息真假混雜、難以辨識成為公眾最大的困擾，虛假信息的泛濫也容易激發公眾的恐慌情緒，并催生出“信息疫情”。此時普及科學知識、及時辟謠是引導公眾科學應對應急情境、穩定社會情緒的重要一環。在這一過程中，主流媒體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此前的研究表明，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境下，主流媒體已經成為社交媒體科學傳播的主體之一[2]。作為權威媒體機構，主流媒體在社交媒體平臺開展應急科普，能夠降低公眾獲取與辨識應急科普信息的成本，有效推動科學可靠的科普信息的傳播，促進公眾對防范舉措形成科學的認識。學者們對主流媒體在新媒體平臺上的抗疫科普報道研究也證實了主流媒體在應急科普中的關鍵意義。

趙淑萍和李超鵬通過分析《人民日報》等三大主流媒體在微信、微博、抖音平臺發布的短視頻報道，指出疫情期間主流媒體第一時間利用權威渠道，向公眾科普疫情知識，采用多種形式傳播防控信息，引導公眾采用科學防控措施，發布辟謠信息，發揮了輿論的監督者、社會的守望者職能[3]。主流媒體積極設置科學報道議程，以專業權威、理性的科學報道引導社會輿論，體現出其在應對公共突發事件中的核心作用[4]。尚甲和鄭念分析了疫情初期《人民日報》等三大主流媒體在新媒體端的疫情科普的傳播策略和特征，指出主流媒體的應急科普表現對傳播科學信息、穩定社會情緒、肅清非智輿論具有關鍵意義，其通過設置科普議題釋放疫情緊急程度信號，傳遞可靠的專業信息，通過采訪、轉載等方式為科學共同體與公眾架起溝通的橋梁，利用自身的權威性成為科普信息專業度的鑒定者、優質科普內容的關鍵擴散節點以及優秀科普創作者的集中地，擴大了優秀科普產品的影響力[5]。主流媒體擁有官方背書的權威身份、優質的專家資源、廣泛的信息網絡、專業化的新聞生產機制、嚴格的編審流程，這些要素使其更易贏得公眾信任，成為公眾在應急情境下獲得科普資訊的可靠來源。相關調查結果顯示，主流媒體是公眾獲取抗疫科普內容的重要渠道，而且在各類媒體中，公眾對主流媒體的抗疫科普表現的滿意度最高[6]。

綜上，近年來有關主流媒體的應急科普研究逐漸得到學者們的關注，學者們以疫情為情境，展開了一系列研究，重點分析了主流媒體在新媒體平臺的應急科普策略，揭示了主流媒體在應急科普中的重要價值，指出了主流媒體和其他社交媒體在應急科普中開放合作的關系，主流媒體以其權威性彌補了其他社交媒體帶來的信息不確定性，而社交媒體平臺則輔助官方信息在民間的擴散[7]。

現有相關研究主要是基于個案進行分析以及對過往經驗的總結，實證研究較為缺乏，且效果研究明顯不足，主流媒體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應急科普在多大程度上引發了公眾參與尚不明確。與此同時，目前相關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疫情初期主流媒體的應急科普策略。然而，從2020年1月30日到2023年5月5日，這3年多的時間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始終將新冠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考慮到應急科普針對的就是突發事件，總體而言，本文所研究的2019年12月27日至2022年12月31日這一時段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都應屬于應急科普范疇。應急科普既包含了突發情況下的應急科普，也包含了日常針對易發、常發的突發公共事件的常規性預防科普教育[8]。主流媒體在常態情境下如何開展疫情科普，以及在“新二十條”①頒布后，面對防控政策與疫情態勢的驟然變化又該如何調整應急科普策略，目前的研究并未有系統、深入的分析。

《人民日報》微博是《人民日報》全媒體矩陣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22年底，《人民日報》微博粉絲數已突破1.5億，是首個粉絲數過億的媒體微博賬號，連續7年保持中國媒體微博影響力第一[9]。根據已有的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人民日報》在新媒體平臺積極進行應急科普，是主流媒體參與疫情科普的代表[3，5]。聚焦《人民日報》微博，對其疫情科普報道進行系統、深入的分析，從歷時性角度探索其應急科普策略及效果，有助于進一步拓展相關研究，并為社交媒體環境下主流媒體的應急科普實踐路徑帶來啟示。

1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與樣本抽取

本研究運用Python抓取了《人民日報》微博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相關內容，之后剔除與應急科普無關的信息，如僅將疫情作為新聞背景出現的報道（如北京冬奧會、東京奧運會等）、志愿者事跡的報道（如志愿者夫妻隔空見面、方艙志愿者領舞等）等，最后保留與科普相關的內容，如新冠病毒的界定、傳播渠道、潛伏期和感染后的癥狀、防治方法以及疫苗研發的相關科學知識等。

在抽樣的時間區間上，考慮到疫情發展周期的完整性，本研究參考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中對抗疫階段起始日期的劃分[10]，抽取從2019年12月27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微博發布的全部新冠肺炎疫情科普信息，并將其歸入5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從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3月26日的突發疫情應急圍堵階段；第二階段為從2020年3月27日至2021年7月31日的常態化防控探索階段；第三階段為從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4月28日的全鏈條精準防控的“動態清零”階段；第四階段為從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11月10日的全方位綜合防控“科學精準、動態清零”階段；第五階段為“新二十條”頒布后的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由于疫情防控持續時間較長，且不同階段持續時間存在差異，為更好地體現信息發布頻率的變化，本文對信息發布頻率的研究將按月進行劃分，其中2019年12月27日至12月31日并入2020年1月。

按照如上規則抽取篩選之后，最終采集到的有效樣本數為1 292條。

1.2類目建構

1.2.1科普內容類別

結合已有的研究以及《人民日報》微博所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應急科普內容，本研究將新冠肺炎疫情應急科普內容劃分為新冠肺炎定義與癥狀、感染途徑與感染人群、個人日常預防建議（如戴口罩、勤洗手、消毒、居家隔離等）、個人感染或疑似感染后可采取的舉措（如自我健康管理、就醫等）、診斷與治療、疫苗研發與接種以及辟謠與疑問回應等7類。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科普中，往往還涉及不確定性溝通，參考托馬斯·霍夫（Thomas Hove）等人以及俞南（Nan Yu）等人的研究[11-12]，將不確定性的呈現方式分為以下三類：第一，數字呈現（有明確的數字表達，如50%、三成等）；第二，非數字呈現（通過“可能”“大概率”“幾乎”等詞語描述風險的不確定性）；第三，比較呈現（與其他疾病的風險進行比較）。

1.2.2信息來源

根據此前學者的相關研究以及對樣本信源的初步分析，信源包括以下7類：第一，政府（如政府單位、官員、新聞發言人等）；第二，醫學相關領域專家（如傳染病領域、呼吸系統疾病領域、生物安全領域等的專家）；第三，非相關領域專家（如心理學領域、經濟學領域等的專家）；第四，醫學相關領域機構（如醫院、WHO、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第五，媒體（如媒體自采、媒體首發、轉載自其他媒體等）；第六，公眾個人（如新冠患者、患者家屬、其他個人經歷講述者等）；第七，其他信源。

1.2.3信效度檢驗

本研究采用人工編碼與機器編碼相結合的方式對樣本進行分析。通過人工閱讀樣本材料，對每一個類目的對應關鍵詞進行歸納總結，以方便進行大數據自動編碼。DivoMiner平臺編碼了所有微博博文（N=1 292），人工編碼員編碼將近8%的樣本（N=100），使用Scotts Pi系數對大數據機器編碼與人工編碼之間進行信度檢測，復合信度為0.92，各類目信度均大于0.75，符合要求，因此編碼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2《人民日報》微博的應急科普實證分析

2.1以情境為導向動態調整科普策略，精準滿足公眾需求

情境化的科學傳播模型認為，任何科學傳播實踐都面臨獨特的社會需求與技術背景，各種科學傳播實踐是為了應對具體環境下的具體問題所采取的具體措施，科學傳播中，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教育”“對話”“參與”必須在具體情境下才能得到有效定義[13]。詹姆斯·格魯尼格（James E. Grunig）提出的關于科學傳播的情境理論也認為，精確性、簡單性、論題、風險信息、受眾的知識等會相互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受眾主動尋求信息時的感興趣程度[14]。具體到新冠肺炎疫情，因其持續時間長，且疫情發展態勢、防控舉措、科學研究進展、公眾的認知程度與關切焦點都在不斷變化，這些因素相互交織，構成了具有綜合性的復雜情境，要求應急科普策略必須以情境為導向進行動態調整，才能有效滿足公眾需求。如后文中的圖1和表1所示，2019年12月27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微博在疫情各階段的科普內容的數量和結構上的變化也反映出了其以情境為導向的應急科普策略。

第一階段是突發疫情應急圍堵階段。此時疫情突然暴發，公眾對疾病的傳染性、嚴重性以及預防舉措知之甚少，處于高度不確定情境中的公眾主動尋求有關新冠肺炎的信息，對相關科普信息的需求量激增，《人民日報》微博在該階段發布大量疫情科普信息，對于滿足公眾的疫情科普需求、緩解公眾憂慮情緒、引導公眾科學應對疫情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階段是常態化防控探索階段。此時疫情突發性減弱，從內防擴散轉變為內防反彈，疫情防控由前期的探索治療方案轉變為事先預防，疫苗接種成為防范感染的重要舉措。此階段隨著疫情減弱，公眾對疫情的關注也相對減弱，《人民日報》微博的相關信息發布量顯著下降，在內容結構上，疫苗研發接種議題的占比顯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6月和2021年1月的相關信息量明顯回升，前者的主要原因是該月北京疫情暴發，新發地市場疫情造成大面積疫情擴散；后者主要受河北省石家莊市小果莊村疫情暴發的影響。這表明，當情境變得緊急和重要，公眾關注度與信息需求度重新上升時，《人民日報》微博會相應加大應急科普力度。

第三階段進入了全鏈條精準防控的“動態清零”階段。該階段我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在疫情防控上強調快速和精準，主要是針對新變異株采取相應措施。該階段《人民日報》微博應急科普信息數量趨于平穩，與新變異株的定義和癥狀有關的信息發布比例明顯提高。2021年8月和2022年3月相關信息量明顯回升，前者的主要原因是2021年7月底德爾塔（Delta）變異株引發了南京疫情，后者主要原因2022年是3月奧密克戎（Omicron）變異株引發了吉林省疫情以及上海疫情。

第四階段是全方位綜合防控“科學精準、動態清零”階段。該階段我國疫情基本穩定，綜合性防控措施的有效組合和疊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疫情的社會面傳播，使國內疫情情況趨于穩定，因此此時間段信息發布數量最低。

第五階段以“新二十條”頒布為標志?！靶露畻l”頒布之后，疫情防控政策發生明顯變化，疫情形勢也隨之改變，公眾對于疫情防控政策和自身健康問題的關注度明顯提升，《人民日報》微博對“混陽”“陽了怎么辦”“試劑檢測”“陽康”等相關問題的回應也隨之大幅增加，有效緩解了公眾感染新冠后的焦慮或恐慌情緒，為公眾提供了有針對性、可參考的指導意見。

總體而言，《人民日報》微博隨著情境的變化靈活調整應急科普策略，使得信息發布更加符合公眾的實際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應急科普信息的發布量出現的兩次峰值，分別發生在疫情暴發初期以及2022年11月疫情防控政策發生改變之后，這兩個時期均為情境發生變化、不確定性急劇上升的階段，可靠、準確的應急科普知識的充分供給對于提升公眾的知識儲備、減少公眾的不確定性感知、滿足公眾激增的信息需求、促進公眾對疫情風險的正確認識、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具有重要意義。

2.2客觀詮釋疾病風險，破除謠言，降低公眾的不確定性感知

就健康風險而言，危機和緊急風險溝通理論認為降低不確定性是溝通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如何詮釋疾病風險、降低公眾的不確定性感知也是《人民日報》微博在新冠肺炎疫情應急科普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如表1所示，新冠肺炎的定義與癥狀以及辟謠、政策解讀、回應疑問兩類信息在各階段均有較高占比。通過持續性地傳遞有關疾病風險的意義建構信息，客觀詮釋疾病風險，可以破除謠言，提升公眾的科學認知，降低其不確定性感知。伴隨著疫情的發展，情境的不確定性不斷變化，變異株、疫苗、防控舉措轉變等新議題的出現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公眾疑慮的增加以及謠言的涌現，在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的整個過程中，謠言數量與事件的危重程度正相關，且謠言種類繁多，涉及國家、社會、群眾生活的各個方面[15]。為了應對信息疫情，《人民日報》微博加大了辟謠信息、政策解讀以及回應疑問等意義建構內容的輸出，并將其貫穿于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對于消除公眾疑慮、促進科學認知、降低不確定性有著重要作用。

此外，在科普中，以何種方式傳遞科學知識影響著公眾對科普信息的接受與理解程度。突發傳染病的應急科普中往往包含個體感染率、致死可能性等多個風險等級信息，即涉及風險的不確定性信息[16]?？傮w來看，《人民日報》微博新冠肺炎疫情科普涉及風險等級信息的內容，主要以比較（51%）和數字（36%）的方式進行描述，以“可能”“大約”“大概率”這樣的非數字方式描述風險等級的情況較少，僅占13%。比較呈現與數字呈現之所以被大量使用，是因為這兩種方式在傳遞風險信息過程中較為清晰、直觀、易于理解。在確定引發肺炎的病毒是冠狀病毒后，通過將新型冠狀病毒與公眾所熟悉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癥病毒（SARS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癥冠狀病毒（MERS病毒）的風險進行比較，便于公眾更加直觀地理解新型傳染病的風險。除了與SARS病毒和MERS病毒進行比較外，《人民日報》微博在后期也將變異毒株與已經被充分研究過的其他毒株進行比較，便于讓公眾作出相對準確的風險判斷。此外，確診病例數等統計數據，為風險等級的量化描述提供了可靠支撐，使風險的不確定性有了更為客觀而明確的呈現。

2.3及時傳遞防護、診療知識，為個體的預防治療提供指導建議

防護、診療知識屬于指導性信息，旨在幫助公眾掌握防護方法，了解診療的手段及有效性，提升其應急防范能力與信心。塔拉·柯克·塞爾（Tara Kirk Sell）等人的研究提出，在新聞報道中增加指導性信息能夠提升溝通的有效性，并對信息接收者的自我效能感和行為意圖產生積極影響[17]。危機和緊急風險溝通理論也指出，在健康危機的溝通中，提升效能感是一項重要任務，預防、治療等效能信息能夠促進公眾效能感的提升。

根據表1所示，《人民日報》微博所發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普內容信息中包含了豐富的防護、診療知識，其中個人日常預防建議的信息最多，在疫情各階段內容的占比均超過25%，尤其在第一階段，個人預防建議占該階段應急科普內容的49%。個人日常預防建議對于個體提高自我效能、減少感染風險、遏制病毒蔓延至關重要，因而在應急科普中占據顯要位置。在個體防護層面，科普信息中除了預防，還包括感染或疑似感染后個體可以采取的舉措。從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個人預防措施建議在個人防護的科普內容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到第五階段疫情防控形勢發生變化，個人感染或疑似感染后的相關措施成為個人防護方面的科普重點，這也體現出《人民日報》微博以情境為導向的應急科普內容發布策略。

診斷與治療、疫苗研發與接種，通常是由政府部門、相關衛生醫療機構所主導的宏觀防治舉措，往往涉及大量專業醫療知識，需要相關專業領域的機構與專家的解讀，此類信息的傳遞體現出了專業機構在疫情防控中的投入與成效，有助于增強公眾應對風險的信心。根據表1所示，診治方面的應急科普內容在第一階段占比較高，此后隨著治療方案的明朗化，該議題的科普內容占比有所下降；而疫苗相關的科普，則隨著疫苗研發的進展逐漸增多，尤其是在疫苗接種工作逐步推進之后，疫苗科普的比重顯著上升。疫苗作為重要的預防手段，其相關科普內容的發布有助于降低公眾對疫苗的風險感知，提升公眾對疫苗接種的效能感，增強接種意愿。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指導性信息、有利于科普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形成更加積極的傳播態勢。根據問題解決情境理論，在問題解決過程中，公眾會有意識地選擇有關問題解決的信息并進行分享，同時，積極的問題解決者也更傾向于此類信息的交流與傳遞[18]。對于新冠肺炎疫情這類與公眾密切相關且具有一定不確定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指導性信息相關的應急科普內容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實用信息，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眾的自我保護能力，增強公眾信心。

2.4倚重專家信源，增強科普信息可信度

《人民日報》微博作為官方媒體，其應急科普主要基于政府、專業媒體、醫療科學領域的機構與專家等權威信源（見表2），以保障科普的專業性、準確性與可信度。政府是其最主要的信息來源，包括國家衛健委、國務院、地方政府部門等，其中國家衛健委是最主要的官方信源。專業媒體作為可靠信源也在應急科普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度嗣袢請蟆肺⒉┑膽笨破罩饕蕾嚻渥陨硪约把胍暰W、新華社、《生命時報》等專業媒體作為媒體信源。醫療科學相關機構與專家是突發傳染病應急科普中不可或缺的權威信源。疫情風險背后是復雜的醫學知識，對于大多數公眾而言，充分理解病理學知識，對傳染病風險形成全面、客觀的認識并非易事，為此，公眾可能傾向于選擇啟發式路徑形成對風險的認知，即通過對信源的信任來評估科普信息的可信度?！度嗣袢請蟆肺⒉┑男鹿诜窝滓咔閼笨破沾罅恳昧绥娔仙?、吳尊友、張文宏、張伯禮、李蘭娟等醫學專家信源（見表3），這些醫學專家憑借在醫學領域的權威性深得公眾的信任。這些權威專家信源所傳遞的科普信息，不僅可以提高公眾對疾病的認知，也有助于緩解公眾面對疫情的不確定感和擔憂情緒。

應急科普的全過程包括建立對突發事件的科學認識、設置科普議程、還原事件全貌、生產科學知識、擴大優質內容傳播范圍等環節[19]，而《人民日報》微博倚重的主要信源恰恰是應急科普全過程中涉及的主要科普主體。信源背后所代表的，是公眾對于不同科普主體的信任，而許多學者認為信任與風險二者密切相關、相互交織。信任是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闡釋社會風險理論的重要基礎，他認為，信任和經過估算的風險之間實際上總是存在一種平衡[20]，尼克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也提出信任可以成為接受和消解風險的舉動[21]。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應急科普過程中，政府、媒體和專家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是主導疫情防控的權威機構，專家代表著科學權威，而媒體發揮的議程設置作用，會讓公眾更重視媒體發布的最新消息。在公眾眼中，專家與政府都可歸結為一種“理性—合法”權威，兩者往往合二為一，專家系統會嵌入政府信任中，因此對專家的信任和對政府的信任是密不可分的[22]。在危機情境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不僅源于政府的政治權威，也源于對政府所依賴的專家系統的信賴[23]。例如，國家衛健委在應急科普過程中代表著政府角色，而國家衛健委專家組中的許多成員既是醫療領域的專家學者，同時也是具有職務的公職人員，政府與專家這兩個信源之間存在一定交叉，這兩類信源的高可信度可以相互作用。而官方媒體在應急科普和風險溝通的過程中發揮著議程設置的作用，通過豐富突發事件新聞報道中的科學內涵以便引發學界和公眾對于科普議程的關注，竭力提升公眾對疫情相關科學信息與科學知識的關注[19]，因此這3類信源在應急科普的過程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核心科普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提升應急科普的公眾信任度意義顯著。

2.5診斷、治療信息以及權威信源顯著激發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反映著他們對危機的關心程度、態度以及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應急科普的效果。通過公眾參與，媒體能夠及時了解公眾需求，洞察公眾與科普主體之間的認知偏差，為后續科普內容的供給提供參考。本研究分析了科普內容類別、不確定性呈現形式以及信源等因素對公眾參與度的影響。本研究參考了楊鳳嬌和邱犇對推特點贊、評論、轉發的加權計算，即“傳播效果=點贊數× 1 +

轉發數×2 + 評論數×3”[24]，借鑒這一公式對公眾參與程度進行評估。首先對公眾參與度變量進行正態性檢驗，本研究樣本量為

1 292，大于50，小于5 000，采用柯爾莫戈洛夫—斯米諾夫（Kolmogorov-Smirnov，K-S）檢驗，檢驗結果顯示，p值小于0.05，不服從正態分布，對于非正態數據，中位數與四分位差是描述集中程度和離散趨勢的較好指標。接下來進行兩獨立樣本秩和檢驗。

根據表4所示， 《人民日報》微博所發布的應急科普內容中是否提及診斷與治療對于公眾參與具有顯著影響（p<0.05），診斷、治療相關科普內容更容易激發公眾參與，這類信息往往與公眾的自我效能相關，在健康風險溝通過程中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基于問題解決情境理論，診斷治療類信息屬于以問題解決為導向的指導性信息，給予公眾戰勝疫情的信心和希望，有效提升了公眾的自我效能感，在信息傳播中更有可能促進信息的接收者轉變為積極主動的傳播者。根據表5所示，在不確定性的呈現上，是否采用比較呈現對公眾參與有顯著影響（p<0.05），運用比較的方式對風險的不確定性進行客觀評價，使公眾對于風險有更加直觀、清晰的認識，也更易于激發公眾參與。

信源方面，根據表6所示，對醫學相關領域專家信源的采用對于公眾參與有著顯著影響（p<0.05）。相比未引用醫學專家信源的科普內容而言，引用醫學專家信源的科普信息更能夠激發公眾參與。信源信任會影響公眾的風險感知，對公眾而言，信任程度不同的信源在風險溝通中發揮的作用不同，信任度越高的信源往往會發揮更顯著的作用[25]。專業性與可信賴性都會影響信源的可信度，當公眾認為信源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和專業水平，且信源與信息間不存在利益相關時，會更容易認可其傳播的信息[26]。權威性更高、更加受到公眾信任的信源所發布的信息往往更易引發公眾參與[27]。傳染病疫情屬于公共衛生領域，醫學專家在專業背景上所具有的權威性使其較易贏得公眾的信任與回應，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境下，醫學領域的專家學者積極發聲能夠帶動公眾對該議題的關注和參與。例如，《人民日報》微博多次發布鐘南山、張文宏、吳尊友、張伯禮等專家學者對變異毒株或疫情發展階段的判定和解讀信息，備受公眾關注，數次形成話題，登上熱搜榜單，引發廣泛討論。

綜上，就《人民日報》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應急科普而言，公眾對于其中引用權威專家信源或者是與診斷治療相關的科普內容有較高的參與熱情。這表明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關涉生命健康的診療方案、成效，以及專業領域權威專家的發聲深受公眾關切與信任，在應急科普中具有重要價值，相關科普信息的發布有助于激發公眾參與，與公眾形成良性溝通。

3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聚焦《人民日報》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應急科普，研究發現，情境導向與對權威專家的依賴是其顯著特征。具體而言，一方面，《人民日報》微博根據疫情發展態勢、疫情防控舉措以及公眾關切點等情境因素的變化，動態調整應急科普策略，精準推送科普內容，及時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利用專家等權威信源保障科普信息的科學性、準確性與可信性，破除謠言，促進公眾的理性認知，為公眾的應急防范提供指導，增強公眾抗擊疫情的信心。雖然社交媒體推動了科普主體的多元化發展，但是權威媒體因其嚴格的內容審核機制、優質的專家資源以及官方背書的權威身份，在應急科普中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

《人民日報》微博應急科普的情境導向反映出情境在應急科普中的突出重要性。在日?？破罩?，情境相對而言是個常量，而在應急科普中，情境則是由復雜因素構成的動態系統。對于情境的精準洞察和全面把握是在應急科普中提高科普效果的重要前提。就《人民日報》微博的新冠肺炎疫情應急科普實踐來看，其情境考量的背后反映出了三重邏輯：一重是科學邏輯，對應的是疫情發展本身；一重是政治邏輯，對應的是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一重是民本邏輯，對應的是疫情之下的公眾科普需求。這也體現出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主流媒體應急科普的內核。

《人民日報》微博應急科普中對權威專家的依賴也反映出，其作為官方媒體在不確定情境下進行應急科普時，為確?？破招畔l布的權威性與可信性在信源選擇上的慎重考量?！度嗣袢請蟆肺⒉┮寐首罡叩膸孜粚＜也粌H具有極強的專業能力，而且他們作為政府疫情防控中的專家組成員獲得了體制性認同。專業和價值的雙重加持，使其具有更強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在公眾中有著深厚的信任基礎，這與官方媒體對應急科普信息發布所要求的科學性、權威性高度契合，因此權威專家成為了官方媒體應急科普所倚重的信源。而本研究也表明，在應急科普中，權威專家信源是激發公眾參與的重要力量。

在參與式文化為主導的社交媒體環境下，公眾也可以積極擔任科普者的角色。正如情境化科學傳播模型所指出的，在不同情境下，科學家與公眾之間的身份邊界其實是模糊的，甚至是可轉變的，應在充分理解科學傳播發生的具體情境的基礎上，承認科學家與公眾之間角色的流動性與可變性，從而賦予科學傳播在數字媒體環境下更多的可能性[28]。未來，應急科普應更重視與相關領域專家的溝通與合作，確?？破招畔⒌臏蚀_性與可靠性，提升公眾應對危機的信心，在激發公眾參與的同時，還可以進一步考慮將公眾納入應急科普協同網絡中。在互動中洞察公眾的疑問、關切與需求，將來自公眾的地方性知識納入考量，及時予以回應，搭建起溝通橋梁，促進公眾與科學界的相互理解，提升公眾的應急防護知識儲備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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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顏 ? 燕 ? ?荊祎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