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高等教育供給側比較與啟示

臧興兵+楊敏敏

摘 要：從供給側視角考察，中印兩國高等教育發展都面臨著環境機會與挑戰，如經濟快速增長、高等教育量與質的矛盾、高等教育供給側難以適應國內需求的快速變化等。本文重點突出中印兩國高等教育理念、制度供給的差異，強調只有深化改革、保證質量、加大投入、創新驅動發展并相互學習，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才可能規避“中等收入陷阱”。

關鍵詞：供給側；中國；印度；高等教育；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9.21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1254（2016）06-0078-08

Abstract：Seen from the supply side，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both China and India faces the environmental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s， such 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supply sid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rapid change of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and in India.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differ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philosophies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article thereby proposes that only by deepening reform， guaranteeing quality，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developing under innovation-driven force，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promot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an China and India avoid the “middle-income trap”.

Keywords：supply-side； China； India； higher education； contrastive analysis

當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增強可持續發展動力為目標，以改善供給體系結構、質量和效率為重心，著重改善要素供給，其中關鍵是提升人力資本，讓科技創新驅動社會經濟發展。供給側的基本要素包括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的資本、資源、勞動、制度、結構和創新等。與傳統要素驅動不同，創新驅動的本質是人才驅動，由創新轉化的生產力呈現級數效應。自古以來，中印兩國在歷史文化、人口規模、地理位置、經濟發展等方面就十分相近。在當今新技術革命前夜，中印正快速崛起，兩國都把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但從供給側考察，中印高等教育都存在一些問題，尤其在制度供給方面。因此，只有加快制度變革，不斷提升供給質量，兩國高等教育才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一、中印高等教育PEST分析

PEST分析法著眼具有戰略性影響的宏觀環境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技術環境和自然環境，它一方面具有變動性和不可控性，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季羨林認為：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中印兩國頗多相似之處：文明古國、人口大國、新興轉軌經濟體、發展中大國、同處亞洲且比鄰而居；近代都曾跌入低谷，獨立后艱難發展；進入2l世紀，中印兩大新興經濟體先后崛起，越來越受到世界矚目。中國高等教育深受政治環境影響。封建王朝時代“學在官府”，高深學問通過制度化科舉考試直接為政治服務，“英雄不問出處”式的精英選拔使得封建帝制得以綿延持續近千年，成就了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唯一不曾中斷者”。新中國成立后，高等教育也長期作為政治的奴仆，扮演過“階級斗爭”“政治教育”的角色；改革開放以后，歐美大學模式重新回到國家領導人視野。而印度“國家結構的歷史缺陷意味著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私營性質，所能獲得的國家支持有限”[1]。在英國殖民之前，印度高等教育主要服務于宗教，之后則效忠于宗主國、防止殖民地爆發大規模社會沖突。人口方面，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遞減，新增勞動力數量將逐年下降。據預測，在2011-2020年期間，中國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將以每年1%的速度遞減[2]，這必然導致勞動力人力資本總量（勞動力總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下滑，拖累全要素生產率的上升。2010年，中國15-64歲年齡組人口比重達到峰值74.54%，隨后逐年下降（如圖1所示）。從存量看，中國勞動力人口可能在2016年達到峰值9.97億，然后逐年減少。而印度25歲以下人口超過5億，介于15-59歲的人口比例為35%，到202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47%。到2020年，印度的勞動力人口將占全球的1/4，而中國屆時將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如今，中國已經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印度還屬于中低收入國家。據IMF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顯示：2016、2017年全球經濟增幅約為3.4%、3.6%，發達經濟體增幅均為2.1%，新興經濟體增幅分別為4.3%、4.7%，而印度經濟增幅將為7.5%，中國經濟增速將跌至6.3%、6%[3]。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6.9%，而印度首次超越中國，達到7%以上。盡管“印度象”目前經濟體量只有“中國龍”的1/5，但增長勢頭已經超過中國。作為全球兩大新崛起中的力量，中印兩國可能會打破地緣力量平衡，類似于德國在19世紀、美國在20世紀初一樣對全球格局帶來戲劇性沖擊。

二、 中印高等教育供給側比較

伴隨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競爭模式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競爭，高等教育需求快速轉向個性化、多樣化消費。但是，中印兩國高等教育都面臨著量與質的糾結，高等教育供給明顯難以適應國內需求的快速變化。

（一）量與質的糾結

知識經濟社會，教育已成國力角逐的戰略性基礎。高等教育決定著全球格局的未來景觀，其供給質量關系到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據預測，到2020年，中國和印度將承擔起世界上2/5的畢業生培養任務[4]。中印兩國高等教育近年都在加快發展，規模已經分別位居世界第1、第3。

中國高等教育規模長期落后于印度，1999年中國開始大幅擴招，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學習系統。截至2014年底，中國各類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3559萬人，穩居全球第一，高校數量為2824所，居世界第二，毛入學率為37.5%，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新世紀以來，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數陡增（如圖2、圖3所示），2000-2015年間，畢業生合計共7233萬人，相當于歐洲大國法國、英國或意大利的全國人口總量。其中，研究生畢業數逾400萬人，接近新西蘭或愛爾蘭全國人口。博士畢業生從2004年的23446人增加到2014年53653人。龐大的博士隊伍充實到高?；蜓芯繖C構，保證了中國學術勞動力市場和高端技術市場的人才供給；普通本科高校近五年累計輸送近2000萬專業人才，主要勞動年齡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達15.83%。高校畢業生日益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重要力量。

印度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雖然暫時落后于中美，但由于人口、經濟持續增長，必將實現超越。截至2014年，印度有2850萬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擁有642所大學、34908所學院和11356所其他高等教育機構[6]，規模居世界第一。據預測，到2020年，印度高等教育市場將迎來最多數量的學生。在印度政府的五年計劃中，改革高等教育的目標是到2020年培訓5億人[4]。龐大的高等教育體系為印度的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源源不斷地輸送了大批一流的高級人才。目前，印度科技人員存量僅次于美國而位居全球第二，數百萬印度工程師、教師、醫生和勞工分布于世界各地，數萬印度人受聘于聯合國組織。中國留學生人數是印度的2-3倍，但印度留學生超過60%都能拿到美國H1B工作簽證，中國留學生則只有6%。在美國硅谷，印度裔占總人數的6%，但是創辦的公司占了硅谷所有公司的15.5%。尤其印度迅猛發展的軟件行業，僅次于美國，專業技術人員存量高達34萬人，并以每年6萬人的增量大幅上升，帶動了印度經濟的騰飛。

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進步速度都超過印度。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2010-2011年全球競爭力報告》表明：在健康與基礎教育、教育研發投入、產學研發合作和實用專利等方面，中國排名均高于印度，但在高質量的科技人才方面，印度明顯強于中國。說明中國高端人才培養和國家創新體系構建問題甚多。到2015年，58所中國內地大學進入英國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400強，僅次于美國，其中7所入選世界前2000，4所大學進入全球百強：清華、北大、復旦、上海交大分別排名25、47、51、70；而印度僅有IISB、IITD兩所高校進入前200強，分別排名第147、179位[7]。上海交通大學2015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顯示：中國內地共有32所大學上榜，7校進入世界前200名，其中，清華排名107位，北大排名131位[8]，均無緣百強。

總之，雖然中印兩國高等教育規模龐大，進步迅速，但在數量與質量上仍然難以取得平衡，距離世界一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有效供給短缺

中國高?；A設施建設已經有了長足發展，通過降低門檻逐年擴招，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入學機會短缺時代基本結束，不少大學城新校區甚至出現資源閑置現象。2015年，中國高考報名人數達到942萬人，錄取700萬人，升學率近75%。但多年來畢業生就業問題突顯，社會急需的人才供不應求，放棄高考、出國留學現象成為新常態。數據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留學生輸出國，1978-2014年，累計達351.84萬人次，2000-2014年，中國留學生人數年均增長率接近22%，僅2014年總數近46萬人（見圖4所示）。

美國聯邦移民海關執法局（ICE）“學生和交流學者項目”（SEVP）2016年報告顯示：赴美學習的留學生接近120萬人。其中，77%來自亞洲，中國、印度留學生人數最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國際學生數量達35.3萬人[9]。2013至2014學年，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近27.44萬人，同比增長16.5%；2014-2015學年，赴美中國留學生人數達30.4萬人，約占海外留學生總人數的1/3，同比增長10.8%，而印度在美留學人數超過13萬；2013-2014學年，在美國高校就讀的國際學生有88.6萬人，同比增長8%，在增加的學生當中，約有58%來自中國。留美人數最多的兩個國家是：中國274439人，占比31%；印度102673人，占比11.6%。截至2015年10月，中國赴澳大利亞留學的中國學生人數達164614人，增長12.7%；約14萬中國學生在英國就讀；超過10萬人赴加拿大留學。中國持續名列美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占了美國國際生比例的31.2%，印度則排名第二，且增幅最顯著，高達29.4%。美國國土安全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信息系統（SEVIS）數據顯示：2015年11月，在美印度留學生人數上升到181051人。2014-2015學年，赴美留學讀本科的中國學生達124552人，同比增長12.7%；在美讀研究生的中國學生達120331人，同比增長了4%[10]?；鸨牧魧W現象表明，中印兩國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高等教育消費需求正在向多元化、質量型升級轉變。但國內優質高等教育供給嚴重不足，結構單一，有效供給短缺，難以提供足夠寬闊的社會流動渠道。據經合組織統計：2015年，全球前30家發表優秀論文數量最多的高校中，美國高校囊括了22席，前10名除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外，均被哈佛、斯坦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名校瓜分[11]?？梢?，中印兩國高校的整體科研水平還遠未進入全球第一梯隊。如何改善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有效供給，適應社會需求變化，仍是兩國面臨的重大挑戰。

（三）制度供給比較

中國和印度同為發展中大國和世界上擁有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如何變人力資源大國為人力資源強國、加快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是兩國繼續保持國家經濟在亞洲地區和全球范圍快速發展勢頭的戰略前提。在此過程中，教育理念、制度供給尤為重要。

1.高等教育理念。印度歷來將精英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發展的重心，希望能夠通過發展高等教育，增強其人才的國際競爭力，但女性和低種姓人群則受到排斥。不論是獨立前還是獨立后，歷屆政府始終推崇高等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認為，重工業應該由其本國技術人員來操作。他將公共資金引入技術教育，奠定了印度理工學院的基礎。印度獨立后十分重視工程技術教育，早在50年代就仿照麻省理工學院（MIT），在全國相繼建立了6所“印度理工學院”，以及數千所工程技術學院和多所多科技術學院。印度政府利用國民在數學、英語等方面優勢，搶抓信息技術革命先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培養出大批軟件技術人才，并逐漸形成當代信息經濟的基地，提升了國家的科技國際競爭力。如今，印度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正在由實物與貨幣資本轉向知識人力資本，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但是，印度高等教育的短板也相當明顯，發展很不平衡，高質量人才培養密集于少量精英學校，80%的工程學博士由20所頂尖大學授予，65%的科學博士由30所大學授予，每年培養博士生不到7000人。

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延續約1300年，“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打破了種姓世族的壟斷，極大地促進了底層讀書人的社會流動。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資源短缺，也長期奉行精英高等教育路線，隨著經濟發展，高等教育早已邁過“大眾化”門檻，毛入學率接近40%，整體教育水平已經進入世界中上行列。2014年，中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70.5%，達到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小學凈入學率為99.8%、初中毛入學率為103.5%，義務教育普及率高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為86.5%，高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37.5%，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主要勞動年齡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進一步提高，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達15.83%[12]。但是，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依然很低，據官方統計，印度的識字率約為65%，而實際情況可能更糟。

從文化背景看，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倫理性文化為主，“學而優則仕”，重視人與人的關系；印度文化則帶有多元化的宗教色彩，重視人與神的關系。由于印度大多數人信奉印度教，所以種姓制度得以長期延續。盡管中國歷史上貴賤尊卑觀念盛行，但儒釋道相互競爭，并未出現宗教壟斷。中國漢代開始獨尊儒術，提倡中庸和諧，種姓制度也缺乏文化根基。而印度的種姓制度在公元前約1500年的最古詩集《梨俱吠陀》中就有記載，并沿襲至今。體現在教育上，高種姓人口的高等教育機會遠遠高于低種姓人口。目前，印度的低種姓人口仍有1.6億，占印度總人口的16%，其中，約2/3是文盲、1/2呆在農村，僅7%能喝到安全的飲用水?？梢?，印度的高等教育理念既有倚重數學、理工的思想源頭，同時也深受種姓制度的影響，而中國的高等教育理念相對公平，但科學探究精神先天缺失。

2.辦學模式差異。中國高等教育采用中央集權制，政府教育主管部門通過行政權力管理高校，高校內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其優勢是政策執行力強，劣勢則體現在泛行政化，高校缺乏辦學自主權，高等教育生態單一化等。按照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普通高校數為2529所，其中中央部委、地方部門所屬高校達1758所，占70%（如圖5所示）。

政府管理高等教育越位較多，“有形之手”容易異化為“閑不住的手”，既包括宏觀戰略布局、發展規模、結構層次、資源配置等，又大量涉足高校具體的規格、教學大綱、教材內容、財務、招生、更名等。由于政府干預太多，高等教育市場“無形之手”變成“無用之手”，高校主觀能動性缺乏，活力明顯不足，教育質量和水平自然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

在精英化高等教育理念下，印度政府寄希望于金字塔頂的少數精英，傾力打造“產業導向”的信息科技學院。相比中國，印度有比較完整的高教政策和法律體系，管理體制合作共治特點明顯，善于追蹤國內外環境變化，制定相應高教政策。印度聯邦對高等教育的管理權限包括：制定發展規劃，協調制定院校標準，組織實施，以財政手段控制質量等[13]。印度大學撥款委員會掌握經費，對院校進行監督、評估和指導。印度歷屆政府傾向于重點投入高等教育，教育經費來源渠道多元，并提出了全納性高等教育的宏偉目標。印度大學均為公立大學，高校主體為邦立大學及其附屬學院，印度90%以上的大學生都在地方附屬型院校學習，而附屬學院辦學水平較低。1980年以來，占印度高等教育主體的學院開始私有化；到2007年，印度全國17000余所學院中，4300所為政府公辦，5750所為受助私立學院，7540所為自籌經費學院[14]。與美國類似，印度各邦政府是地方高等教育管理的主體，保證了各邦因地制宜發展高等教育的自主權。

三、中印高等教育供給側比較對我國的啟示

在區域創新系統中，高校已成為知識探索和創新驅動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系統內包括高素質人才、知識機構、知識網絡和信息基礎設施，其主要功能是為社會的創新及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有效利用提供支撐。研究發現：國家處于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發展階段時，高級技能水平相比于基礎技能水平、高等教育相比于基礎教育對于國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當知識呈幾何級數迅速增長，并對大多數生產部門的影響越來越大時，高等教育同全球化進程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并日益成為社會流動的關鍵環節。由于中國人口資源紅利衰減、投資規模和邊際效率降低等原因，人力資本的重要性突顯。對于同屬新興經濟體的中印兩個人口超級大國而言，只有繼續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才可能規避“中等收入陷阱”。從借鑒印度高等教育發展及比較供給側現狀，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決中國高等教育供給側存在的問題。

（一）解除制度供給抑制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之后，逐步向成熟經濟體水平收斂。中長期內如何抓住發展機遇，關鍵是充分釋放制度供給潛力進一步激發活力，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穩步而持續地提升。在未來發展過程中，中印都必須重視高等教育的制度變革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分兩種情況：接近技術前沿的國家應該更多地投資于高等教育；而遠離技術前沿的發展中國家則應該更多地投資于基礎教育。因為，他們需要通過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來獲得發展[15]。顯然，中國和印度都是前者。因此，當前中國教育發展戰略重心仍然要向高等教育傾斜，才可能進入創新型高收入國家行列（如圖6所示）。

長期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外部制度供給條塊分割、越位和缺位并存。高校內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失衡、課堂教學因循守舊、大學文化缺失、創新創業教育落后等，都影響著教育需求側的滿意度與獲得感。因此，高等教育應當充分發揮學術勞動力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作用，以新的制度供給切實改革行政體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體制層面，必須進行供給側的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來保證受教育者的利益，釋放新動力，激活新需求，及時跟上國內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教育消費結構的快速變化。從政府到高校，要淡化資源配置的計劃色彩，并根據高校實際情況，重建規范透明的資源分配制度，促使大學歸位，真正樹立主體意識，重視特色及質量建設；在具體操作層面，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包括加強反腐、打破壟斷、放松管制，組織架構進一步扁平化、網絡化，解決行政化泛濫帶來的低效和條塊分割等問題。同時，也應吸取印度高等教育畸形發展導致教育規模擴大與國家政治經濟、科技發展不匹配的教訓，適度擴大高等教育規模。

（二）釋放內生動力，保證質量

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相對落后，質量標準缺失。對此，《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指出“要制定國家教育質量標準，建立健全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弊?960年以來，全球101個成功進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國家和地區中，只有13個成功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未能實現技術突破、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制度創新等，而這些都跟高等教育供給緊密相關。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最終目標是提高質量、效率和創新性，做到既能滿足學生個性發展需要，又能對準未來社會需求。形勢倒逼中國高等教育供給側必須通過改革創新激活需求，內涵式發展成為當務之急。

1.在質量保障上，應該借鑒印度內外相結合的高等教育評估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中介機構，充分發揮教育中各主體，包括高校、教師、學生、政府、社會對教育質量監控的作用，提升教學質量評估結果的科學性、權威性，重視質量標準建設和立法的作用。

2.適應新常態，優化學科專業設置。當前，中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理論與實踐的不匹配、不同步?！督逃筷P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12]4號）規定：“堅持穩定規模、優化結構、強化特色、注重創新，走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备咝e極制定復合型人才培養方案和科學的學科交叉培養計劃，兼顧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邏輯思維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此外，在印度，大學基本上是英語教學，這是印度學生較之中國學生更能適應國際市場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國高校還應努力追趕，增強學生快速融入國際環境和跟隨世界科技前沿的能力。

3.必須注重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充分尊重學科專業的特殊性與多樣性，促進大學的個性化、特色發展，為消費者提供一個有利于主動學習的成才環境，充分調動學生的內在積極性，促進學生自覺自主地提升自身素質；既要培養跟蹤國際科技發展的人，更要培養自主創新型人才；既要大量培養本土化人才，更要具備全球視野，以適應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新要求。只有高等教育的供給端提高質量和水平，有效、精準地供給才能夠真正實現“辦人民滿意教育”的目標。

4.要通過普及高中教育、均衡教育資源配置，持續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通過激勵高校教師工作績效優化供給質量，促進人力資本向全要素生產率轉化；大力發展技術應用型職業高等教育和開放教育，完善國民終身學習體系，改善人力資本存量。

（三）加大高等教育投入

高等教育經費投入在促進經濟增長中具有顯著作用，經費投入是高等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更是源動力。長時期內，經費投入對人力投入具有持續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而限于國家整體財力的制約以及基礎教育投資的戰略地位，中國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遠落后于其他國家。中國高校在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取得長足進展的背景下，尤其應加大人員經費投入，提高教師薪酬整體水平。1997年，高校學生的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大約是初中生的10倍；2013年這一比值僅為1.68倍[15]。因此，中國在保證基礎教育投入的同時，更要加大高等教育投入。

后現代思想主張多元性、非中心化、反正統性，淡化權力，追求生活質量和個人幸福最大化。這些思想對于發展高等教育尤其值得借鑒。鼓勵和倡導社會資本辦教育事業。為鼓勵社會資本捐贈教育，必須不斷破除體制障礙，通過制度創新鼓勵社會團體和個人的辦學，激發社會資本辦教育的積極性，明確民間資本投資教育的稅收優惠政策，推進民辦教育發展，引導多樣化的民間資本進入教育事業；要明確規定捐款人所應得到的榮譽與回報。改變民辦學校普遍單純依靠學費收入低水平運轉的模式，可通過政府資助貼息貸款、產權激勵、創新金融服務產品和搭建服務平臺等多重方式，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以多種方式進入民辦教育；同時，大力倡導海內外關心教育人士捐資助教。轉變辦學方式，通過舉辦私立學?；蛎褶k公助等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積極倡導海內外有識之士捐資助學，滿足其合理要求，不斷拓寬教育經費籌措渠道。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只有把自由競爭的私人企業引進來，充滿活力的新國家教育體系才有可能建立。世界一流大學，例如哈佛、耶魯、斯坦福等都是私立大學，其資金來源不同于公立教育，必須全力以赴，充分尊重資本的投入產出規律、真正按教育規律辦學，才可能有立足之地。長期以來，中國在實際運作中，對于民辦教育存在政策差別化對待的情況，一方面大大挫傷了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造成公辦教育在缺乏民辦教育的強有力競爭下，逐漸喪失了進化動力。如果將民間資本廣泛引入高?！笆袌觥?，必然產生“鯰魚效應”，逼迫公辦高校加快改革進程，盤活區域高等教育格局，促進高等教育質量的快速提升，也能加快區域經濟的健康成長。

因此，一方面，政府應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合理確定高等教育投資比例，確保高等教育經費足量投入；另一方面，適度開放高等教育市場，優化高等教育融資環境，實現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多元化，融資渠道多樣化。

（四）創新驅動發展，合作共贏

創新驅動發展是供給側改革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改革也是如此，必須堅持走創新發展的道路，努力成為“創新型”和“創業型”大學，為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提供有效的人才、知識供給。中印兩國同屬發展中新興大國，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更應該相互借鑒，深入開展教育科技合作，擴大開放以深層次合作推動國際化進程，共同發展。例如，中國應努力提高高校的辦學自主權，逐步去行政化，建立多元的高校評價標準體系，學習印度軟件業、服務業發展的經驗，加強對優勢學科的教育投入，教育中對學生邏輯思維能力以及危機感的培養等；印度也可學習中國對于消除文盲和對發展貧困地區教育的經驗，實現全國教育的均衡發展。目前，中國占印度涉外辦學市場的比例還很小，中方應加強教育合作，積極開展與印度國情相適應的多種合作辦學形式，促進兩國之間人文交流，增進國家間的相互信任，在教育方面實現合作共贏，積極維護來之不易的中印關系良好局面。新經濟時代，印度在發展高等教育方面是突飛猛進的，尤其在信息技術領域造就了一批數量龐大的科技人員，這尤其值得中國借鑒學習，中國要從印度以高等教育為“增長極”的教育發展中汲取經驗；要鼓勵中國高校與印度知名大學開展合作研究、人才培養、學術交流、學科共建等工作，鼓勵印度知名學者來中國高校從事科學研究、技術研發、學術講座、客聘教授等工作；以國家實施西南絲綢之路戰略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為契機，以項目研究、平臺共建、人才派出和引進、基地建設為載體，構筑中國高校面向南亞、東南亞的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平臺；在與發達國家高校、研究機構和一流國際組織開展科技合作的基礎上，把面向東盟和印度的教育科技合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進一步加強與東盟和印度各國政府、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科技戰略合作，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切實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真正實現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

[1]德瓦什·卡普爾. 中國與印度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國家角色[J].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5（3）：1-20.

[2]蔡昉. 教育體制改革為何是供給側改革的著力點？[EB/OL]（2016-01-12）[2016-07-02]. [BF]http：//www.gd.xinhuanet.com/ newscenter/ 2016-01/12/c_1117742820.htm，2016-01-12.[BFQ]

[3]駐印度經商參處. IMF維持印度經濟預判[EB/OL]. （2016-01-22）[2016-07-02].[BF]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601/ 2016010 1240619.shtml，2016-01-22.[BFQ]

[4]克萊爾·肖恩. 印度將成為國際高等教育第一市場[N]. 中國科學報，2015-02-26（6）.

[5]陳鵬. 高等教育，由“大”向“強”邁進[N]. 光明日報，2015-12-07（2）.

[6]新浪網.6張圖了解印度的高等教育狀況[EB/OL]（2014-06-11）[2016-07-02]. [BF]http：//finance.sina.com.cn/360desktop/stock/usstock/c/20140611/ 175 019381808.shtml.[BFQ]

[7]QS.Word University Ranjings 2015/16[EB/OL].（2016-03-02）[2016-07-02].[BF]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5.[BFQ]

[8]易蓉. 2015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發布[N]. 新民晚報，2015-08-15（3）.

[9]中國新聞網. 在美國際學生數量達120萬 中國印度留學生最多[EB/OL]（2016-05-01）[2016-07-02].[BF] http：//www. chinanews.com/hr/ 2016/05-01/7855031.shtml，2016-05-01.[BFQ]

[10]中國教育在線. 2015數說中國留學市場[EB/OL]（2016-01-05）[2016-07-02].[BF] http：//gol.edu.cn/zt/2015lxsc/.[BFQ]

[11]韓冰. 中國科研的進步與差距[N]. 經濟參考報，2015-10-30（6）.

[12]鄧暉. 五年，從“人口紅利期”到“人才紅利期”[N]. 光明日報，2015-12-11（5）.

[13]戚興宇，謝婭. 印度政府與大學的關系及啟示[J]. 南亞研究季刊，2010（2）：88-93.

[14]宋鴻雁. 印度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私有化轉型[J]. 黑龍江高教研究，2008（3）：56-59.

[15]李立國，黃海軍.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高等教育作用更重大[N]. 光明日報，2015-12-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