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目標嵌入下社會組織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的影響因素

蘇靜 張彥彥

摘要：在我國社會不斷變遷的背景下，社會組織不斷興起，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呈現復雜多變的形態。隨著社會經濟學中“嵌入”理論的傳入，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目標嵌入作為政府“看不見的手”成為當今研究的議題之一。為研究社會組織在政府目標嵌入下理性選擇與感性認知因素的影響，通過對X市三家社會組織的16名成員進行深度訪談，借助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標嵌入下影響社會組織感性認知的正向調節因素及負向限制因素、理性選擇中的正向驅動因素及負向阻礙因素，試圖構建目標嵌入下社會組織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的影響因素解釋框架，為地方政社關系發展及社會組織成長提供借鑒。

關鍵詞：社會組織；感性認知；理性選擇；政府目標嵌入；扎根理論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605（2024）01-0052-10

一、問題的提出

截至2021年底，我國社會組織總量為901870個[1]。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加強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再次肯定了社會組織作為政策創新與執行主體的重要戰略意義。截至2023年6月，X市注冊登記的社會組織有3828家。但是，數量眾多的社會組織不僅在分布上，而且在質量上還參差不齊：承接政府實際任務較多，但任務完成速度與質量有待提升；與政府聯系較多，但聯系方式單一且渠道多屬單向互動；組織成員具有工作熱情，但專業技能缺乏。因此，政府應加強引導，促進社會組織的健康有序發展，改進公共服務供給方式，激發社會活力。

隨著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持續推進及社會組織的不斷發展，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單向控制的模式，而是存在著不同的互動嵌入方式?！扒度胄浴保‥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卡爾·波蘭尼用于經濟理論以解釋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2]。馬克·格蘭諾維特將“嵌入性”的內容進一步延伸，構建了社會嵌入性的解釋框架，強調了社會運行過程中各行為主體間的互動關系[3]。在此基礎上，“嵌入”二字逐漸進入我國學者的研究視野，開始運用于各領域研究，起初在社會經濟學領域運用較為廣泛，隨后逐步被用來分析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在“嵌入性”概念引入之前，我國學界關于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的論述主要包括“社會中間層”[4]“法團主義”[5]“行政吸納社會”[6]“分類控制”[7]等。從本質上講，國家與社會是互滲中的動態邊界[8]。一方面，社會組織通過不斷地嵌入社會治理過程，并發揮其功能獲得合法性空間及獲取政府資源[9]，例如社會組織通過承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項目，發揮其自身專業性、靈活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政府也逐漸采用較為隱蔽的方式對社會組織進行嵌入式治理[10]，通過發布相關政策、社會組織承接項目、監管及培訓等方式，將政府代表的政治穩定目標及價值理念嵌入到社會組織中，對其進行滲透和傳播，并獲得社會組織的認同感與回應性，從而使政府“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

籠統地講，“嵌入”泛指一種力量、體系或結構植入另一種力量、體系或結構之中[11]。但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嵌入”的概念內涵也得以延伸，其主客體并不局限于實體的體系結構的嵌入，還存在理念、目標等隱性嵌入，政府對社會組織的嵌入方式變得更加柔性化與隱性化[12]。而當柔性化與誘致性的目標理念滲入到社會組織中，便致使其進行相應的感性及理性判斷，大致可分為兩大范疇。（一）感性認知。與新制度主義強調的理性因素相對，行為主義則認為，個體認知深刻影響著行為主體的認知理解，從而影響行為主體的行動過程[13]，包括社會組織領導者偏好及政治身份、成員構成、非正式關系等，這些因素均可作為影響社會組織的感性認知因素。（二）理性選擇。理性選擇源于新制度主義三大流派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集體行動困境是其研究起點。一方面，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的社會治理體系下，政府在社會各方面的主導作用毋庸置疑，當政府目標與社會組織發展目標相契合時，社會組織就會作出積極回應，當政府治理目標與社會組織發展目標形成沖突時，雙方各自作為有自身利益追求的理性經濟人，社會組織的消極回應就無法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作為目標嵌入主體，在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的同時，會出臺相應政策以推動社會組織發展，使其作為促進社會治理水平提升的正向驅動因素，包括一些準入、監管、培育政策，例如政府購買服務、四類社會組織①直接登記等。但因社會組織逐利及自身稟賦原因，當其無法完成政府目標時，消極回應也可以作為其的理性選擇。

上述因素從某些方面解釋了政府嵌入對社會組織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的消極、積極影響，但依然存在探索空間：一是相對于理性選擇因素，現有文獻對感性認知因素的關注較少；二是現有研究多從單一維度探究政府嵌入對社會組織的影響及社會組織的回應，還需在理性與感性方面進行對應整合。本文的研究重點是X市政府在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培育政策所產生的政府目標，以及對社會組織自身的理性選擇與感性認知的影響，對兩大范疇進行分析，整合其積極與消極方面，并結合實例探索出強化積極因素、弱化消極因素的策略路徑。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案例背景及介紹

本研究進行案例選擇時嚴格遵循以下標準：首先，樣本社會組織成立時間大于十年（2013年之前成立），社會組織發展較為穩定，以保證能夠獲取較為豐富的數據資料；其次，樣本社會組織需在市域相關領域內具有較高知名度，與政府具有一定的互動及反饋；第三，樣本屬于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以保證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X市三家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為例，并分別編號為A、B和C（見表1）。

（二）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扎根理論研究法是基于經驗材料建立理論的質性研究方法，其直接從原始材料入手、從下往上逐級抽象出理論[14]，適用于公共管理研究中因素識別類、過程解讀類、分析不易掌握類和新生事物探索類研究[15]。關于政府目標嵌入下的社會組織行為因素探究，在其適用范圍內既屬于探索類、也屬于因素識別類研究。本研究在嵌入性理論的指導下，采用扎根理論方法尋找政府目標嵌入下影響社會組織主體認知理解和選擇性行動的核心因素范疇，通過這些核心因素、范疇之間的聯系，構建政府目標嵌入下影響社會組織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的理論框架，發揮嵌入性理論與社會組織管理研究的重要價值。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三方面。一是對社會組織成員以半結構化訪談方式進行一對一深度訪談，通過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共訪談16名社會組織成員（見表2），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長不低于60分鐘，筆者在獲得受訪者允許的情況下對訪談內容進行記錄，在訪談結束后對記錄內容進行分析整理，隨機選擇3/4（12份訪談記錄）并進行編碼分析，保留1/4（4份訪談記錄）留作理論飽和度檢驗；二是搜集活動記錄、會議記錄及新聞報道等二手數據；三是對所選社會組織進行參與式觀察并獲得實用資料。

本研究對16位受訪者的訪談數據進行三輪次編碼。第一輪次進行開放式編碼提煉，總結出14個初始范疇；第二輪次以主軸式編碼提取副范疇與主范疇；第三輪次區分感性認知的調節因素與限制因素以及理性選擇的驅動因素與阻礙因素并歸納其核心范疇，探求核心范疇的關系結構。

三、數據分析與模型構建

（一）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在對訪談資料進行逐字逐句的閱讀后，對其中的事件、過程加以分解、比較，然后按照新標簽進行重組分類[16]，以形成不同范疇或抽象概念類屬關系[17]。在對16份訪談資料進行初次整理后，經開放式編碼得到了436個簡要標簽、121個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數量較多且存在重復和交叉內容，所以在對其進行修正整合并剔除無效重復概念后，最終得到了41個有效概念，通過范疇化形成了14個副范疇（見表3）。由于開放式編碼涉及大量訪談內容的原始資料，囿于文章篇幅，此處僅展示部分原始資料編碼過程。

（二）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是在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上，對初始概念及副范疇進行分析比較，使其屬性維度更加具體化，從而更好獲得其核心概念的編碼層次[18]。通過主軸編碼，本研究形成了8個主范疇（見表4）。

（三）選擇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連接開放性編碼和主軸編碼程序中產生的各范疇，并將這些范疇加以分析整合，構建核心范疇[19]。本研究將嵌入性理論的解釋邊界擴展到了政府嵌入社會組織場域，在嵌入性的研究基礎上探索政府目標嵌入對社會組織存在哪些影響，并將影響因素進行編碼分析，通過開放式編碼及主軸編碼獲得其副范疇及主范疇，在不斷的編碼及分析整合后，最終得到了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兩類核心范疇以及核心范疇與主范疇之間的關系結構（見表5）。

在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兩類核心范疇與主范疇之間存在著不同的關系結構，這些關系不斷影響著社會組織發展的判斷及選擇。其中主范疇對利益的回應與對風險的規避在核心范疇理性選擇中對社會組織發展起到了正向驅動的作用，但主范疇目標的分歧與資源稟賦的困境在核心范疇理性選擇中對社會組織發展起到了負向阻礙的作用。主范疇對形勢的判斷與對指標的解讀在核心范疇感性認知中對社會組織起到正向調節作用，相反的是，主范疇領導偏好的影響和正式與非正式角色的沖突在核心范疇感性認知中對社會組織起到負向限制的作用。

（四）模型闡釋

基于編碼分析發現，在政府目標嵌入視域下，影響社會組織發展的因素有對利益的回應、對風險的規避、目標的分歧、資源稟賦的困境、對形勢的判斷、對指標的解讀、領導偏好的影響以及正式與非正式角色沖突共8個主要因素，這些因素從正向與負向的角度歸類為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兩類核心范疇，進而構建了政府目標嵌入下社會組織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的影響因素框架（見圖1）。

第一，從嵌入性理論的視角出發，政府目標嵌入下影響社會組織發展存在著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基于組織自身利益權衡的理性選擇依然是影響社會組織發展的核心因素，經由理性判斷作出的選擇不斷驅使著組織成長，但因組織自身原因或是與政府目標分歧等原因，理性選擇的判斷也會存在一定阻礙。另一方面，在組織進行利益權衡的過程中，組織內部的感性認知也會導致其作出能動性的調節，這種調節既存在積極調節也存在消極調節。

第二，相對于較為常規的政府培育社會組織的方式，政府目標嵌入社會組織有其獨有的特征。一是其并非屬于實體的體系結構的嵌入，而是政府的理念、目標等隱性嵌入，這種嵌入往往以更加柔性化與隱性化的方式，伴隨著政策倡導、制度安排、定期檢查等新形式不斷影響著社會組織的認知與選擇。二是政府在目標嵌入的過程中，對利益的回應及對風險的規避均是具有臨時性的正向驅動因素，而這些臨時性的驅動因素對于目標分歧與資源稟賦的困境等阻礙因素并不能從根本上進行消解，也就是說，理性選擇的正向驅動因素與負向阻礙因素并不從屬于同一核心范疇的共同方向，這也說明了為何正向驅動下還會有消極因素存在。三是政府目標嵌入下社會組織的感性認知因素相較于普通社會組織更加深入，這使得社會組織在發展自身的過程中有更大的能動選擇空間，即在政府目標嵌入的過程中，社會組織的認知解讀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對社會組織自身發展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四是在政府目標嵌入下，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正式與非正式角色之間的沖突比常規培育模式更加顯著，加之社會組織領導背景及成員偏好的影響，這些因素均會對社會組織的發展起到限制作用。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主要結論

基于政府目標嵌入下社會組織感性認知與理性選擇的影響因素作用，運用嵌入性理論與扎根理論方法構建了其驅動模型，明晰了政府目標嵌入下影響社會組織的核心要素有：對利益的回應、對風險的規避、目標的分歧、資源稟賦的困境、對形勢的判斷、對指標的解讀、成員偏好的影響、正式與非正式角色的沖突，這些要素構成了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范疇。通過對各核心要素之間的內在關系進行深入分析，提煉出了感性認知的正向驅動與負向阻礙、理性選擇的正向調節與負向限制核心因素與關系結構。

一方面，適度加強目標引導與社會組織實際需求之間的適配性，以引導社會組織朝著組織自身發展方向、國家發展方向前進。正如訪談的編碼結果顯示，社會組織在主動或被動接受政府目標嵌入的過程中，存在著利益不同、目標沖突的問題，這就導致了政府目標嵌入與社會組織實際需求不適配，加之基于我國國情的社會組織管理具有自身的復雜性，普遍存在能力不足以及資金不足等問題，社會組織自身資源稟賦缺乏。鑒于此，政府在進行目標嵌入時，應注重先進性引導與社會組織價值認同相結合，在符合社會組織利益訴求的基礎上進行政策引導及制度安排，以提供社會組織合法性基礎，做到輸入與輸出相結合，而非單項輸出。

另一方面，社會組織應該在適當接受政府目標嵌入的同時提升組織能力，堅定組織信念與宗旨，保持自身獨立性。首先，社會組織負責人對本組織的宗旨進行充分認知，利用自身知識與資源為組織發展提供一定機會。其次，社會組織成員要提升專業能力，注重參加有效、有針對性的專業技能培訓活動，積極參加行業交流活動，學習相關組織成功經驗，提升專業化服務水平，走出組織能力困境。第三，明確社會組織目標，確定服務導向，為組織發展制定短期、中期及長期戰略規劃。社會組織的服務導向是有用性與合法性共同作用的結果，要結合政府嵌入過程中的政策資源，創建可行性強、可持續發展的項目規劃，提升社會組織核心競爭力。

現有政府嵌入社會組織的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基于扎根理論方法構建目標嵌入下社會組織的影響因素模型，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豐富了該領域的理論研究，也為社會組織能力提升與政府管理水平提升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

（二）實踐啟示

首先，要結合我國國情，正確看待政府嵌入社會組織的培育方式。一方面，政府嵌入社會組織的目標并不是對社會組織進行管制，而是對社會組織的合法性認同；另一方面，盡管政府目標嵌入社會組織有其優勢，存在一定的正向驅動與正向調節作用，但不管是政府嵌入還是行政吸納，政府對社會組織的培育都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社會組織在接受政府目標嵌入的同時要能自主地處理本組織事務，而非依附性自主。

其次，要結合政社關系與社會組織內部情況，正確看待政府目標嵌入下影響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因素。雖然對利益的回應、對風險的規避、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指標的解讀等正向驅動因素在政府目標嵌入下對社會組織發展起到了較大推動作用，但如若目標的分歧、資源稟賦的困境以及正式與非正式角色的沖突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加之社會組織領導及成員目標與社會組織本身發展目標存在沖突，則社會組織發展依然會面臨阻滯。

第三，社會組織內部也應重視感性認知因素對社會組織發展的調節功能，特別是組織內部成員要增強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指標的解讀等方面的敏感性。一個組織若想長久發展下去，組織內部成員一定要團結一致、凝聚共識。當組織內部存在不和諧的爭論時，在這種向下拉力的作用下，社會組織的發展必然會面臨困境。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第一，為了便于比較，本文將社會組織面對政府目標嵌入時的狀態分為了過度解讀、積極解讀以及消極解讀。但在真正的實踐過程中，解讀的表征樣態較多，例如靈活的解讀、異化的解讀及合作的解讀。

第二，本文通過扎根理論訪談方法收集資料，不可避免會存在主觀認知偏差，基于此建立的影響因素模型是否具有普適性意義，后續應在大量的樣本調查與驗證性分析基礎上進行檢驗。扎根理論研究法作為質性研究方法，在信效度方面仍有待完善，未來將運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來彌補本文不足。

參考文獻：

[1]黃曉勇.中國社會組織報告（2022）[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3-4.

[2]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M].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5.

[3]馬克·格蘭諾維特.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M].羅家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1-32.

[4]王穎，折曉葉，孫炳耀.社會中間層：改革與中國的社團組織[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12.

[5]張靜.法團主義：及其與多元主義的主要分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35-82.

[6]康曉光，韓恒.行政吸納社會：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再研究[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7（2）：116-128.

[7]康曉光，韓恒.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5（6）：73-89+243-244.

[8]張昱，焦志勇.統治 治理 自治：國家與社會關系視角[J].社會建設，2015（2）：3-9.

[9]吉鵬.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互動嵌入研究：基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考量[J].長白學刊，2019（1）：47-53.

[10]吳斌才.從分類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項目制運作背后的社會組織治理轉型[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6（3）：80-87+128.

[11]許寶君，陳偉東.自主治理與政府嵌入統合：公共事務治理之道[J].河南社會科學，2017（5）：104-111.

[12]吳月.吸納與控制：政府購買社會服務背后的邏輯[J].學術界，2015（6）：64-73+324.

[13]Duan W T，Jiang G R.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2）：315-320.

[14]吳肅然，李名薈.扎根理論的歷史與邏輯[J].社會學研究，2020（2）：75-98+243.

[15]賈哲敏.扎根理論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應用：方法與實踐[J].中國行政管理，2015（3）：90-95.

[16]瞿海源，畢恒達，劉長萱，等.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二）：質性研究法[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60-61.

[17]吳旭紅.智慧社區建設何以可能？：基于整合性行動框架的分析[J].公共管理學報，2020（4）：110-125+173.

[18]汪曲，許愉.何以驅動基層公務員擔當作為：基于扎根理論的質性研究[J].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2（5）：42-60.

[19]陳那波，盧施羽.場域轉換中的默契互動：中國“城管”的自由裁量行為及其邏輯[J].管理世界，2013（10）：62-80.

責任編輯：袁建濤

收稿日期：2023-09-22

基金項目：青海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新鄉市社會組織培育中的政府嵌入研究”（項目編號：39M2023011）

作者簡介：蘇靜，女，青?；∪?，青海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社會治理、公共服務；張彥彥，女，河南商丘人，青海民族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