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村建設視域下農民生活方式的演進軌跡、風險透視與實踐進路

謝加書 王宇星

摘要：伴隨新一輪信息技術與產業革命的急遽發展、數字鄉村建設的深度推進以及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加快建設，數智化成為鄉村生產生活的必然發展趨勢。農民生活方式在智能化、信息化潮流下改變了狹隘性、封閉性、保守性與僵化性等特征，整體上漸次向現代文明躍升。其中，農民活動圖式朝向“智慧”轉變、農民生活節律趨向“自由”轉變、農民生活秩序通向“德性”轉變。然而，由于數字技術具有兩面性，農民生活方式“智”變中存在部分農民生活樣態變形、生活節律混亂、生活秩序失范等降“智”風險。為此，要從生產方式、社會制度、生活理念、數字接入等方面入手，為農民生活方式“智”變增添動力、提供遵循、指引方向和鋪路架橋。

關鍵詞：農民生活方式；數字鄉村；數智化；科技創新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4）04-0063-09

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為生活主體價值觀所指導的滿足其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動的穩定形式”，某一生活方式由一定的生產關系性質所決定，并且隨之發生變化［1］?；ヂ摼W、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和社會組織方式、管理方式的巨大變革，整個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等都發生了廣泛深刻的改變。隨著數字鄉村建設的不斷推進，數智化成為鄉村生活的必然發展趨勢，數字技術在鄉村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數字技術“大大拓展了時間、空間和人們認知范圍”，“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人機物三元融合的萬物智能互聯時代”［2］197，鄉村社會生產和社會形態正逐步轉向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農民生活方式從局部開始發生增量“智”變，包括傳統生活領域的數字化、數字領域的生活化，農民逐漸改變原有以農業文明為特征的生活方式，代之以虛擬與真實疊加泛在的數字化生活方式。美好生活是農民生活方式“智”變的目標，生活方式的“智”變是農民群眾美好生活的現實尺度，彰顯并助力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一、數字鄉村建設視域下農民生活方式“智”變的演進軌跡

“智”意在智慧、文明，指向現代化的方向；“變”源自于相異，是“一個替易或發展的過程，從一種狀態變成另一種狀態”［3］340。隨著鄉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民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包括活動圖式、生活節律、生活秩序等方面的變化。

（一）農民活動圖式朝向“智慧”轉變馬克思認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4］501。實踐活動是個體生活與社會發展的聯結點，數字鄉村建設促進了鄉村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引起農民活動圖式的變化。

1.農民思維方式日漸現代化。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5］。其一，思維方式的自主性增強。在傳統社會，農民依循前人經驗認識和改造世界，如今，農民自主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探究事物及其發展規律。比如，農民運用衛星遙感、地面傳感等物聯網技術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有效防范農業生產風險［6］。其二，思維方式的開放性凸顯。農村電商、直播賣貨等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的蓬勃發展拓寬了農民的視野，農戶與家庭農場、合作社、平臺企業之間的協作更加頻繁，農民對接市場、對外交流的能力提高，獲得更多信息、更新知識結構，提升數字勞動的能力由此得以增強［7］。鄉村數字治理平臺創新議事形式、拓寬參與方式、暢通表達渠道，使農民在參與鄉村自治中有更多的參與感和獲得感，主體意識更強。其三，思維方式的文明性突出。數字媒介助力鄉村移風易俗，減少了人情、面子等給農民思想造成的負擔。農民的婚喪嫁娶觀念發生轉變，破除“天價彩禮”“厚葬薄養”等陳規陋習。比如，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運用“微信群”織就傳播積極健康婚喪嫁娶文化的“高速路網”，建立覆蓋全區600余個村和機關單位的村—鄉—區三級微信矩陣群，“由總群自上而下進行婚事新辦、‘零彩禮宣傳，引導農村單身青年樹立正確婚戀觀”［8］。

2.農民勞動方式日益數智化。馬克思認為，“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是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勞動方式作為生產方式的微觀敘事是生活方式的指示器［4］520。其一，從一般體力勞動向科技勞動轉變。隨著傳感器技術、地理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高新科技融入育種、灌溉、施肥等農業生產全過程，勞動工具超越機械化在向智能化邁進，體力勞動的強度降低了，農業勞作逐漸呈現出從體力勞動投入為主轉向體力勞動減少、腦力勞動增加的趨勢。農民不僅要掌握農業基本知識，還要具備運用計算機等現代信息手段進行自動化操作的能力。其二，從重復性勞動為主轉向創新性勞動驅動。數字技術聯通農戶與市場，及時將日新月異的市場需求轉化為不斷增長的產業需求，推動農業供給側向高端方向變革，創新定制化、個性化的農產品生產經營模式。比如，江蘇昆山“養蟹專家”許玉鳳，通過請教養蟹能手、參加培訓班等，摸索出一套無抗全生態蝦蟹混養技術，極大提高了蟹的品質，并不斷創新銷售模式，從禮品盒到注冊公司商標，再到加入電子商務銷售平臺，擴大了銷售規模［9］。其三，勞動形式更加多樣，非農業勞動和“本土化”趨勢明顯。鄉村數字經濟既使農業衍生出多種功能，催生創意農業、認養農業、休閑農業、觀光農業等新模式，又促進了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新業態發展，豐富了農民生存和發展的方式，造就了帶貨主播、直播助理、物流快遞員等需求量大、方式靈活的新崗位，農民就業創業兼業的就地就近化趨勢明顯。

3.農民交往方式逐步擴大化。馬克思預言了人類交往的理想形態，即與生產力普遍發展相聯系的世界性普遍交往［4］539。社會交往狀況是社會進步程度和人民自由度的標尺，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數字媒介不會代替傳統媒介，而是作為其補充，以“鍵對鍵”增補“面對面”，數字分身“在場”迭代物理身體“缺場”，傳統交往也能夠在虛擬賬號、用戶節點、人工智能之間發生［10］。其一，交往空間從物理空間延展到物理與數字共存。QQ、微信、抖音等數字媒介為農民交往提供了數字空間，單個農民可以同時擁有多個不同的“數字分身”，不僅可以隨意進入任何一個元宇宙搭建的虛擬時空，開展學習、工作、社交、旅游、消費等活動［11］，還可以隨時隨地切換“數字分身”，往返于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實現全息全時交往。其二，交往對象延伸至陌生人。數字媒介以超邊界、低門檻、強鏈接等特性，一方面打破了交往的時空隔閡，如“附近的人”“通訊錄推薦”“共同好友推薦”等功能將物理世界中現實的關系網移至數字空間，鞏固了生活中原有的熟人圈子，使線上與線下相協調；另一方面，農民通過線上交往突破“熟人社會”范疇、擴大“私人”邊界，不再局限于血緣、地緣等內部關系互動，開始依據發展需求、興趣愛好等加入各類網絡社群，扁平化格局迭代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差序格局，豐富且釋放人的個性。其三，交往形態的“平臺聚合化”。在交互圖像傳輸的計算機和互聯網絡等信息時代，人們以“信息流”代替“人員流”。比如，傳統基層政府的職能部門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間，農民辦事可能會“跑斷腿”，數字治理平臺推動政務服務由“物理空間分散化”走向“數字空間整體化”［12］，向農民提供“一體式”“一站式”“一窗式”服務，以數據跑、物流跑代替干部跑、農民跑。

4.農民消費方式逐漸云端化。馬克思認為，人們為了能夠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4］531。消費是人們獲得物質生活資料和精神生活資料的必要手段。農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發展提高了農業收入、豐富了家庭收入來源，為農民消費方式優化升級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一，消費內容趨向豐富。經濟實力是農民群眾消費的物質前提，隨著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數字產品和服務向鄉村“下沉”，農民這方面的消費支出越來越大。數字產品和服務的穩定運轉均離不開互聯網的支持，如今農村基本上家家戶戶都安裝寬帶，網絡費用已然成為農民家庭消費的一項固定支出。其二，消費渠道向線上延伸。隨著淘寶、拼多多、京東等線上購物平臺以及美團、餓了么等外賣平臺的迅猛發展，農民消費行為開始從“趕集”等線下轉移到線上“網購”，從現金交易到移動支付，遠距離網絡消費增多。比如，“點外賣”逐漸成為農民消費活動中的“新時尚”，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選擇餐飲外送服務，或者線上訂購預制菜。其三，消費習慣“共享”比重增大。隨著分享經濟、共享經濟的迅猛發展，產品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得以分置，數字平臺以其雙邊市場性連接資源供需兩端，促進供需有機銜接，消費行為從物質生活資料的積累、占有轉向生活資料使用權的日常享有，農民在最大化利用資源的同時節約生活成本，有效地滿足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其四，消費結構更加均衡。隨著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農民越來越愿意為文化產品和服務“埋單”，上網成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網絡文化消費日益增多，開始愈發追求深層次的精神滿足和享受。

（二）農民生活節律趨向“自由”轉變

任何生命活動的運動過程總會體現出某種節奏和規律，缺乏節奏或節律的生活無序混亂。時間是生活節律的指示器，人們在時間體驗上的變化表征著生活方式的變化。隨著數字鄉村建設的深入推進，農民不再完全按照自然節律來生活。

1.生活的自由時間日益增多。馬克思認為人的生活時間由生理時間、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有機構成。勞動時間是“財富的創造實體和生產財富所需要的費用的尺度”［13］，自由時間是“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時間”［14］，“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15］。享有自由時間是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前提，同樣的生命長度，人們的自由時間越多、生活內容越充實，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可能性就越大。數字技術能通過減少勞動時間體量來增加自由時間，生物遙感、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與農業生產過程的結合，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減少了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單位勞動的時間；鄉村數字經濟通過盤活土地、宅基地等資源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可以減少農民從事謀生活動所花費的時間；一些智能家居能夠減少農民從事繁瑣家務勞動所需的時間；鄉村數字治理平臺能簡化治理流程、提高治理效率，減少村民需求反饋時間、縮短政務服務周期。如此，農民就能擁有更多休閑娛樂或從事高級活動的閑暇時間，獲得多樣的生活體驗成為可能，自由全面發展的空間得以拓展。

2.生活節奏打破自然系統性?！肮澴嗍求w現生命運動風格的運動流”［16］，傳統鄉村農民生活基本遵循以下兩個時間節奏，一是晝夜交替、春夏秋冬輪轉、二十四節氣等自然韻律；二是人的出生、結婚、生育、衰老、死亡等演進圖式。數字技術以其跨時空、瞬時性模糊了傳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規則，打破了“農忙與農閑交錯”的生活節奏，削弱了時間的凝固、恒常和均勻流逝性，生活節奏多變，延展了生活的隨機性、偶然性。具體來講，從勞動活動來看，從不違農時轉向不唯農時。數字技術融入農業生產全過程，為改變農作物生命活動周期、消解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季節性提供可能，農民可以依據市場需求，運用數字技術模擬或改造自然生態，比如通過控溫、調濕等創造農作物生長所需的氣候環境，降低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的依賴，不僅擺脫了四季交替、生長周期對農業勞動的約束，還讓農業精耕不再嚴格受制于土地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從交往活動來看，QQ、微信等數字媒介的廣泛運用，加上物聯網等萬物互聯性，使農民群眾在信息與通信世界獲得了新的溝通維度，即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拓展到人與物、物與物的連接［17］，幾乎所有的空間都在同步受信息流的影響，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事件不再限于地域范疇，農民的交往活動更具即時性。

3.時空組合日漸凸顯交疊共在性。其一，高速傳遞的信息壓縮了時空距離。隨著高速計算機、高速調制解調器、高速線路和高速程式等與鄉村生產生活的深度融合，文本、聲音、圖像等信息形式被以數字技術組織起來并以電子為載體進行傳輸，“信息高速公路可以以每秒600萬比特的光速的速度來傳輸這些信息，使人們超越了時空的限制與制約”［18］，信息傳遞不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只要能登入網絡，農民便可以在任何時間傳遞、接收任何地方的信息。其二，農民重疊式、并列地利用時間。數字生活是現實生活的數字孿生體，數字空間與物理空間相互連接、相互滲透、相互影響，農民能夠在線上和線下同時從事多種實踐活動，比如邊聊天邊看短視頻、邊做飯邊直播，非閑暇時間變得“閑暇化”。其三，生活時間可逆成為可能。農民運用數字技術將生活過程投射到數字空間，在線上與線下有機互動中，維持一種無限的當下，延展美好日常生活體驗，強化鄉村集體記憶，為自身提供精神寓居的“場所”。

（三）農民生活秩序通向“德性”轉變

秩序是事物之間及其內部要素協調一致的動態非均衡狀態，生活秩序是指生活系統處于穩定、平衡與和諧的狀態。數字秩序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逐步滲透于生活實踐，穿透、夷平了現實生活世界的一切壁壘，并與其深度融合，歸約、同化著一切法則。

1.農民的家庭秩序更加和睦有序。數字技術降低了農業生產經營對體力的要求，有助于增加老年人、婦女、殘疾人等弱勢群體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貢獻，再加上鄉村數字經濟的發展為農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工作機會，家庭各成員在家庭收入中的貢獻更加均衡，家庭關系更加穩固。此外，隨著移風易俗深入人心，“天價彩禮”逐步退出農民生活支出，減輕了農民的生活和人情負擔，減少了因婚致貧、返貧的可能性，降低了由此發生家庭沖突的概率。從情感上看，數字平臺的語音、視頻等功能為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交流提供了便利，有助于增強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向心力。遠程養老等數字養老方式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留守老年人生活困窘的狀況，減少了家庭成員之間因贍養而產生的摩擦或沖突。數字素養和技能的代際反哺，減輕了老年人等數字弱勢群體的被剝奪感，使其更加便于獲得其他家人的“云”陪伴。

2.農民的交往秩序“去差序化”。其一，數字治理以扁平化結構改變了條塊矩陣結構，促進權力重心“下沉”，擴大鄉村精英、鄉鎮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在村莊中的話語權和行動權，權力關系從集中化向分散化轉變，逐步形成一種合作性權力。比如，福州市長樂區搭建“樂和解”平臺，集合智能咨詢、法規檢索、訴訟服務等多種功能，集中各類數據信息，實現不見面、不用跑地解決糾紛［19］。其二，數字治理以網絡化結構迭代親屬差序結構，改變了權力機制的制衡因素，減少了血緣、親緣等關系對治理過程的不良干擾，創造性地融入人情、面子等文化傳統的積極方面，在追求治理速度的同時兼顧溫度，不僅維護程序正義，還強化了法治實施的可接受性。

3.農民的信任秩序“契約化”。在傳統鄉村，“鄉土社會的信任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生發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20］。農民的信任“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在確定“對象是誰，和自己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3］38。伴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鄉村從熟人社會變成半熟人甚至陌生人社會，“人際關系范圍更大，姻親關系與擬親戚關系滲進差序格局”［21］，變成血緣、地緣、業緣關系混合的社會。雖然差序格局有了新的時代內容，但其所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和社會環境仍未改變，親情關系仍然是農民信任秩序的決定性因素。數字鄉村建設為農民提供了新的信任機制——“智信”，一種以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為基礎構建的“去中心化”認知型信任體系，瓦解了鄉村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情感型信任機制。數字技術以其數據信息公開透明、不可篡改、可全程追溯等特質讓鄉村信任無需再依賴傳統的血緣、親緣關系，與市場交易相關的制度信任也無需政府或其他權威主體的背書。

二、數字鄉村建設視域下農民生活方式降“智”的風險透視

互聯網是一把雙刃劍，依網而生的數字技術也具有兩面性。因此，數字鄉村建設在推動農民生活方式變革的同時，也存在以下風險。

（一）部分農民生活樣態存在變形的風險

1.部分農民存在價值世界松弛的風險。其一，在資本邏輯的驅使下，數字平臺的“算法推薦”功能會頻繁、重復推送相似內容，造成數據信息的“窄”化傳播，長期處于“信息繭房”中的農民容易失去創造力和想象力，甚至產生“精神荒漠化”。其二，數字媒介的超時空高速傳播容易加劇各種社會思潮在網絡空間的交流交融交鋒，加大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錯誤思潮對農民的侵襲以及色情、暴力等腐朽文化對農民的腐蝕，導致農民價值觀紊亂、生活方式的價值偏向。

2.部分農民存在身心健康受損的風險。其一，隨著數字化視聽媒介的興起，屏幕作為一種交流方式日益替代文字、面對面的交流，數據信息的視覺化傳播越來越盛行，過度暴露在數字屏幕下的農民可能會產生視力下降等生理不適。其二，隨著高速計算機、高速調制解調器、高速線路、高速程式等在鄉村的廣泛應用，“高速”已然成為信息時代農民生活方式的底色，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信息被生產和傳播，部分農民可能會因為害怕錯過信息而產生焦慮、壓力等心理不適。其三，部分數字平臺為了快速“收割”流量，一味迎合受眾獵奇、尋求刺激等娛樂天性制造信息，容易讓部分農民深陷虛擬世界的即時行樂，使其身心健康受損。

3.部分農民存在生活體驗失真的風險。數字技術為農民群眾提供了現代文明生活的物質條件，使其運用數字技術提高生活質量，但部分農民會滋生過度依賴數字技術的情感，以數字演繹代替個人的生命體驗，使具有豐富意義的生命實踐活動存在墮變為“技術使用”的可能，美好生活的規劃會由此變成一種技術性規劃［22］49-50，農民生活世界會被所謂的專家系統、推演結果等知識權威操縱，生活的目的和手段發生混淆，人容易淪為工具，生活也極易變為技術理性控制的舞臺，失去價值美感。

（二）部分農民生活節律存在混亂的風險

1.部分農民的自由時間存在減少的風險。其一，部分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在建成后因缺少優化升級，容易出現網絡信號不穩定、數字系統卡頓等問題，增加農民調適數字硬件設備的時間，減少農民的自由時間。其二，部分鄉村不注重線上與線下有效對接，容易把數字弱勢群體排除在數字鄉村建設之外，使其難以享受高速、便捷的數字服務，增加其獲得服務的準備時間體量，干擾個人正常生活。其三，數字治理加速數據信息傳播、提高政府回應農民訴求的速率，縮短治理周期，部分農民缺乏辦事等待的耐心［23］。為此，部分鄉村干部可能會將閑暇時間置換為在線勞動時間，以應對農民的即時性需求。其四，農民花費在數字應用上的閑暇時間，實質上是為數字應用創造數據信息，數字應用為了賺取更多流量，利用饑餓營銷等方式炮制需求，部分農民的閑暇時間被數字應用占據，自由的閑暇生活呈現出被技術支配的傾向。

2.部分農民存在因不適應生活節奏變化而陷入生活無序的風險。其一，數字圖書館、數字文化館、數字醫療、數字教育等將農民的生命實踐活動分割為一段段“數字應用”，在“數字應用”中操作的時間被切割為一個個“功能”，生活時間變得分立、脫嵌，部分農民容易失掉時間感，不利于系統地規劃未來。其二，正如列斐伏爾認為“生產活動越接近使用機器的工業生產，生產活動就越具有線性重復的特征，進而喪失了它的節奏特征”［24］，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在數字技術的運維下突破了例行常規，農業生產效率提高，部分農產品生產的季節性、周期性等節奏特征逐步減弱，部分農民未能適應日益增多的自由時間，生活面臨陷入紊亂、無序的失控風險。

（三）部分農民生活秩序存在失范的風險

1.部分農民的家庭關系存在緊張的風險。部分農民沉溺抖音、快手等數字媒介，無節制地觀賞短視頻，引發家庭關系緊張。從夫妻關系層面來看，部分農民出于獵奇、從眾等心理，熱衷于直播打賞、盲目購買視頻推薦產品等，由于夫妻雙方在婚姻存續期間取得的合法財產性收益均屬于共同財產，單方行為無疑會損害雙方共同利益，影響夫妻之間的和睦關系。從代際關系層面來看，子女會模仿父母的行為，倘若父母一味地刷手機、看視頻，自制力差的孩子也將難以抵擋誘惑、沉迷其中，影響學習，使父母與子女之間圍繞上網、用網時長等問題產生矛盾。部分家庭中，祖輩與父輩的教育理念截然相反，因溺愛孫輩，祖輩會無條件支持其上網看視頻、玩游戲等，容易因此產生難以調和的沖突，進而導致家庭關系緊張、糾紛不斷，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2.部分農民的交往關系存在不穩定的風險。其一，雖然數字媒介擴大了農民的交往范圍，改變了之前“弱連接—弱交往”的局面，但由于“差序格局”的制度基礎和社會環境尚未改變，部分農民囿于根深蒂固的血緣、地緣等文化傳統，傾向于熟人間交往，數字交往出現“強連接—弱互動”等表面化現象，線上連接大多是為了獲得“在那里”的體驗，而并非交往的具體內容，交往的功利化加重［25］。其二，部分農民過度依賴手機、電腦等智能通訊設備，逐步從鄰里、宗族等傳統地方共同體中抽離出來，傾向于選擇個人化的交往方式，不僅容易滋生數字隔離，還會引發串門等傳統交往方式逐漸式微，出現鄰里關系淡化、宗族關系疏離的可能性，從而造成人際交流的“群體性孤獨”等負面后果［26］。

3.鄉村公共生活秩序存在失靈的風險。其一，部分農民道德責任意識淡化。在數字場景中，一方面，農民大多以“數字分身”的形態出現，沒有一種分身能夠抓住“整體自我”的本質，每一個分身對行為結果的貢獻都很微小以致于不能夠被明確歸結為因果，如此容易削弱農民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在“遠距離行為鏈條中，行為者的目的與行為的最終影響分離，行為者很少思考服務目的，甚至不會直接面對其行為后果”，責任無法歸結于某個特定的人，容易降低農民的責任感［22］166。其二，部分農民法律意識淡漠。部分鄉村傳統秩序與數字化規則銜接不暢，鄉村社會傳統“禮治”秩序由于鄉村數字化轉型而產生功能與形式的斷裂，又尚未形成契合農民生活方式“智”變的規則體系、確立“俗人”之權利與義務，部分農民容易迷失在數字化轉型的“裂縫”中［27］，導致其在數字交往中產生詐騙、色情、網暴等數字化越軌行為。

三、數字鄉村建設視域下增“智”農民生活方式的實踐進路

馬克思認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8］，這是農民生活方式“智”變的方向。農民生活方式的變遷不是簡單的以新代舊，而是在生產方式、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因素作用下，傳統與現代發生一系列沖突和調適之后達成平衡的結果。

（一）變革生產方式為農民生活方式“智”變增添動力

馬克思認為，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活方式。農民生活方式“智”變由生產方式變革決定，因此必須不斷推動生產方式變革。

1.生產方式變革的利器是科技、關鍵在改革。新質生產力發展是生活方式變革的物質驅動。馬克思認為如果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而且“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4］538。其一，科技是發展生產力、變革生產方式的核心驅動。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高新科技創新及其成果的轉化推動農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推進產供銷一體化、提高農業生產力，催生鄉村數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增加農民的家庭收入，為農民生活方式的“智”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數字技術能夠憑借其遠程化等優勢改進公共生活物品的供給方式，拉近農民與教育、醫療、養老等優質公共服務的時空距離，助力解決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分布不均、可及不公等供給不足問題。其二，改革是解放生產力、變革生產方式的增量器。改革旨在革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桎梏，改掉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清除各種利益糾葛、頑瘴痼疾，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政治方面“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2］338；經濟方面與時偕行，正確對待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貢獻，提高社會公平正義；社會方面積極化解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2.釋放科技與改革驅動生產方式變革的乘數效應?？萍紕撔率巧a方式變革的內在驅動，也是深化改革的前提，改革能夠為生產方式變革注入活力，為科技創新消除阻力。其一，完善涉農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彰顯社會主義制度推動科技賦能生產方式升級的優越性。一是綜合運用法治、行政、經濟等手段深化涉農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改革，集聚涉農科技創新要素，破除制約科技創新強農、惠農的制度藩籬，構筑農業科技創新與生產力的轉化通道，提升國家涉農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二是建立健全基于學術責任、符合社會主義道德準則的科技評價體系，涉農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應用必須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讓科技造福農民群眾。三是“前瞻研判科技發展帶來的規則沖突、社會風險、倫理挑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倫理審查規則及監管框架”［2］201，提前改進、積極應對。其二，加快涉農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應用。一是加強基礎研究，掌握涉農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加強源頭性技術儲備，不僅提高數字技術的可供性，還要以技術進步來解決技術不足，持續為生產方式變革創造新條件。二是加快推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及其產業化，既要依托“鏈主”企業普及應用涉農的新型信息技術和產品，促成產業鏈健全、專業協作機制完善的創新應用企業集群，又要推動現有數字產品和服務的適農化、適村化、適老化等升級改造，打通以數字技術為主的高新科技助力鄉村生產生活方式變革的“最后一公里”，不斷增進民生福祉。

（二）筑牢制度體系為農民生活方式“智”變提供遵循

數字鄉村建設推動了鄉村社會信息基礎設施與物理實體的有機嵌合，塑造了一個與物理空間互相勾連、融合的數字孿生世界，數字生活世界成為農民生活場域的重要組成，農民可在傳統與數字、線上與線下間隨時切換。

1.傳統秩序與數字規則有機嵌合。數字技術是人類依靠計算機設備與技術創造出來為人類生活服務的工具，數字生活世界以現實生活世界為依托，最終要回歸現實生活世界，這意味著農民生活方式的變遷是傳統延續與數字發展辯證統一的過程。中國鄉村是熟人社會，農民群眾的思想行為多受村規民約等文化傳統的影響，許多方面問題靠情感、信任、理解、包容甚至讓步加以解決，數字化甚至法治解決不了的矛盾沖突往往會在情感與信任溝通中化解于無形。但伴隨著鄉村數字化轉型的深入推進，鄉村社會也出現了傳統秩序無法解決的新問題和新矛盾，因此必須推進鄉村傳統秩序與數字化規則的嵌合。鄉村傳統秩序重道德，數字化規則重法律，要想實現兩者的有機嵌合，就必須推動德法互融互促。一方面，建立健全鄉村數字生活相關法律規范體系，以成文規則明確政府、市場主體、涉農組織、農民群眾等主體權責利邊界，發揮法律法規的震懾、懲治功能，引導農民群眾養成規則意識，在法律框架內行事，加強常態化保障，避免偏離航向。另一方面，處理好數字“硬”標準與鄉村“軟”規則之間的關系，與時俱進地將數字化相關法律法規融入鄉規民約等傳統規則中，提高鄉村傳統秩序供給的適配性，強化數字化規范體系的適用性和靈活性，加強鄉村社會內部的約束與監督，消除農民生活方式轉型中的不和諧因素。

2.線上與線下生活整體建構。構建線上線下一體規劃、一體實施、一體評估模式。其一，線上線下生活秩序一體規劃。增設補償性制度體系，推動線上與線下有機銜接，緩解數字技術賦能“硬著陸”的尷尬。比如，浙江省德清縣鐘管鎮成立的“幫辦服務站”，聚力打造“全程幫辦、協助幫辦服務體系”，補償數字化行政服務中缺失的社會性確證，減少農民群眾介入數字化治理的成本，尤其降低數字弱勢群體享有數字政務服務的門檻，緩解了數字賦能邏輯與鄉村自我發展邏輯的張力［29］。其二，線上線下建設方式一體實施。推動線上線下無縫銜接，發揮線上線下手段各自優勢，追溯線上生活不美好的現實根源，使線上問題線下解決成為常態。以線上手段賦能消除線下生活不美好的因素，面對農民反映的現實生活問題，及時在線下研究解決，保證“線上有速度、線下保質量”，讓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成為農村發展“強大增量”。其三，線上線下生活效果一體評估。美好的線上生活離不開線下生活的支持，既要利用關聯指標建立混合型、權重式指標體系，使線上與線下遵循同一標準、同一尺度，又要以線上線下相互配合、相互貫通推進數字生活建設效果的綜合考量，依據考核結果，同頻共進。

（三）轉變生活理念為農民生活方式“智”變指引方向

思想觀念反映人的心理結構和思維定勢，決定生活行為，持續重復的生活行為形成生活習慣，生活習慣通過生命系統有機組合之后構成生活方式，可見，思想觀念是生活方式“智”變的“變壓器”，對生活方式的變遷產生重要影響。

1.適時推動農民更新生活觀念。生活觀念是生活行為的先導，符合生產力和社會發展前進方向的生活觀念能夠推動生活方式朝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進階。其一，形成正確的生活觀。在內容上，融入數字化相關因素。比如，尊重數字勞動，但不能輕視體力勞動；樹立綠色的網絡消費觀念，自覺抵制網絡消費主義、拜金主義等不良思潮侵蝕；樹立文明的網絡交往觀念，不在網絡空間為所欲為。在形式上，注重思想引導和實踐養成相結合，既要發揮文明鄉風、校園文化等濡化功能以及課堂的育人功能，幫助人們養成男女平等、尊老撫幼等思想觀念，形成熱愛生活的新風尚，還要將綠色健康文明的生活觀念融入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利用各種時機和場景吸引廣大農民群眾自主參與，使其在潛移默化中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其二，生成合理的數字化需要。需要產生于激情或思慮，有多種多樣的杠桿，或源自客觀存在，或生發于個人偏好，或基于純粹的想象?！昂侠頂底只枰笔侵阜蠑底纸洕l展水平以及個人承載力的期待或要求，農民群眾通過自身辛勤勞動和鄉村公共物品供給獲得滿足，農民群眾的合理數字化需要不僅能夠持續為數字鄉村建設、補齊數字中國的鄉村短板注入動力，還有助于其過上現代文明的生活，提高生活品質。因此，要加強科普工作，使農民全面認識數字技術給生產生活帶來的變化，堅持適度原則，培養高雅的生活情趣，避免養成過度依賴政府救濟、扶持的心理，使健康上網、用網等理念深入人心，科學合理地安排閑暇生活，防止過度沉溺于虛擬空間。

2.提升農民的網絡文明素養。網絡文明與鄉風文明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網絡文明素養能夠引導農民養成科學健康文明綠色的網絡生活方式。其一，注重文化熏陶。文化如水、潤物無聲，將提高素養與滿足需求相統一，既要立足優秀鄉村傳統文化繁榮鄉村網絡文化，豐富網絡文明的涵養源；又要提升鄉村公共文化數字化水平，促進農村文化禮堂、農村書屋等數智化轉型，加強鄉村數字博物館、數字劇場等的建設，為農民提供豐富優質的精神食糧，滿足其精神需要、充盈其精神世界、增強其精神力量。其二，加強道德教化。堅持正面宣傳與批評報道相結合，揭露和批評網絡不文明亂象，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挖掘并宣傳農民中的勞動模范、道德模范等先進典型，激勵和引導農民知榮辱、辨是非、明善惡、識美丑、講正義、作奉獻，提高其網絡文明素養。其三，增強制度規訓。將網絡文明規范融入鄉規民約、學生守則等行為準則中，使之成為農民群眾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同時，開展群眾性網絡文明創建活動，形成倡導踐行網絡文明的生產生活場景，吸引農民廣泛參與。其四，肅清網絡不文明存量。既要綜合運用各種治理手段，定期、大力徹底整治網絡失范行為，又要建立健全網絡監督的長效機制，強化日常型、滲透式監管，保持抵制網絡不文明的高壓態勢，及時發現風險、查漏補缺。

（四）鞏固數字接入為農民生活方式“智”變鋪路架橋

客觀層面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接入性”、主觀層面農民數字化“可負擔性”是農民生活方式朝向美好生活數字化和數字化美好生活轉變的重要影響因素。

1.夯實農民生活方式“智”變的物質載體。沒有信息基礎設施，農民生活方式“智”變就是空想，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能夠為農民進入數字生活世界鋪路架橋。其一，繼續推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堅持因地制宜原則，依據鄉村數字經濟實力、人口規模等狀況，探索制定差異化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方案，充分發揮縣鄉科創資源優勢，分領域分步驟地有序擴容骨干網、提高網絡速度、增強網絡穩定性，提高數字生活接入能力［2］207。其二，挖掘信息基礎設施的多樣功能。以延伸體驗場景為例，將日常生活需求與線上數字服務本地化供給相融合，聚焦農業生產經營、教育、醫療、養老等重點領域，推出一批示范性強、覆蓋面廣且發展前景廣闊的千兆光網應用模式和場景，不僅推動千兆光網應用規?；?、多樣化發展，還要讓農民用得上、用得好。其三，建構新的融合型基礎設施。一方面，推進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通過提升水、電、交通等傳統基礎設施的網絡化、智能化、協同化，推進機器視覺、機器學習等技術應用與普及，形成融合型基礎設施。比如，成都市S鎮政府將安裝監控同其已有的照明行動聯系起來，升級公共安全的基礎設施［30］。另一方面，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預留與傳統基礎設施相銜接的“結合點”，促進傳統與新型基礎設施之間的資源互通、空間互聯等。

2.提高農民適應“兩棲化”生活的能力。其一，提高農民數字化本領。一是提升農民的信息素養，使其養成數字化思維，認識數字技術的兩面性。以參與數字治理為例，“信息素養水平越高意味著在互聯網時代的個人稟賦相對更高，更容易參與到鄉村數字治理的實踐活動中”［31］。政府要與科研院所、平臺企業等合作開展群眾性科普活動，使農民了解數字化相關專業知識，消解其對數字治理的抗逆思維。二是提高農民的數字能力，使其暢游數字生活世界。以農業生產數字化為例，既要推動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動態化終身職業教育體系，“健全德技并修、工學結合的育人機制”，促進產教有機融合，又要加強對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勞動者的技能培訓，塑造與農業數字化相適配的高素質農民隊伍，尤其要確保低收入農戶等掌握勞動技能或技術，提高其就業競爭力［32］。其二，加大農村法治供給。農民生活方式“智”變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問題，除了立法不夠、規范無據等原因，大多在于有法不依、失于規制。既要充分利用各級各類媒體建構發散式傳播矩陣，強化法律知識傳播的廣度、密度和精度，又要充分發揮道德規范作用，在農村思想道德建設中厚植法律底蘊，突出法治文化熏陶，從而深化農民法治意識、堅定法律信仰。同時，提高農民用法的能力。通過開展講座培訓、學法用法比賽等活動提高農民依法表達權益訴求、參與法治監督的能力，使其學會用法律調節利益關系、化解矛盾與沖突。

參考文獻：

［1］王雅林. 生活方式概論［M］.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9：440.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3］費孝通.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鄉土重建［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2.

［6］張在一，毛學峰.“互聯網+”重塑中國農業：表征、機制與本質［J］.改革，2020，317（7）：134-144.

［7］王瑞峰.電商賦能農民共同富裕的演進邏輯、理論動因與實現機制［J］.當代經濟管理，2023，45（7）：8-17.

［8］河北邯鄲市肥鄉區：規范紅白喜事 破除婚喪陋習［EB/OL］.（2021-11-11）［2023-08-28］.http：//tuopincecn/news/202111/11/t20211111_37077789shtml.

［9］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報告：2018-2022年［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22：231.

［10］陳云松，郭未.元宇宙的社會學議題：平行社會的理論視野與實證向度［J］.江蘇社會科學，2022（2）：138-146+243.

［11］胡鈺，王敏.元宇宙中的人際交往：媒介化依賴與主體性重建［J］.青年記者，2023，744（4）：18-21.

［12］數字政府建設［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7.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30.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3.

［16］吳寧.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

［17］許正中. 大國治理現代化的財政策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53.

［18］呂本修. 網絡道德問題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3.

［19］長樂“樂和解”平臺在線調處基層矛盾［EB/OL］. 福州新聞網，（2021-06-17）［2023-11-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2786530950612967&wfr=spider&for=pc.

［20］費孝通.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0.

［21］卜長莉. “差序格局”的理論闡釋及現代內涵［J］. 社會學研究，2003（1）：21-29.

［22］張成崗. 技術與現代性研究：技術哲學發展的“相互建構論”詮釋［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23］劉天元，田北海.治理現代化視角下數字鄉村建設的現實困境及優化路徑［J］.江漢論壇，2022（3）：116-123.

［24］亨利·列斐伏爾. 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M］. 葉齊茂，倪曉輝，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648.

［25］周葆華.永久在線、永久連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響因素［J］.新聞大學，2020（3）：84-106+120.

［26］尹瑤，劉京雨.數字技術如何改變鄉村：基于5省10村調研的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0（2）：101-117.

［27］譚同學. 雙面人：轉型鄉村中的人生、欲望與社會心態［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365.

［2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29］姚春清. 德清縣鐘管鎮：建立幫辦體系 完善服務質量［EB/OL］. 浙江在線，（2020-10-12）［2023-05-24］.https：//townzjolcomcn/gun/202010/t20201012_21513217.shtml.

［30］吳瑩，秦美平. 數字鄉村建設中的基層治理共同體重構：以成都市S鎮“慧眼”工程為例［J］. 新視野， 2022 （5）： 72-80.

［31］李天龍，姜春云. 信息素養對高素質農民鄉村數字治理參與的影響機制：來自西北地區1280位高素質農民的經驗證據［J］. 電子政務， 2022 （6）： 86-98.

［32］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EB/OL］.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22-12-21）［2023-10-21］.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2/21/content_5732986htm.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網絡治理法治化研究”（19VHJ00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數字化促進‘美好生活的理論基礎、樣態嬗變和建設途徑研究”（22BKS144）；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四五”規劃2022年度一般課題“廣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示范區研究：基于美好生活數字化維度”（2022GZYB46）。作者簡介：謝加書（1973—），男，武漢人，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王宇星（1995—），女，河南洛陽人，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張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