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陳越新 曲洪建 董海宇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value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全球數字化浪潮的興起，數字化轉型成為企業在市場中保持競爭優勢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為解決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路徑不明確及企業數字化發展對企業價值影響不清楚的問題，文章基于2017—2021年滬深A股上市紡織服裝企業的數據，通過文獻梳理分析，將企業數字化轉型劃分為戰略引領、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共四個維度，實證檢驗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均顯著正向影響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戰略引領對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無顯著影響?；谏鲜鲅芯拷Y果，文章為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相關對策建議。

關鍵詞：紡織服裝；數字經濟；企業數字化；數字化轉型路徑；企業價值；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TS101.1;F426.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7003（2024）04000108

DOI：10.3969j.issn.1001-7003.2024.04.001

收稿日期：20230920;

修回日期：20240301

作者簡介：陳越新（2001），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服裝產業經濟與管理。通信作者：曲洪建，教授，quhongjian0535@126.com。

隨著信息技術的持續創新和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化轉型成為企業順應發展潮流的必要選擇［1］。數字化轉型促進了數字技術與企業生產體系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高企業績效，是傳統產業實現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的重要途徑［2］。紡織服裝產業作為傳統制造型產業，數字化轉型對紡織服裝企業未來創新發展和提高核心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3］。目前，數字技術已被融入紡織服裝企業生產、營銷等多個環節，如在銷售環節，伊芙麗品牌在線下門店引入智能穿衣鏡，該數字化應用讓伊芙麗的門店業績增長168%，數字技術與業務的交融有助于紡織服裝企業創造出更高的價值［4］。數字化服務、數字化平臺和數字化商務均對紡織服裝企業品牌價值鏈的提升具有積極影響［5］。然而目前多數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運用處于起步階段，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時缺乏經驗指導［6］，多數企業面臨轉型難出成效的困境［7］。因此，深入探討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如何實現企業價值的增長，揭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機理，對紡織服裝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提高企業價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是將數字技術融入業務部門，進而打破時空界限，形成數字價值網絡，通過更新業務流程、組織架構和運營模式，為企業創造價值［8］。目前，學者們已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了相關研究。在企業創新層面，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利于增加研發創新投入，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9］和創新績效［10］。在感知風險層面，企業數字化轉型能提高企業感知危機事件的能力［11］，顯著提高企業風險承受水平［12］，并通過促進風險承擔機制來提升企業發展質量［13］。關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價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兩個角度［14］。數字化轉型可以促使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15］，企業在創造社會價值的同時，對企業經濟價值也有正向影響［14］。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提升企業的多維競爭力，對實現可持續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16］。除面向全行業的研究外，學者們針對部分行業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有顯著提升作用［17］；零售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在長期內可以提高企業績效［18］。綜上所述，目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主要關注于全行業，針對紡織服裝行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先前研究中多數僅研究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未實證探究數字化轉型的具體維度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因此，本文基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中2017—2021年滬深A股上市紡織服裝企業的數據，以紡織服裝企業為研究對象，將數字化轉型劃分為戰略引領、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共四個維度，實證檢驗這四個維度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本文聚焦于紡織服裝領域，維度劃分有利于深入研究和理解數字化轉型對紡織服裝企業價值的影響，為研究提供更豐富的視角，從而給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具準確性、針對性的建議。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維度劃分

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理論框架將影響組織技術應用的因素劃分為組織、技術和環境，為研究各類組織對技術采納和創新擴散提供了分析框架，目前已被應用于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19］。組織因素是指組織自身情況，包括管理層支撐、組織內部資源等；技術因素是指各類技術手段及技術創新性等；環境因素是指組織所處的外部環境。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轉型不僅關注技術，其本質是統籌、引領企業數字化活動的戰略安排，而組織能力是企業更新數字化戰略的基礎和支持要素［20］。朱秀梅等［21］認為，數字化轉型的前因包括數字化轉型戰略、數字技術、組織學習等。曹正勇［22］提出，企業應突破數字技術、加強數字基礎建設等，逐步推動數字化轉型。胡海波等［23］認為，數字化轉型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需構建創新型生態體系，以提高產業整體的數字化水平。中國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研究數據庫從戰略引領、技術驅動、組織賦能、數字化應用、數字化成果和環境支撐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綜上所述，本文基于TOE理論，將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劃分為戰略引領、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共四個維度。其中戰略引領是指紡織服裝企業管理層具有數字化意識，并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制定具體的戰略目標和執行策略；組織賦能是指紡織服裝企業為數字化轉型提供必要的資源和動力，如數字資本投入、數字基礎建設等；技術驅動是指紡織服裝企業引入先進數字化技術和應用，包括人工智能技術、區塊鏈技術和云計算技術等；環境支撐是指企業所處行業的外部市場環境。

1.2? 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價值的研究假設

在時尚趨勢快速變化、全球服裝供應鏈復雜及消費者的服裝需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數字化戰略引領有助于紡織服裝企業明確目標方向，合理配置資源，是指導和支持數字化轉型各方面協調和實施的基礎［24］?；诿鞔_清晰的戰略引領，員工能更充分地理解紡織服裝企業的業務目標和行動計劃，進一步推動并保障數字技術落地。數字化戰略明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范圍和價值創造模式［25］，對指導企業戰略演變、產品、服務和運營創新具有重要意義［1］。Wang等［26］基于實證分析提出，數字化轉型戰略與短期和長期財務業績呈正相關關系。紡織服裝企業通過對數字化戰略持續更新，逐步建立數字化能力，實現運營管理方式創新，從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27］。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戰略引領正向影響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

組織賦能體現了企業對數字化轉型從理論到實踐的資源支持能力，包括研發投入、人才引進、信息化水平基礎等［19］。組織賦能為紡織服裝企業引進數字化技術、先進紡織設備和專業人才提供資金基礎。數字技術與科技人才相結合有利于整合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對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具有積極影響［28］。紡織服裝產業普遍存在信息斷層、協同困難等問題，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是生產管理數據精準互聯互通的前提［29］，有助于改善紡織服裝供應鏈分散和斷層現象。組織賦能對紡織服裝產業鏈的各個節點進行優化，有效驅動紡織服裝企業創新動能，促進企業價值的提升［30］。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組織賦能正向影響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興起，紡織設備、服裝電商及時尚社交等領域實時產生大量數據，數字化技術的引入給紡織服裝企業提供了數據處理的技術支撐。數字技術有助于紡織服裝企業迅速獲取所需信息，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31］?；诖髷祿夹g，紡織服裝企業能實時采集、分析和處理生產端與銷售端的數據，及時了解消費者需求和市場流行趨勢［32］。紡織服裝企業可以借助數字技術重構企業價值鏈［29］，如人工智能技術有助于實現服裝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最優化；區塊鏈技術則能有效提高紡織服裝企業供應鏈管理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無人工廠、智能制造等技術落地實踐有助于紡織服裝企業優化決策和資源配置［33］，同時從本質上改善了人力資源管理，降低人工投入，有效提高員工個體價值［34］。數字技術有助于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35］，數字技術創新對企業市場價值具有正向影響［36］。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技術驅動正向影響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

環境支撐主要是指企業所處的外部市場環境，涉及政策扶持、行業發展水平和同群效應。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扶持企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進數字基礎設施的布局和落實，為企業進行數字化創新提供財政補助，提高企業創新績效［37］。隨著紡織服裝行業數字化水平的整體提升和紡織服裝數字公共服務平臺的創建，加強了企業間的資源共享和產業集群，對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企業價值具有積極影響［38］。為建立相對競爭優勢和保持市場地位，數字化轉型存在行業同群效應［39］。較大的競爭壓力使企業從被動發展逐步轉變為主動學習，企業通過競爭學習行為，吸取行業內數字化轉型成功企業的知識和經驗，數字化同群效應對企業價值具有積極影響［40］。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環境支撐正向影響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本文從滬深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中挑選出紡織服裝企業，并選取該企業2017—2021年的年度數據為初始樣本，對初始樣本作如下處理：第一，剔除ST和*ST的樣本；第二，本文僅保留了2017—2021年連續5年不存在數據缺失的樣本；第三，對數據做標準化處理，并映射至0～100。原始數據均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本文最終共選取61個紡織服裝企業，包含2017—2021年共305個觀測值的年度面板數據。

2.2? 變量設定

2.2.1? 被解釋變量

本文中被解釋變量是企業價值（TQ），主要反應公司當前的運營和發展情況。目前關于企業價值的量化已較為成熟，多數學者采用托賓Q值進行衡量?；谕匈eQ理論，本文計算托賓Q值的公式為：市值（資產總計－無形資產凈額－商

譽凈額）。其中，市值的計算公式為：（總股本-境內上市的外資股B股）×今收盤價A股當期值+境內上市的外資股B股×B股今收盤價當期值×當日匯率+外債合計本期期末值。

2.2.2? 解釋變量

本文的解釋變量是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在現有文獻中，學者們衡量數字化轉型水平時采用了多種不同的方法，如基于企業問卷數據進行實證分析［41］、虛擬變量衡量［42］、文本分析法［43］等。本文借鑒吳非等［43］、袁淳等［44］和《中國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研究數據庫》中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測度標準，將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劃分為戰略引領、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共四個維度，并選取相應的測量指標。采用熵權法計算各個指標的權重：首先對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其次計算各評價指標的熵值，確定指標權重；最后通過權重加權計算各指標的綜合得分。具體測量指標及對應權重如表1所示。

2.2.3? 控制變量

參考先前研究［45］，本文選取三個控制變量以提高研究的準確性，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和現金占總資產之比（CF）。其中，企業規模的計算方法為：年總資產取對數；資產負債率計算公式為：年末總負債年末總資產；現金占總資產之比計算公式為：當期的現金凈流量年末資產總額。

2.3? 模型設定

為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本文構建下式加以檢驗：

TQit=α0+α1∑DIGit+α2∑Controls+εit（1）

式中：TQit為企業i在t時期的企業價值；DIGit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包括戰略引領、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Controls包括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和現金占總資產之比（CF）；εit為殘差項。

2.4?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2所示。

本文共收集305個觀測值。由表2可見，企業價值的最小值為0.74，最大值為8.09，平均值為1.91，說明在紡織服裝行業，不同企業的企業價值存在較大差異。戰略引領、組織賦能和技術驅動的極差分別為85.32、61.75、39.33，表明紡織服裝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存在明顯差異。部分企業可能在某些方面已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數字化轉型，而有些企業仍然處于轉型初級階段?？紤]到數據的極差較大，極端值可能對分析結果產生干擾，因此在后續研究中，本文對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以縮小極端值的影響，從而提高分析結果的穩健性。

3? 實證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本文使用Stata軟件對數據進行檢驗。首先對上述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為Prob>chi2=0.08，即未拒絕原假設，該模型適合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采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基準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戰略引領對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無顯著影響，假設H1未能成立。目前盡管多數紡織服裝企業管理層已具備較強的數字化意識，但在制定戰略目標和執行策略的過程中，仍存在較多盲區［24］。許多紡織服裝企業未能將數字化轉型工作與企業發展全面融合；部分企業在制定數字化戰略時過分模仿和依賴其他企業的轉型路徑，并未結合自身情況制定科學合適的戰略引領，導致內部管理和數字化工作割裂。紡織服裝企業進行與自身需求不匹配的數字化轉型可能會導致數字化轉型成效低于預期，對企業價值沒有顯著影響。

組織賦能對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即假設H2成立。組織賦能為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發展提供必要的設施和人力基礎，有助于紡織服裝企業順利推動數字化轉型。MES系統、智能終端、紡織服裝產業互聯網平臺的引入和使用，促進了紡織服裝企業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團隊協作，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通過組織賦能，紡織服裝企業可以構建適應數字時代要求的靈活敏捷的組織架構，使企業更有競爭優勢。

技術驅動對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即假設H3成立。數字技術的應用使紡織服裝企業具備實時監測和分析大量數據的能力，基于云計算和大數據技術，紡織服裝企業能對庫存、銷售、供應鏈等多個環節的數據進行分析處理，精準調整生產計劃，降低庫存，實施個性化市場營銷策略，進而促進企業價值的提升。區塊鏈技術則有助于溯源紡織服裝產品的原材料、生產制造等關鍵信息，提高紡織服裝產品生命周期的透明度，實現對紡織服裝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管理。

環境支撐對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即假設H4成立。隨著紡織服裝行業數字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部分紡織服裝企業意識到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逐步投資并采用數字化設備和技術，對提升競爭力和適應市場環境具有積極影響。數字化轉型取得成效的紡織服裝企業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能為其他紡織服裝企業提供經驗指導，激勵其他企業積極進行數字化創新實踐。同時，行業數字化發展能促進紡織服裝企業之間的深度合作，積極整合數字資源優勢，進而提升企業價值。

3.2? 結論與對策建議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本文得出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紡織服裝企業的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均顯著正向影響企業價值，對企業價值影響大小的排序為環境支撐>技術驅動>組織賦能；戰略引領對企業價值無顯著影響?；诖?，本文為紡織服裝企業提出以下建議：

加強數字化投入水平，提高組織數字化能力。紡織服裝企業應注重生產設備和研發創新方面的資金投入，為數字化轉型提供穩定的資金基礎。同時，應加強培養數字化人才，建設具備數字化技能和意識的團隊。企業應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構建穩定的網絡基礎設施、強化數據安保體系、優化信息系統架構等，以支持數據共享及跨部門協作，提高組織的數字化水平。

引入新型技術，有機融入運營。紡織服裝企業須積極迎接技術發展的挑戰，持續關注并研究行業內部的技術趨勢，及時引入適合自身發展的數字化技術。企業應注重新型數字技術與原有資源的協調，將數字技術有機融入生產、設計、營銷等多個環節，如大數據技術可以進行市場預測、優化生產計劃；人工智能技術有助于實現自動化生產。企業需根據自身特點和市場需求，不斷地對數字化技術進行迭代和改進，確保數字技術的實踐運用與企業的戰略目標相一致。

順應數字化發展趨勢，企業間建立競爭合作關系。紡織服裝企業應順應政策引導和行業數字化發展趨勢，積極學習先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經驗，并結合自身情況逐步開展數字化轉型。紡織服裝企業之間可以建立數字化信息共享平臺，打破企業間的信息壁壘，共享新型技術、材料和生產工藝等信息，促進技術創新和合作實踐。同時，企業之間可以進行多維度的產業協作，發揮各自優勢，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形成競爭合作關系。

4? 結? 語

本文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中紡織服裝企業為研究對象，基于2017—2021年連續5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了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通過對數字化轉型進行維度劃分，最終得出紡織服裝企業的組織賦能、技術驅動和環境支撐均正向影響企業價值，并基于研究結論為紡織服裝企業數字化轉型提出了相關的對策建議。

由于紡織服裝行業數字化轉型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因此本文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上市紡織服裝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樣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一步發展，后續可通過問卷調研、實地調研等方法將中小型紡織服裝企業納入研究范圍。同時可以進一步探討區域異質性，研究數字化轉型對不同區域的紡織服裝企業的企業價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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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value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CHEN Yuexin， QU Hongjian， DONG Haiyu

（School of Textiles and Fash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Chinas digital economy exceeded 50 trillion yuan in 2022， accounting for 41.5 percent of GDP. As the main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methods， which contributes to reshaping an enterprises business model and enhancing its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both enterprise value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as a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illar industries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mpower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and gradual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hie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lack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guidan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value have not yet been clarifi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takes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value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It aims to deeply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on enterprise value， so as to provide idea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value.

Firstly， this paper divid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into four dimensions based on TO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heory， including strategic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technology driving，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 By summarizing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between the above dimensions and enterprise value were proposed. Secondly， enterprise value was taken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Tobins Q was select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value.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were taken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 measurement indexe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were selected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was used to assign weights to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to quantif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Enterprise size，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the ratio of cash to total assets were used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between the explained variables，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control variables was construct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on enterprise value. Thirdly， the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were screened from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Exchanges and Shenzhen Exchanges， and the annual data of the enterprises from 2017 to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initial sample. The initial samples were preprocessed， and finally， 61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were chosen， containing annual panel data with a total of 305 observations from 2017 to 2021.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andardiz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part of the data has a wide range of polarit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obustness of the subsequent analysis， this article carried out logarithmic processing of the data. Finally， Stata software was used to carry out the Hausman test on the model， and the random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carry out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est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and divides the dimens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enrich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pecific dimension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valu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demonstrate that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technology driving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 of textile and apparel compan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value. The effects on enterprise value in descending order are： environmental support， technology driving， and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Strategic leadership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terprise value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The above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ncreasing enterprise value.

In future research， the sample size can be further expan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can b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o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more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and apparel enterprises on enterprise value by combining with questionnaire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Key words：

textile and apparel;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enterprise value; empirical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