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科技投入、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黃桂林 李中航

摘 要：本文利用我國2009—2022年30個省際面板數據，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空間杜賓模型系統地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顯示：首先，政府科技投入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著顯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省域間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其次，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出“U”型影響關系，即初期有一定抑制效應，隨后逐漸轉變為促進效應。然而，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影響，這表明政府科技投入能讓環境規制的拐點提前到來。從空間效應來看，政府科技投入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且相鄰地區的溢出效應更為顯著；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也得到證實，但溢出效應并不顯著。

關鍵詞：政府科技投入；環境規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熵權法；空間杜賓模型

本文索引：黃桂林，李中航.<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7）：-155.

中圖分類號：F1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4（a）--04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這種偉大成就的背后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不具有可持續性，不再匹配當前我國經濟水平，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把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根本要求[1]。技術創新被認為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當前在市場逐利性的本質下，科學技術創新難以自發進行。此時就需要政府進行干預，使市場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上來，而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政策便是政府干預的重要手段。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目前已有較多學者考察科技投入與經濟高質量之間的關系，周靜（2021）[2]研究顯示財政科技投入與教育支出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系數都為正，表明財政科技投入與教育支出都能有效地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潘明明和張杰（2023）[3]研究認為財政科技支出、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突出影響，同時財政科技支出、數字經濟對地理和經濟距離臨近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也具有顯著的空間外溢性。

假設H1：政府科技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影響，且政府科技投入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當前，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文獻，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抑制論，即“遵循成本說”，認為環境規制將污染負外部性成本內在化，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降低企業生產率，抑制經濟高質量發展[4]。二是促進論，即“創新補償說”，認為在環境規制下，企業將在盈利最大化的動機下積極進行技術創新，以提高生產率，從而彌補甚至抵消增加的污染治理成本，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5]。三是不確定論，即“非線性說”，有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非線性影響[6]。另一些學者認為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先促進后抑制的倒“U型”關系[7]。

從空間視角來看，環境規制具有跨區外部性，地方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會影響到本地和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從成本視角出發，環境規制政策要求企業進行綠色生產，倒逼企業改進生產與經營方式，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導致部分污染企業轉移到環境規制薄弱的地區，抑制轉入地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從創新視角出發，企業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將加大科研費用投入，通過技術創新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而這種知識會溢出到其他區域，使得本地與相鄰區域的企業生產技術得到提高，環境污染得到遏制，從而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8]。

假設 H2：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影響，且環境規制具有空間溢出效應。

政府科研投入對環境規制的實施具有積極作用。在環境規制實施初期，企業更傾向以保守的方式治理污染，而政府加大科技投入不僅能給予企業更多研發資助，還能緩解企業研發資金壓力，促進技術創新。因此，政府加大科技投入可以緩解甚至抵消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面影響。同時，環境規制對政府科研投入的利用具有反向作用。在較弱的環境規制約束下，政府的科技投入資金無法被企業充分利用，科技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被弱化。但在較強的環境規制約束下，企業的創新意愿被充分激發，能夠合理利用政府科技投入資金，科技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所產生推動作用被強化[9]。因此，政府科技投入與環境規制政策配合使用將產生“1+1>2”的效果。

假設 H3：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的交互作用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本文以新發展理念為基礎，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利用空間杜賓模型系統考察了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旨在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議，以促進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2 研究設計

2.1 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 （gtfp）。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其內涵不僅考慮經濟，還要考慮社會、生態、文化等方面。本文從“五大發展理念”出發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全面衡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并運用熵值法對其進行測度，見表1。

（2）解釋變量：政府科技投入（KT）和環境規制（RE）。政府科技投入以科學技術財政支出來表征，并對其取對數。環境規制是基于廢水排放量、SO2排放量、煙（粉）塵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4個單一指標， 并運用熵值法計算出各地區環境規制強度。

（3）控制變量：參考已有研究，本文選取以下作為控制變量：人力資本（hcap），以教育年限法進行計算；對外開放（open），外商直接投資占 GDP比重；經濟水平（lnpgdp），地區人均GDP的對數；產業結構（indury），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

2.2 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擇中國30個省份（除西藏）從2009—2022年的數據，部分缺失數據使用插值法進行填補。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 和地方統計年鑒等。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2.3 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它是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的一般形式，相較傳統的面板模型，它考慮了變量的空間交互作用?？臻g杜賓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Yit是被解釋變量；Xit是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 表示被解釋變量的空間自相關系數；表示空間效應；vt表示時間效應；表示隨機誤差項；Wit是空間權重矩陣，本文選擇鄰近權重矩陣W1，即兩地區相鄰為1，否則為0；地理距離權重矩陣W2，其中W2=1/d2，d表示兩省間省會城市的距離；基于各省份之間經濟發展水平構建經濟距離權重矩陣W3。

3 實證分析

3.1 空間相關檢驗

空間相關檢驗是指觀測數據在整個研究區域內是否存在相互依賴性。目前常使用莫蘭指數（Morans I）來衡量空間相關性水平，Morans I的取值范圍是[-1，1]。計算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在三種權重矩陣下2009—2022年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全局莫蘭指數均大于零，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全國呈現的空間正向相關性。

3.2 全國層面實證分析

從表4結果可知，在三種空間權重矩陣下，政府科技投入系數分別為0.030、0.031、0.035，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政府科技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同時，環境規制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分別顯著為負和顯著為正，這說明環境規制對本地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先抑制后促進的“U”型影響。當環境規制強度較弱時，企業主要將精力放在污染治理上，這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降低了生產效率。因此，環境規制的“遵循成本效應”涵蓋了“創新補償效應”，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但隨著環境規制強度不斷提高，企業會將更多力量放在創新研發上，此時環境規制的“創新補償效應”彌補了“遵循成本效應”，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的交互項系數在三種權重矩陣下顯著為正，說明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的交互作用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起積極作用。在科技投入的推動下，環境規制拐點的到來更加提前，使企業面臨較弱的環境規制約束，也更容易傾向于自研技術或引進新技術，從而使環境規制的“創新補償效應”占據主導作用，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空間項回歸結果顯示，在三種空間權重矩陣下，政府科技投入的空間溢出效應估計系數均為正，但僅在鄰接矩陣和地理距離矩陣下顯著，說明政府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不但能促進本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而且對周邊地區具有促進作用。環境規制一次項和二次項的空間溢出效應系數分別為負和正，這說明環境規制對鄰近地區的高質量發展同樣具有先抑制后促進的作用。

3.3 空間效應分解

通過偏微分法將空間總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能更準確地反映政府科研投入和環境規制對省域內外的影響，詳細結果見表5。

表5報告了政府科技投入與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結果表明，在三種權重矩陣下，科技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顯著為正，進一步印證了科技投入增加對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其間接效應均為正，但僅在鄰接矩陣和地理距離矩陣下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政府科技投入主要在地理鄰近地區產生空間溢出效應，這些地區之間的要素流動更頻繁，知識溢出效應更顯著。從總效應來看，政府科研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正向影響。

環境規制的一次項和二次項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分別呈現顯著負向和正向，說明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U”型影響效應。間接效應不穩健，說明環境規制對周邊地區的溢出效應仍有待實現。但總效應上，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效果與直接效應是一致的。

4 結語

本文利用我國2009—2022年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面板數據，運用空間杜賓模型系統考察了政府科技投入和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1）政府科技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2）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出“U”型影響，即初期有一定抑制效應，隨后逐漸轉變為促進效應。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科技投入與環境規制的相互作用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了正向影響，說明在政府科技投入的作用下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由抑制轉為促進的拐點更加提前。（3）從空間效應來看，政府科技投入呈現出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且相鄰地區的溢出效應更為顯著；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也得到證實，但溢出效應并不顯著。

因此，地方政府要繼續加大財政科技投入，進一步激發科技創新活力，充分發揮了政府資金對市場主體的撬動作用。加大環境規制強度，走經濟和環境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同時也要配套實施科技投入與環境規制政策達到“雙贏”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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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明明，張杰.財政科技支出、數字經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基于省域面板數據實證檢驗[J].管理現代化，2023，43（4）：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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