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促進城市低碳發展嗎？

郭豐 任毅

［摘?要］?低碳試點城市作為探索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示范城市，在推動城市綠色低碳發展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為準自然實驗，基于中國2006—2019年221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利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這一結論經過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機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通過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降低了城市碳排放。異質性分析發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東部地區、非資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文章的研究結論為充分發揮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碳減排效應，進而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政策啟示和實踐參考。

［關鍵詞］低碳城市；碳排放；產業結構升級；綠色技術創新；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4）03-0026-12

一、引言

氣候變化問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巨大挑戰。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大量排放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嚴重威脅著人類健康和經濟發展［1］，并最終阻礙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碳排放國家，并且目前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對能源消費的需要還在不斷增加，面臨著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重挑戰，碳減排壓力巨大。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積極承擔減排責任，提出了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戰略目標。中國城市的直接碳排放量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70%以上［2］。為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推動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探索不同城市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有效模式和路徑，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中國積極開展了國家、地區和行業層面的碳減排實踐，比如實施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促進節能減排、引領和示范全國低碳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在2010年開展了第一批低碳城市試點，2012年和2017年又先后開展了第二批和第三批低碳城市試點，擴大溫室氣體減排的范圍和力度。

綠色低碳轉型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低碳城市試點建設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經濟社會綠色低碳發展的一項積極政策。隨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和深入推進，一個亟須回答的問題是，以政府為主導的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是否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如果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這其中的減碳作用機制包括哪些？厘清并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對于進一步擴大低碳城市試點建設、減少城市碳排放，助力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因此，本文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利用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

二、文獻綜述

首先，與本文研究緊密關聯的一支文獻是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效應評估的研究。構建低碳城市是發達國家常用的改善空氣質量、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WOLFF［3］、GEHRSITZ［4］評估了低碳區政策對德國空氣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該政策顯著降低了細顆粒物水平，改善了空氣質量。中國在2010年就開始實施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學者們對這一政策試點的效應展開了深入研究，從多個角度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經濟效應和環境效應。從經濟效應上看，較多學者評估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產業結構［5-6］、企業全要素生產率［7-8］、城市財富［9］、企業高質量發展［10］和企業就業［11］等的影響，這些研究肯定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正向促進作用。低碳城市試點建設必然伴隨著諸多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也會推出一系列綠色金融政策，這不僅促進了企業創新水平的提升［12］，還對綠色技術創新產生了正向的激勵作用［13-14］。從環境效應上看，一部分文獻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生態效率［15］、霧霾污染［16-17］、綠色全要素生產率［18-20］等的影響。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和環境規制等作用機制降低了城市霧霾污染，改善了空氣質量［16-17］。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通過技術創新不僅提高了城市生態效率［15］，還促進了城市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18］，這一試點政策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大城市和非資源城市的提升效應更大［20］。CHENG等［19］認為低碳城市建設促進了綠色TFP的增加，城市規模越大，集聚效應帶來的綠色TFP效應越高。

其次，與本文研究緊密關聯的另一支文獻是碳排放領域的研究。一方面，較多文獻研究了環境規制和環境政策對碳排放的影響［21-23］。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通過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降低了省份碳排放水平［21］，這一政策通過技術創新降低了高耗能企業的碳排放［22］。張艷等［23］評估了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結果發現該政策主要通過提高生活質量、優化技術選擇和提升財政扶持力度降低城市碳排放。而有的文獻研究卻表明，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未能顯著降低碳排放［24］?？梢?，已有文獻對環境規制政策能否有效減少碳排放，尚未形成一致結論。另一方面，還有較多學者考察了貿易開放度［25］、經濟結構調整［26］、產業結構升級［27］、綠色信貸［28］、城市電商化轉型［29］、數字基礎設施［30-31］、數字經濟［32-33］對碳排放的影響。近年來，部分學者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碳排放、碳排放效率的影響。低碳城市建設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城市經濟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少或停止對碳基燃料的依賴，實現能源利用轉型和經濟轉型，從而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34-35］。其中，兩篇文獻與本文最為相關，張華［36］、王勝今和朱潤酥［37］使用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低碳試點城市，研究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電力消費量、技術創新、環境保護投資是這一試點政策降低碳排放的主要作用渠道。

綜合上述文獻分析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針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效果和碳排放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多視角的分析和討論，然而，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局限性。第一，雖然已有文獻針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環境效應進行了較為豐富的檢驗，也有部分文獻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碳排放的影響，但現有文獻僅僅考察的是第一批和第二批低碳試點城市對碳排放的影響。鑒于此，本文利用全樣本數據對三批低碳試點城市的減碳效果進行全面評估。第二，政策影響的作用渠道缺乏進一步檢驗，現有關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碳排放的作用機制的研究

主要包括電力消費量、技術創新、環境保護投資等方向，盡管有部分文獻直接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和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但未能將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產業結構升級、綠色技術創新和碳排放納入同一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利用三批低碳試點城市名單，實證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碳排放的影響，并檢驗這一政策影響碳排放的產業結構升級和綠色技術創新作用機制。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從城市碳排放視角深入評估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效果。為全面認識這一政策的碳減排效應提供了科學依據，也為城市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思路，豐富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實施效果評估和碳排放領域的研究文獻。第二，從產業結構升級和綠色技術創新兩個角度，分析和驗證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機制，拓展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厘清低碳城市試點建設影響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機制，有利于總結低碳城市建設的成功經驗并加快推動城市綠色低碳發展。第三，探討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影響的異質性效應，從城市區位、城市類型和政府治理強度方面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碳排放影響的異質性效應，為政府部門有針對性地制定碳減排政策提供啟示。

三、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一）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

為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量，有效推動城市綠色低碳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在2010年開展了第一批低碳城市試點，在2012年和2017年又分別開展了第二批和第三批低碳城市試點。低碳城市會從強化環境規制、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綠色技術創新和發展低碳交通體系等方面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首先，合理的環境規制政策設計能夠有效降低碳排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是一種綜合性的環境規制政策，為完成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考核目標，地方政府必然會強化公眾參與型、市場激勵型和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的執行力度。低碳城市通過培育綠色低碳產業來改造傳統產業，也會通過碳排放稅、排污權交易市場、碳交易市場等方式來約束企業的碳排放行為，推動節能減排，優化行業資源配置效率，助力城市碳減排發展。其次，低碳試點城市在綠色金融政策、制度和人才激勵等方面享有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支持，試點城市會出臺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配套政策。這些政策能夠引導和激勵試點城市低碳綠色產業、生態環保產業和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進一步淘汰高污染和高碳企業，優化城市產業結構和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進而減少碳排放。最后，低碳城市會積極推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高清潔能源和新能源消費的占比，進而減少碳排放。同時，低碳城市還會加快低碳建筑、低碳交通體系建設，大力推廣新能源汽車的使用，積極發展公共交通，這都有利于減少碳排放。因此，本文提出假說1。

假說1：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

（二）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機制

第一，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降低城市碳排放。一方面，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首先，低碳城市試點建設的目標就是發展和培育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的低碳產業，通過實施相應的產業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引導試點城市產業向綠色低碳產業、新能源產業和節能環保產業發展，培育和壯大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6，18］。其次，低碳試點城市會推出一系列環境規制政策，在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目標約束下，污染型企業進入市場的各類成本會顯著增加，會使得高污染、高能耗行業進入企業數量的減少，這會加快低碳綠色產業的發展［5］。最后，企業面臨著高額的排污費、碳交易稅等，這會使得企業改變生產要素投入的組合，增加節能、低碳環保和清潔技術的投入。同時，低碳城市所倡導的低碳生活理念也會引導公眾綠色低碳消費習慣的形成，使得綠色消費需求逐漸增加，有助于綠色產業發展，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升級能夠降低城市碳排放。首先，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能夠使各階段產業部門間的資源配置更合理，能夠提升要素資源的利用效率，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有效降低能源消耗［5］，從而減少城市碳排放。其次，產業結構是調整污染的控制器，產業結構升級可以淘汰落后產能，降低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行業的比重，推動產業向高技術、高附加值方向轉變，加快低碳行業和清潔行業的發展，從而降低碳排放［27，32］。因此，本文提出假說2。

假說2：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

第二，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通過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降低城市碳排放。一方面，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首先，低碳試點城市在城市規劃方案中推出了一系列綠色金融改革創新政策，包括稅收減免、豐富的融資渠道、節能減碳發展專項資金、優惠貸款利率等政策。這些綠色金融創新改革政策通過發揮財政資金的配置功能，引導和鼓勵更多金融資源支持節能減排技術、環保技術等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發和應用，破解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發展資金短缺問題，從而緩解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融資約束，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13］。其次，各城市為提高自身的低碳發展能力，在低碳城市建設過程中也會重視人才積累，改善城市創新環境，強化對人力資本的支持。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才聚集給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提供了科技人才基礎，促進綠色新技術和新知識的流動，進一步提升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14］。最后，低碳城市會實施一系列環境規制政策，合理的環境規制政策設計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率和競爭力［38］，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發展。另一方面，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綠色技術創新是解決碳排放等環境污染問題的有效手段［39-41］。首先，綠色技術創新廣泛應用于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能夠推動企業清潔生產，助力企業向低碳發展轉型，實現生產端的節能減排。其次，綠色技術創新發展給二氧化碳的捕集、利用和封存技術提供了技術支撐，有利于污染防治和治理水平的提高，催生出綠色技術紅利效應和溢出效應等［26］，從而降低碳排放。綠色技術創新在能源領域的應用可以推動光伏、風電、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這可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41］。因此，本文提出假說3。

假說3：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發展，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

四、實證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將2010年開始的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使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將獲批低碳試點的城市作為處理組，未獲批低碳試點的城市為對照組。為了科學評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借鑒楊上廣和郭豐［42］、郭豐等［43］的研究，構建的漸進雙重差分模型如下：

Tceit=α0+β1Treati×Afterit+γControlit+θi

+λt+μtp+εit（1）

式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被解釋變量Tce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碳排放量。Treati×Afterit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參數β1衡量的是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量的凈影響。Controlit表示影響城市碳排放量的一系列控制變量。α0為常數項，εit為隨機擾動項。θi為城市固定效應，λt為年份固定效應，μtp為省份-年份固定效應。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碳排放量（Tceit）。借鑒吳建新和郭智勇［44］、張華［36］、郭豐等［41］的研究，城市碳排放的來源包括城市電能、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和熱能消耗產生的碳排放，根據相應的碳排放系數折算出這四類能源消耗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最后加總這四類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從而得到城市的碳排放總量。詳細的計算方法參見吳建新和郭智勇［44］的研究，對城市碳排放總量采取對數化處理。

2.核心解釋變量

低碳城市試點政策（Treati×Afterit）。本文將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構造了城市類型虛擬變量與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Treati×Afterit衡量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量的凈影響。Treati用于識別低碳試點城市，將低碳試點城市的Treati設置為1，非低碳試點城市的Treati設置為0。Afterit用于識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實施的時間，若城市i在t年及其之后實施低碳城市試點，則Afterit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3.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其他潛在相關變量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參考別奧等［29］、張華［36］、郭豐等［41］的相關研究，本文選取了以下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Pgdp），用城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值來刻畫。工業化程度（Indus），采用第二產業產值的對數值表示。金融發展水平（Finance），利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人口密度（Density），用單位行政區域面積人口數的對數值衡量?？萍贾С觯═ech），以財政科技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衡量。環境規制（Enru），使用地級市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煙（粉）塵排放量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數據，借助客觀賦權的熵值法計算得到城市層面的環境規制綜合指標。人力資本水平（Huca），用普通高等學校人數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來刻畫。外商直接投資（Fdi），用城市實際使用外商投資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

（三）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6—2019年中國221個城市為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城市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據來源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下的GPRD數據庫，其余數據來源于2007—2020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和各城市統計年鑒。剔除數據缺失嚴重和不連續的城市樣本，最終整理得到221個城市的3?094個觀測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匯報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量影響效應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是沒有控制省份-年份固定效應和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第（3）列是控制了年份、城市和省份-年份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第（2）列和第（4）列分別是在第（1）列和第（3）列的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由表2第（1）～（4）列的回歸結果可知，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由此可知，本文假說1成立。由第（4）列交互項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可知，與非低碳試點城市相比，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使得低碳試點城市的碳排放量平均降低約12.10%。在雙碳背景下，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績，這一試點政策的碳減排效應明顯。隨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和推進，不僅優化了城市產業結構，還推動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量。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在基準回歸分析中，本文識別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因果效應，但雙重差分方法有效性的前提假設是碳排放的變化應滿足平行趨勢假設［14］，即如果沒有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處理組和對照組碳排放應該具有相同的變化趨勢。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進行平行趨勢檢驗，構建的模型如下：

Tceit=α0+∑9n=-11，n≠-1ρnLcpcin+γControlit+θi+λt+μtp+εit（2）

式中，Lcpcin表示在獲批低碳試點城市的第n年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11≤n≤9，n≠-1。其余各變量的符號含義與公式（1）保持一致。本文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實施前的第1期為基準期，主要關注系數ρ的情況，它表示在n年處理組和對照組城市之間碳排放的差異。圖1匯報了低碳試點城市和非試點城市碳排放的平行趨勢檢驗圖，結果顯示，在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實施之前，參數ρ的估計系數在0值附近波動，且在95%的置信區間上不顯著，表明處理組和對照組碳排放的變化趨勢在低碳城市試點前不存在顯著差異，即處理組和對照組碳排放的變化趨勢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從政策的動態效應上看，參數ρ的估計值在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后的當期就開始顯著為負，且參數ρ估計值的絕對值越來越大，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碳減排效應的逐年遞增和持續存在。

圖1?平行趨勢檢驗

2.安慰劑檢驗

為了排除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碳減排效應受到其他非觀測遺漏變量、隨機因素的干擾，借鑒楊上廣和郭豐［42］、郭豐等［45］的研究，通過隨機化處理組和對照組的方式進行安慰劑檢驗。保持低碳城市試點的時間不變，如果在t年有n個城市獲批為低碳試點城市，那么，從當年隨機抽取n個城市作為新的處理組，其余的城市為對照組。按照表2第（4）列進行回歸，為了提高安慰劑檢驗的可識別能力，將上述過程重復1?000次，得到因變量為碳排放的1?000個估計系數。圖2匯報了交乘項Treati×Afterit估計系數的概率密度分布圖?？梢园l現，交乘項Treati×Afterit估計系數分布在0附近，1?000次估計系數的均值為0.001，估計系數的均值遠大于表2第（4）列估計的-0.121，隨機設立的低碳試點城市沒有政策效應，這表明本文的結果未受到遺漏變量和隨機因素的干擾?；鶞驶貧w分析的碳減排效應的確是由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帶來的結果，進一步佐證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圖2?安慰劑檢驗

3.PSMDID

為了確?；鶞驶貧w結果的穩健性，使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PSMDID）來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政策效果。利用前文的控制變量作為匹配的協變量，通過Logit模型測算出每個樣本對應的傾向得分，再分別使用k近鄰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線性回歸匹配方法給低碳試點城市的樣本匹配對照組，進而緩解樣本選擇偏誤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k近鄰匹配中k取值為4，卡尺匹配的半徑為0.01。對處理組進行逐年匹配，匹配后處理組和對照組樣本的均值不存在顯著差異?；赑SM方法后得到的樣本，利用雙重差分模型重新進行估計，表3第（1）～（4）列分別匯報了k近鄰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線性回歸匹配后的回歸結果?；貧w結果顯示，變量Treati×Afterit的系數均顯著為負，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確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采用不同匹配方法的雙重差分估計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進一步驗證了本文核心結論的穩健性。

4.替換被解釋變量

計算城市人均碳排放（Ptce）和碳排放強度（Tced），以此來重新刻畫城市碳排放水平，檢驗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碳排放強度由城市碳排放量與城市GDP的比值來衡量。被解釋變量為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強度的估計結果分別見表3第（5）列和第（6）列，可知，Treati×Afterit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也顯著降低了城市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強度。在替換被解釋變量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碳減排效應顯著，證實了本文核心結論的穩健性。

5.政策滯后效應

由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存在一個過程，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到影響城市產業結構低碳轉型、綠色技術創新發展和低碳交通發展等需要一段時間，這其中可能存在政策的滯后效應。因此，將城市碳排放前置一期和前置兩期，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影響的滯后效應，滯后效應結果如表4第（1）列和第（2）列所示。在表4第（1）列和第（2）列中，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考慮可能存在的政策滯后效應之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仍然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本文的核心結論依然穩健。

6.其他穩健性檢驗

第一，剔除高行政等級城市。高行政等級城市享有的優惠政策、擁有的資源、政府的支持力度與普通地級市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剔除直轄市、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樣本，以此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剔除直轄市樣本進行回歸估計，剔除直轄市的結果如表4第（3）列所示。其次，在剔除直轄市的基礎上進一步剔除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僅保留普通地級市樣本進行回歸估計，普通地級市樣本的估計結果見表4第（4）列?？芍?，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第二，控制變量縮尾。為排除控制變量異常值對實證結果的干擾，本文對控制變量進行雙邊的1%縮尾處理?？刂谱兞靠s尾的估計結果見表4第（5）列，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第三，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擾。在推行低碳城市試點建設過程中，國家還實施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創新型城市試點政策，為了排除這兩項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將這兩類政策的虛擬變量加入式（1）重新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4第（6）列，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無論是剔除高行政等級城市、控制變量縮尾，還是排除其他政策干擾，均證實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本文的核心結論依然是穩健的。

六、機制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可以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兩種作用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下文重點檢驗這兩個作用機制是否存在。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Mediatorit=α0+β1Treati×Afterit+γControlit

+θi+λt+μtp+εit（3）

Tceit=α0+β1Treati×Afterit+β2Mediatorit

+γControlit+θi+λt+μtp+εit（4）

式中，Mediator為中介變量，本文選取的中介機制變量包括產業結構升級和綠色技術創新兩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Insad），借鑒王華星和石大千［17］的研究，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值來衡量。綠色技術創新（Grepat），借鑒郭豐等［41］、楊上廣和郭豐［42］的研究，用城市綠色發明專利申請數來衡量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一）產業結構升級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產業結構升級可能是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機制。為檢驗產業結構升級作用機制，本文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5第（1）列和第（2）列所示。第（1）列的被解釋變量為產業結構升級，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促進了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低碳城市試點建設培育和壯大了綠色低碳產業、新能源產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強制性的低碳環境規制政策抑制了污染性行業的發展，企業調整生產要素投入的組合，增加了低碳環保和清潔技術的投入，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第（2）列的被解釋變量為碳排放，Treati×Afterit和Insad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產業結構升級對城市碳排放產生了部分中介效應，產業結構升級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升級能夠提升要素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還能夠淘汰落后產能，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比重，推動產業向高技術、高附加值和低污染方向轉變，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由此可知，本文假說2成立。

（二）綠色技術創新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綠色技術創新可能是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機制。為檢驗綠色技術創新作用機制，本文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5第（3）列和第（4）列所示。第（3）列的被解釋變量為綠色技術創新，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低碳城市試點建設推出一系列綠色金融改革創新政策，緩解了企業綠色創新發展的融資約束問題，進一步強化了對人力資本的支持，加快了綠色研發創新人才向城市的集聚，從而對試點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產生正向的促進作用。第（4）列的被解釋變量為碳排放，Treati×Afterit和Grepat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綠色技術創新對城市碳排放產生了部分中介效應，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綠色技術創新是解決碳排放等環境污染問題的有效手段［39-41］，綠色技術創新的廣泛應用，可以推動光伏、風電、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還有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實現節能減排，助推企業清潔生產和環境污染的末端治理，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由此可知，本文假說3成立。

七、異質性分析

（一）區位異質性

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和產業結構存在較大差異，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不同區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可能存在異質性特征。將本文的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城市三類，進一步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碳減排效應的區位異質性。表6第（1）列和第（2）列匯報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東部地區碳排放影響的估計結果，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東部地區的碳排放。表6第（3）列和第（4）列匯報了中部地區的估計結果，表6第（5）列和第（6）列匯報了西部地區的估計結果，由第（3）～（6）列的估計結果可知，Treati×Afterit的估計系數均為負且不顯著，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未能有效降低中西部地區的碳排放。一方面，東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更加完善，產業結構多樣化，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用于污染治理的財政投入較多，發揮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在東部地區的碳減排效應。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是東部地區高污染、高排放和高能耗企業的轉移承接地，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向綠色低碳轉型發展較慢。同時，中西部地區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導致創新環境較差，未能很好地吸引高技術人才向這些城市集聚，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發展，使得中西部地區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相對較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未能在中西部地區發揮出顯著的碳減排效應。

（二）城市類型異質性

資源型城市的發展依賴礦產資源產業，多以高污染、高耗能的資源型產業為主，資源稟賦、資源利用程度等與非資源型城市存在差異。那么，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是否有效降低了資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因此，將本文的樣本劃分為資源型城市和非資源型城市兩類，進一步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不同城市類型碳排放影響的差異性。表7第（1）列和第（2）列匯報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非資源型城市碳排放影響的估計結果，Treati×Afterit系數的估計值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非資源型城市的碳排放。表7第（3）列和第（4）列匯報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資源型城市碳排放影響的估計結果，Treati×Afterit系數的估計值為正且不顯著，說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未能有效降低資源型城市的碳排放。這一結果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資源型城市化石能源消費占比大，城市發展長期依賴煤炭、石油等自然資源，能源消費結構單一。同時，資源型城市產業層次落后，產業結構轉型發展困難，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源型城市的低碳轉型發展。另一方面，資源型城市人才匱乏，財政資金投入不足，導致技術創新發展滯后，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水平較低，對資源的利用效率較低，導致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未能顯著降低資源型城市的碳排放。

（三）政府治理強度異質性

各地政府在環保意識、重視程度、環境治理政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導致不同城市對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產生差異性的反應。進一步考察政府治理強度的異質性，借鑒陳詩一和陳登科［46］研究的做法，收集地級市2006—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政府工作報告文本進行分詞處理，統計環境相關詞匯出現的頻次，環境相關的詞匯包括污染、減排、排污、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空氣、能耗、綠色、低碳、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2.5、PM10等，計算環境相關詞匯數占政府工作報告全文詞頻總數的比重來作為政府治理強度的代理變量。根據各年份的中位數將樣本劃分為高政府治理城市和低政府治理城市兩個子樣本，檢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不同政府治理強度城市碳排放影響的差異性。表8第（1）列和第（2）列匯報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高政府治理城市碳排放影響的估計結果，Treati×Afterit系數的估計值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表8第（3）列和第（4）列匯報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低政府治理城市碳排放影響的估計結果，Treati×Afterit系數的估計值為正但不顯著，說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未能有效降低低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

這一結果表明，地方政府對環境問題越重視，不斷強化政府治理能夠降低城市碳排放，政府治理在低碳城市試點建設、城市碳減排和低碳轉型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不僅要在生產端強化源頭防治，也需要強化政府對環境污染的末端治理。

八、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深入分析有利于激發城市綠色技術創新、降低城市碳排放的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加快城市綠色低碳發展及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為準自然實驗，基于中國2006—2019年221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利用漸進雙重差分模型系統考察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第一，相比于非低碳試點城市，低碳城市試點政策使得試點城市的碳排放量平均降低約12.10%，低碳城市試點政策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這一結論經過平行趨勢檢驗、安慰劑檢驗、傾向得分匹配方法、替換被解釋變量、剔除高行政等級樣本等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本文的核心結論為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減碳效應提供了經驗證據，低碳城市試點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有助于推動城市低碳發展。第二，機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有利于推動城市低碳產業發展，助力城市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還有利于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發展，這一試點政策通過這兩個作用渠道顯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從而賦能城市低碳轉型發展。第三，異質性分析發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差異與城市的區位、城市類型、政府治理水平有關，即在東部地區、非資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組別中，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的抑制效應更加顯著。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繼續深挖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碳減排效應的作用機制，從而得到更加豐富的政策建議。同時，還可以將研究從宏觀領域拓展到微觀領域，比如考察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企業ESG、企業碳排放的影響，以期為低碳城市試點建設的成效提供更多的微觀證據。

（二）政策建議

第一，擴大低碳城市試點范圍，加強低碳發展政策中減排制度的設計與安排，推動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碳減排效應的充分發揮。本文研究發現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能夠顯著降低城市碳排放。首先，總結低碳城市試點建設經驗，提煉試點城市的成功經驗，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擴大低碳城市試點范圍，深化城市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作出貢獻。其次，強化中西部地區、資源型城市中低碳試點城市建設，發揮出低碳城市試點建設的碳減排效應。中西部地區和資源型城市應優化城市低碳發展政策，嚴格執行城市推出的環境政策和低碳發展政策。堅持因地制宜，探索出符合中西部地區和資源型城市自身特點的低碳城市發展模式和有效路徑，從而發揮出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中西部地區和資源型城市的碳減排效應。最后，提高政府的環保意識和對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視程度，強化政府對環境污染的治理，進一步降低城市碳排放。

第二，加快新能源等清潔產業的發展，推動第二產業綠色低碳轉型，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首先，統籌協調低碳城市政策和其他產業政策工具，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引導城市產業向綠色低碳發展轉型，大力發展高端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能源產業，降低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其次，大力宣傳綠色消費觀念，推動公眾低碳生活理念的形成，倒逼企業進行綠色生產，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最后，適時調整排污費、碳排放稅等政策，促使企業改變生產要素投入結構，同時借助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園和自主創新示范區等載體實現企業向高附加值和低碳環保方向發展，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從而推動企業節能減排發展。

第三，重視人力資本建設，完善綠色信貸政策體系，為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提供人才和資金支持，從而降低城市碳排放。綠色技術創新在城市碳減排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首先，制定優惠政策吸引人才向城市集聚，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高校應開設雙碳相關專業，培育“雙碳”人才，加強碳封存、碳捕集、碳利用領域的人才培養，為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和碳減排發展提供相應的人才支持。其次，加大財政資金支持力度，設立碳達峰、碳中和專項資金，統籌生態環保、節能降碳等財政資金，加大對綠色產業和綠色技術的投融資支持力度。同時，完善綠色信貸政策支持體系，加大綠色金融支持力度，探索開發生態貸款、綠色證券等金融產品，提高綠色貸款占比，積極支持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提升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從而賦能城市碳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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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Lowcarbon?City?Pilot?Policy?Promote?Urban?Lowcarbon?Development？

Guo?Feng，?Ren?Yi

（Research?Center?for?Economy?of?Upp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Chongqi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Chongqing?400067，?China）

Abstract：??As?demonstration?cities?for?exploring?green?development?and?lowcarbon?transformation，lowcarbon?pilot?cities?play?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urban?green?and?lowcarbon?development?and?achieving?carbon?peak?and?carbon?neutrality?goals.?Take?the?lowcarbon?city?pilot?policy?as?the?quasinatural?experiment，?based?on?the?panel?data?of?221?cities?in?China?from?2006?to?2019，?this?paper?investigates?the?impact?of?lowcarbon?city?pilot?policy?on?urban?carbon?emissions?using?the?progressive?double?difference?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lowcarbon?city?pilot?policy?significantly?reduces?urban?carbon?emissions，?and?this?conclusion?is?still?valid?after?the?robustness?test?of?parallel?trend?test，?placebo?test，?and?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The?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the?lowcarbon?city?pilot?policy?reduces?urban?carbon?emissions?by?promoting?the?upgrading?of?urban?industrial?structure?and?improving?the?level?of?urban?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Heterogeneity?analysis?found?that?the?lowcarbon?city?pilot?policy?significantly?reduces?carbon?emissions?in?the?eastern?region，?nonresourcebased?cities?and?high?government?governance?cities.?The?research?conclusions?of?this?paper?provide?policy?enlightenment?and?practical?reference?for?giving?full?play?to?the?carbon?emission?reduction?effect?of?lowcarbon?city?pilot?policy?and?helping?to?achieve?the?goal?of?carbon?neutrality?and?carbon?peak.

Key?words：lowcarbon?cities;?carbon?emission;?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double?difference?model

（責任編輯：張夢楠）